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出日本鬼子的魔爪
沂蒙山是很大的，北边到沂河，南边到蒙山。蒙山有一个有名的高山顶叫抱犊崮，在沂蒙山区这种崮特别多。上头全是石头，绝壁悬崖，我的村庄北边基本上都是那种地势。这种地形下，最容易建立根据地。1938年八路军115师到过这里几天，又走了。慢慢的八路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政府，又有了连队，成立了地方武装。那时侯我才10岁，不可能记得很多东西，但是1941年大扫荡我还记得很清楚。1941年扫荡扫了40多天，当时汶水（沂河的支流）两岸房子全部被烧光，越是小村庄，鬼子越是要烧。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政府也好，游击队也好，都在小村庄活动。当时老百姓在山上只好流着眼泪看，真是太悲惨了。然后全部东西都被抢光了，牛啊羊啊棉花啊。四十来天以后，他就抓人，所有年轻的劳动力，都被抓去做苦工。
日本鬼子分了几个战术，第一个战术就是大部队来了以后，基本上用安抚、怀柔的办法，老百姓觉得他们不杀人，也不抓人。但是鬼子从村里经过，要抢东西，像油、粮食都要。这一段时间过去以后，鬼子再来，见人就杀。木过大家不知道。那天，村里的汉奸村长说：“鬼子来了，家里只要把日本国旗挂起来，鬼子是不会抢东西，也不会杀人的。”结果鬼子来了一个排，加上汉奸队，一开始很安稳的。等到集合起来开会的时候，就把村里人都围起来，不准走了。
我有一个堂爷爷，叫戴祥锋。他虽然辈分比我大，但是年龄只比我大两三岁。那时他十七八岁，参加了地下民兵，当初我们不知道。那次鬼子包围，他也被抓了。结果汉奸带着这批人往另外一个村庄走的时候，堂爷爷从一个小巷子里窜走了。汉奸打了几枪，但是没打到。
还有一次，是在1941年大扫荡后期。我堂爷爷和我们逃了30多天，每天跑，每天跑的，大家已经很疲劳了。那天大家都跑累了，都在睡觉。大扫荡扫到这个时候，敌人都撤出了，以为没事了。结果，早上突然听到枪响，鬼子来了一个回马枪。一个晚上把我们那一带的村庄、周围的山，都围起来了。我父亲和我，还有我的堂爷爷戴祥锋也被抓了。当时鬼子已经把枪指上我们三个人了，但是堂爷爷不管那一套，一下子就窜了，跑了，跑到很远很远。两个汉奸只顾抓人，也没有去追他。
第三次，1945年麦收的时候，戴祥锋和一个青年坚持打游击战。当时日本鬼子一个大队在麦地里扫荡，他们就在麦地里和敌人打。因为子弹很少，另一个青年负伤了，我堂爷爷想背他走，但是麦地里不好走，拖着他跑，又跑不了，所以就休息，停一会儿。日本鬼子也不敢上来，盯牢他们。他们如果一活动，稍微一抬头，就会被打死了。我们的堂爷爷就在这个时候牺牲了。
那时候我人长得矮。日本人只抓劳动力，而我当时看起来象小孩。开始他们说小点的不要，可以放走，结果我走出不远，就给鬼子抓回去了。然后鬼子打我们，打得很厉害。他们从树上劈树枝下来，拿木棒来打我们。有的头都被打破了，一直流血。我就躲在那流血的人后面。过了好几个村庄，快到据点了，有一个日本鬼子小头目看到我们，对汉奸说了一通，就把几个小孩子全部给放掉了。我爸爸被抓去了，他很勇敢的，他想：到了青岛，不能上船，如果上了船就到大连到东北，下石矿、煤矿，那就别想回来了。于是那个时候，他第一次逃跑，挣脱了绳子就跑了出来。可是出来没地方去啊，也没有钱。当时在敌占区里，根据地的钱不好用。他就找个地方干活，但是干了活，人家也不给钱。他想：干脆走吧！在这里很危险。他一直讨饭讨了七天，腿都走肿了，终于回到家。他还算厉害的。那时候，他是个大个儿，山东大汉，土匪抓他，他跑过两次，还打过土匪。
父亲还逃过两次。一次是这样的：那时鬼子刚来，听说鬼子要来，我父亲说要看看日本人什么样子，后来确实看到了。当时来了一个班的鬼子，那些鬼子非常猖狂，因为没人打他们。那时候是抗战第二年，老百姓也不懂，有些跑光了，有些躲在家里不敢出来，特别是妇女。来的鬼子不多，有的人很大胆，就像我父亲，就在院里劈柴火。鬼子来了问几句，他也不懂，他们就打我父亲耳光。后来大家知道鬼子来了，就都跑了。我堂爷爷第一次被抓那次，我父亲就是提前跑了，溜出城外了，否则那次他也就被抓了。
还有一次是1942年。沂蒙山那个区，全部是敌人拉网合围，幸亏有一个国民党部队和八路军是联军，它叫111师，是西北军的，比较进步，师长姓曹，他在山里边坚持抗日，一个晚上就靠他来打，然后就突围了。我父亲那时候被抓了，我和父亲跑散了。父亲被抓住以后，一根绳子栓了四个人。晚上他们就自己解开了，准备跑。刚跑到山坡上，发现有伪军拿枪四处查看着，一会走过来，一会走过去。等他发现有动静靠近了，我父亲就绊他的腿，啪的一下把他摔倒了。他们火了，就开了枪。但是还没等他们清醒过来，我父亲他们几个就连滚带爬下了山，头也摔青了，就是这样跑出来的。我父亲虽然不是英雄，但是他有个坚定的想法，就是绝对不能让鬼子抓去。其实根据地的老百姓有这个思想已经很不简单了。如果被抓去，一家老小就完蛋了，那非死在外面不可。我们村里一共40多个被抓去了，回来的没几个。几个回来的都是叛徒、汉奸，有的还是村长。
1943年我小学毕业了，快到春节的时候，我们老师说：“你可以去考中学，山东公学。”说起来是中学，实际上是个训练队。我去的时候，带着一个背包（被子），一个小板凳，两个手榴弹，一个小木板，就是听课时记笔记垫垫的。听课的时候，在树林里临时挂了个黑板，这就是我上的中学。当时相当苦。每天三顿饭都是粗粮，有时候还掺着糠，吃得最好的就是弄一个馒头，一顿饺子，就算好了。夏天吃的菜很咸很咸的，都是盐味。我被虫子咬得一塌糊涂。晚上十个人睡一起，第二天汗都是白的。我们在一年中就换了一次铺草，等睡了半年以后全部是碎末。
1943年冬天春节前，我们村里七八个人考上了这个中学，好几个人都是一个小学毕业的。我们先回去，春节一过马上回来上课。我们学校的人连老师带学生二起到村庄搞宣传去了，教秧歌、教跳舞、教识字，组织农村演出，也有其他一些活动。春节后来了不少人，我们编了7个中队。抗战到了后期，为了扩大人力，扩大训练干部的范围，他们把知识青年召集来进行训练。我就学了一年，这一年不能回家。
第二年春节一过，学校就不要我们回家了，让我们去参加抗战，宣传抗战。当时我们从学校的生活方式，一下子就改成另外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有到工厂的，有到地方工作的，有去小学教书的，我就进了一个文工队。1945年1月我开始工作。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