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面八方齐聚良乡
单昭祥（1921年生，1939年入党。曾任北平市公安局郊一分局局长、朝阳区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农机总局副局长、首都绿化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48年4月，中央社会部根据党中央指示，选调100名县团级以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的保卫干部，于6月底前到中社部报到。通过严格的政审，这100名学员，加上8名从北平来的大学生党员，共108人（日后戏称“一百单八将”）组成了训练班。我是学员之一。
训练班设在河北省平山县中社部所在地东黄泥村滹沱河对岸的西黄泥村。9月17日，训练班开学典礼由中社部部长李克农主持，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亲临大会讲话。我们学员被编成两个班，学习情报保卫人员的修养、公安、情报、侦察、审讯等课程。
12月14日晚7点多，所有学员集中到饭厅收听新华社的消息：“我第四野战军先头部队已开到北平市城外郊区各县，在围歼国民党部队并积极包围北平，今天已打下了丰台、长辛店”。大家欢呼、击掌、拥抱，兴奋极了。
这天晚上，李克农给我们讲话，第一句话就是，准备进北平！又讲国内外形势，还说我们进城是要改造北平城，北平是个大染缸，怎么进去还要怎么出来。他讲的实际是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要我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李克农讲完话后，我们连夜分乘5辆从国民党手中缴获的美式卡车奔赴北平，很多学员第一次坐上美制大卡车，都感觉既新奇又兴奋，不少学员情不自禁地说：“这可比咱们徒步行军、骑毛驴赶路快多了！”
第二天凌晨，我们在石家庄又坐火车到了长辛店。当时还在打仗，炮弹随时打过来。我们又坐火车退到良乡。这里聚集了很多从各地赶来的接管干部。当时国民党在北平设了“内七外五郊八”20个区，即：城内7个区，外城5个区，郊区8个区。军管会给每个区配了3名公安人员，组成小组。我被分到十三区公安分局，接管东郊一分局。贺生高是组长，我和刘建中是副组长。十三区区委书记是赵焕平，区长是侯树藩。
邢福泉（1927年生，1942年入党。曾任北平市第十三区公安分局干部、红庙派出所所长、市公交分局副局长）：我是从北岳区党校来北平的。1948年10月上旬，我们在涞源的北岳党校学习。中央从北岳党校调了100人，郭斐然带队。我们这100人背着铺盖卷，每天步行八九十里，从涞源县到涞水，再到涿州。在涿州，我生平第一次坐了火车去良乡。这一路走了五六天，到良乡的时间大约是二十七八号。在良乡过了阳历年，叶剑英给我们作报告，又给我们这些四面八方来的人分区，我分到了十三区区政府，后又转到十三区公安分局。
辛地（1931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1950年1月入党。曾任北平市第十四区民政科干部、温泉医院、佑安医院党委书记）：1948年2月，我从北平经天津，和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8位学生一起到了晋察冀城工部，后又到华北联合大学第13班学习。
1948年8月，为加紧培养干部，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央将以吴玉章为校长在河北正定的华北联大和以范文澜为校长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我们班成了华大一部三班。当时一家子都参加革命的徐留罢母女三人都在华大学习，一时传为美谈。
1948年10月25日，傅作义调动骑兵偷袭占领了距正定不远的望都县，又想偷袭石家庄和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我们连夜转移，离开了正定。临走前，还宣布了党员名单，要党员发挥模范作用。每班发两支步枪，用于保卫。正定南边是滹沱河，我们乘渔船过了河。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农村的小土路上，走了一夜，天亮到农家休息。就这样，一直走到邢台，分散住在农村老百姓家。11月初，又从邢台行军回到了正定。没几天，华北大学选送一批学员2300多人准备到平山参加市政训练班，我们班绝大多数学员又辗转行军到了平山。
在平山，我们华大的学生与华北局党校学员一起接受城市政策培训半个月。听了董必武“关于巩固人民政权”、滕代远“关于军事形势”、黄敬“关于城市工商政策”等内容的报告。黄敬作报告时，有学员写纸条问：平津战役即将开始，我们还要学习多久？黄敬答：还要半个月左右吧。没想到，第二天全班就集合，一分为二，一少半去北平，一多半去天津。我被分配到了北平大队，接管十四区。十四区区委书记是胡楠卿，区长是马海水。
做好宣传和战勤工作
李荫川（1923年生，1941年入党。曾任北平市十四区工商科长、崇文门前门大街商业管理处党委书记、东城地区交通运输公司党委书记）：1948年12月中旬，当时我是华北局党校三部的学员，忽然接到北上接管北平的命令，大家背起背包就整队出发，急行军十多天，到了良乡。1949年元旦后不久，在良乡县城南门外的田地里召开了全体去北平接管的干部大会。会上简单地介绍了当前情况，宣布了接管人员的分配名单。我被分到十四区分队，分队有40人左右，有男有女，多数是华北局党校的学员和华北大学的学生。散会后，又连夜乘火车赶到丰台火车站。第二天到通县。在通县住了几天，向西行军到了高碑店村。
1月12日，在高碑店的接管干部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机关组建区委区政府；大部分人是另一拨，七八个人组成工作组，下到不同的村里去做群众工作，主要做三方面工作：一是宣传市军管会的“约法八章”②，二是揭露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三是搞好战勤工作。我们小组7人，我任组长。
我们组第一站是观音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着力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宣传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是为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军队刚进驻村时，群众也很紧张，通过宣传，军民关系逐步好转。因为群众看到的完全不是国民党宣传的那回事，我们军队来了，还给群众扫院子、挑水，想方设法为群众着想，老百姓亲身体会到了这支军队和国民党军队的不一样。我们最有效的宣传方式是组织儿童团。每到一个地方都先把儿童组织起来，教给孩子们唱红色歌曲，气氛马上大不一样。
战勤工作主要是做两方面工作，一是给军队提供粮食等物资给养。公家发面，老百姓做馒头、烙饼等。二是做攻城准备。挖战壕，准备木板、门板等木制品，还有爬城的云梯，部队有人制作，也找会木工的群众制作。老百姓做的工作，无论是帮忙做饭，还是做云梯、借木材，都打上白条。后来，大约是1949年7月清理围城垫支时，老百姓拿着军队打的白条，找各区各级政府报销。老百姓可真高兴啊，真是破天荒头一遭，这么多年来，哪有这样的军队和政府啊，还真给报销。
第二站是王四营村，也待两三天。两人一小组去群众家谈心，整个工作组给全村开大会做宣传工作。当时我们做的各种工作主要还是依靠国民党原有的基层组织，因为我们的基层政权还没建立，保甲制还在。国民党的大多数人还是配合的，要保长、甲长去通知群众开会，他们就马上组织。当然，我们也担心有危险，因为那时国共双方还没有签署协议，还打着仗呀，上级就给我们每人配了一把骑兵用的马枪，不过倒没遇到什么危险。
第三站到了垡头。到这后，已是1月下旬，北平已宣布和平解放了。傅作义军队不断有士兵出城，我们问他们干什么去，他们就说：“回家！”从朝阳门出来，七八个人一伙，当时都穿着军装，但没有枪了③。他们见了解放军或是军管会的人都点头哈腰的，我们也没为难他们，都放他们走了。团长以上的军官就送到我军在大郊亭设的兵站予以收容，收容后有的放回去了；有的则留下，参加我军南下作战，这算起义部队。
第四站是大郊亭。因为这里有一个我们的兵站，我们还参与接管俘虏工作。这年的大年夜我是在大郊亭过的。这一天是1月28日，傅作义的军队不断有出城的，过春节了，又不打仗了，国民党的军队打了一夜枪，不知道是高兴呢还是失落。这个大年夜，我可一宿没敢睡，怕出事，拿着马枪在村头站了一夜岗，当时工作组三四个人也和我一样，都在村头站岗。第二天天刚亮，国民党的士兵就一伙一伙散着出城了，出来得不少，里面还夹杂着穿大衣戴礼帽的老百姓。
第五站是到东郊的大信造纸厂、修械所、酱油厂、啤酒厂等地做安全保卫工作，主要是依靠工人，把工人组织起来分班站岗、护厂。
最后一站是到东便门外的检车段做安全保卫工作。在检车段待了10多天，直到铁路局正式接管。大概是2月中上旬的时候，各机构都健全了，我调回十四区任工商科科长。
接管旧警察局
单昭祥：在东坝镇，我当时负责十三区公安工作。大约是1月下旬的一天，工作人员向我报告，说有一位和尚要找负责同志反映情况。这个和尚告诉我，他是东直门外铁塔寺的僧人，是国民党东郊警察一分局局长李襄庭的好友。现在，他受李襄庭之托，在北平解放前主动与解放军联系，想戴罪立功。
当时国共两军阵地的前沿位于东大桥至呼家楼南北一带，双方都有战壕土埂和哨兵把守，国民党13军还在，枪声和炮声还没停。第二天，区领导就派我和负责财务粮秣工作的宋云峰、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的靳子甫以军管会代表的身份，化装进城与李襄庭谈判。
天快黑时，和尚急急忙忙闯进我们屋里说，“那边都安排好了，快走吧。”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经过六里屯西口、白家庄、南三里屯、下三条，进了元老胡同北口，最后到了国民党警察郊一分局，就在现在的东岳庙西边。
我们一到，李襄庭就把我们三位迎进了办公室，国民党十三区区长兼自卫大队长刘昆朴也在。我们就坐在破沙发上和他们开始了一场小型“国共谈判”。我们向李襄庭摆明了我军的政策，希望他先做三件事，一是对所属警员进行人事造册，并适当教育，严守解放军约法八章；二是对手中武器弹药严格登记管理；三是保护文物、物资，支持护厂、护校。
李襄庭表示这三条一定做到，接着问了一系列解放军的具体政策，我们一一作答，打消了他的顾虑。当天晚上，我们谈得很融洽，也很具体，为以后我们进城接管创造了条件，十三区的接管很完整，速度也快，这是起了作用的。
半个月后，北平解放，李襄庭作为有功人员留用，他后来随着南下工作团到了广州参加接管新区的工作。而一开始为我们牵线搭桥的和尚，后来才知道，他叫赫连志圣，他搭完桥后就消失了。
2月初，我们接管后，自卫大队长刘昆朴有两支手枪，他只上交了一支，后被人揭发。又加上群众认为他罪行很大，反应很激烈，镇反时被枪毙了。刚接管时，因为群众义愤太大，枪毙了几个人，记得有南磨房的一个保长，东坝也有一个保长。
“赶毛驴”政策与旧警的转变
彭非（1925年生，1948年入党。曾任北京市公安局东郊分局股长、秘书，市公安局政治部副主任，朝阳区委政法委书记）：2月初，我们接管小组组长贺生高带着接管人员，从东坝出发，坐着一辆军用大卡车，车上驾着一挺机枪，有一警卫排护送我们，还挺威武地进驻了北平十三区旧郊一警察分局。当时这个郊一分局下面有3个分驻所、13个派出所，管着13个保、412个甲，一共有244名警察和旧职员，有各种长短枪190多支、各种子弹1.8万发、手榴弹350枚、刺刀148把。
接管的这天，旧郊一分局局长李襄庭在郊一分局院里，集合所有旧警察和旧职员携带其所有武器，列队接受接管。贺生高穿着灰布军装，对这些人训话：你们要认清形势，转变立场，和反动政府划清界限，老老实实接受军管，服从接管，改过自新，维护社会治安，薪金照发。旧警察们都表示配合接管、继续维护社会治安。
当时我们的政策是“赶毛驴”，就是对旧警职人员团结、分化、改造。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总结了七条斗争策略：
一是拉下打上，团结改造下层旧警职人员，打掉旧警察头目的威风。
二是上严下宽，对上层头目严厉，对下层人员适当宽厚，利用上下层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
三是生活上宽，政治上严。在当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生活上适当给予一定照顾。
四是大胆使用，严格管理。敢于交给他们任务，让他们感觉接管后不是不要他们的，他们的饭碗不会没有，但虚伪蛮横的旧作风必须改掉。
五是鼓励好的，批评差的。当时一个叫李增奥的旧警察，工作积极，在破一起女尸投井案中，很快找到了破案头绪。还有韩光华、李自忠，为老百姓清除垃圾，得到大家的肯定。很多旧警职人员的工作态度开始积极转变。
六是集体面前要求从严，个别工作适当放宽。让他们感到我们的关心，他们也就心悦诚服地为新政权服务。
七是工作和娱乐相调剂。每周六我们接管人员和旧警职人员一起参加同乐会，加强了彼此的沟通和了解。
我们跟旧警职人员打成一片，一方面，宣传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实际例子讲解党的政策。另一方面，了解他们的想法，彻底打消他们的顾虑，使他们大胆揭发不法行为，安心维护新政权。
我们的政策宣传和教育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天，广渠门分驻所当街住的一个老人出门倒脏土，发现不远处有个东西在闪光，他心想也许是个小镜子类的稀罕物吧。老人上前拨开土，却检出一个小土块儿，放手里揉了揉蹭了蹭，弄干净了一看，原来是个金戒指。老人高兴极了。这时，一个巡逻的巡警刚好经过，问老人：“看什么宝贝呢？”老人拿着捡到的金戒指对巡警说：“这东西是我捡的，既然咱俩看到了，这样吧，把它拿到当铺去当了，咱俩一人一半分了它。”巡警脱口说：“那行，一人一半。”两人就一起往当铺走。走着走着，巡警的脚步慢了下来，最后停了下来，对老人说：“这东西不知道是谁的，咱可是捡来的，我们正学三大纪律呢，捡来的东西可得交公啊。”这戒指后来就交了公，这件事在百姓中传开了，还上了《北京日报》，百姓纷纷议论说新政权就是好，把旧巡警改造成了新公安。
盖席棚市场和打“粮老虎”
李荫川：和平接管后，我任十四区的工商科长。配合市里部署，参与了两个全市中心工作：整理摊贩和打“粮老虎”。
三至四月间，整理摊贩成了我参与的第一个全市中心工作，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北京最初的市场整顿。
由于北平刚解放，一些工厂企业还没有走上正轨。原国民党的一些散兵游勇、城市的失业人员以及原来的一些失业人员，他们要找生活出路，要养家糊口，就在北平市的繁华大街或交通道路上到处摆摊设点。像王府井、东四南北大街、东单、西单、前门大街等一些繁华地段，到处都有摆摊设点的。地摊上有卖服装的，有卖日用百货的，还有卖土产杂品的，他们有的嘴里大声吆喝着，有的手托着银元呱嗒呱嗒响，嘴里喊着“买两块、卖两块”，还有的手拿小商品到处乱串的。而郊区来的菜农和蔬菜小贩，有的拉着地板车，有的蹬着三轮车，还有的赶着马车，专在那些人多的地方摆摊卖菜。
这样一来，市面混乱毫无秩序，严重影响交通，常常造成交通堵塞。为此，市里决定下大力气整顿摊贩，使交通安全畅通。市里成立了北平市整顿摊贩指挥部，市委组织部长刘仁同志和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同志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我们工商科承办十四区整顿摊贩工作。
当时的朝阳门外到东大桥，叫关厢，两边都是做小买卖的小铺。从东大桥再往东，就是农村、菜地或坟地。朝阳门外大街因为靠近郊区，进城卖菜的大小车辆更多，尤其是每天早晨，买菜的人围满了各个摊点，交通堵塞严重。这些卖菜的摊点也是城市居民所需要的，不能因为没有秩序、堵塞交通就取消，只能是合理安排，既解决城市居民所需，又有秩序、不影响市容和交通。
刘仁和薛子正同志，曾分别多次来十四区视察和指导工作。我作为工商科科长，负责接待并陪同领导下街调查情况，最后确定在朝外坛口东侧大院内，也就是现在丰联广场东南边，建一个蔬菜农贸市场。具体地址确定之后，又确定了市场的规模。刚开始时，条件比较艰苦，就盖了个席棚做市场。
为了吸引更多的摊贩迁到市场里边，市里批了经费，我们在市场边建了个剧院，组织群众，用木板芦苇席临时搭起了戏台，戏班子自己演出、自己卖票，工商科负责市场管理，不管演出，剧场因而名为“群众剧院”。剧场建好后，很快上演京剧、评剧等，还吸引了说大鼓书的、耍武术的、变戏法的都进到市场演出了。
我们动员后，朝外大街交通要道上的各种摊贩陆续进到市场里了，如水果摊、食品摊、小饭馆，搭起了棚，开了业。市场热闹红火，朝阳门内外大街，交通顺畅了，秩序也安定了。我们后来给这个市场命名为“朝阳市场”，并成立了管理处，我兼主任。
市场建成后，老百姓都说日本人在这儿用枪杆子都没把他们撵出来，国民党也准备这样做过，结果都失败了，共产党却做成功了。我们大概修房不到100间，搭棚子100多间，入驻的商户却有近两千家。我们的工作是非常成功的，特别是“群众剧院”，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作用，还播放电影，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朝外大街改造后才拆除。
打“粮老虎”是我参与的第二个全市中心工作。
解放前夕，北平有四个较大的粮食批发市场：四面针市场（南市）、朝阳门市场（东市）、西直门市场（西市）和天坛市场。除朝阳门市场外，东郊还有几处小市场，如东直门、清河和东坝，还有几家以斗局为市场的粮市，如大同斗店粮食交易市场（原女四中东侧）。无论是农民还是小贩，必须一大早运到粮店，当日开盘就得出手，否则当天不能赶回，就得住客栈，粮食放在粮店或斗店，还得交保管费，因而有“货到地头死”之说。农民只能忍痛随行出手。粮价也就受到大私营粮商的操纵。
当时的北平物价飞涨，普通百姓的生活很艰难，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我亲眼看到饥饿的黄包车夫走着走着就倒毙在路上。一面是广大的老百姓没饭吃，另一面却是“粮老虎”囤积粮食、哄抬物价。朝外大街到神路街以东路南，特别是芳草地以东那都是私人大粮店，粮店专门从农村收购大量粮食，从中哄抬粮价。
和平接管后，市里决定斗一斗“粮老虎”，平稳粮价。一开始，我们组织了供销社门市部。市里一进城就成立了供销社④，王纯任主任，从全国各地调来粮食。三四月份，我们在区委旁边设了一个供销社售粮门市部。主要是批发零售粮食，除大米等细粮外，供销社门市部还卖高粱米、棒子面。价格比私人粮店低，质量又好，还吸引群众入股，群众拿着入股的供销证就可购买低价粮食。
我们还建立了大粮食市场。现在东大桥东边的街心公园当时是一个大坑，我们把大坑的一部分垫平，建了一个粮食市场。市场内设粮食市场管理处，由工商科派人过去负责。市场后来成了一个粮食集散地，北平东郊几个区县粮食来源都是通过这里，又搞批发还搞零售。我们也在此设了售货点，和私人粮站一起出售粮食。因为我们的粮价低，初步起到了平衡粮价的作用，狠狠打击了不法粮商。
7月，北平市贸易公司粮食分公司⑤第三粮栈在朝外（原大同斗店场、现蓝岛大厦附近）成立。这是第一家国营粮食批发机构，和私人粮站竞争，成为平抑物价的主导力量。第三粮栈的粮食由市粮食分公司直接调拨，公平交易，农民很愿意将粮食卖给我们，我们的交易量大增。
11月，一些不法粮商大肆哄抬粮价，市民纷纷抢购。我们根据上级指示，依然保持粮价不变，来购粮的老百姓很多，库存粮很快下降。紧急时候，市公司又调拨了40余万斤给我们。运粮的马车队伍从朝阳门下坡（当时朝阳门箭楼高、朝外大街很低且狭窄）一直延伸到粮栈的库院，浩浩荡荡的运粮队伍引得朝外大街两侧的商号和居民、行人都驻足观望。这轰动场面，显示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有足够的粮源保证市民生活。1953年，粮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被撤销。
抚今追昔话发展
李荫川：60年前的朝外是个城乡接合部，关厢两边住的都是穷人，东大桥以东就全是菜地坟地了。和东交民巷、王府井比起来，朝外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
雅宝路原有一个小市场，做点小买卖，还有个妓院。朝外关厢两边，也有很多摆摊设点的，卖的都是吃的、穿的、用的。这两个地方人比较多，老百姓穿得很破，可比王府井那里的人穿得差多了，穿了一冬天的棉衣裤都脏得黑亮黑亮的。他们要找生活，要养家糊口，只好到人多一点的地方找点事做，弄点吃的。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在拉黄包车，拉一整天车，挣几个钱，买上两三斤棒子面，用小布袋装上，养家糊口。如果拉了一天，没挣着钱，那就连这点棒子面也买不起了，全家就得饿肚子。我亲眼看到一个拉黄包车的老车夫，拉着拉着就躺下，死了！底层群众特别苦，就像电影《龙须沟》里演的，生活就是这样。
60年后的今天，朝外早已不是当年的城乡接合部，如今商楼林立，繁荣兴旺。人们丰衣足食，朝阳的发展就更不必多说了，我们的CBD成为全世界四大商务中心区之一，我们的朝外大街、建外大街早已成为驰名中外的地方，我们的都市农业、农村现代化都走在了前列，我这个老朝阳是非常欣慰的。
单昭祥：抚今追昔，回想当初我们刚进城、接管朝阳这一段60年前的尘封历史，仍会想起当年李克农、彭真的话，“我们进城是要改造北京城……不能学李自成……怎么进去就怎么出来”。6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仅没像李自成政权那样短命，而且从站起来发展到了富起来、强起来，这里一路走来，不容易啊！
60年后的朝阳，用一句老话来形容，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残破贫困的城乡接合部成了北京现代化的重要窗口，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的胜利召开，让全世界看到了现代化的朝阳、现代化的北京，对我这个1938年就参加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的老人而言，是非常欣慰和高兴的。
①1949年6月21日，第十三、十四区合并成新的十三区。1950年8月，十三区更名为第十区。1952年9月，北郊十四区东部划归为第十区，第十区更名为东郊区，管辖面积扩大。1958年5月，东郊区更名为朝阳区。
②1948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发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各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业商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它一切公共设施，任何人不得破坏；五、原属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官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俘虏和逮捕；六、为确保城市治安、安定社会秩序，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本军部队及警备司令部或公安局投诚报到；七、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八、无论在本军进城前和进城后，城内一切市民及各界人士，均需共同负责，维护社会秩序，免遭破坏。凡保护有功者奖，阴谋破坏者罚。
③1949年1月22日至1月31日，双方部队换防交接。
④1949年2月7日，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委派王纯接管国民党“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北平办事处”。22日北平市合作社供销总社（简称“市供销总社”）宣告成立，正式对外营业。
⑤1949年3月15日，北平市贸易公司粮食分公司成立。
（江静、王卫国、苏峰根据老同志座谈、访谈和相关材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