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人，山东临沂。我是一九三一年出生的，一九三七年应该是上学的年龄了，但我就开始逃难了。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我开始跟着我母亲逃难，我父亲，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他们很早就出去了。我大姐是搞地下工作的，有一次叫我送封信，那时也不知道危险，我就大模大样地去了，还好，运气好，没有碰到伪军之类。以后我就感觉：出来工作也挺好的。我和我二姐接触最多，那时她已经当兵了，挺活跃的。我很小就跟她学会了很多歌，像《黄河大合唱》之类的。早上起来，我跟着二姐到小山坡上去练声，但是敌人来扫荡，她就叫我回去了。我很小，主要还是跟着母亲两个人逃难。
我那时整天逃难也没办法去上学。我母亲是个包小脚的妇女，后来是“解放牌”的脚，她很开明的。那时北方除了伪军、日本人，还有还乡团。还乡团是特别坏的，他们都是当地的地主恶绅组织起来的，对当地很熟悉。所以我们家里是不能呆的，整天逃难。
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只有渡过大河才能逃走。当时，两个大人，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把我拉过了河去。过去之后有个小山坡，天黑了我们在山上过夜。那里有个小草房，他们照顾我们，让我们晚上睡在里面，可是我母亲说不用了，我们晚上就睡在外面。晚上夜里有霜，母亲把衣服扣子解开了，让我盖着。早上起来，母亲衣服、裤子上都是白的，晚上下霜下得很大。逃难的时候，有时晚上刚要睡下，又要起来继续逃，所以逃难对我来说也是个锻炼，我走路特别会走。虽然生活艰苦，但是能锻炼人的意志。
到了12岁，我就赖到人家单位里不愿意走了。他们要上课，要学习，教我们“住的房子都是工人造的，吃的粮食都是农民种的”。我也受了点教育，就想自己出来参加革命。那时地方上专门搞些学习班、工作队。工作队就像现在的文艺宣传队，到处去演出。那时主要是宣传减租减息，动员参军，所以我就赖在宣传队不肯走了，反正他们也不承认我，我赖着不走也行，我就跟着他们一道去。
一直到我14岁，大概是1944年，这个时候组织上正式承认我了，我加入了费东县抗联下面的青抗联，就相当于我们的共青团。我们常常到下面去组织儿童团，教他们站岗放哨，把他们组织起来。我主要搞这些搞了两年。
到了1946年2月份，我到了滨海军区医院，分到四分院。它因为是军区医院，和前方没有直接联系，只是接受一些伤员，给他们换药治疗。我去了以后，开始是当卫生员。我是从卫生员当起，最后当到了医生。
那时我们医院属于八路军，到了1946年秋，我们整个分院都并到了新四军部队里来了。开始叫一师，后来叫一纵，后来又叫二十军。我们接受的伤员很多都是南方人，开始，我们有点不习惯，北方人不会把小孩子Ⅱlj做小鬼的，但南方的伤员叫我们小鬼。
当时也挺闹笑话的，过去八路军一天吃两顿饭，夏天加一餐绿豆汤，但是并到新四军后，改成三餐，我们还把这当成了一个任务了。那天早上，我们政委讲：“明天开始，我们就吃三餐饭。”我感觉吃三餐饭的话，时间都不够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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