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徕山起义后，徂徕山上的抗日旗帜飘扬起来了！
根据党中央指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本着“全民动员”的精神，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当时泰安在中共山东省委的直属领导下，在徂徕山上成立了县委组织。当时对外宣称是“八路军驻泰办事处”。
在徂徕山上抗日的旗帜飘扬招展下，激荡起了泰安境内人民群众保家卫国的抗日热忱，青年们纷纷参加抗日的积极组织，壮大了中共泰安县的党组织。接着又宣布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建立了抗日武装，开辟了全县各区的活动地区，发展党员，建立村党小组，宣传抗日，徂徕山的山上山下，轰轰烈烈的抗日工作，抗日武装壮大起来了。
时在一九四〇年，抗日力量虽然壮大了，但比之日寇还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管武装斗争、政治斗争，敌人的特务（便衣）活动，都狠猖狂。敌人利用了占领区的一些地痞、流氓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跟随着我们发展组织工作的活跃情况，特务们也加紧了各种破坏活动，到处抓人抢东西，在这一斗争形势下，我们的抗日工作感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了，县委书记程若晓对这一工作有了计划和安排、指导方案。
一、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谈话：
四〇年冬天的某一夜晚，我们秘书处住在蔡家沟，程若晓同志把我从秘书处叫到了他的住屋里，非常关切地询问我的文书工作情况：“李云同志！干文书工作，使开你的劲了吧！如果撒不开你的劲，给你调动一下工作怎么样？”
“程书记！我的工作能力很差，这个文书工作，我还做不好啦！请书记放心，我思想上没问题，如果我在工作上有缺点错误，希望书记给我指出来，多加批评，我好改过，改正缺点。”“李云同志，你想错了，你的工作态度很好，你的思想学习也不错，我是考虑到你应当去干比文书工作更重要的工作，你想到了吗？”
“没有！我的工作能力不行，而且是很差。不过，为了打败敌人，为工作献身，不怕牺牲，服从组织，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毫不犹豫的去干，绝对服从的思想是坚定的。”“李云同志！党所需要你就这样干。现在组织考验你的也就这一点。现在经县委会决议，调动你去做一件重要工作，我今天代表县委会和你谈一下，同时也算是向你宣布一下组织的决议，并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好！绝对服从，就是怕能力不够，不能胜任，有负党的使命，给党的工作造成损失。”“李云同志，组织信任你，希望你抱这一决心云干，在新的工作上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书记就快讲讲吧！准备让我去干什么工作？”
二、正确的战斗方针：
县委书记程若晓同志极为严肃认真的论述了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抗日战争的两大战略原则：“游击战、持久战。”这是我党抗日战争必胜的战略原则。“李云同志，我们的工作要想发展壮大，巩固徂徕山抗日根据地，除了游击、持久两大战略方针外，我们还得必须要有一个内线战术，在目前这一敌强我弱的武装斗争形势下，我们要想打击敌人、战胜敌人，取得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必须在敌占区开展一条内线斗争，就是打入到敌人心脏里云，准确的了解敌情，随时掌握敌人的动向。这个内线斗争，比之依靠群众路线，有同样的重大意义。因此，根据县委研究，按照你各方面的条件，组织认为你是适合这一工作的。县委会决议：把你派入泰城去建立情报工作站。这一工作任务是很艰巨的，在进行工作上要有方式方法；还必须要灵活机动，同时这一工作也很光荣，必须要有牺牲的决心和勇气，必须报有必胜的意志和信心。李云同志！你有这一决心的！组织上完全相信你。”“好！程书记，我一定拿出蔑视困难的决心去做好这一工作。”
三、敌后情报工作的重要任务：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敌人对待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除了直接以优势兵力对待外，敌人还有一个最恶毒的战略手段，就是推行他的‘以华制华’的政策，利用中国人民从旧社会里染患的千疮百孔，即是各色各样的封建落后的道会门组织，各就其疾病性病情，加注上各种剧毒，使其原在恶毒加速膨胀发作。把中华民族变为一个‘不治之症’的痼发肌体，使其自溃灭亡，也就是敌人利用这些道会门的落后性、反动性来进行特务活动，从而达到他们‘以战养战’、‘以特助战’的战略方针。
目前，泰城的敌特活动很复杂，不但是搞情报、狂捕乱杀，最主要的一方面是日寇特务通过道门，毒化、愚化、分化群众和进行反共反八路的诬蔑宣传。一方面是一些所谓国民党的特务人员。他们大都以道会门分子的面目活动，借着道会门的牌子发展特务，扩充势力，勾结日寇汉奸，打成一片来反共反八路。日寇的反华、国民党的反共，他们都是反动的，各种道会门的性质也都是反动的，所以，道会门恨自然的都成了敌人的利用工具，因此，我们的对敌斗争，是不能忽视这条战线的。李云同志，你到敌区工作时，要掌握这一斗争环节。”“我现在只能向组织表示，我有接受这一工作的决心，至于和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交锋战斗，还是必须依靠领导上的具体指导，做好通讯工作，能及时取得领导上的指导才行。”
四、形形色色的敌人：
一九四一年春天，我们的情报工作隐蔽点——聚兴隆杂店，在泰城西关财政厅东街路北开张了，铺柜里面坐着“大掌柜”的张一新，虽然他每天铺里铺外的各处乱跑着买货卖货，但他眼里看的，耳里听着，心里想的，不只是这个，而是泰城的两种特大货物，一种是带枪的敌人，另一种是黑心的“好人”。这两种人弄的整个泰城整天刀枪拼擦，群魔乱舞。什么“一贯道”“圣贤道”、“皈依道”、“安清道义会（三番子）”“卍字会”。“一贯道”长叫丰治享，又名丰伯修，系来自北京的一名日特，整天拿着“华北特派员”的名片，各处开展道务。圣贤道的道长叫梁××，忘记了他的名字，经常拿着日寇特务编制的毒化宣传当教义来讲说，特别是“三番子”，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社会大毒瘤，是旧社会的沉疴痼疾，是中国社会上的一个最大流氓集团，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垃圾箱，里边什么样的坏东西都有。“安清道义会”的办公处，设立在粮食市街的“万寿宫”里，会长的名字叫王瑞五，泰城的上层流氓分子，（即所称的社会士绅）全部都列居为“安清道义会”委员。山东省安清道义会总会在济南，规模最大，常委中即有日本人，每月出版“安清道义月刊”，定期发给泰安，乱行售送，公开发表反共文章、通讯和指导、宣传大东亚政策叫唤东亚共荣圈。泰城各种类型的老少大小特务分子，都聚集在“三番子”门下，结成子师徒——“父子”关系，借用他的所谓“义气”牌子，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了一股社会势力（作恶势力，反动势力），疯狂的做出卖中国人民的勾当，向敌寇献媚求荣。因此张一新即伸手于“三番子”里，拜师贾旭阳，立足于特务大本营——“泰安饭店”。这个店的经理张星齐是一个有社会威望的人，泰城的大部分特务，都聚集在他的门下当特务、徒弟。都是依赖他来吹通自己的声势和所谓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我一进泰安饭店，首先争取了张星齐给我们作情报工作，对我尽掩护作用。
五、三番子：
在共产党扎根的地方，三番子的“义气”就失灵，总的三番子人员都是有意无意的干着维护日寇破坏八路，残害人民的勾当。所谓三番子的一层人物就从政治宣传上诬骂共产党，他的下层人物当了特务，即拿三番子当支柱，以此壮着胆量去冒险碰打八路和人民力量。就在四一年的时候，我们泰安县公安局和县委三中队配合各区中队，就按我们从特务方面了解的线索，扫清了大特布置在各村内的耳目情报员。从城里下乡去的特务，也差不多出门即被捉住，有去无回。特务们在泰安饭店里即叫苦“各处撒下的种子，没有一个发芽的，都成了烂粒。”从而卡断了大特务们的情报，控制了他们下乡活动。
这年夏天，日寇宪兵队有一个曹长叫山边的，他使用了一个特务叫李炟华。这个李特在泰城东面各村有几家亲戚关系，所以他对泰安的南北部威胁很大，他是一个干会计的小商人出身，很擅长旧社会的一套交际手段与一般流氓特务的只会打人骂人不一样。他借助了二十四行辈的三番子广交关系，他勾结控制了几个伪乡长。如西张店的宋宽云，上高乡的杨书山等，对我们的乡区工作有很大的破坏。经与社会部王子建同志研究，并得到指示：“一定除杀了他。”随派来了四名短枪班同志，配合上内线关系刘令和，于夜晚九点时分，把李特从狗窝里掏了出来，架到黑龙潭下沿，用石头把他送上了西天。搜得了他二八匣枪、手枪各一支，从他的日记本上查得了一部分特务关系，有的也作了处理。
六、抉枝摘叶：
专职特务李鸿祥，济南人，投靠日寇来泰安，只想到升官发财的一个民族败类。来泰安即到处拉关系，建立社会基础，加入了三番子，拜金衍庆（安清道义会委员）为师父，立即在社会上（日本人手下）活跃起来。经济南日本特务机关介绍，投靠在泰安宪兵队田中手下当特务。田中指示李鸿祥，要成立一伙能干的特务，一定要把前省庄羊楼、颜张的八路军根子挖出来，这时李鸿祥拉拢了四、五个人，田中都挨个的发给了枪，李特即在泰城的东升平街，设立一个秘密联络点，向三个村里开始布置耳目。我把这件事向社会部王子建作了汇报，并研究了一个对付李鸿祥的方案，把在农村工作的一个同志宋锡泉，叫他拜李鸿祥为三番子师父，叫他跟李鸿祥当一名特务，日夜守在他的联络点内。又叫另一名同志李进明给李特当亲信耳目，也都骗得了枪支。以假情报把李特的四名特务骗到省庄除杀之，日寇田中恼火了，遂以李特“勾通”八路活埋了。
伪县大队里有一个谍报组，共七人，都是短枪，他们都很猖狂的活动于泰城附近，搜寻我们地方工作人员的行动踪迹，和我们的武装部队的活动情况。实际上他们的危害大部分是借机劫掠出入城区的商人和四乡农民。经向公安局领导卢管彤汇报：认为这部分人有枪，有取得的价值。即下令指示我们的内线人员刘令和，把这组骗到徐家埠，我们县委（公安局）短枪班配合二区的区中队等早已布置好了阵势，包围了敌人，刘令和以枪口插入地里为投降信号，很轻易的解决了这个谍报组，当场打死三人，并刘令和生俘了四人，计有柴山、姜豁子等。
日寇宪兵队有一个军曹叫度部，据说这个人是个反战同盟分子，他属于宪兵队分管伪军的教官部。从四〇年至四一年这一阶段各地的顽匪军（即所谓国民党势力）纷纷投靠日寇，给以伪军名义，分派驻防农村搞反共。徂徕山抗日根据地的交通咽喉——邱家店，驻上了自章丘调来的顽匪军高松坡，这个家伙反动至极，他在邱家店对我们的威胁很大。当时我们以地方武装来对付他，还达不到消灭他的目的，也只能是对他起个警告性的扰打作用，因而，县委下令指示我：想法打击、削弱或消灭高部。当时考虑到我们本身确无条件，只有借手日寇，我即伪造了一份情报给度部：“现在高松坡脚踏邱家店，引领东望秦启荣。现有新泰陈三坎的使者刘仲达密来高部活动，他更和宫里的万金山来往密切。现在高松坡正在济南大观园南门公馆里宴接林子清、欧阳怀风等（泰西的顽匪帮）宪兵队教官部本部对顽固一是利用，二是消灭的方针，把驻防邱家店近三百名顽匪撤回泰安，收编为泰安道尹公署警备队，把连长以上的三十三名军官，分别予以枪毙和活埋。
七、火烧赤壁泰安山：
一九四二年阳历十月份，日寇驻在泰安的有多势部队（在五马庄模范监狱）奥中部队（驻车站津浦宝铺）馆。包括有炮兵、步兵、骑兵共有兵力六百人左右。整天四外出动，进行小扫荡，特别是奥中部队在东北山二王巷的一场残酷战斗，给我们的挫伤很大，敌伪的气势非常嚣张。这时，组织上认为必须给敌人一个教训看，叫他知道八路军的厉害。这时日寇的军需物资，正极丰盛，在泰安车站下日寇军营内卸了东北来的马草马料大麦扁、大米等，整整两个车，约有五十吨。我本了县委指示，和插到这个军营的情报人员（日寇呼之为苦力）朱寿明研究，把这堆东西给他破坏了，也好壮壮咱们的声势。朱即于某一天的下午约两点时分，利用熟悉兵营仓库院内的形势条件，带上油料火种偷偷的爬了进去，把草堆四周都塞上了火种，然后把火线引到了仓库跟里，急速爬出等火势已起，寇兵围住兵营后，朱已逃远。因系是敌人的兵营，中国人是不敢去靠近去救火的。敌人只能布置警卫，无力救火，所以几十吨草料完全烧光。震惊了泰城的全部敌人，弄得敌人好一阵忙乱。伪顽人员也传开了：“这是八路进来干的，八路军真有办法。”
八、医治毒瘤、挖疮灭菌：
中国人民从旧社会里染患在身上的第二大毒瘤，即是伪善欺世，愚民逞奸的卍字会。他在泰城里也成顽匪特务的利用工具。确如程若晓书记所谓：“敌人正拿着他们当反共反八路的武器。”当抗战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全国各地的抗日人民，都在共产党八路军的组织领导下成了壮大的抗日力量，顽军们慌了手脚，便加紧了破坏八路军的抗日活动，即有所谓秦启荣，在泰安布散的一些残渣余孽，什么万金山、林子清、欧阳怀风等，这些反动分子的坏种钻到卍字会里，联合了他们卍字会作为他们的联络站，组织人员为非作歹，他们为了使反共成为公开化，他们投靠在日寇怀抱里，当引线作过桥。当时能掌握操纵卍字会，并能起政治作用，而又能迷惑人心，影响抗战形势的顽匪党特务分子，计有李子非、郭光甫、张宝贵、李秉贵等几个人，形成了一股破坏抗战的反动势力，整天在卍字会里耍弄什么关二爷降坛垂训，宣传什么“保皇叔”、“保汉室”、“身在曹营心在汉”、“赤胆忠心”、“大义凛然”等训词，以此吸引了一些歧路彷徨的伪军人员，（为吃饭、生活而干伪军，但又怕日后必受人民的惩罚）抓住了这些人的心理活动，秘密地向他灌输毒素：“干汉奸是有罪，但能打八路即有功，等将（蒋）来以后，可以将功折罪，你们能本着这个目标去干，是可以的。”他们即用这种反动手段，企图利用伪军来达到他们的反共目的。我把这一情况向县委汇报以后，县委决议：一定钻到卍字会里去，揭露匪特这一阴谋，消灭匪特的这种活动。由组织上支付了伪币贰千元，我冒充“前省庄大地主”张一新，“热心社会慈善事业，不忍漠视当今父老同胞陷此水深火热的困苦之中，愿向卍字会奉纳绵薄之力，以尽于水火之情。”当时任卍字会会长的是泰城第一号大流氓李锡臣，和李锡臣同样货色的卍字会员，在卍字会里也不在少数，这一伙既没什么政治背景也没什么政治活动，只要见到对他有贡纳的人，即拍手欢迎，极为热情的称为道友。这样我这颗定时炸弹被搂在了卍字会的怀抱里了。又一步的按照县委的指示，在卍字会里进行了若干策略性的活动，很快取得了卍字会里的神权地位，当上了“天才”——驾机师，就是有了侵害人、欺骗人、愚弄人的权力、方法等。但我们掌握了这个东西（神权）绝不是作这个（反动）用的。而是借此来诛杀那些破坏抗战和反共反八路的人。我们掌握了神坛以后，每次请来的降坛神是岳飞了。岳飞的垂训，完全是满江红的词义和丈句，“抗金报国”，“打仗一定要父子兵”，如此把上述几个顽特分子扯下了神位，首先是他们在卍字会中一般无头脑的会员降低了威信，逐渐减少了某些受骗者和盲目信奉正统观念的人，由于我们揭发了他们某些方面的坏事，卍字会的一部分人，慢慢地清楚了他们的面目，开始痛恨他们的黑心肝和坏行为。在县委的决议指示下，用“以毒攻毒”的办法，对顽特分子开了刀，通过可靠关系拿到了他们给欧阳怀风从徐州购运枪支的交易单据，交给了日寇宪兵队，并附上了一份报告：“查得李子非、郭光甫、张宝善、李秉贵四人为国民党地方部队，招兵买马拉拢部队，事实证据如下……。”宪兵队抓捕了李秉贵、张宝善二人，把他二人杀死在宪兵队，而李子非、郭光甫二人幸通敌有方，逃避而未被扫。（日后通过疏通，算是老实的安藏家中而无事）自此算是割破了这个毒瘤（不能说是割掉），给这个恶疮进行了一次消毒灭菌。也算是在徂徕山抗日根据地旁边“流产”了一股双料敌人——拿日寇的枪炮，发射顽匪的毒弹。弃绝了两毒合剂的药物——日特顽混杂的伪军。
九、虎穴得子原窝端：
日寇宪兵队员，在泰安干的时间最长的是度部军曹，这个人是个反战同盟分子，他所使用的特务，大部分是八路军的抗日机关干部和地方工作人员中的被捕被俘者。度部在教训他的特务时，经常说些含义不明的话：“毛猴子（八路）的不要紧、国民党的不行，国民党的要拿来！”度部有一个亲信特务叫张超，他原是我们独立营的副营长，在和日寇作战中被俘，屈身跟度部当特务。但他在接受了宪兵队特务职务，马上就和党的工作接上了关系，以特务为掩护，正式的进行敌区工作。张超为了更加有利于工作，又和我取上了联系。张超本是莱芜县人，他原和莱芜顽匪刘伯戈斗争很激烈，张超听到度部这种话，即和我作研究，他想借度部这句话去莱芜搞刘伯戈。刘匪在莱芜境内有相当大的基础和力量，这时刘伯戈已半公开的投靠了日寇，他的势力已用各种合法名义伸展到日伪莱芜县各机关中，这些匪特分子就利用了伪军汉奸的身份来破坏抗日工作和杀害革命群众。我和张超同志共同研究了一个报告，说刘伯戈是蒋介石的模仿县长，他有蒋介石亲发的莱芜县长的委任状，他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一个人，他有一颗很大的贪功进取心朝向蒋介石，这家伙虽然真心打八路，但也真心打皇军。如某年某月打莱城，某时打范镇（实际是我们打的）都是刘伯戈干的，他的势力已经伸展到皇军里面来了。刘伯戈不但会打皇军，他还能叫皇军给他蓄兵养马啦！这伙国民党非我们泰安去人抓不了他。请军曹好好想想。度部马上和莱芜宪兵队取了联系，由我和张超从度部手下带了一个小队的宪兵，再配合上莱芜宪兵队的人，把莱芜的伪县府、警察所和其他组织内抓了他六十个匪徒。完全用麻袋扎上拉回泰安，经度部验看了，装载到黄河埃上抛入到黄河里。
十、争取、挽救、打击三种工作方法
“抗日战争初期的形势特点，即是敌强我弱，那时我们的地方工作干部和武装人员随时都有被捕俘的，有的是杀害了的。但也有以各种形式被扣留控制在敌占区内，这种情况，对泰城的地下工作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面。根据县委和社会部的指示：“要对这些被捕俘的人员，采取三种办法来对付，一是争取回归，二是控制使用，三是坏者除杀，方式方法上要灵活，用政策说服为主，利害威胁为辅，按照具体情况，上级及时给你以有力的配合。”记得四二年我们的一位区委书记叫司杰的，被敌人捕住了，在敌人的逼迫之下，要他下乡捕人。
在他跟随敌人出发之时，我们靠上了司杰，暗示借此出城之际，冒死逃跑，万万不能满足敌人要求，结果，司杰同志逃出了敌人的魔掌，另一位是我们的一位村支部书记，同样是被敌人捕去，又是经过暗地联系，订好信号，也是趁出发之际，冒着敌人的追击枪弹，逃回根据地。其次是以特务身份，留在敌人内边的张超、白子春二位同志，经过联系后，他们认为借此条件靠在敌人身边，大有工作可做，对敌人的斗争，更加直接和方便。他们本着原有的革命意志和对组织绝对忠诚的思想工作起来，仍如同在原工作单位一样，他们都能认真负责的想方设法，努力完成领导上指示的工作。特别是白子春同志，日寇投降后，马上借机转入到蒋匪内部去活动，从泰安一直跟到徐州，对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和挖掘敌特潜伏组织，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一九四三年的六月份，原泰安县工委代书记王百原和原县委妇救会长高莉叛变投敌。王百原自调来泰安工作后，一直是担任县委机关的领导工作，他当然是知道我在泰城作什么工作。这时组织上即于王百原投到泰城后，于午夜两点派人把我叫回省庄，由公安局里卢管彤同志向我讲述了王百原的叛变过程，并说：“估计到王百原很可能出卖这个情报站，因此，先把你撤出，观察几天情况后，再作分析研究。”第二天中午，我又派人把泰安饭店（我的隐蔽点）经理张星齐（工作关系）叫到省庄，对他讲明了由于王百原的投敌，我必须暂时躲避，你回城去对你那些宪兵队里特务徒弟，都作一番布置，叫他们随时向你汇报王百原在宪兵队里的情况。但千万别叫他们看出你有什么意图，如果三日内宪兵队的日本人和那些叛徒特务没有寻找张一新的风声和消息，我就可以回泰城。
经过县委会和公安局的研究，决定想办法应对王百原的叛变事件，尽一切努力保住泰城的这一情报工作点。不能轻易撤出和放弃。一定要保证张一新同志的安全。至于想把情报工作改换领导人，是一件不好的事，我们必须考虑到王百原的投敌，一旦在泰城传开，我们在敌人内部的工作关系，很难想象他们的惊慌的不安心情，如果这一时刻，张一新不稳坐泰城来镇静各方面的关系人员之胆气，很可能闹出些有利于敌人的事来。即便工作不遭受王百原的破坏，所有工作关系将对这种意外事件在思想上产生不好的意识，必将认为靠近我们有害有危险，今后对工作必然冷淡下去。为了坚持泰城的情报工作，为了使所有工作关系不受坏影响，一定要第一新运用各种方法，早日回泰城去坚持工作。
三天的情况，是泰城里平静如常，所有的大小新旧特务，对张一新都没有什么不好的风声或传说。张星齐亲自出马向王百原作当面的侦察进攻，他以叛徒特务的总师父资格，以老前辈身居泰城土绅名流的地位去拜访王百原，表示关心和慰问，委屈婉转的说：“王先生来城，本应早作问候，恕我年老，做事迂缓，勿怪。今天和王先生虽同系初见，如同故旧，原因是我跟前一帮年青的，都是从难坑里跑出来的（投敌叛变分子）不知王先生和我店的会计张一新也认识吧？他过去也干过几天八路，那是五六年前的事啦！”“认识！知道！他比我们好，他脱离八路，比我们跑的快！跑的早。”“今天太不巧了，他在上星期有事到德州去了，他不在泰安，今天应当由我代替一新来给王先生“接风”（旧社会里宴请老朋友的酒会）。一新如同我的子弟，他的缺点就是在朋友场合里差些。今后王先生要看在我的面子上，对一新多帮忙。”等酒席散后，王百原背人低声向张星齐说：“你告诉一新，我很好，请放心。”
第五天的夜晚，我一人闯入了王百原的住屋，他又惊又喜，他诚恳地说：“一新同志，你别害怕，你好好的干，我不是叛党，（？）我叛不叛，只有看我以什么态度对待你的工作。我一定通过不出卖你这工作，向共产党来换留我的脑袋。我今后能不能活下去，全在你身上，一新同志，你要相信我。”“为了谈话方便，我改称你老王吧！你出卖不出卖我，问题不大，我一个人比之整个党，渺小的太多了。问题还是徂徕山以及大后方的抗日军民干部，你如果下保证不伤害他们，才准能保命。你叫我相信你，不如想法叫整个党组织相信你。我是相信你不会做坏事的。”
风险阶段过去，县委又指示我：“一定打死王百原，消除他对党内外的坏影响。”我即部署了工作关系，计划刘令和（伪县大队谍报组组员）秘密打死他。王百原警惕性很强，他发现了有人跟踪他，他立即找到我，极力委屈的向我表白投敌的原因，和投敌后的一切想法和行为。说：“我投敌不过是为了脱离八路军，和共产党无仇无恨。投敌后，不得不叫敌人对吴子玉的家庭进行了一下骚扰外，我再没有丝毫的坏事。一新同志，你整天在这里，我的好坏，能瞒得了你吗，希望你向组织汇报，要求组织别杀我。我一定多做些对党对人民有利的事。只要留我这条命，你可以考验我。”王百原到底是懂的党的政策多些，自此不断的弄些真实情况给我们，并且自己也坚守清苦生活，闭门不外出，也算是藏匿了一部分坏影响。汇报县委，撤销了打死他的决定。
另一种方法是对待坏到极点的叛徒，坚决除杀不留。一九四二年冬，原在北部行署工作的叫贾相臣（名字可能记得不确切）叛变投敌，极为嚣张，整天在泰城附近几个村内，给敌搜集情报。经过几次警告他，他是死不回头，经与上级研究、决定公开除杀他借以儆百以作教材。计划叫一个姓孙的区中队员，假装蜕变投靠他，把他骗到指挥庄，捆绑起来，杀在河埃滩里。一九四三年，有北十里河的一个叫张继臣，原在区里工作，投敌叛变，在宪兵队里当特务。以他干八路时在地方上进行工作的熟悉条件，向敌人和一些老特务贡献情报和充当线索。由于他对区乡地方工作都摸情况，所以我们的工作活动受到很大威胁。但该张的警惕性很强，他行动出入非常鬼祟。给他捏造了一份“假叛变、真勾通”八路的报告，转给了日寇宪兵队以上的特务机关，歼石洋行，被日特阿部（日本人）亲手抓捕，交送济南处死。
原在徂徕山县委短枪班跟王华队长当战士的一个王永淦，投敌叛变后，只知认贼作父，对抗日军民是六亲不认，只要他能够破坏的工作，他无不破坏，他凡是能够加害的人，他无不敢加害。一九四三年敌人强化治安，对徂徕山进行蚕食，他和敌人一样的残酷，破坏邓、许二庄，经与县委公安局研究，把他砸死在泰城的宫后门街。
十一、大河站剑斩铁蛇：
一九四二年春天，日寇进行强化治安，举行对华北五万兵力的大扫荡。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徂徕山、沂蒙山等，施行合璧包围，蚕食进驻的所谓清剿。那时我们各部门的工作，都必须配合反扫荡。所以情报工作任务更为重要，特别注视着日寇的部队调遣动向。从日寇驻守泰安的师团司令部（柳川司令部）高仓（朝鲜人）翻译官口中得知柳川司令部下令从胶东方向调来一个部队，番号没搞清。配合进攻沂蒙山，虽然这时和县委、公安局的联系不及时了，但县委的明确指示：“当前最重要的是情报工作，密切在反扫荡上。”原在四一年我们在泰安车站上发展了一个搬道叉的工人姓肖（名字忘记了）四二年调到站去工作。当时我到大河找到肖同志，对他进行教育后，又给他布置了任务，提出了当前敌人忙于扫荡，调动兵力的列车很多，你一定要想法破坏他的运载列车。肖同志即于某一天的晚昏时分（当时无电灯）把北来一列兵车撞上南来的货车，兵车上死伤二百多人，其中有一名大佐。
同年的夏天，六月，泰安车站内停有日寇野口部队的军需品车三节。我们在该站小道口的工作关系李希会同志把从北来的一列通站车撞烂这三节军用物品车。又在四三年春天，我们的工作关系，泰安车站内东道口上的搬道叉工刘奂邦同志，是一个无文化的人，性格很直率刚强，又有胆量。因对他经常进行教育，他有了抗日思想，他于某一天晚间预先计算好了南北列车在泰安车站会车的车次时间，他便假装闲散无意识的，弄了点酒和好菜，到了东道口值班室找到了他平素即有仇恨的该道口的当班道叉值班员高金元（朝鲜人，好酒、蛮横、凶恶、欺侮中国工人）用酒把他灌醉，高金元昏迷了，刘奂邦偷偷地把南北列车的交通轨接上，他即溜之大吉（不是他的值班时间）。高金元被震天的强烈撞击声惊醒了，也吓呆了。朝着尘土飞扬处望去，八节车尸仰卧在站台上。高金元蹲在值班室门外，真的昏迷过了。站内的日本人都慌乱了，跑来了几个日本警务人员，把高金元捉了去，绑送济南枪毙了。
十二、给秦启荣拔根子：
前省庄是属于徂徕山起义时，开辟村中最早的一个，主要是吴玉烈士（原名张广心，七七事变前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即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当山东省委住泰安东关夏辅仁家时，他即联系上了）的家在这个村。他开辟了这个村。他在这村发展了不少的党员。动员了不少脱产入伍的青年。那时的区委（村支部）组织人员都是这个村的党员，由于这个村的抗日活动声浪大，抗日的呼号响，反革命敌人顽匪分子也恨得狠，他们随着我们的发展而开始作蠢动。
该村有一个叫孟宝炎的，七七事变前，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七年）是国民党泰安县党部的一名重要分子，什么党部书记长或主任一级的人员。是一个主持清剿共产党的坚定分子。是泰安县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中心人物。抗战开始，他即带了前省庄的几个国民党成员和几个要求抗日青年（其中有一个叫李央坤的），随秦启荣到沂水县登里店去盘踞了。到了一九四〇年，他从沂水回到了前省庄，不动了。从他在家的秘密活动来看，证明这个家伙是有政治密谋回家来破坏我徂徕山抗日工作的。他在前省庄操纵了他三个弟弟，发展了给他进行活动的前省庄小学教师司有容，联系了指挥庄李长一兄弟二人（国民党）。南十里庄的一个姓杨的。济南日寇特务机关——滦源公馆的特务郭进祥（前省庄人，七七事变前，国民党新泰县党部书记长）他在外散布反动言论和谣言：“我坚决不作武力压服的亡国奴，但我也不作思想侵蚀下的亡国奴。”“我现在只是一个人，要走自己的抗战道路，绝不跟别人跑。”“我现在是个民主者，国难当头，三民主义不实用了，只有讲民族主义，根本谈不上，民权、民生。”“我现在是服从一个领袖，信仰一个思想，抗日领袖是蒋委员长，这是国内外承认的。绝不能违背。抗战到底是蒋委员长的思想，我是信仰无异言。”这一些言论对缺乏政治自觉性的人来说，很容易受他的迷惑，能起相当大的破坏作用，比之恶言毒语骂八路军厉害得多。我把情况汇报给县委以后，经上级批准，把司、孟二人及其他外村的重要分子抓去，送到后方（专署）作处理。
下面是第二次修改时的补充部分。
由于前省庄是徂徕山起义后，开辟抗日工作最早的村之一，所以在敌人心目中，前省庄是个八路窝。加之当时我们那位康区长，在工作上不大注意方式，工作行动极其自由随便，在他的思想上总是觉得前省庄里的八路工作有基础，在前省庄吃住活动比较放心，一切认为安全，所以几乎日夜整天在前省庄。由于他在这种“保险”思想指导下，一切都是麻痹大意，忽视了暴露目标的危险，忘记了敌人的特务活动是可怕的。果然这一情况使的日寇有根据证实了前省庄的八路大大的有，因而招致了日寇于四一年十一月份围剿前省庄的事件。
就在一九四一年旧历十一月份，日寇宪兵队调动了警察所伪县大队共有三百人，于一天的拂晓包围了前省庄，一入村即早有计划目标的窜到几家宅院内，进行搜索。但空无所获。把整个村弄得个乱沸腾，乱哄了约两个小时。大概是日寇怕是时间过长了，遭受我军的袭击，所以日寇便不分老少的狂捕乱抓了三十二个人，急忙的窜回泰城，将其扣押在警察所进行折磨，结果是没审出一个八路来，日寇觉得这次猛捕八路窝，又是个彻底失败。十分恼怒，又不甘心失败，所以就采取准备杀“回马枪”的办法，抄斩前省庄。所以把三十二个人一律不罚的统统释放回家。这是麻痹前道庄——八路军的阴谋。
根据这三十二个人如此平稳的回了前省庄，我们即分析到这里边敌人必有阴谋，当即把这一分析报告上级，加强对×区前省庄支部的教育，提高警惕，另方面部署泰城的工作关系，严密注意宪兵队的动静。及时搞好情报工作。这一任务我们具体部署给了张星齐，果于四二年的春节大年初一的上午，日寇宪兵队天字第一号的大特务张星齐的开门大弟子王宝村去张宅给师父拜年，张星齐于招待王特吃茶开谈中对话了，“新年大节的你们可没什么事了吧？”王：“嗯！可不是，反倒事更多了，明天初二早就出发！”“去哪里？”“你老人家可别外传，还是去省庄。”“你他妈的瞎说，宪兵队出发要逮人，你既知道怎么不早先和我说一下，咱好看是否有咱爷们有关系的，我好有个底，也好想法护救他们，你那能不叫我知道呢！前省庄是个八路窝，那是些真八路，里面没咱的人，没咱爷们的人，也不这样逮，难道你不知道八路的利害？”“师父，你老人家不知道，徂徕山上有个八路大官官，叫吴玉的家就是前省庄，他的父亲叫张继孔，他总拿城东坡一带的八路的工作。他是这个地带大小八路的参谋，他的家就是八路工作的联络点，八路军的康区长现在正住在他家过快乐年，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他们住的屋睡的铺都很详细，一逮一个准，你老人家说这回能不能逮？”“依我说这种情况可不能办，一个人做事还是想：好！总归都是中国人，不出泰安地，非亲即友，人生要多留点后步呀。”不到三个小时，我们把消息报到了县委，并立即告知了前省庄，做好一切准备，等候敌人的抄袭，果于第二日拂晓，日寇汉奸特务又把村子包围了，特务们如饿虎捕食般的搜查他的目标地，但都是空的，一阵的乱之后，敌人又叹气了，在恼怒之下，又生出了坏法子，来了个抓不到八路抓票子，变成了架票式的抓了几个人，在群众的一片哭叫声中把敌人送回了城里，紧接着第二天即开始了前省庄——泰安城之间的讨价还价的频繁来往。
日寇泰安宪兵队里有一个内勤翻译，名叫朱栋臣，他原籍是辽宁省盖平县人，七七事变时，随侵略军来到泰安。一直在宪兵队干了八年翻译。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他活着回了盖平县。
在一九四一年我刚一入城建立情报站时，觉得只是拉拢几个特务，搞一点情报，还是不行的。必须把情报处到敌人心脏里，把每个宪兵的情况弄清楚，掌握到宪兵队的内部情况。这时我们把宪兵队里的几个翻译排比了一下，研究到朱栋臣有可利用的。这个人从不外出闹事，打骂中国人。虽然他也有几条来钱的渠道，但和其他汉奸特务不一样。他只不过是和泰安的几家大商号有密切来往，其中道理很浅显，他们有钱，为了多做点生意，向官府人员出几个钱，他们是不大在乎的。所以和他们拿几个钱不招致大怨，结大仇，这样他没有世面上的一般敲诈行为，所以在泰城里人们皆以朱“菩萨”称之，这就很可以看出他干“杀人行”的态度了，正相反这也能以衬托出其他翻译的凶残嘴脸来了。
我在泰城基本上已够上滚混于社会绅士名流之类的人物了。到处招摇过市，挂着双料头衔——安清道义会员、卍字会员。这就很自然的能接近上了朱栋臣，便经常个别的找他闲聊一下，摸清了他的爱好，常讲些他爱听的话，从闲谈中，察知他是有个深沉思想，他很担心中国的八路军是厉害，遍地皆是，弄不好，说不定就在你身边，这真叫你没法小心他，我们掌握了他的这一心情，对他进行几次试探性的谈话，便接着对他进行发展进攻，取得了胜利，朱栋臣表示，在个人的职责范围内的可能条件下，尽量的不伤害八路军。尽量的维护八路军，也就是尽量地将扣押在宪兵队的八路军想法给予安全。
一九四二年夏天，日寇宪兵队分工——工农、学校——大逮捕，特别是逮的农村里的人，大概是认为农村是八路军的活动地带，干八路的多。我们得到的上级指示：一定要想法营救农村里被捕的抗日群众，我们即把上级这一指示告诉了朱栋臣：经上级指示要你尽量想办法营救这批被捕的人，最好别伤害一个，朱栋臣对这一事处理的恰到好处，他从宪兵和被捕人两方面一起活动。他首先是日夜不停地走，对每一个被捕的人的审讯形式，每个人的审讯记录上都给他假编上：悔过书，然后拿着向每个分管其事的宪兵报告。这次逮的这些人，统统的不是八路，太君的看，他们都笨呆的不知什么好，怎么干八路，他又把每个宪兵分开，各自秘密地进行一种劝说式的谈话：“太君，你功劳大大的有，你的脑袋（即思想）的好！你那个（拜礼式）神佛的保佑你（日本军人每人身上都带有一个小佛盒）太君的良心上好好的，你看这几百反省书，不管他是八路不是八路，他们都好。归顺皇军，他们都向太君表示痛改前非，再也不听八路军的话了，要和大日本携起手来共建大东亚，共建王道乐土。我们得到的这次反省书，都是太君使用天皇大恩宣传得到的。这都是太君对中国人威恩并施得到的，把这些反省书送天皇那里，天皇要称赞太君的功劳了，太君又要进级了，太君这些都是神佛的保佑，神佛要你把他们统统的放了，中国人老老少少的都感念天皇大恩，都感念太君的大恩。”泰安宪兵队果真陆续的把人都放了，就这样地朱栋臣欺着宪兵队，宪兵骗着天皇，上下共同欢度胜利：大日本大东亚政策“征服”了中国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