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九三九年六月入党，十月参加工作，经专门训练，党派遣我在打入莱城敌人内部，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掌握敌人一个中队，那时我住涝坡一带，有时也去莱城 里。敌人在芹村安据点后，个别人有些动摇，我怕暴露秘密被敌人逮捕，工作受到损失，便请示领导回机关或到其它地区工作。一九四0年冬我至泰山地委机关，在 社会部任机关指导员，一方面做部队的工作，一方面做机关党的工作，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底。
一九四三年春，党派我到泰安县公安局工作，开始我做审讯工作，掌握机关小部队，开展武装斗争，经常活动于泰安、历城、莱芜一带。
日本投降后，我到泰城分局当分局长，新四军的一个教导员当付局长，我带去的人少，大部都是新四军的同志，那时伪军还没有全部被消灭，我们住车站街后边就是伪军，大约半年以后，一九四六年六月才把伪军全部歼灭。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国共双方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后来蒋介石彻底撕毁了这个协定，解放战争正式开始了，我们部队在一夜之间打下兖州、泰安、潍县、泰安的敌人全部被歼灭，泰城第一次解放，泰城两次被敌人占领，最后一次是被国民党正规军七十二师占领。
一九四七年我调任泰安县公安局付局长。四七年年底，山东分局鲁中区党委决定，整个公安工作队员，包括干部、战士全部到渤海整训，整训的目的为解放战争准备 大批干部接收城市工作，泰山区党委决定，把我留下任泰安县公安局长。当时，泰山区公安局决定留下一个科长，各县留一个审讯股长和几个看押人员，因泰城地处 交通要道，所以，区党委决定泰安县公安局由我带十五个人留下工作。
济南战役结束后我被调到新海连特区工作。当时泰安、莱芜抽了部分干部由我带队去的。因为，特区要求是县委委员带队，所以，地委又吸收我为县委委员。
特区的整个公安部门，由朱礼泉同志从渤海带去的一大批公安干部组成，我带去的那部分干部是党、政、群干部。把他们分配以后，特委决定把我留到特委社会部机 关工作，在机关里，我做组织工作，整理材料，组织学习，了解情况等。社会部下设一个调查组，对敌进行反动党、团的登记、自新工作，我们的政策是只要自新、 登记、悔过，就从宽处理，不加追究。这样便于肃清敌特党团的残余组织，所谓新海连特区是由徐州、津浦、连云港、滨海四个地区组成，它在江苏地域，但靠近山 东滨海地区，所以，由山东接管，谷牧同志任特委书记，当时，我们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谷牧同志亲自主持，区委书记、县委委员以上的干部参加，主要学习内 容是进入城市的工作，由依靠贫下中农变为依靠职工群众、城市贫民的问题，在学习期间我和丁江同志(原泰安专署付专员，现已离休)认识了，当时他是连云港公 安分局长，新海连的整个工作接收完毕以后，撤销新海连特委，正式成立新海连市。朱礼泉同志是公安局长，我负责人事工作，朱礼泉调到山东省公安厅后，姜明安 代理其职。
一九四九年十月，整个组织机构有了变化。江苏的工作有基础了，山东开始移交，大批干部北调，同年十二月，第一批干部有我和李传伦等同志，李传伦同志调泰安县公安局任局长，我调泰西专署公安局任侦察科长。
建国后，我被调到公安部工作，后到中央监察部工作。监察部大约有几百人都是从各地调来的，由于监察部不适应党的工作，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销 了，当时部党委提出：一部分同志留下，一部分同志分配到其它地方工作，我被留下整理档案材料，五九年全部交接完毕后，部党委书记说：“中央决定我们支援边 疆，请同志们提一下愿意到什么地方，上南还是上北”?当时我提出不上南，因为生活不习惯还是上北到东北去，那时同志们都提出来上边疆，哈尔滨的同志亲自派 了组织织部长去接收，监察部去了二十几个人，有的调吉林有的调辽宁，有的调内蒙，还有上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的，内地很少，只有个别工作需要留在内地， 从那以后我离开政法机关。
一九五九年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滨县任县委书记。
一九六四年，又调我参加社教运动，和哈尔滨军工学院的同志组成分团，我担任分团书记，到大成、大连两县搞社教，结束后，我又回到哈尔滨市任漓江区委书记，准备继续开展社教运动，但还未搞，文革开始了。
文革开始，我受了些批判，但是，结合得很早，以后学山东结果说是复辟，我又被停止工作，靠边站了。后来参加五七干校，在五七干校，我们十来个人，我是比较 老的干部，还有一部分青年，是老中青三结合。由于文革期间遗留下的一些问题很难解决，工作不好开展。不久，市委便决定在哈尔滨市组织若干个工作队去解决老 大难我们和空军部队的同志组成工作队到啥尔滨轧钢厂，我任队长，部队的同志任指导员，工作队共五十名干部。。轧钢厂是几千人的大厂子，是老大难单位，到厂 后我代表工作队表了态，很受职工的欢迎。工作队住了一年多的时间，由于主要矛盾在上边，派性突出，问题不好解决，很多问题只有省委、市委决定才能解决。因 此，我们请示市委组织部，就撤回去了，由省军区去接替工作。
一九七二年冬调回莱芜县任县委书记， 由于身体健康状况，不能坚持工作，九七年我主动提出离职，地委组织部的同志和我谈了谈，他说：“都和你的思想一样，工作就很好做了”。我说：“现在年纪大 了，身体就这个状况．不能干了还不离开，叫年轻的同志上来干嘛”。组织部的同志说：“你的几个条件都够了，县委书记、行政十四级、四二年以前参加工作的， 现在有些同志想不通，不愿离职休息，要都象你就好了”。我离开工作主要是养病，我的简历就这么个过程。
泰山区公安保卫工作机构初期是社会部，作为下层那时是群众性的盘查站，在党内有网员，网员属社会部的内部组织，公开性的是叫盘查站，泰山地委社会部部长是 吕剑光。在社会部未建立之前，有个七县联合办事处，夏新生同志负责公安保卫工作。因为当时还未建立政权。社会部成立后，原七县联合办事处的工作结束。到四 一年的下半年，正式成立公安局，局长吕剑光，在泰山区莱芜县是建立政权比较早的一个县，三八年就有政权了，莱芜县委社会部的工作原由刘波平同志负责，以后 成立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是米乐亭。
一九四一年以后，吕剑光同志是泰山地委委员、社会部部长兼专署公安局长，没有付局长。公安局设四个科：一科负责内部保卫工作，二科开展对敌伪特工作，三科 预审工作，四科机关粮食、供给、行政事务等工作。刘波平同志是一科科长，姬玉甫同志是二科科长，夏新生同志是三科科长，米乐亭同志是四科科长，我是机关指 导员，和夏新生同志负责机关支部工作，段树友的侦察队长，还有一个日照县的同志担任政卫队长，后来调走了，再没去队长，由段树友和我负责。由于环境恶化， 根据形势，部队化整为零，机关随之精简整编，专署公安局缩编后，还剩一个科长、一个队长、一个指导员、一个局长，队长段树友、我是指导员、科长夏新生，当 时吕剑光同志调走，夏新生同志代理了—段时间的局长工作。
一九四二年秋，亓宗文同志来任局长，时间不长就调章历县任县委书记，以后又调鲁中区公安局的科长张洪林同志来任泰山区公安局长。
日本投降后解放战争开始，组织机构比较健全了，侦察、治安、审讯等几个科都建立起来了，大约在四六年地方和部分还在合并着办公，当时部队上叫特派员，槐亚 东同志是军分区的保卫科长兼公安局长，李福亭(青岛警备区政委)当时任泰北县公安局文书，他和颜庆三同志—块到山区来的，颜庆三同志文字写得很好，被槐亚 东同志发现后调去工作，地方部队合并时期张洪林来了，他一直到四七年年底。
日本投降后，原莱南、莱北、莱东合并成立莱芜县，原泰南、泰北合并成立泰安县。
一九四七年年底，党委决定各级机关全部调渤海整训，准备随军南下，整训的内容是三查三整，大概四八年的秋天才陆续续回来的，四八年亓章森同志来泰安县公安 局任侦察股长，当时我是局长，我调走后，康敬笃同志接任公安局长，这期间新泰、泰宁、莱芜、泰安、章丘、历城、淄川、博山、原来的泰、莱、历、章、淄、 博、新七县又恢复了原来的建制，增加了泰宁县局长王学诚，以后泰宁撤销，泰安的归泰安，宁阳的归宁阳，三查三整的同志回来以后，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了。
一九四八年陈新同志来泰山区任公安局长，这时公安局人数不多，陈新同志任职时间不长，到四九年康敬笃任泰山区公安局长。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我从新海连调回来以后，到鲁中南行署公安局参加专署公安局长会议会议结束，随之鲁中南撤销，我被调泰西专署公安局任侦察科长，李传伦同志任泰安县公安局长，这期间泰山专署公安局康敬笃的付局长，王善堂同志任秘书。
泰山区前身是泰、莱、历、博、淄、章、新七县，徂徕山起义后，可以说我们的工作比较顺利，莱芜党组织建立得比较早，三七年就开始建立县委了，随着斗争形势 发展，各县也开展了抗日救亡活动，那时不叫县委，叫运动委员会，有的小县叫工委。如章丘当时叫工委，那时整个泰山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就蓬勃发展起来了。一九 三八年春天，莱芜县旧政府叫我们夺了权，是由赵杰(老红军现炮兵司令员)指挥打了个很漂亮的仗，莱芜的胜仗，对几个县的人心鼓舞很大，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 发展到沂蒙山区，并逐渐在沂蒙山区的蒙阴、沂水、沂源一带，泰山区的淄川、博山一带形成了二、四支队，泰山区的四支队，也就是泰山军分区的前身，支队司令 员廖容标、副司令员赵杰，由于这支部队不断地打仗，所以，廖司令被群众誉为“廖菩萨”。这时期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很顺利，当时徂徕山起义还有支歌曲呢， 唱：“徂徕山举义旗，我们誓死守土不能离开，我们党虽然年轻，但是和山东三千八百万人民血肉相连”，这支歌曲很鼓舞人心，我们青年一代，一听到这支歌曲就 很高兴。以后，紧接着也有一些很好的革命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革命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很直接那时拿大刀片、长矛作为武 器，革命歌曲可以唤起民众，组织救亡运动，那时县动员委员会下设各教会、各救会包括群众团体：妇女、青年、少年儿童、职工、各界救亡运动会，叫各救会。所 以，在这期间党组织发展比较快，有的地方直接公开了，但总的来说，还是半公开、半隐蔽的形势，大多数在隐蔽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公开的，只是号召抗日，有钱 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组织起来上前线。当时正是三六年西安事变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号召各界人士参加救亡运动，那时对地主、富农我们开展了 减租减息运动，只要参加抗日，我们就团结。譬如，莱芜的城子街、朱家庄、山口、雪野、南富庄等几个庄，地主、富农比较集中，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捐献，表现还 不错，但以后随着环境的恶化发生了变化。泰山区的整个党组织从徂徕山起义到四0年这个期间发展得比较快，党员多，大村不下几十个人，如我们胥家庄在我离开 时，党员人数将近百十人了，那时也经常比较系统地进行党的教育，如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啦等，七天一个小组会，十天一次党的教育，到了四O年各级组织比较健 全了，但章丘、历城和靠近胶济路、津浦路的济南、淄川几个县发展得比较慢一点。根据形势发展，县政府就代替了过去的动员委员会，县政府成立以后，还有一个 统战性质的参议会，泰安县的参议长姚勤富同志是山口人，已近九十岁时，还写回忆录。他在抗日时期和我们一起工作。泰安城范明枢是山东省的参议长，他病故于 渤海，政府通过参议会团结各界人士，开展教亡运动。当时有个歌曲，我是在鲁中区党委学的，唱：“铁流二万五千里，只想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这个歌曲很鼓舞 人心，一九四一年的“九·—八”敌人大扫荡，正是百团大战以后，我们的力量暴露了，日寇在前线，蒋介石采取妥胁投降的办法，一直退却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 把主要力量调到华北对华北地区实行了所谓“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抗日运动正在蓬勃开展的时候，敌人对华北采取了残酷的扫荡，组织了几万人，扫荡 进行了几个月，这时期泰山区处在一个敌我斗争形势比较尖锐复杂的困难时期，我们的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恶化。所以，我们党也大部分转入地下，部队化整为 零。譬如，我们泰山区公安局也进行了精简，只留下二、三十个人，我们有一百几十个人，精简了几倍，有部分同志要动员回家，都不愿意走，我们做了很艰苦的工 作，才动员到地方去，到其他部队去，当时我们正处在与敌伪顽斗争非常艰难困苦的时期。敌人是指日本帝国主义，伪是指伪军、顽固派。莱芜斗争形势更复杂，不 仅有敌伪顽，还有日本宪兵特务警察特务、国民党特务。国民党特务刘伯戈，原是我们的县委书记，他投敌叛变了，当了国民党的伪县长，他到处安据点和日伪勾结 与我们作对，所以，叫国特。我们和这部分国民党特务一直斗了八年。章丘、莱芜边区有个顽固部队，头子是秦启龙。他们中多数是章丘、莱芜的流氓、地痞、老残 兵油子，有我们庄里亓正三，他原是国民党旧区政府的区长，秦启龙部下一个叫王连仲的特务，经常在章丘至莱芜的公路上抢劫行人，无恶不作，他把从莱芜来的人 都当八路军嫌疑，残杀很多。这些国特对群众糟踏是很厉害的，对我们的工作危害也是很大的。除了敌、伪、顽、国特、日特，莱芜还有个中央道在口镇以东，以三 仙为心活动，以后又叫伪九旅，这个会道门你说完全是会道门吧，它有武装，你说他是伪军吧，他又以中央道名义进行活动，我们这几派的斗争比较复杂，就伪军而 言，除了县城一些所谓县大队，区里区中从还有陈团、严团(关于严团这个名字需再核实一下，我记不清了)，这两个伪组织住在口镇一带，以后到雪野区山口，青 石桥一带，他们沿章莱公路十五里设—个据点，二里安一个碉堡，把我们大片的根据地分割开了，使我们活动很不方便，处在敌人各方面的包围之中，在莱芜的会道 门还有红枪会、黑旗会、黄沙会等反动组织，对我们威胁也很大， 有些反动会道门，我们是用武器打垮的。譬如，鲁西、寨里、水伦等地的会道门都是地主武装，他们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财产，就欺骗群众来保卫他们，泰安的吴 家庄、东北石汶都是以地主为主组织的，这些地方我们都是用武装硬打的，这些战斗都是我们公安武装打的，而且是一些公安领导亲自参加指挥的。在泰安、历城边 界会道门以窝铺、柳埠为中心，以一个反动伪乡长董树乾为首，我们也是硬打的，以后，开辟了泰安历城根据地，泰北行署(县级)撤销后，成立泰历县政府，这一 地区有个无极道曾经几次暴乱，一次它把我们历城县柳埠区公所的干部残杀了十一人，仅有吴丰民同志跑出来了。当时有些地方的会道门白天念经、晚上练武，我说 这些问题一定要警惕，结果不出所料，他们暴乱了，吴丰民同志跑出来后和我们—块活动。还有秦安、章丘、莱芜这个三角地带，从蛇头、梅阳一直到左庄以南地 区，这块根据地的无极道也是我们硬打开的。原泰山区，敌我斗争形势比较复杂，我们的活动也比较困难，根据这种形势我们的大部队化整为零，机关也不能集中过 多的人必须精简缩小，当时地委机关刘莱夫同志任地委书记，亓宗文同志是才来任公安局长，泰山区加上整个武装工作队，只有二十多个人两个秘书，一个整理材料 的同志，这就是我们地委机关。地委和公安为什么关系那么密切？因为开始它是党委的一个部门，以后才改为公安局，它直接受党委领导，在敌我斗争极其残酷的形 势下，我们公安保卫党、保卫人民的利益首当其冲，泰山区的公安工作在那样一种形势下，根据各级党委及上级的指示，采取了以武装斗争为主，开展政治斗争，打 击少数争取多数的斗争方针，我们公安坚决按照毛主席“敌进我进”的指示，采取了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方针，有时我们采取武装袭击或者说一网打尽，就是要按 敌我斗争的形势，有利于我们的就作长期打算，不利于我们的就坚决的消灭，或者一网打尽。按照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思想，我们主要以武装斗争为主并积极开展 政治斗争。譬如，我们对伪军的工作，我们对于那些一时还不能解除他们武装的，就以政治宣传为主，采取攻心战，教育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还搞了红黑榜，对于做 好事的伪军记红点，做坏事的记黑点，按时公布，这样记到七个、十个黑点公布镇压一次，采取这种方法打击了坏的，争取了多数，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三国 志》中的一个典故，它是说三国时刘、关、张在徐州战役失散以后，关公保着两位皇嫂在曹营，曹操没杀他，而且还用上马金、下马银招待他收买他，关公都没动 心，以后他保着皇嫂过五关斩六将，安全回到古城聚会。在进城时，张飞在城门楼上还不相信他，张飞说“俺张飞粗中还有细哩，我对你关公还不大相信，曹操对你 上马金、下马银你叛变了没有？我在城楼上擂三声鼓你把蔡阳的人头斩了俺就收你”，结果三声鼓响人头落地，这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来历，对伪军就是采取了这 个方针，就是你为了生活暂时不能离开伪军的，你要身在曹营心在汉，你当伪军不能做坏事，谁要做坏事我们就打击谁，这样我们争取伪军，使他们大部分为我们办 事，少给人民带来危害。在莱城我就直接掌握这个工作，建立党的支部，在伪军中开展党的工作，掌握敌人的武装。三九年至四O年，我们在莱城对敌人采取了长期 打算，内线侦察的办法，当时所谓第二科的工作主要是搞这项工作的。泰山地委社会部姬玉甫同志就是搞这个的，当时他是科长，鲁中泰山地区有个吴瑞林同志是红 军团长，解放后，授衔中将，这个同志还健在，他爱人叫刘军，是我们利用内线把她营救出来的，刘军同志是在生孩子时被敌人逮捕的，捕后由伪军在城里看管，当 时党组织交给我们营救任务后，由口镇区中队配合作接应，他们派一个同志牵着一头小毛驴化装走亲戚去接应，但由于暴露了，第一次没有完成任务。第二次我们又 用同样的办法在城东关等着，刘军同志来后骑上我们早巳准备好的小毛驴过大汶河往南走了，也没动用武装，“敌人”只叫喊，接着打起枪来，所谓敌人喊声、枪声 是我们的内线故意搞的，不然他就会暴露，至今莱芜有些同志还揭不开这个谜，到底是怎么回事?八路军这么神，用一头小毛驴装着走娘家，就把一个女同志救走 了，真是神八路!当时我们的工作很好，可以随时做救护工作，随时打击敌人里边的坏家伙，长期打算，内线侦察，这是以后陈毅同志在南方的时侯，总结我们侦察 工作的方针，实际上那时没有这样讲，但是我们做工作就是这样做的。有的时候我们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方法，在泰山区对于国民党特务刘伯戈我们就采取了这样的 方法，在嘶马河刘伯戈据点我们党派亓章森等同志打进去，他在那里还当了刘伯戈的特务队长，最后里应外合拿下嘶马河据点，歼敌三百余人，给刘伯戈一个沉重的 打击。我们以搞武装斗争形式为主，结合政治斗争，开展我们的工作。譬如，莱南还未划为新甫县之前，王润斋任县委书记，他站不住脚了，跑到泰山区求救，泰山 地委决定：派泰山区公安局武装到莱南去开展工作。当时敌人搞伪化活动很厉害，威逼党员“自首”，泰山区公安局的武装是由段树友队长带领，二十多个同志去莱 南，我没有参加。他带的泰山区武装工作队，也叫特务队，也叫便衣队，也叫政治保卫队。去后，敌人说八路来了两个连，都走一长一短两大件。在那里我们采取夜 间活动，打了几个有罪恶的坏蛋，名声就大了。群众讲：泰山区公安局的武装工作，一个打十个伪军没问题，一个人打—个鬼子也是满有余的，都是些小老虎，神出 鬼没、作战勇敢，你只要路过他的枪口准跑不掉，敌人听到这些吓得落魂丧胆，武装工作队在那个地方活动了一个多月，打开了局面，打开了什么局面？就是说敌人 虽有据点，但没有“积极”村了，我们可以进村、进据点了，敌人在，我们也可以进去开展工作，我们以武装为主，结合开展政治斗争，坏的打击，好的争取，争取 多数。这样，摧毁了敌人的伪化活动，地方的党员敢出头露面了，群众情绪逐渐高涨起来了。譬如，莱芜的雪野、上游敌人曾经猖狂一时，四二年冬天，雪野区中队 被敌人包围，损失很大，区委书记李建同志牺牲，区长韩迪生被捕，韩迪生同志被捕后是通过统战工作，由朱焕章保出来的。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泰山区的公 安武装就到敌占区，雪野一带同敌人展开了斗争。
雪野、上游一带，到处都安插着敌人的据点，大盖子村、上沟、雪野、青石桥、口镇都是鬼子伪军据点。他们十五华里一个据点，二华里一个碉堡。当时，章莱公路 就这么个情况，雪野区中队面临大敌，敢于斗争，我们的同志有个传统就是不怕牺牲，更不怕伤亡，勇于同敌人斗争，在各级党委的领导支持下，在雪野、上游一带 我们开展了同敌人的斗争。敌人说：“你们是哪里的武装?哪里的部队”?我们说：“雪野区区中队”!我们不打公安局这个牌子，专门为雪野区中队立名声，以威 慑敌人，敌人害怕了，他们说：“区中队不是完了吗?怎么又来了个雪野区中队？那么厉害，都是两大件”，我们一直打到上游区敌人据点和敌人拼了手榴弹，段瘸 子(段树友)很勇敢，他打进去后净扔手榴弹，让敌人吃了个手榴弹饱，我们就赶快撤走，战斗中，我们的同志充满胜利的信心，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最后全歼敌区中队，枪毙了敌中队长。对伪军的工作，我们争取他们中立，不准他们动，如果动就叫他们坐飞机，所谓“坐飞机”就是是炸他们的炮搂，我们区中队 在白罗峪、雪野之间，经常到敌人炮楼跟前打埋伏。我们主攻以后，敌人就往炮楼跟前靠拢，结果全被我们俘虏了，伪区中队长毕玉政被我们枪毙，至此，雪野区伪 区中队全部被歼。所以，我们的工作很快就开展起来了，伪区公所长王洪佃表态了，伪区中队长张春山和我是同学，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如果你还有中国人的气 味，你就应该老老实实，必要时起义，要再坏下去，注意你的下场”。以后他没敢作坏，在四三年冬四四年春，敌人撤退时，雪野伪区中队、伪区公所的人员全部提 前起义，起义后我们对大部分伪军都收编了，我们采取积极的武装活动和政治斗争，把伪区长王洪佃教育过来以后被我们录用分配了工作，我曾接待过他，他很感 激，他说：“我是有罪的人，共产党伟大，我做了微小的工作，给了我这样大的光荣，分配了我工作，我心满意足了，我对不起人民，得老老实实地做点工作”。所 以，我们打击少数争取多数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公安斗争里程的一部分，是我们不怕流血牺牲，同敌人浴血战斗的结果。
我们的公安工作，采取了以武装斗争为主，并紧密结合政治斗争的具体实例很多。我主要回忆一下在对敌斗争中，我们的同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一些实例。譬 如，我们对黄前的—股伪军，它以清乡队的名义活动，头子是张传谓、朱玉厚、他们都是羊栏沟的天主教徒，在济南受到敌特机关“美化公馆”的专门训练，他们回 来时带回枪支、弹药，在羊栏沟安了据点，我们很快把这个据点打掉了。
上港敌人据点原住有鬼子，随着形势变化，撤到了下港，张传谓和朱玉厚投靠了日本鬼子，以特务手段把当地的一些教徒、地痞、流氓组成了一个中队，叫清乡队。 这两个家伙特别坏，而且有一排的日本鬼子给他们撑腰，对我们的工作破坏相当严重。我们的吴玉贞同志就牺牲在羊栏沟，我们的区长陈克、助理员老方等同志牺牲 在下港北边一个村里。泰山区公安武装对这股敌人采取了行动，第一次是在四一年的冬天，我们直接插入黄前敌据点。那天正是集日，由于我们化妆不慎呢，还是情 况有所暴露，结果，被敌人察觉了，我们的武装是由段树友队长带着，共二十几个人，我没参加。敌人说：“今天进来不少八路”，他们通过查良民证的办法，把所 有的人集中到一个地方查良民证，我们的同志没办法只好在人群中间穿来穿去，下定决心，如果敌人查到自己身上就要打，就一起打，大家看段队长的行动，他不 动，谁也不轻易动，敌人查到他们的时候，就开枪了，打死了几个主要的，给敌人一个打击，如果趁混乱之机，群众一哄而散就好了，可当时伪乡长让群众都趴下， 不让群众跑，这样一来，就把我们孤立出来了，结果敌人一射击，群众伤亡不少，我们的同志也有伤亡，颜庆三同志的哥哥就牺牲在那里边，还有两个同志受了伤， 我们的同志虽然撤出来了，但给群众造成了很大损失。
一九四二年秋，泰山区公安局局长是亓宗文同志。那时，我们住在泰历边区，我仍然任指导员，带着一部分同志，还有军分区的一个指导员带着一部分同志，我们两 支小部队合并一处，埋伏在黄前附近的一个小山庄外，此地是敌人必经之路。不久，敌人进入山庄，我们来了个突然袭击，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敌人狼狈逃窜。第 二天，我们仍然在那一带活动，继续打击敌人。在第二次战斗中，敌人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人数增加，超过我们好几倍，但我们的部队没有增加，埋伏地点虽然有所 变化，但实际际上没有脱离开上次战斗的那个阵地，战斗打响后，和敌人对峙了大约一个小时，把敌人击退了，但军分区的指导员同志牺牲了。我分析了形势，认为 敌强我弱，形势对我们不利，所以我就下令，留下—个组掩护其它部队随打随撤，最后，我们撤出了战斗，避免了重大伤亡。
对于黄前这股敌人,我们采取了以武装搞突袭的办法，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并且紧密开展政治斗争。那时，羊栏沟已属于我们的根据地了，我们常在那里住，向一些 伪军的家属开展工作，还通过一些上层人士进行工作，如果有好转，对他们就同群众一样对待，如果表现不好，继续做坏，我们也决不客气，坚决打击。这样以来， 清乡队逐渐有些变化，出现一些动摇分子，那时有个汉奸姚五秃子，是上下港间的人，他搞了一套情报网，控制情报，．敌人投降以后，被我们逮住枪毙了，一些情 报腿子都清除了，最后，我们逮捕了祥沟的姚茂玉父子两个，他们提供了全部情况，所有耳目被我们搞掉了，这样阻止了黄前的敌人向北发展，我们公安机关人数虽 少，但是，敌人不敢来了，上下港一带完全成了我们的根据地。
一九四二年春天，我和夏新生同志带领我们这支小武装到了淄川的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章丘县胡山、垛庄、龙马、上下井马以北。事变前，我曾在上下井马教过 书，是几个学生家请的我这个教员，本来我本事也不大，是通过我的亲戚非叫我去不行，那年我才十八岁，在那里待了几个月，我不乐意干，走了。那个地方，七· 七事变前，我就比较熟悉，在普集以北，还有个天盐院煤矿。这一带是属于高松坡这个顽固部队的地盘，这股力量被鬼子收编了，我们插进去后，第二天就打了一漂 亮的胜仗，击溃了一支由一百多个伪军残余组成的武装力量，战斗中，我们就两个班，一个长枪班、一个短枪班短枪班，由段树友带着，我带着长枪班，一支三八盖 子枪打起来也是很叫响的，段队长向敌人扔了几棵手榴弹，我们也向敌人开了枪，打得敌人很狼狈。在那一地区，我们连续打了几个小仗很快就把那个地区工作开展 起来了。当时群众称我们是老八路，他们热情慰劳我们，我们不接受。群众说：“八路军替我们打天下，你们这支部队就是人民的救星”。在那一带，群众遭受高松 坡顽固部队的糟踏是相当厉害的，我们解放了，所以群众积极支持，拥护我们，从此淄川县委有了活动余地了，而且这一地区也成了游击根据地。当时淄川的主要根 据地是莱芜的茶叶区，因为当时淄川已没有地盘了，所以才把莱芜的茶叶区划给淄川，作为根据地，我们打下了淄川的一部分天下后，就使得淄川扩大了根据地。在 此之前我们的公安干部汪道之、陶镇二同志到淄川工作，还未达到机关接上头就牺牲在路上。环境是相当恶化了，我们去后，给他们扩大了根据地。所以，淄川县委 对我们的武装活动很满意，感到替他们打出了天下，我当时说：“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不能说替谁打下了天下，我们取得的胜利是党领导人民群众积极支持的结果， 胜利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巩固这个地方。”从此以后，淄川县委不仅在茶叶，而且在湖山区进行活动也很方便，这些都是我们积极开展政治斗争，向人民群 众进行宣传教育的结果。
一九四四年春，开辟了泰历的窝铺、仲宫、柳埠根据地，这是由泰安县委领导独立营和公安武装直接参与的，开辟那一带是我们采取武装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的方 法，公开地和敌人谈判，我们说，我们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开展救亡运动，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我们的政权，开始我们插进那一带是在晚上，由泰安县公安局 长尹子明同志亲临阵地，按照分工，县公安局王旭东同志去抓捕反动伪乡长周树千，县独立营对付红枪会、无极道，我们把敌人围困起来就和他们谈判，他们不认 帐，就打。我们这里一打，那时尹子明、王旭东就把伪乡长抓住了，手枪指着他的头说：“你要动就开枪，跟着我们走”，就这样把伪乡长抓出来了。在那一地区由 于群众受骗参如会道门的人很多，我们针对这一情况积极地采取了政治攻势，教育群众不要受骗，号召他们放下武器，从宽处理，经过教育，大批受骗的群众很快放 下了武器，瓦解了他们的反动力量。在这次行动中我们牺牲了个同志，伪乡长周树干被抓来后，我亲自审理，因为当时我做审讯工作，审完以后，韩慎修写了个布告 给我看，我说：“很好，第一次在这里开展工作，多贴它几张，宣传宣传”。就这样把伪乡长抢毙了，贴出了很多布告。这以后，成立泰历县政府，原泰北行署就撤 销了。还有对开辟舌套、门玉、章丘的垛庄以南地区，我们也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打开局面的。泰莱平原一带水北的景大麻子、鲁西的齐祥贞、齐祥德这帮会道门首 领都是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打的，以后鲁西、还有莱北的口镇，尽管成了敌伪据点，但只是有敌据点，没有敌根据地村。譬如说口镇，那个敌据点很大吧，敌人在村 这个角上住，我们就能在村那个角上开支部大会，因为我们完全掌握情况，我们这支队伍，就是党的耳目，又是革命的尖兵!我们的斗争是面对面的斗，不能和大部 队一样打阵地战，我们都是采取小股武装面对面的斗，主要打这样的仗，由于群众支持我们，他们和我们血肉相连是鱼水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个武装到哪里哪里的群 众欢迎，哪里的群众拥护，群众吃不上，穿不上，但是我们部队去了以后，供给的东西还是比较充足的，都是自动把粮扒出来送给我们。那时我们号召群众清乡空 野，敌人来了叫他们颗粒粮食找不到，连个盆碗也见不着，但我们到了村，群众送吃喝很亲切，这都是以武装斗争为基础开展政治斗争的结果。我们对敌斗争中采取 敌进我进，把敌区变为我游击区，把游击区变为我根据地。譬如，敌人在徂徕山周围安了据点、碉堡、挖了防共河，一丈多宽丈多深，把徂徕山的人民群众全部赶出 来，叫我们没有立足之地斗争就这样艰难，就这样残酷，那时我们就组织发动群众，把那些打更的敲锣的争取过来，敲锣喊平安无事的时候，也正是我们从敌人鼻子 底下过去的时候，尽管敌人封锁我们，可我们的行动是来去自由。
敌人向我们进攻，我们也主动向敌人进攻，直接插入敌占区。在范镇有中山学校，它实际是日本特务川村搞的特务组织，他以伪善面目出现欺骗群众，扩大势力，我 们很快揭露了他，把这个特务组织打掉了。在我们积极向范镇一带开展斗争的时候，泰安县公安局长尹子明同志也亲临前线，直接带领一支小部队，由王旭东同志任 队长，插到范镇，对敌人开展武装斗争，他们和敌工部的同志密切配合，不断取得战斗的胜利。有一次战斗我们人数很少，敌人超过我们十几倍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 大，战斗中王旭东英勇牺牲，孙兆法和小刘受防，尹子明他们都安全撤出来了。对于范镇的敌人我们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不断向他们打击，独立营也经常打埋伏 袭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四三、四四年期间，我们把这个地方划成宪兵特务控制区，逮捕了宪兵队的一个情报员曹东阁，他是姚庄人，本来准备枪毙他，但考 虑到在那个地方活动很不方便，因此，我就主动向县委、公安局长尹子明提出，是否把他争取过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耳目，派到范镇敌人内部。尹子明是县委委员， 他首先同意并提交县委讨论，经研究改变了原来的决定，把曹东阁教育后派到范镇的伪警察所，通过他，我们掌握了范镇的情报，范镇是特务川村实验区，在泰莱平 原威胁破坏相当大，他有四、五个人扛着一挺机枪到处去，很猖狂。我们把这股敌人歼灭后，缴获了敌人的机枪，我们第一次看到歪把子机枪都不会用，但很高兴。 对范镇警察所的战斗，我们没费一枪一弹，全部把敌人拉出来了，就是我们利用派进去的曹东阁起了作用，这就是我们开展政治斗争的威力。伪警察所共三十多个 人，由我负责审理的，他们都是基本群众，所以，一个也没有杀全部释放了。从此，我们在范镇周围的工作就开展起来了。尹子明和同志们一起把公安工作搞得很 好，县委比较满意。四六年年底，县委总结全县工作的时候，一共不超过十个模范，我们公安机关就占了四个，其中我是一个，但在我的履历表里边从来没有填过。 还有王寿亭、孙勇、徐汝坚同志也是模范，徐汝坚同志是我的战士，跟着我看押犯人，以后派下去当特派员，他是在反奸诉苦、土地改革中逐渐培养成熟起来的，在 下港区成为骨干，是准备提拔当区委付书记的对象。总结工作的时候，下港区属于模范区。张瑞镇同志在范镇，我在泰城几进几出，尤其是二次，那时有的人说要发 点洋财，弄点东西，入私人腰包，我是分文没沾，除了积极地捕获敌人、打击敌人、缴获敌人的武器、弹药以外，作为外财，我是分文未取。我们个别的同志搞点东 西，我很快动员他们都缴公了。那时公安机关威信比较高，所以在反奸诉苦、土地改革时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叫我们讲话表表态，支持群众斗争。那期间，我们做 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很突出，尹子明局长工作做得更出色。他出身煤炭工人家庭，生活很苦，他革命性、斗争性很强，黎明同志(又名克丁，后在北京工作)他是泰 安九当时在县局做侦察工作，成绩也比较突出。
泰城有个王风银是中医，他的医道在泰城很有点名气，他的药铺就是我们长期隐蔽在泰城里的一个情报工作网，也是情报工作站。一直坚持到解放战争。这个同志做 了大量的工作，一九四四年调颜庆三、李福亭(青岛警备区政委)二同志准备打入泰城工作的，因为到四五年八月敌人投降了，再派进去作用不大，因此他们从那时 就参加了公安工作。还有王其贤同志、亓章森同志地下工作也很出色，我们泰山公安机关在对敌斗争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策略、政策都是正确的，没有犯什么错 误，这支部队对党对人民做出了贡献，公安人员哪个地方有工作、有困难就到那里去，所以，那时候有一支革命进行曲，一支八路军军歌，这两个歌曲对鼓舞我们的 斗志，武装我们的思想，树立革命的必胜信心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唱好一首歌曲对于武装人民、教育人民、组织人民、打击敌人都有影响，大刀歌的歌词是：“大刀 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很直接，八路军军歌是从红军时期开始的，唱：“铁流二万五千里，指向了一个坚定的方向…”这个歌很有力，革命进行曲也很鼓舞人心，唱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它是说我们的队伍很有朝气。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还有东北流行的抗日救亡之歌，张学良、杨虎城部队的战士唱起来 都流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很教育鼓舞人，唱这支歌，当时对东北军、西北军政治上思想上的武装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歌曲也是很重要的。
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是我们公安工作的一条原则，我们公安机关一直担负着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在过去既没有法院也没有检察院，一切都是由我们 公安机关承办逮捕、审讯、判刑、处决。现在好了政法机关健全了，有了检察院、法院、在党委领导下，三家机关互相监督、互相配合，工作就好做了，但在过去， 我们法律法令很不健全，工作又没有经验，难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的公安工作，如现场勘察，案件侦破等都要通过群众调查研究来解决的，我们公安人员 哪有万能的办法呢?我们泰山区在四0年犯的肃托扩大化错误，主要是有的同志头脑发热，胜利了就骄傲，除了思想上的主观主义还有不走群众路线外，还把人民内 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在方法上搞逼供信，我那时当指导员，在机关负责看押、审讯工作，当时是你逼了他就供，供了就信，这样搞的东西当然就是假的了，这里 我不是有意地批评当时泰山专署公安局长，后来担任过公安部领导，也不是有意降低他的威信，而是为总结历史上的教训，使大家不重犯过去的错误，我才提一下这 个问题。那时鲁中区党委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是朱玉干，他表扬过吕少年英俊年轻有为，因此，赞扬声中不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犯错误，吕原在章莱边和王芳在— 起，他的教导员王的队长，以后吕调地委任社会部长，王芳调军分区任军法处长，后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公安部长。王搞了一些汉奸，有的也简单地杀掉了，也有 被冤枉的，由于犯了肃托扩大化的错误，吕被撤职，还有一科科长刘同志也撤职了，整个泰山区地委的领导同志，刘莱夫、赵笃生都受了处分!所以，逼供信是我们 一条很重要的教训，应该很好地吸取!
泰山区肃托的时候，地委宣传部的正科长都给逮起来了，教书的王景林头一天还上课，第二天就给戴上了黑帽子，我说：“这是怎么弄的?”，我也糊涂了。专署公 安局局长吕剑光同志说：“你这个指导员，将来以后，我还给你大批的队伍，叫你当营长，当营教导员”。我说：“指导员还指导不好呢?”他说：“要接受新任 务，军分区一个营交给你。”啥任务就是肃托逮捕人，一夜之间逮捕了一百多，是军分区调来了一个营逮捕犯人”。那次，把博山县机关的干部全部逮捕了，有的进 行刑讯逼供也不认帐结不了案，我和夏新生同志把他们送到区党委处理，当时斗争形势很复杂，有吴化文的顽固部队，还有其它的顽固部队。在沂蒙山区一带，我们 是从中间插过去的，那时我们依靠部队的同志当向导，完成送交任务的。我们回来不久，就是四二年的春节，刚过完春节我们送去的那伙人都放回来了，而且堂面整 齐，精神很好，我一说，他们才知道是抓错了。这时吕剑光同志说：“同志们不要责备别人，责任在我，完全是我的责任，错了，我们总结教训。”解放后，吕剑光 和王芳同志都在浙江工作，他们两人到浙江省公安厅当了正付厅长，有贡献。文革期间“四人帮”把他们压了八年，后来毛主席亲自批示才解放了他们。那年，吕剑 光来莱芜，那时我已从东北调回来了，任莱芜县委书记。见到我很亲热，他掏出一张条子给我看，是毛主席亲自批的两句话：“我看王芳、吕剑光同志没有错误，可 以解放。”他被解放以后，领导都亲自找他谈话，因为他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特别是浙江、舟山群岛那个地方斗争很复杂，特务活动很多，他能处置好，就很 不简单。
说是认真吸取教训，但有的同志以后还是犯了搞逼供信的错误。如，五O年泰山、泰西两地区合并后，宁阳县发生的贸易庄事件，就是有的同志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胜利后昏了头脑，不相信群众，事情是由一个同志打鸟去，枪上沾有血，有人见了就说打人了，对事情不做调查研究只凭主观想象，搞逼供信，结果出了大错。当时 冤枉了好人，许希亮同志就是被冤枉的一个。那次事件是土匪制造的假象，我们的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叫土匪把我们迷惑了，后来逮住了土匪，一审问，他说： “你们实事求是，哪怎么还把人家枪毙了呢？那是我们造的假情况，你们都信了。”所以，我们决不能轻信口供，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然就错杀无辜，我代表 地委专署、公安机关做好安抚工作，自己带着粮食到受冤者村里，自己做饭，白天参加劳动，晚上开展工作，实在难啊，光党支部书记我就做了三天三夜的工作，当 时那个地方又受了雹灾群众情绪很低沉，我们同群众—块劳动，没向群众要一两粮食，一切自给，到晚上我们苦口婆心地先做党支部的工作，而后再做家属的工作， 群众工作做好了，我们才召开公审大会枪毙了逮捕的土匪，平了民愤，给受冤枉的同志恢复了名誉，对死者的家属发了抚恤金，这次工作我们来回共花了整七天的时 间，通过总结，教训确实是很深刻的。
在我们泰西地区宁阳一个大土匪头子跑了，宁阳县局利用了—个人去做工作，这家伙报告说：“电台已经来了，放在一个屋檐底下用泥巴糊起来了。”我们的同志对 他信任到什么程度?就连枪都给了。这家伙有了枪就到处对群众炫耀：“你们看，怎么样?还是我行吧，我还有武器呢。”这家伙胆子更大了，干了许多坏事。我到 宁阳县找这个家伙谈话的时候，他很机警，也没有问出什么东西。我向群众调查以后，这是个什么人呢？据群众向我反映，他是个大特务、大地主、大恶霸、大流 氓。根据上级起电台破案的指示，我们去起电台，在去起电台之前我说：“先把那家伙的枪收了，然后再把他监视起来。”结果那小子一听要起电台，他自杀了。我 们到所谓放电台的地方去刨电台，群众说：“你们刨那个地方干啥?俺刚泥罢好。”我们说：“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他们说：“啥东西也没有我们刚泥了 墙。”我们拉开以后什么东西也没发现，完全是—起错案，从此，这—个迷揭开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在斗争中不仅勇敢善战，不怕牺牲，也要机动灵活，不为假象 所迷惑，要走群众路线，要调查研究，重证据，又重口供，这是我们的一条工作原则，这也是我们公安工作的光荣传统。（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