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乔尚涵，后改名乔海秋，民国元年(清宣统三年)生于山东泗水二区东乔家村一个较为富裕的农民家庭里。父名乔修枚，祖父之弱子，业农兼习中医，爱读书不善理家。母亲杨氏勤俭治家，尝抱恨家不起之志。二弟乔磊，现在山东我大众日报社做印刷工作，妻汤兰洲同志，系本县师范讲习所毕业生，现已到鲁南邹东工作。
我是父母五个子女中的长子。因此，深得父母的喜欢和抚爱，他们希望我成为一个忠孝的儿子，那时，我也是这样做的。
我八岁入私塾就读，先后转换过五个学校，都是很严厉的私塾教育。对于封建的师道尊严，孔孟之道甚觉反感，很不痛快；特别对大小便时，必预拿《出恭入敬》的大木签子方准出入，早晚两餐必须全体学生站齐，向孔子的“神牌”行礼后，方准回家吃饭等，禁锢学生的作法令人十分厌恶、痛苦和不满。
民国十四年，直奉军阀混战，官匪混杂，兵连祸结，溃军对我村进行了抢劫，我家也不例外，更可恨的是五叔在这次劫难中无辜遭溃军枪杀。祸不单行，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七日，鲁南惯匪刘黑七率部五、六百人抢劫我村，我家被抢劫一空。我亦作为“肉票”被绑架，父亲不得已卖地十五余亩，筹借大洋五千余元，把我赎回。从此，家庭经济已到了竭泽而渔的程度，一蹶不振了。以致造成至今总是入不敷出的局面。
在家庭的破落过程中，我开始体会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因穷困，我曾经两度寄读在外婆和姑妈家，因吃他们的饭，惹起他们的白眼和奚落，这种白眼有时使我不敢吃饱饭或暗暗对墙默泣。母亲向我诉说，为了赎我借贷的困难，亲友如何轻视和怠慢，听后真是心如刀割。使我认识了穷困二字的意义，亲戚关系的好坏往往是受金钱所支配的。五叔被溃军的无辜枪杀，家庭一连串的劫难，一度促使我想从军当兵，拿起枪杆子报仇，可是在军阀混战，鸡犬当道的时代，仁义之道又何在呢？出路又在那里呢？也只好发愤读书而已。
民国十七年我在泗城高小读书。在努力学好功课的同时，有时也和同学们研究一些社会问题。了解日军在山东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杀了蔡公时和很多无辜爱国民众，国民党军队不打撤出济南省政府偏安泰安，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做法，我深感身为弱国国民的悲愤，从此也改变了我对国民政府的看法，并产生了对国民党的怀疑和憎恨。
小学毕业后，我即转学到兖州山东省第五职业学校，在这里我开始接触新小说，先后阅读了蒋光慈著《鸭绿江上》、《乡情集》，歌德著《少年维特之烦恼》等书。
是年秋，蒋冯阎大战后，第五职业学校被山东省教育当局取消，当时甚感失学之苦。后该校改为山东省立第四乡村师范学校，于是仍联络旧有同学丁九如，姜遒书、张清源、乔修桓等商讨，几次派代表赴省教育当局交涉，结果允许旧同学留在该校继续就读，或转入其他学校。是年十二月我即留在该校学习。
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葬送了我国东北三省，而对内更加反共独裁。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有被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危险。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现实，激起了我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我积极参加本校宣传队，到乡间宣传，做救亡活动。是年十月，前妻孔氏因家庭压迫过甚，投井自杀。家庭的黑暗，精神上给了我很大痛苦。因此，我决心不顾守旧人们的嘲笑、奚落，走我自己的路，在我经济未独立之前决心不再另娶。是年十一月，我开始看社会科学书籍，涉猎的第一本书是李达著的《现代社会学》一书，这本书阐述的社会发展史给了我一个较深的印象，启迪我追求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兴趣浓厚起来。十二月我参加鲁南各中学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到兖州车站卧轨待车南下。后被统治者阻止，未能达到目的。
民国二十一年春，回校后，由国文教员谷静默先生介绍开始看秘密小册子《北方青年》、《联友》、《东方青年》等刊物。谷并在课堂上讲解“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经过及学生运动的情形。因此，使我对于“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的真象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知道了国民党是如何的丧权辱国、压迫学生运动，使我对国民党的愤恨不满愈益增加起来。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产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是年二月，我即由本班同学王福鸿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校内活动。不久，我担任了四乡师的党支部书记。在谷静默先生的指导下，我们积极参加学校“消费合作社”，大批购买社会科学书籍、新文化书籍，组织“国文学会”、“社会科学会”、“同乡读书会”等，宣传新文化，传播革命思想，团结了广大同学，发展了组织。此间还曾发动领导同学们进行了“打狗斗争”(“狗”即指学校当局的走狗，拍学校当局的马屁，压迫大多数同学，调戏女同学)；另外还发动领导了减轻学费与反对会考等斗争。
民国二十二年暑假期间，回故里后，曾与同乡王少逸、武雨琴等联络泗水旅外同学及县内小学教师及学生组织“泗水文化促进会”，目的在于改革泗水教育，促进新文化的发展，并募捐资助贫苦学生求学。后因成份复杂，组织不严密而停顿。
暑假过后回到了学校，因年景欠收，学校要的学费又多，同学们交学费有困难，我们组织广大同学向校方提出减免或缓交学费的要求。校方怕学生闹事，被迫予以允复。
民国二十三年上半年，国民党当局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济宁的党组织连遭破坏，形势异常紧张。我们商量为使党组织便于开展工作，将“消费合作社”改名为“教育劳动者协会”，继续开展党的活动。下半年我因参加毕业会考，遂将党的工作交给秦令朴(即秦和珍)同志，各种社会的工作交给孔繁阁同志。此时，全校党员已发展到二十六人，划分为五个党小组。毕业会考结束后，我便离开了兖州四乡师，回到了泗水。
民国二十四年即到泗水县立第一小学任教，联络小学进步教员，宣传新文化，作学生工作。是年夏，周蓝田同志在山东荷泽师范学校活动引起学校当局注意，乃被迫弃学回里，我们即共同活动。不久，与周蓝田在荷泽师范活动的许怀民同志(党员、单县人，)因在本地无法活动，亦到我们县来，经商议将许安置在孟家村小学任教。到年底他离泗回到本县。
民国二十五年，经丁景宇同志介绍到山东汶上县立孔庙小学教书。是年冬，绥远抗战时，曾组织学生宣传队下乡宣传，并募捐慰劳前线将士。是年仍由丁景宇同志介绍到汶上县立张楼小学任教，两地均作学生活动，介绍新书刊，如《儿童新闻》、《文化报》、《世界知识》、《光明》、《苏联五年计划的故事》、《表》、《救亡言论选集》等，启发学生革命思想。在此期间为了找党的关系，我曾联系金乡的秦令朴，并介绍秦令朴与周蓝田在济宁见了面，发展了党员赵绪玖(任汶上孔庙小学教员，原乡师同学)，并和赵去肥城找党的关系未遂。
“七．七”事变后，我曾到金乡城关小学秦令朴处，，曲阜师范周蓝田处，济宁乡村建设研究院附设训练班赵绪玖处进行联络，酝酿过准备到延安抗大求学，如去不成时，就地发动游击战争。在曲阜一个乡村小学中，由周蓝田介绍见到了省委特派员李明轩同志(化名)。当时，我很高兴，李向我们谈了省委关于发展党组织，组织暴动，发动抗日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
后来我和周蓝田回到曲阜，接着又转济宁，周留在济宁，我即转回汶上。十一月间，形势更加紧张，我和丁景宇商议后，又经济宁周蓝田、赵绪玖处到了金乡秦令朴处。因时间仓促(只一宿)和秦令朴大致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各自的活动，最后，我曾谈到了如果回本地不能活动时，就到你们这里来干，他也答应了我。第二天早晨他给了我几份文件《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及《游击战争小册子》等，我就匆匆经济宁又转回汶上。到汶上后，这时形势更加紧张，不得已即与丁景宇同志分手回到泗水。
十二月，我自汶上回里后，即到五区周蓝田同志处接洽，确定在本地发动游击队，我即转本区活动，利用亲朋同学关系，着手发动和组织抗日武装。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泗城沦陷，我即在本区同本区区长发动游击队，时值混乱之中，旧有县长秦载敬即将区长扣押，致使人心惶惶，后虽释放，但已受影响，又加之财粮无着，各种困难无法解决，乃自行解散。这时与周蓝田同志也未联系上。此时，周已领本地的游击队，与“四支队”会师去了。自己甚感孤掌难鸣，工作无着，便决心到金乡秦令朴处干，到徐州后，因去金乡的交通被日切断，只好返回泗水。这时，泗水籍共产党员钱杰东(又名江洪，已故)，从外地回到泗水。我们取得联系后，乃共同联络当地抗日同志，组建了“曲泗工作委员会，”一面工作，一面与上级联系。钱杰东同志首先与省委取得了联系，写了报告，后我也与周蓝田同志取得联系，亦写了报告。四月间，省委即派张林夫同志与我们联络并帮助搞武装。五月间，省委又派周蓝田同志回泗水帮助开展工作。六月间，“四支队”二团曾到泗北活动，省委派孙汉卿同志随部队来泗水组建泗水县委，要我任组织部长。七月，省委随“四支队”到费县西北仲村时，我曾到省委报告工作。因调整泗水干部，加强下层工作，调我到第二区任分区委书记。十月，组织上又要我兼曲泗宁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十一月底，县委要成立保卫局，我调任局长。至此，泗水县党的工作日益开展起来。（撰稿人：乔海秋 董自刚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