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农历四月，我与邵大爷（德孚）的女儿邵瑞兰，由尹平符带领来到山东人民抗日游击四支队六大队驻地袁家城子，正式成为抗日队伍的一名女战士。有些同志问我：当时，你是怎么毅然决然地要去当兵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说来很简单，因为国难当头，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反侵略的主要手段是武装斗争．若回答我参军的一些具体原因，话就长了。
我生于一九一九年。我成长的年代，正是国内政治腐败，国外帝国主义疯狂对我国侵略的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无产阶级革命进入新时期的年代。当我八岁进沂水女子小学读书时，接触的是几位受新思想熏陶的老师：一位是牟馨斋（共产党员鞠百实的爱人），一位是王玉容（共产党员邵德孚的爱人）、一位是刘瑞徵（刘浩）。她们爱读新书新报，思想活跃，连穿着也与时代的进步合拍。我年龄虽小，在女小上学的时间也不长，却受到她们不小的影响。我在溥霖小学上高小时，有位孟宜之老师讲课很生动，对学生有吸引力，特别是他讲读的一些反封建内容的诗歌，使我感到新鲜，受到启发。当时有条古训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两厢”，但我还是偷偷地看了。还有位教地理和数学的于耀如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把当时我国二十四个行省的风俗民情、山川物产讲得如亲临其境。在讲东三省时他说；我国的版图不全了，二十四省有三个省让日本人侵占了。老师的话点燃了我们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怒火。另外是尹平符大哥不断地借给我《新生活》等进步书刊，读后心中萌发了向往自由、民主、反封建的思想。
再说家庭原因。我听我爹说他一九二九年经鞠百实大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失掉了关系，一九三一年重新入党。那时他在沂水城西门里开了一个宜宾客栈，客栈实际是中共沂水县委的交通站。乡间党组织的人来城向县委请示工作，上级党组织的人来巡视指导，都由我爹掩护安排。 我爹在“家礼”， 城内外的师兄， 师弟、师傅、徒弟很多，同时他与县公安局、警备队的许多人关系也很好，所以我爹负责接待的人从没出问题．党组织的一些文件也藏在我家里。有一次见我爹和一个叔叔把一个坛子埋在窗外榆树下，我刚要凑上去看看里面藏的是什么，爹就很威严地对我说。 “去门口看着点。”过后，我在桌上发现了一本书，书名不记得了，只记得是马克思的著作。一九三三年春天，来往于我家的人就更多了。这时，有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有一天，我爹对我说，要杀人了，你去看看吧。我随着人群出了城西门，在西门外，看到了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枪毙的一些人的尸体。回到家我把陈尸荒郊的情况对爹说了，爹表情沉重，没说什么。过后，县委交代我父亲设法将被害人的遗体掩埋了。父亲一出面，我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或志士仁人了。他们是为什么被害的？这年五月，我爹和邵大爷他们也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逮捕。我爹被捕后押在沂水县看守所时，仍与狱外的同志保持着联系。竹篮村有位叫吴文泉的人常到我家去，差不多是每隔一星期左右就去一趟。他到我家后就进爹爹住的屋，他临走总要问我一句： “去看大叔了吗?”我到看守所送饭，送东西，爹也每每问我： “你吴大哥去过了吗?”我不知道问话的含义，只是给他们传传。但我知道吴大哥同村有个葛德孚是位党员，我爹被捕前常到我家去．这位吴大哥是否与他有联系，受他的指示，在从事什么活动呢？总之，通过我父亲和在家庭里耳闻目睹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一九三六年底，我在老师、同学、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读完师范讲习所二年的课程就要毕业了。可国民党沂水县教育当局又将我们这一期改为中学，要延长一年才毕业，我们的学习地点也由县衙门附近的考棚迁到了南会馆．这时，社会上混乱动荡，学校里也乌烟瘴气，国民党乘机在青年学生中组织什么“学行社”。“学行社’，的活动是背着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爹是因为共产党被捕的．学校叫他们一搅，课是不能上了，我便怀着苦闷的心情回了家。
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在沂水，一区乡农学校校长、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很有声望的李贯一发起成立了沂水县抗敌后援会，我便参加了该抗日救亡组织的工作．我的老师和同学如刘立瑾、毛彩琴、孙淑清、刘淑琴等参与了该会的工作。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在集市、街头宣传，二是搞募捐．协会搞了些宣传材料，晚上回家看看、背背，白天到街头讲．讲的主要内容是日军大规模侵华，平滓危机，华北危机，整个中华民族到了生死的关头，而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的政策等，号召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起来抗战，讲演前还一遍又一遍地唱<放下你的鞭子》中的插曲《九一八小调》．募捐是由一些青年学生分组分头进行的，记得我与刘淑琴还有两名男的为一组，到了一些铺号里，我们就讲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后方的父老要捐些钱物支援前线将士．有些铺号，如“同协永”“义盛昌”、“保和堂”，等不错，能拿出几块大洋。有的就看不起我们，“小妮子，懂什么，回家吧！”有时我们见他们不拿钱也不拿物就赖着不走，他们只好扔出几个铜子，“周兴永”就是这样．我在沂水抗敌后援会一直工作到日军飞机轰炸沂水城。
一九三七年底，邵德孚出狱。在这之前，李贯一、我爹已与关在沂水监狱中的邵大爷取得了联系，开始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抗日工作，邵大爷出狱并与省委接上关系后，沂水县的抗日工作有了统一的和有力的领导．而我这时也直接得到了邵大爷的教诲。
一九三七年，邵大爷几经转折，回到沂水监狱。他把我与他的女儿邵瑞兰叫到狱中，教导我们好好学习。此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定时到牢房。他在铁窗内，我俩在窗外，他教我们新文字。前辈对生活．的坚定信念给我们以启迪。日军飞机轰炸沂水城后，城里人都搬到乡下。我爹在邵大爷的领导下，到各乡发动群众，组织青壮年参加抗日游击队。我家也开始逃难生活，第一站到了大埠岭，第二站到了匡庄，第三站到胡家庄，最后到后马荒树邵大爷家。这不是普通的家，确切地说是个联络站。有个叫李芳芬的常在他家。还有一位外地
人，园脸，白自的，胖胖的，邵大娘让我和邵瑞兰叫他大哥，邵大爷让我们叫他老师。晚上，周围村的一些人和乡下赶来的人常常聚到邵大爷家，邵大爷和那个外地人就给他们上课或讲些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主要是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鼓舞青年学生奋起抗日救国。有时邵大娘拉着我与邵瑞兰到他们集会的屋子的窗户外边偷听，还轻轻戳破窗纸往里看，我看到后马荒高复隆，高复运弟兄们常在聚会的人群里。
邵大爷有空闲时，常把我与邵瑞兰叫到跟前，给我们讲故事，读古诗，他给我讲过的诗歌，有的至今我能背诵。有一首《蚕妇》诗是这样的： “昨日入城市，归来潲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有时邵大爷也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讲抗战的形势。
我们一直在邵大爷家住到农历三月。这期间，经邵大爷和那位外地人的联络，宣传、组织，一支抗日武装已经建立起来，有许多青年都到队伍中去了。我弟弟和邵大爷的小儿子在马荒和周围的村组织儿童团，我仍呆在家里，心里有些着急了。我与邵瑞兰商量要找邵大爷要求参军。她也同意。但找到邵大爷一讲，他说：“别急，时机不成熟，再急也走不成。”邵大爷叫我们等待时机，我想有两层意思，一是邵大娘就这一个宝贝闺女，是不大愿意叫她离开自己的，再说她的大儿子邵恩泽也参军了。邵大爷可能要做一做大娘的工作；二是，要看看部队的发展与需要。三月底的一天，尹平符来到邵大爷家，是邵大爷请他去的还是部队派他去的，不得而知。过了几天，约足四月初，就由他领我们到了袁家城子。
我记得我们参加的部队对外叫莒沂大队，后来改编成二支队。来到这里，当天就见到了其他几位刚参军的女同志。她们是孙淑清、毛彩琴、刘瑞贞、刘立瑾、刘立平、王琢和二位姓董的：孙淑清、毛彩琴是沂水城人，刘立瑾是埠前庄人，她们都是先于我在师范讲习所毕业的I刘瑞微也是沂水城里入，是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她们都是我的老师，有的教过我，有的没有直接教过我。刘立平似乎和刘立瑾同村，正琢和那位姓董的我记不得是哪个村的了。这就是莒沂大队的第一批女战士。
我们见面的第一件事是由刘立瑾等提议改名，我们也无异议。刘立瑾说我很老实、很文静，要改个轰轰烈烈的名字，于是她给我改为于烈。她还给邵瑞兰改名为邵英。孙淑清自己改名为孙涛，毛彩琴自己改名叫毛虹。刘瑞贞改名为刘浩。王琢也是那时改的名字，原来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刘立瑾自已改名为刘曦。
在袁家城子主要是整顿、训练，没做什么工作，大约住了一个月，然后移防莒县，莒沂大队改为二支队了。往莒县开时，刘曦、王琢没有随队．到莒县后，我们这伙女战士编入支队民运队的宣传队，任务是宣传．组织群众，到农村，集市上演讲、唱歌，到城外出身好的农民家谈话，组织自卫团。在莒县驻防肘，我与邵英很少讲演，但到日照时，经过实践锻炼，我们俩也能讲了，只是不象她们那样洋洋大篇，就这样，我们在岳家沟、大店、十字路和日照的西北部住到当年初冬，约是农历十月，邵大爷到部队去了，他对民运队负责人说：“邵英，于烈年轻幼稚，叫她们去学习学习吧！”于是，经邵太爷介绍，我与邵英到设在岸堤的抗日军政学校受训。
在岸堤学习期间，我到我师范讲习所的同学刘淑琴家玩了两次，和她谈了部队的生活．想动员她也出来参加抗战。淑琴是愿意出来的，可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不同意．待我们学了三，四个月，结业要离开岸堤时，我又到了刘淑琴家，刘拉着我非要跟我走不行，而她家大娘，一手拉她女儿，一手往外推我。见此情景，我心里也犹豫了，就对刘淑琴说：“今天就别走了，等说服了大娘后再说。”刘淑琴跟我们走的决心很大，虽说母亲又哭又骂，她还是跟着我与邵英走了，赳淑琴出来后，她母亲又到她工作的单位叫了三趟，还对我说些难听的话，但刘淑琴死也不回去。我也在一旁劝说；出来抗战，不当亡国奴，是光荣的，日本人奸淫烧杀，无恶不做，你闺女在家也不一定能保住．大娘见女儿执意不回，也就算了。刘淑琴参军后改名刘欣。
我从干校毕业，和邵英又进了山东省委机要科学习译电。学习结束，我们三个人被分配到《大众日报》社做译电工作。这时大众日报社长是于寄愚。和我们一起工作的三个收报员一个叫李川，一个叫卢光，还有位姓赵的，外号叫“老道”，名字失记。沂水的安然、刘成述也在我们这个部门工作。十二月，我经汪玉介绍、邵英经赵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初冬，王涛和一大批干部由延安派来山东．这次他从延安带来了光华给我的照片，要我与光华取得联系。一九四O年一月，我随一批去延安的干部离开山东，经三个月余的跋涉到达冀南，与在那里工作的王光华会面并结婚。我在山东工作的经历也到此为止。
和我一起参军的姐妹大都健在，只是邵英在四十年代，当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复杂的时候：她积劳成疾，因肺病去逝。自抗战初期到我离开山东之前，我们是朝夕相处，至今我还深深地怀念她。（窦宪诺整理）
一九八六年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