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7年小学毕业，家比较穷，所以实际上只念了五年半学。1932年上小学，我就受到抗日思想教育。我们的小学是个洋学堂，在一个庙里。庙的石碑上，老师写着“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仇敌”。初小毕业，我到镇上念高小，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我比较活跃，喜欢唱歌。那时候傅作义在百灵庙抗日大捷（1936年11月），我们上街进行宣传募捐。我们自己虽然穷，但是亲戚给的铜板也拿出来捐。全面抗战开始，我正好是小学毕业。家里穷，小学毕业就失学了。日本鬼子占领了家乡，日子难熬。
1938年，当地专区办一个农民生活学校，这个学校吃饭不要钱，也不收学费，直接带个铺盖就行了。我考上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就解散了，我的前途命运就不知道了。因为家里是渔民，只能到船上去帮工。我是家里独苗，从小身体比较差，家里也怕断香火。那时渔民苦，一有暴雨，渔民穷人都到山上去，一看哪个船翻掉，就哭了，因为船上都是亲戚朋友。所以家里不想让我当船工，想让我当店员。日本鬼子进攻南京，南京失守，学校解散，我的前途命运一下子和国家联系在一起。
这时，祸不单行，父亲帮工的渔船被日本鬼子烧了，父亲和同事死里逃生回到家乡。里吃饭都困难，靠亲戚救济，所以更恨日本鬼子了，我要打鬼子。当时小，不能拿枪。1938年就参加了抗日宣传团，唱革命歌曲，还演戏，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后来．，因为国民党政府的介入，抗日宣传团解散。
随后我又参加了民众抗日基干队，当时国民党一个思想进步的区长担任队长，所以基于队得以生存。一些参加抗日战斗的国民党部队败退下来，在沿路骚扰老百姓，区长让基于队缴了这些部队的枪，后来基干队被国民党政府解散了。
我们几个人和一些同志商量不回家，我们要参加抗日。我们先后到板沟和上马台当小学教员。过一阵子，我父亲、母亲、祖母逃到我教书的上马台。地方同志照顾我，四个人吃饭靠大家送点小麦、玉米，维持生活。我的父母都受到共产党的影响，他们讲：到这里，真是天下老百姓是一家。不是遇到共产党人，我们逃难都没地方逃。1938年8月，我参加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了革命。
1939年春天，我在教书，正好刚过春节，刚开学，日本鬼子来了，从海上打到内河，到我们那里去了。国民党不用打，就溃败了，鬼子仿佛进入无人之地。当时，我们正在上课，门前就是河，我们从后面爬墙头跑掉了。1939年4月我入党，入党后五天，响应党的号召，我就拿起枪当八路了。
当时我们三个县组织一个团，一千四五百人，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第三团，当时小学校长当团长，入党的小学老师当营级干部，我是先入党后当兵的，三个月的入党时间，加上第一次打仗不怕死，让我当连级干部。
我们打的头一仗是游击战。
那个时候是1939年7月。我们团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刚走出家三个月的农民、学生、教师，都没有打过仗，有的人连枪都没有放过，更不要说和鬼子正面交锋了。
因此，战前我们团政委周瑞迎同志亲自作动员，并亲自参战，及时做战场鼓动工作。我们团的作训参谋姜墨卿同志讲具体作战打法时，用了激将法，他说：“哪个要是跑下来，哪个就不是男子汉，哪个就是孬种。”大家一听，都说：“无论如何不能跑下来。如果因为害怕跑下来，我们大家让他游街，头上带上红头巾。”（因为当时农村妇女都带红头巾。）这么一来，打仗时，无一人因害怕跑下来。
打仗前，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唱过以后，组织规定，我们集体去，天不亮在河两岸隐蔽起来，埋伏好打敌人的船队。拂晓的时候，鬼子驻大伊山的部队，沿着盐河向南走，到了五里槐，我们就在那里埋伏。
河岸很窄，青纱帐把我们盖住了。敌人的船队过来了，用汽艇拖几只木头船。船上的敌人有的敞着怀，有的叼着烟，如进入无人之地。指挥员第一声枪响，我们就集中火力打。我们就好象天兵天将下来。他们事先没有准备，我们火力猛就打下来了。日本鬼子没打死的，就象下饺子一样，一个一个往河里跳。
不一会儿，鬼子镇定下来，机枪、步枪、掷弹筒一起打过来。他们想要下船强行登陆。这时，我们的冲锋号响了。我们规定，冲锋号响就直接自行撤退到指定地点集中。冲锋号是迷惑敌人的，因为敌人以为我们冲锋了，就不敢追我们。同志们跑下来，点人数，还少我一个，以为我牺牲了。后来过一段时间，我回来了，是最后跑下来的。
鬼子上了岸，见我们已经撤离了，就对著青纱帐打了一阵枪，后来就忙着到河里打捞死尸和枪支去了。
这次战斗中，我们有一名战士牺牲，轻伤两人，消灭鬼子30多人，缴获了5支三八式大益枪。这次战斗锻炼了我们的队伍，是淮海区人民抗日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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