……为了迷惑敌人，我们所跟随的一纵队故意和小股地方部队换了路标番号，引诱敌人74师一直追踪到了孟良崮上，这个国民党的王牌部队直到被我军团团包围才发现自己上当，要想突围则为时已晚。孟良崮上天昏地暗，密集的枪炮声犹如狂风呼啸，忽忽作响。这时，也许是天意如此，天下起了雨，致使敌人飞机不能及时起飞赶来增援，直到74师被我军全部歼灭，雨过天晴，姗姗来迟的敌机只好无奈地在天空盘旋几圈，寻找目标扔下几颗炸弹……。
孟良崮战役胜利后，……经过半个多月的休整，敌我双方的军事行动又开始了。上级命令我和金泽民两人把96名伤病员护送到30里外的野战医院去。由于敌机轰炸，我们白天不能行走，只好隐蔽休息，到了夜晚，我们便开始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由于伤病员行动缓慢，加上山路难行，队伍走了一夜才赶了20多里地。天亮时，伤病员们又累又饿，疲惫不堪，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户山民，家中只有一口锅，连煮了几锅饭，才让大家每人吃上了一碗饭。饭后，我们打听到野战医院住址，队伍开始出发，当爬上最后一个山头，只见野战医院火光冲天。老乡们告诉我们：‘后半夜敌人包围了医院，杀害了许多伤病员，部分医务人员被俘，有一部分人冲出去了。’听到这消息，我暗自庆幸，多亏山路难行，我们迟到几小时，否则我和这96名伤病员也会遭围遇难。
找不到野战医院了，这96名伤病员如何安置？我和金泽民同志经过商量，决定按照地图继续向北走，追赶野战医院余部。白天，敌人飞机频繁地轰炸和扫射。听到了敌机的轰鸣，我们赶紧隐蔽到一棵大树下面，眼见到山上的羊群遭到了一阵猛烈地轰炸和扫射，敌机飞走后我们又继续前进。就这样走走停停，直到第二天午后，我们才到了一个村庄，伤病员们早已累得走不动了，我们只好在村里找了几间房子，在地上铺些干草让伤病员们休息。由于过度疲劳，大家一倒下就睡着了。半夜有人叫醒了我们，原来是我军九纵队的侦察员，发现我们竟然在敌人的包围圈中睡觉，暗暗吃了一惊，他告诉我们，前面山上就有敌人的岗哨，必须赶快突出去。我立即带领伤病员们连夜出发，到了这天上午，大雾弥漫，我们在山沟里行走，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终于从敌人眼皮底下逃了出来。半路上，干粮吃完了，幸好这里是老根据地，敌人进攻时群众已坚壁清野，把粮食都藏了起来。我们找到一个村干部，他立即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地窖，让我们每个人都装了一些小米。
我们继续前进，仍然是夜行晓宿。17天后，我们终于在黄河岸边找到了野战医院。可是，医院政委告诉我们：‘主力部队已转为外线作战，你们不要跟着部队走了。命令你们把伤病员全部安全地护送回胶东根据地，并且必须在7天内越过胶济铁路，否则就过不去了。’
接到新的命令，我和金泽民不敢停留，立即带领伤病员们回头向东行进。如若继续夜行晓宿，7天时间很难越过胶济铁路，因此必须日夜兼程。白天行军要防止敌人飞机发现，我们把队伍化整为零，拉开距离，以减小目标，金泽民在前面领头开路，我在队伍最后断后，有两个病势较重的同志行走很慢，只好扎了两个简易担架，由我和几个轻伤员轮流抬着他们，但因为吃不饱饭，行军速度仍嫌不快。正在为此着急时，迎面跑来了4匹马，原来是我们担架团派往胶东买马的两个同志回来了。我们通报了敌情，决定要他们俩和我们一起返回胶东。有了这四匹马，把重伤病员扶到马背上，这样以来速度明显加快，第6天我们赶到了胶济铁路线附近的诸城境内。
连续行军23天，大家非常疲劳，很想休息一夜。我和金泽民同志一起分析研究后认为，还是夜间越过铁路比较安全。于是我先把大家集合起来进行了动员，强调了必须继续行军的理由，然后让大家吃饱饭，最后又把96个伤病员分成6组。为了迷惑敌人，每组号称一个营，按我的命令依次穿过铁路。过铁路时我高喊着：‘一营前进！’‘二营跟上！’‘三营……’，既有人声，又有马蹄声。敌人不知虚实，不敢靠近我们，只是在远处的玉米地里向我们打冷枪。结果，96名伤病员全部安全越过了铁路。又走了大约20里路，天已将亮，这里已经是解放区，属于胶东行署管辖，我们这才可以放心地休息了。经过24天的突围和连续行军，行程千里，96个伤病员一个不缺地被送到了胶东根据地，我们终于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这时我才发现，我的头发正在大把大把地脱落。”
其后，据《曲衍海学术自传》记述：“随着战争形式的不断好转，我在沂蒙山区工作不到一年，就回到了乳山县，任乳山县支前指挥部政治处副主任。至1949年10月又回到原来乳山县政府卫生科科长岗位。……1948年，春荒严重，疾病流行，不但药物缺乏，老百姓也无钱治病。这使全县的针灸大夫们有了用武之地，对解决当时困难发挥了重大作用。从此，我便喜爱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针灸学。面对当时的困难情况，我作为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主要领导，除了推行中医方药疗法外，积极提倡使用针灸疗法。在敌人对解放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要让更多的人使用针灸治疗疾病，一是缺乏针具（主要是毫针），二是缺乏针灸书籍。为了克服困难，只有从我做起。我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做了相应安排：一、白天为响应上级‘减轻群众负担，自磨自食’的号召，我承担了卫生科全科同志分担的粮食自磨任务，利用推磨时间阅读针灸书籍和背诵针灸歌诀，一年下来，基本上掌握了针灸要领；二、我利用夜晚时间整理摘录有关针灸书籍，编辑成册，以乳山县医院的名义用石印出版，名为《针灸学》，供全县医生学习针灸使用。三、研究自制毫针，经半年时间终于研究成功，一年时间制造了5000多支毫针，基本解决了全县的用针问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当时中央卫生部长贺诚等的卫生工作思想影响，要求各县医院‘正规化’，竟要把在医院从医多年的中医赶出医院去，并取消中医药设备。面对当时缺医少药的状况和老百姓对中医中药的迫切需要，为了落实上级指示精神，我只好把一个县医院分成了两个医院，一个是没有中医中药的医院，作为正规医院编制，供上级汇报和备案；另一个是由纯中医中药人员组成的中医院，专对群众应诊，以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这样一来，虽然群众满意了，我却又遭到了一部分歧视中医的人“抗上”的指责。”
“1951年冬天，我被调到文登专区肺病疗养所任所长。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肺结核病不会痊愈，只有疗养等死。所以全专区各医院从抗战时期，经过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初期所收治的所有肺结核病人，没有一个出院的。因此各医院都把肺结核病人集中到了这个疗养所，准备无限期地疗养。我到任后，从中医临床的角度对肺结核病人不能痊愈出院的说法提出了异议。后来经过临床论证和对病人详细复查，认为许多病人经过长期治疗和休养，病灶已经完全控制，已没有传染性。经过反复争论，并取得了当时党委的同意，安排了两批病员出院……。”
“在此期间，我利用业余时间培养了两名中医针灸大夫，一名是当时县卫生所的李少川大夫（后来我把他介绍到省中医院工作及省中医学院任教）；另一名是联合诊所的解霖源大夫。学习方法是：他俩人从周六晚上到周日提出自学针灸的疑难问题，由我一一解答，与此同时由我带领他们进行临床实践……”。
遵照省卫生厅有关加强对地方中医者的培训工作指示，“1953年，组织调我到文登专区中医进修班任主任工作。当时，因我主张中医进修应以提高中医基本理论水平为主，而遭到了中心院长的严厉批评，他（因当时歧视中医的错误倾向影响）力主应该通过中医进修学习，把中医逐步蜕化成西医，故而他干脆自己兼任了中医进修班主任，而我只得暂回卫生科工作。1953届文登专区中医进修班，因强迫中医蜕化为西医的办学思想，引起了中医学员的强烈不满，以致闹起学潮，告发到地委。后经地委派陈育鸣先生调解，草草结业。1954年文登专区地委重新批准了我起草的‘中医进修班计划’，同时在卫生科长刘玉太同志支持下，我重新担任了进修班主任工作……并聘请王吉甫、宋洛川二位大夫作为中医师资。有了地委的领导和支持，这一届中医进修班任务圆满完成，顺利结业。”
“1954年秋，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判了贺诚和王斌所推行的错误路线，人民日报不断发表有关贯彻中医政策的社论。各级政府都先后召开了中医代表大会，让中医发表意见，重新落实中医政策，动员中医重新进入正规医院，并明确规定了中医学的教育内容，以四大经典著作（内经、伤寒、金匮、本草经）为基础课本。从此我也真正明确了中医教育的正确方向。山东省卫生厅中医处成立后，赵子云副处长视察了各地区的中医药工作后，特别肯定了文登专区中医进修班的工作，认为文登地区的中医进修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并指示我选拔动员一批优秀的中医进修学员到省城，参加成立省中医院。于是我向省厅中医处提供了一份优秀学员名单，赵处长回到省厅不久，根据名单将一批优秀学员调到了省中医院工作。其中有宋洛川、宫陆泉、李少川、孙宏谋、于敬轩等，后来调去的还有陈育鸣的学生孙铭之、姜德津以及文登专区的中医干部梁富堂，莱阳县卫生院长于抱一。后两位同志留在了中医处工作。”
1955年5月曲衍海先生调任山东省卫生厅中医委员会干事，负责山东省中医教育；1957年2月至1958年10月任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其后于“整风补课”运动遭受冤假错案，从此弃政从医。自1958年10月至1962年7月先后在山东中医学院、山东中药学校任教。1962年7月赴山东省中医药学校工作。这段历史《曲衍海学术自传》曾这样记述：
“1955年春，我被调到省卫生厅中医处，分管中医进修教育工作，负责制订‘山东省中医进修计划’。……中医处指示我起草的‘山东省中医师资进修计划’，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虽然几经讨论、修改，但省厅办公会迟迟没有批准执行。原因是说：‘山东省中医缺乏讲授人才’，因为‘连省中医院所树立的有名望的高级中医大夫都不会讲课，别的中医就更不行了’。当时中医处的同志们对此表示了异议，就集体对省内的高级中医大夫的专业水平和能力一一组织了研究评议（不想这次研究评议工作竟成了1958年整风补课的检查内容），最后，中医处全体同志取得了一致意见，由付炳翰处长向省委作了汇报。意见的主要内容是：‘目前山东省中医人员中，大致可分为理论家和临床家，临床经验丰富的不一定有讲授能力；中医理论水平很高的，不一定临床经验也很丰富。所以要因才使用。’结果却受到了某领导的严厉训斥。实践证明，中医处的意见基本是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
我决定不再在制订计划上下功夫，为了发现有讲课能力的中医药人才，我积极组织中医学术讲座，并首先应省结核病防治所的邀请，在山东省医学会作了‘我对瘰疬病的认识和治疗体会’为题的全省第一次中医学术讲座，目的是能够抛砖引玉，从而触发中医学术交流热情。讲座当时虽得到了部分西医大夫的高度评价，但在中医队伍中仍是无人响应。到1956年我联络了李乐园、宋洛川等中医大夫成立了‘内经讲授小组’，组织了西医学习中医业余班。
为了中医进修教育准备师资力量，我向省厅提名调用了昌维专区卫生局长林竹亭同志主持成立山东省中医研究班，并建议动员全省各地名医学习和研究中医四大经典著作。通过这一措施，确实培养和发掘出了不少中医学讲授人才，为1957年中医进修学校组织师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7年1月，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正式开学，李光弟和林竹亭任正负校长，我任教务主任，宋洛川任副主任。当时由我担负针灸讲义的编写工作，李少川和钟岳崎担任针灸课教师，我也代讲针灸课。在此期间，我通过亲自编写针灸教材，翻阅大量资料，并接触和拜访了全省许多名医，使我学到了不少的新知识。尤其是崔新斋大夫，他的应用经典理论指导临床治疗的能力十分令人佩服，他的热情帮助使我受益匪浅。
在上级党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这一年，我们的确取得了山东中医教育史上的伟大成绩，为全省培养了大批中医教学人才，给山东中医学院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师资基础。
1958年春，我和林竹亭校长等人赴南京中医进修学校取经，目的是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通过参观学习，大家觉得大开眼界，认为主要应先从提高讲义编写质量着手，并提出：第一、先选拔水平较高的学员组织起讲义编写的核心小组；第二、发动全体学员共同讨论讲义编写初稿；第三、组织全体学员边学习边讨论，发挥集体才智，创作一套高水平的教材。谁知这一计划刚刚启动，我就被调到山东省中医院‘整风补课’。我的问题：一是1957年整风反右时，省中医院所划分的那些中医右派分子，多数是我提名调来的，说明我与右派关系密切。二是我1956年前在卫生厅中医处工作时，对省中医院的领导中医水平是怎样评论的，并把我在省卫生厅中医处开会研究中医师资培训时的讨论发言当作罪恶事实。因而被扣了‘阶级异己分子’帽子，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三级处分。从此我遂弃政从医，到山东中医学院担任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