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物：王振远
籍 贯：山东临朐
出生年月：1922年12月
红色经历：1940年正月初四参军，任八路军鲁中军区侦察员、临朐县区长、沂山专员公署粮食局人事秘书。1949年南下嘉兴，参与新中国嘉兴人民政府组建，先后任嘉兴市民政科科长、市政府秘书、嘉兴地区专员公署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地区政法组组长、政法室主任。1954年调任嘉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离休于湖州。
他们是1949年5月16日、17日抵达嘉兴的，适值夜深阴雨。在嘉兴老城厢塘湾街（后称北京路）商店前露宿，不入民宅，次日走上岗位。
他们——共800余人，这批在北方城市有工作经验的中共干部，成为嘉兴第一批人民公仆。
当年28岁的王振远，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各方人，改造南方的城
他们到达江南这座城市后，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想象中的欢迎、热情。
“老百姓对南下干部不了解，我们跟他谈谈话，都躲躲闪闪的。我们主动去接近，他们都避开的。”多年后，说起这些，王振远表示理解，嘉兴原是国民党统治区，舆论不但一直妖魔化解放军，而且对全国解放的形势一直封锁消息，老百姓普遍的疑虑是：解放军来了，能不能站住脚？接近了解放军，万一国民党回来，怎么办？
接管工作容不得拖延。很快，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在位于嘉兴道前街的一座老洋房里升起。5月17日，中共嘉兴市委、中共嘉兴县委和嘉兴县人民政府成立。王振远被委任为嘉兴市第一任民政科科长。
“与我一起南下的有五六十人，都来自鲁中沂山地区，我们被分到不同的岗位。起初任命我做民政科科长，两三个月后，又调任市政府秘书。”王振远说工作最大的难度，在于言语不通，也是从那时起，王振远说话落下了一个再也改不了的习惯：喜欢连比带划。
而历史给第一批人民公仆的注解是：“地、县（市）领导机构的成员，以随军南下的地方干部为主体，并有苏浙皖支队和当地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党员参加。到嘉兴地区的共有800余人，多数为中共党员。”
这堪称是嘉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改造行动。王振远和他的同事们面对的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这个过去扛枪杀敌的北方汉子，需要面对的是一系列他“不熟悉”的工作。“我被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接管伪政权的4个单位。一是国民党伪参议会；二是国民党的法院；三是国民党的民政科；外加一个社会科。”他说。
一切都在探索阶段，如同新生的共和国政权一样。但要让嘉兴20万人口纳入到一个新的组织网络，对“王振远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当时社会治安比较混乱，土匪猖獗，嘉兴有名的一个土匪叫张鹏飞，横行霸道，杀人抢劫。平湖也有一个土匪叫黄八妹，是个女的，经常在乡下活动。”王振远说。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对付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我们去接管国民党政府机构的时候，人都跑掉了。当时我负责接管的4个部门里，只剩下一个伪参议长还没有跑。他看到我好像很害怕很惊慌的样子。我就让他对伪参议会的情况具体交代，他说他毫无准备，提出要回去准备准备。结果第二天去找他，跑了。”
如果说，南下为的是改变嘉兴的面貌，那么，参与者本身也在经历着自己的改变，这其中包括现实生活上的。
“饮食不一样，水土也不一样，湿气、脚气跟着来。以前是馒头、小米饭，这里一律是大米稀饭。语言也不通，城市还好些，到农村做社会调查都很困难，我们就带上本地人去。”但这些在王振远看来，都微不足道，让人民政权尽快在嘉兴站住脚才是关键。
而站住脚跟的关键是恢复社会秩序。
新秩序，新政权站住脚跟的关键
恢复社会秩序的关键是镇压反革命和剿匪。
从1949年5月下旬起至1950年底，王振远主要的精力就是参与剿匪反霸和镇压反革命。
也就是在这一次的剿匪中，王振远的外甥马学成，在温州剿匪时牺牲了。他的另一位侄子王曰珣，“1946年，被我从家乡动员出来参加党的工作，在鲁中地区的一块麦田里被特务杀死”。两位后辈的牺牲，让他悲痛不已。
据记载，全国解放之时，各地残留的政治土匪有200多万，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而在嘉兴，这些人的代表就是土匪张鹏飞、计家珍、胡伯龙、马国良等恶名昭著的人。
“镇反时枪毙的那些家伙，都是血债累累的，群众都是很恨的，公审大会时，成片的声音要求政府正法他们。”那可能是王振远司法工作履历中，最惊心动魄、激情飞扬的一段经历。
历史的记录是：至1950年底，嘉兴区域共剿土匪128股（起）7098人（次）。公安部门管训潜伏匪特223名，并缴获一批轻重武器。张鹏飞、计家珍、胡伯龙、马国良等被剿灭的匪首，为这段历史留下了注解。
“张鹏飞被抓住以后，企图跳到河里逃跑。押他的人就朝河里发了好几枪，最后还是抓回来了。那个黄八妹，据说后来逃到台湾了。”王振远说。
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1953年，剿匪作战结束。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恢复，新政权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开始感受到新秩序下新生活的好处：物价不再飞涨、出门不再担惊受怕。
1953年春，王振远所在的政法组改为政法室，他担任主任，主抓工作是推进嘉兴地区的第一个普选，“从农村到乡到县，选人民代表、选各级政府领导。”从省学习班专门学习归来的王振远，信心满怀地奔走在乡村，虽然他的山东口音还是很浓重，但和人民的交流却远比3年前顺畅得多，“关键是老乡们见我们都主动迎了上来。”信任，靠行动一步一步确立
1951年，王振远去了北京的中国新法学研究院学习。回到嘉兴后，一个新的岗位在等待他。
“到了地区的专员公署监察委员会后，改任我为政法组组长。”那期间，全国颁布了两部有影响力的法律——《婚姻法》和《土地法》，王振远参加了这两部法律在嘉兴的宣传工作。但他的时间很快被“更重要”的工作占据。从1951年冬到第二年春，毛泽东发动了反贪污、发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那个时候，地区成立了一个‘三反人民法庭’，专门处理这些贪污案子。我记得第一个案子，是有一个叫陈泽民的南下干部，当时地区粮食局的一个科长，被人揭发他跟私人粮食加工厂的老板有联系，收受贿赂，手表啊，钢笔啊。作为南下干部，听到这样的事情是很吃惊的。在北方都是清清爽爽的，到这里来怎么贪污了？”但没多久，一则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新闻，让王振远更为震惊。天津主要领导刘青山和张子善因犯贪污罪被处决，这是中共历史上严惩贪官污吏的标志性事件，震动海内外。
反贪污行动是以“打老虎”为口号的。“贪污够一万的就是‘老虎’，每个单位都要找‘老虎’，有‘大老虎’，有‘小老虎’。”王振远说，那时候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很高，群众对工作的配合比以前积极很多。
1952年，王振远所在的司法系统自身也迎来了一场司法改革。“主要是组织司法干部开展思想检查，批判国民党时期的旧法观点，划清新旧法律的界限，调整充实了一批司法干部。”并建立起了乡镇村调解委员会。
廉洁、勤勉、思想改造……一切都在按照“人民民主”的路径前进，王振远从他的岗位上，感到了新中国的进步。在“三反”、“五反”等运动结束后，中国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饱经战乱的国家开始向着国富民强的方向努力。嘉兴也开始了大规模的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的大规模改造。
1954年6月，王振远开始了新工作：在城乡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宣传讨论。
1956年6月，嘉兴各县（市）分别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56年，嘉兴地委书记燕明作为党代表，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
1957年，嘉兴和全国一样，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一个新政权在与旧政权或明或暗的较量中，全面取胜。1949年5月深夜到达嘉兴的“王振远们”，用自己的行动与激情，让新政权走进了人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