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冬，日军纠集五万余人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扫荡”，野蛮的“三光”政策，给沂蒙根据地人民带来了一场空前惨重的浩劫。当时广大干部群众都投入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那种艰苦之状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
当时，我在沂水县任妇救会会长，不仅亲历了那个严酷的岁月，而且曾有一段虎口余生的险恶经历。四十多年以来，我一直没有忘记，是党组组及沂水县许多同志将我从敌人的魔掌中营救出来，使我获得第二生命．每每记起此事，我的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l
敌人“扫荡”开始，来势异常凶猛。当时我与县抗联秘书王富元、通讯员小武等同志住在崔家峪南部柿子峪村党支部书记王东泽同志家里。该村位于沂水县西部边远山区，我们估计敌人不会很快“扫”到这里。不料一天突然响起枪声，敌人来了。我们几位同志立即分别随着转移的群众跑到深山沟里。我是同王东泽和他的父亲、母亲、妹妹、堂弟王东元（当时任村支委）一起转移的。枪声过后，我想起我们的油印机和一些文件还在王东泽家里，由于仓促走出，未及收拾，便与王东泽和王大爷回去掩藏。我们急急忙忙刚把那些东西埋到猪圈里，敌人的枪声又在附近响起，我们立即跑回山沟。这时王大爷对我说： “看来到处都有敌人，你不能到别处去了，就和我家一起躲难吧。”
在一条深山沟里，我和王东泽同志全家隐蔽了二、三十天，其间都是王大爷冒着危险回村弄饭给我们吃。这时天气越来越冷了，我还穿着单衣，发的二十元（北海币）棉衣费还在我的衣袋里，由于敌人“扫荡，，没有来得及做。多亏我当时才二十二岁，年轻身有火力，咬紧牙还是能够坚持的。
就这样，我们在敌人包围圈内，在寒冷的袭击下，在露天的山沟中，硬是坚持到“扫荡”后期。但谁想到，敌人的清剿却越来越紧了，开始搜山。这时王东泽、王东元、王东甫商量决定向大官庄转移。王东泽的姐夫刘佩吉同志就是该村人，我们是投奔他去的。该村就在黄山铺敌伪据点附近，到此隐蔽是比较安全的。
当日夜间，我们即开始向东转移。我是和王东泽、王东元、王东甫、王东泽的母亲、妹妹一起走的。我们悄悄地通过敌人设在常庄的封锁线以后，向着大官庄前进。行至该村附近，我和王东泽的母亲、妹妹落在男同志的后面，又遇到岔路口，不知朝哪里走，只好停下来等待他们来接。等到天亮，王东元和王东甫把我们迎进大官庄，刚刚走到刘佩吉同志的家门口，不料顶头遇上从黄山铺据点出来的伪军，他们
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从西山里过来的，于是就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们，硬说我们都是“八路”，并进行搜身。当时我的衣袋里正带着我的手章、钢笔、二十元北海币和几张机关介绍信，如果被他们搜出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吃不消的。真是急中生智，我便走到一堆石头旁边，佯装绊倒，乘机把这些东西塞进石头缝里，伪军没有发现，我也暗暗庆幸。搜查很快轮到我了，我想，你们尽管搜吧，反正得不到任何东西。可是没有想到，我的衣袋里还剩下一把破牙刷，被他们翻出来了，伪军们一见这把破牙刷，就对我发生怀疑，说我是“女八路”，说王东泽、王东元掩护“女八路”。我们都不承认，分辩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原来互不相识，是逃难走到一起的。伪军一听我说话是北路口音，不是当地人，就越发怀疑了。于是就毒打王东元，王坚决不承认认识我。最后伪军把我们都抓了起来，带到黄山铺伪军据点。这天是十一月十九日。
黄山铺据点有两个围子，日寇、伪军分别居住。伪军围子是在外面，围子里还住着几户老百姓。我原就听说，伪军队长姓韩，绰号韩二打狗子，此人非常凶狠，是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在沂水西乡是很有“名”的，凡是落在他手中的同志，十之九难以生还。他有个贴身文书，名叫张熙岳，是黄山铺以西岳庄人；还有一个翻译，姓解。
当天晚上，他们三人对我审讯。我早料到，必须亲临刑讯这个关口，就预先准备了一套口供。因为我是北路口音，我说我是周村人，名叫魏秀英，几年前哥哥来沂水做生意，在沂水娶了个嫂子，我是随哥哥到沂水来的，嫁给虎峪村徐金秀，如今哥哥已经死了，嫂嫂逃难，不知哪里去了。韩二打狗听了我的供述以后，又令张熙岳检查我的发纂。我知道这是敌人常常用来检查“女八路”的一招，心里有些惊慌。谁知张熙岳检查了一番之后，对韩报告说：“是生发，不是假发。”听张这样一说，我的心顿时平静下来。我想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是张熙岳粗心吗？
第一次审讯总算是幸运地过去了。审讯后他们并没有把我押进什么监狱，而是押到一个同伪军毗邻的一个老百姓家里，没有伪军看守。这使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把我放在这里呢？我当时猜想，他们可能还没有把我当作“要犯”看待吧？记得这家姓邓，有一位大娘当时约四十多岁，表面看很是善良，对我非常同情，常常用一些温暖的话安慰我。因为我一时尚搞不清她究竟是什么人，只对她的同情表示感激，别的话却不敢多说。
过了几天，其他被押的人都陆续地由本村花钱保出去了，而我却一直无人来保，这使韩二打狗子增加了对我的怀疑，因此，韩即对我加紧了审讯。每次审讯，我始终没有变更我原来的口供。有一次，韩二打狗子问我的丈夫徐金秀哪去里了，为什么不来领我。我说我们躲难跑散了，我不知他的下落，他也不可能知道我在这里。韩见从我口中得不到什么东西，气得暴跳如雷，指示打手对我加刑。但这时我的主意已定，不管你姓韩的如何厉害，反正我的口供就是那一些了，因为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不料，韩又使出新的一招。一天，出几个伪军押着一个人到邓家去认我。后来我听说这人叫张文礼，但不知其何许人也。张文礼看了看我，当场就摇头说： “不是，绝对不是。”听张文礼这么一说，我立时觉得事情不妙，心里有些紧张。他们走后，我反复地思考：张文礼是什么人物呢？他所说的“绝对不是”后面还有什么意思呢？是说我不是徐金秀的老婆或者不是“女八路”吗？若是前者，那么，下一步将如何对付呢？
正当我极端焦虑，考虑如何对付敌人的时候，张熙岳单独来和我接触了。他先对邓大娘说： “二婶，你看着门，我有点事。”邓大娘到了大门口以后，张熙岳以很关切的口气悄悄地问我； “你是不是张谦？” 我回答说： “我不是张谦。我也根本不认识张谦。”张说：“你若是张谦，就如实告诉我，可别误了时机。”张熙岳简单地问了这些话就匆匆地走了。张走后，邓大娘对我说： “张熙岳可是好人哩。”这时我的脑海里浮动起一连串的问号：第一次审讯，张熙岳检查我的发纂时，为什么说是“生发”?他为什么今天单独来问我是不是张谦？邓大娘为什么说他是个好人？这些问号，使我产生了一个猜想：张熙岳可能是战斗在敌人心脏中的同志吧！但这时我还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心下决定，下步相机试试看吧。但愿有幸，逆境中遇上自己的同志。
又过了一天，伪军们都出发了，张熙岳趁此机会又去见我。他说： “郭宜春叫我关照你。”我说我不认识郭宜春。他说： “那你就把你说的这些话写写吧。”说罢，他就递给我一支钢笔和一个纸条，我在上面写了“我不是张谦，也不、人识郭宜春。”张把我写的纸条带走后，当天晚上邓大娘给我转来一封信，我拆开一看，原来是沂水县公安局长郭宜春同志的亲笔，信中说了些安慰我的话，要我相信组织，一定设法把我营救出去。看到郭宜春同志的信，我感到非常温
暖、激动！这时我也可以完全断定张熙岳是自己的同志确为无疑了。邓大娘也是好人，也是没有疑问的。我于是给郭宜春同志写了回信，由邓大娘交给了张熙岳，第二天我又按到郭宜春同志的信。后来我听说，这些书信来往，张熙岳同志的母亲也在中间传递过，她老人家也为营救我操了很多心。
又一天，张熙岳义瞅了个机会去对我说： “事情出了叉头，你不能再说你是徐金秀的老婆了，要把口供改一改。”我说，自上次那个姓张的来过以后，我就想过，我准备说，我的丈夫干了国民党五十一军，早已不知下落，嫂嫂也不能依靠，没有办法，最近逃难流落到徐家，所以我说我是徐金秀的老婆，其实不是。张熙岳听了我的这段叙述后说： “这样说可以，一定记住，不要说错。”
为了使我尽快脱离虎口，组织上曾经想过几种营救办法。其中一次打算武装营救，张熙岳曾去通知我做好准备。我也为此请邓大娘领着我装作赶集的样子（当时集在伪军据点围子内），观察了地形，从哪里越出围墙都选定了。后来郭宜春同志传信给我，说武装营救恐怕有失，改变计划，仍然通过内线关系营救，
过了几天，张熙岳又悄悄地去对我说： “现在已经安排好了，明天上小诸葛陈大娘当作你的嫂子来按你。记住，口供不能变样。”听说陈大娘亲自来接我，我当场禁不住异常高兴．陈大娘，这位经常同我一起工作的机智勇敢的中年农村妇女干部，想她在我被捕以后，定然是日日夜夜为我担心，为我焦虑！现在我将要脱出魔窟，又是他亲自来接，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啊l
当天晚上，又有一个叫徐仁东的人到邓人娘家去看我，他说： “明天，你嫂子就来领你回家，受了点委屈，见面可不要哭啊。”后来我才知道，徐仁一东就是黄山铺南三四里蒋庄人，是地主，与韩二打狗子过从甚密，作过不少坏事。这次是被我们的政府抓了去，对他讲明政策，劝他改恶从善，立功赎罪，这样把营救我的任务交给了他。徐仁东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便满口答应下来。于是他按照我的口供，和韩二打狗子进行交涉，终于将我保出来了。想不到我的不幸遭遇还给徐仁东提供了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哩！
第二天，即十二月三十一日，正是阳历除夕，县委派二区青救会长和职工会长（姓名失记）作为我的亲戚，用独轮车推着我的“嫂子”一一陈大娘到了黄山铺据点。陈大娘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先去见了韩二打狗子，她完全装作一个乡愚式的农村妇女，对韩又是鞠躬行礼又是道谢。“谢”过之后，就领着我走出据点，座上车子，到了蒋庄徐仁东家。徐仁东准备了一桌菜请我们吃饭，我们急于赶快离开这个危险境地，就婉然辞谢了。走出蒋庄，我嫌座独轮车走得太慢，便下车一气跑了十几里，到达虎峪附近的一个山村，县青救会长杨琳同志早就在此等侯我们了。这天正是除夕，我又安全归来，真是“双喜”临门，我们高兴地吃了一顿水饺。
次日，我同杨琳、陈大娘等同志到鲁中区党委见了书记霍士廉，霍士廉见我们顺利归来，非常高兴，他当场表扬了陈大娘，并奖给他一身新棉衣。
获释后我才知道，在营救我的过程中，霍士廉同志亲自过问营救工作，刘鼎普同志和沂水四区区委书记李子仁同志也操了很多心。陈大娘等三同志去接我，就是李子仁同志亲自安排的。为了打通各个关节，组织上还花上了两千多块钢洋和四两大烟土。事后二地委组织部长刘建中同志曾和我开玩笑说： “将来张谦找婆家，要叫她的爱人拿两千块钢洋，不拿就不嫁给他。”说得大家都笑了。
还有刘佩吉同志，他真不愧是有对敌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在我被捕后，他听说我是在石堆边绊倒，估计此举并非偶然，我被押走以后，他过去察看了一番，把我藏下的东西收起来交给组织，我获后，那些东西都“完璧归赵”了。
（张茂萱、窦宪诺调查，张茂萱整理，未校对谢绝转载）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