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沦陷比较早，1937年底日本鬼子就来了，就沦陷了。
1938年，新四军就到我们这一带去打游击。当时我在小学上学，我就给新四军放哨站岗。后来到1944年，也就是我14岁的时候，，我到了淮南革命根据地。当时是新四军第二师创建的，地区是在长江以北，高邮湖以西，大别山以东，淮河以南，这一片地区都叫淮南革命根据地。根据地跨津浦铁路，路东一个地委，一个分区，路西也是一个地委，一个分区。当时的主力部队有四个旅，就是二师的4旅，5旅，6旅，独立旅。这个地方有一些学校，都是我们政府办的，有淮南中学、半塔小学。
1944年我首先到淮南竹镇，由来安县委开了介绍信，让我到淮南中学去读书。当时的淮南中学在盱眙县古城，这个学校张劲夫是校长，王昭铨是副校长，这是革命的学校，是供给制，学生在里面都会受到革命的教育。学校因为在根据地，本身除了学习和劳动以外，敌人来扫荡的时候，也是要跑，也是要躲的。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几个月，从这个学校参加了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战地服务团。这个战地服务团是跟着主力部队打仗，任务是为战士服务的。
我当时是战地服务团的团员，我们跟着部队到了津浦路西。我们当时驻在定远城里，一件事是修了一个飞机场，准备把苏联红军的飞机引过来。我亲自参加劳动，也是去做宣传工作。第二件事是日本人要投降的时候，他不投降我们，要投降，国民党，所以说我们只好打。打蚌埠的时候，打得很厉害，日本人当时死不交枪。这个战斗打得很激烈，有很多伤员抬下来。
负伤的战士从战场上抬下来，再从这个地方转移到医院里去，就在转移这个地方，当时没有医生，没有护士，就是派我们这些战地服务团的人去干这个事情，就是为伤员服务。
当时我记得是在一个庙里，过去伤员不叫伤员，过去伤员叫彩号，负伤叫挂彩。当时我看到的彩号都是重伤员，都是不能动了。真正的轻伤员是不下火线的。我们去干什么呢？我们就帮他拉屎拉尿，喝水吃饭，就做护士的工作。他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能动。我们就给他生活上的服务。
另外，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就经常跟他们聊天说话，问这个问那个，这样试着转移他们的注意力，也可以帮助他们减轻受伤的痛苦。我记得我跟一个伤员谈的时候，这个伤员告诉我说：“我们打的是老虎山，蚌埠外的一个山头，那都是日本鬼子在那里，打得很激烈。我负伤的时候还没打下来。打了好多天，我们伤亡也不少，但是没有打下来，日本鬼子当时很顽固。”我就在那里跟他聊天，我发现虽然是重伤员，但是没有闹的，没有哭的。动都动不了，但都有一股英雄气概，我们很感动，我们跟他们聊天也受到了教育。
我们是战地服务团，实际上有点文工团性质的，我们一方面想通过聊天减轻伤员的痛苦，另外一方面也想通过聊天了解一些战斗的具体情况，可以收集一些原始资料，可以编一些小品，编一些小的战曲，我们那个时候唱的都是战歌。
过去人家都说日本人死不交枪，都是打死的，抓不到俘虏，实际上这也不是绝对的。我们当时二师政治部有一些日本人的反战同盟，都是日本军队的人。这些军人里面也有俘虏来的，也有的是从日本军队里跑出来的，被老百姓抓住，送来的。平时的任务是学习，我们共产党给他教育，也是早上晚上劳动，自己种菜，要自力更生。必要的时候，打日本的时候，叫他们去喊话。里面也有个别的技术人员，有些炮打得很好的，就让这些炮兵帮我们打炮。
多数人是去喊话的，毕竟我们不懂日语。这个日本反战同盟当时在整个解放区是有个组织的，总部在延安。当时延安的反战同盟在各个根据地都有反战同盟的分支机构，我们二师也有分支机构，有10多个人，这些都不是老百姓，都是抓来的军人。他们是归淮南二师政治部管，不过是日本人自己搞的，这个名称是他自己定的，但是归我们政治部管。日本人投降以后，反战同盟总部把这些人都带回去了。我们那时经常见到面还打招呼，很熟悉。
我们淮南是在津浦路边上，当时美国的飞机去轰炸日本据点，轰炸的时候被打下来了，跑下来两个飞行员，被我们老百姓救下来了。救出来以后，老百姓就把这两个飞行员送到我们师部去，当时我们师部是在大柳营这个地方，他送到师部去一定要经过我们学校，他到我们学校休息，跟我们大家开个会。我们学校那些教师很大一部分都是上海、南京来的大学生，都懂英文，就跟他们交谈。他们说：“我们活到现在真没想到，我们根本没有想到铁路两边还有新四军的根据地，还有新四军的游击队，我以为我被打下来以后肯定被日本人抓住，抓住以后肯定就完了。”我们当时跟他宣传，后来他们回国以后影响也很大，扩大了我们解放区的影响。
所以说当时抗战的时候，不仅我们国内是全民抗战，当时也有日本人被教育过来的，参加反战同盟，实际上，也有美国的飞行员，也是抗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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