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安定祥和的社会中，我们不能忘记如今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多少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在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父亲的一生艰难曲折、坎坷不平，也许正是因为坎坷不平，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东西。虽然父亲已经去世二十五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却仿佛一直在我身边。为了追寻父亲当年走过的足迹，我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家乡——青州。在青州市委档案馆里，我终于找到了父亲那尘封已久的档案。当我看完父亲的档案的时候，我才算是真正地了解了父亲，从此一个完整的父亲的形象展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的祖籍是河南省淮阳县小杜楼村，1918年3月7日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谢家堂。由于家中贫寒父亲从小没有上过一天学，11岁至17岁给地主放牛，17岁至19岁跟师傅谢增柱学理发。早年爷爷参加了鄂豫皖苏区游击队，后来被敌人杀害。父亲挑着理发担子四处寻找爷爷，不仅没有找到爷爷，反而被国民党胡宗南部队抓壮丁抓去。1936年4月参加了中央军第一师466团，任理发员。1936年9月在著名的山城堡战役中解放入伍，同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红四师管理科任理发员。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在115师343旅686团特务连任战士、班长。1937年9月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战，1937年11月又参加了广阳伏击战。1939年春随同115师686团开赴山东，在泰西参加了著名的陆房突围战。从此，父亲跟随115师共同开创沂蒙抗日根据地，在沂蒙山区参加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
父亲一生参加过大小战役上百次，负重伤两次。第一次负伤是1938年在山西洼唐寺。第二次负伤是1943年1月，档案记载“因掩护重机枪营部和机枪排安全转移”。在父亲的革命军人残废证上明确记载着残废的时间、地点及原因是：“1943年1月在郯城东北后城战役负伤”，残废时所在部队和担任的职务是：“滨海教二旅四团一营任保卫班班长”，残废情形是：“左胸刺伤，肺脏损伤，呼吸困难，右手指失去四个”。在我小的时候，父亲曾经讲过这次负伤的经过。为了掩护重机枪营部和机枪排安全转移，留下少数人掩护，他们子弹打光了，最后没有办法只能和日本鬼子拼刺刀。七、八个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围着他，一个日本鬼子用刺刀一捅，他用右手一抓，后来四指被截。紧接着胸膛被日本鬼子刺两刀，其中正胸胸口窝被刺刀穿透，左肋被刺一刀。战斗结束后，当地人民群众打扫战场，看到他还有一口气，就把他抬了出来。那时正是冬天，天气非常寒冷，他们就把他藏在一个烤烟屋里，用纱布把伤口塞上，一咳嗽就把纱布喷了出来，然后他们再给他塞上。父亲执意要找部队，于是村长装扮成一个拾粪的在前面探路，他们用一块门板抬着他，看见有人就赶快藏起来，看见人走远了比较安全了村长就咳嗽一声，他们就抬着他赶快往前走，就这样在当地群众的救护下找到了部队得以生还。负伤后在全营得到表扬，后成为一等残废军人。每当回想起这些往事，父亲都会由衷地感激当年沂蒙山区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是他们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负伤以后，父亲尽管是一个残废军人，却还在继续为党工作。1943年7月在山东荣军教养院任指导员，1944年10月在山东滨海公安局任政治侦查员，1946年1月任山东新河酒厂经理，1947年4月任渤海振动公司供应店经理，1950年10月任九兵团山东第六医院院长（任命书至今保存完好），1951年2月任九兵团山东第五医院第一行政院长，1951年8月任山东康复二院分院长，1951年9月任山东康复七院总务主任，1954年10月转业到益都县民政局任局长。
从父亲的档案来看，父亲在建国之前曾经多次立功。最为显著的一次是“1938年在山西洪洞县红普村因扩军，由朱德、杨勇亲自授物资状一次”。
关于115师1938年在山西洪洞县扩军，在《罗荣桓传》中有关于扩军的记载。“师部派杨勇带一批干部到晋东南扩兵。罗荣桓回到师部时，大批新兵已到。师部除把现有的两个团兵员补满外，又新组建了一个补充团。由邓克明任团长，符竹庭任政委。” 作者李华在《洪赵扩军》一文中这样写道：“不到半月时间，部队就扩充了三、四千人。686团以侦察连和警卫连为基础，又扩编了一个补充团，由原三营营长邓克明同志任团长，原政治处主任符竹庭同志任政治委员。部队人员大为充实。不久，部队就奉命东渡汾河，于1938年春节，在万安西边的杜甫镇召开了大会。”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到朱总司令在1938年春节到了115师686团，父亲曾经回忆过朱德总司令与战士们打篮球的情形，并且和杨勇亲自表彰在扩军中表现突出的立功人员。
第二次授奖是“1940年在鲁西反击顽军石友三的战斗中因做宣传工作受到党的表扬与物资奖励。”
段君毅在1995年9月15日《人民日报》上的《戎马一生 功在国家——怀念张国华同志》文章中写道，“1939年6月1日，国华、匡斌同志所率部队扩建为115师第七支队。７月，第七支队与杨勇部合编为115师独立旅。1940年春，在反击顽军石友三部的斗争中，国华、匡斌同志率部配合作战，一度解放鄄城县城，”在父亲过去的回忆中经常提到张国华的名字，父亲参加了1940年的鲁西反顽战斗，并获奖励。
“1941年在临沭县115师四团一营《战士报》上受过表扬一次。1942年5月至7月在轮训队任副队长，在整训中获得名誉状一次。1944年在莒南县延边区《大众日报》上受到表扬一次。1945年在莒南延边酒厂被选为二等模范。1946年在山东省工商总局献金献物中立二个三等功。1950年在青州实验酒厂昌乐分销处立二等功两次。”
父亲虽然是一位老党员，但是他的入党经历并不平坦，可谓是一波三折，三进两出。1938年在红四师政治部主任舒同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在山西洼唐寺负伤，当时由于年轻冲动，与领导意见发生分歧，被停止了党籍。1943年1月因掩护重机枪营部和机枪排安全转移，身负重伤，得到全营表扬，同年9月在莒南县延边区石家宅子村由赵建国介绍入党。1958年由于实事求是地向组织反映农村的实际情况，被错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1978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恢复政治荣誉，又一次恢复了党籍。这一次恢复党籍后，父亲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补交了二十年的党费。父亲对党是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的，他的党籍是来之不易的，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所以他对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是非常珍惜的。就在他遭受不公正待遇、最艰难的时候，他对党也没有失去信心，在他的思想总结中这样写道：“……上级党是英明的，是坚持党的原则的，我相信党，对我个人的问题迟早会把事非弄清楚的……”。这是父亲当年写的思想总结，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对党充满了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党充满了信任。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保存着它，它是父亲坚定共产主义信念的象征。
我们全家兄弟姐妹七人，父母含辛茹苦把我们养大成人实在是不容易。母亲1943年入伍，当时在部队上是排级出纳员，1954年10月转业时档案丢失，成为家庭妇女，一直没有生活来源。父亲从部队转业时由供给制改薪金制，工资保留80.5元，被错划为右派后工资降成了64.5元。1960年由于父亲在家养病，工资还剩五十几元，全家九口人就靠父亲那一点微薄的收入生活，非常困难。由于受到父亲的牵连，哥哥姐姐大都没有上过多少学，这对于从小没有上过一天学而又渴望学习文化知识的父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尽管生活困难，全家人始终在一起共渡难关。也许是由于经历了太多的磨难，父母对我们总是严格要求，我们对父母也都非常地孝敬，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奋地工作和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父母为我感到自豪，感到骄傲，也圆了父亲多年的上学梦。如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都生活的很好，都经受住了改革开放和经济转型的考验。1984年父亲去世后，我们把他的骨灰安葬在凤凰岭上。这里依山傍水，山清水秀，每到清明时节，我们全家都到这里给父母扫墓，回忆他们坎坷的经历，缅怀他们战斗的一生。现在，父亲的墓碑在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每当人们从这里走过的时候都会驻足仰望，他们不曾想到在这里竟然安葬着一位红军老战士，一位曾经跟随115师南征北战、曾经因扩军成绩显著受到过朱总司令嘉奖、曾经与日本鬼子白刃相接的老八路，他们为之骄傲，他们为之自豪。
父亲的足迹曾经洒满了齐鲁大地，父亲的汗水曾经浇灌了这片沃土。你的鲜血不会白流，你的奋斗不会白费，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们也不会忘记。今天，祖国已经强大，人民安居乐业，家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的子孙也在健康地成长。安息吧，希望你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地、静静地安息！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