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我们随百万雄师渡过长江后，我所在的南下干部队伍，奉命迅速赶赴杭州。队伍就象离弦之箭，飞行在沪杭公路线上，5月9日凌晨到达目的地，向杭州市军管会报到。
一、接管杭县警察局
15日上午，军管会公安部邬家箴同志在办公室约见我。他简要介绍了杭县干部配备情况后说:“经研究决定，委派你为军代表，带领扬杰、骈其义、李德华、谢景新和郝守元等5同志，接管杭县警察局”并交待了接管方法和应注意事项。谈话结束还不到9点，我和杨杰等5位同志立即整装奔赴杭县，向县委书记周林和县长王德生作了汇报，并征求了意见。
下午，我们到杭县警察局，找来了国民党警察局局长马驹，责令介绍基本倩况，并通知全部警职人员于16日下午到局集中开会。我们六人作了分工，杨杰为主，负责警职人员思想动态的了解，和文书档案资料、财产物资的接管工作，骈其义为主，负责武器、弹药的收缴和保管工作。第二天下午，县警察局及其下属塘栖、临平两个派出所和上泗、瓶窑、留下、良渚4个分驻所的警职人员共120余人，准时到会。会上，我代表军管会宣布了对国民党杭县警察局的接管命令，并正告全体人员认真负责办理移交。
约经两个月，接管工作全部结束。收缴90余支枪和一批弹药，接收500余份文书档案资料和一批财产物资。对全体警职人员进行了政策和守法教育，除少数留用者外，都发给遣散费令回原籍。在此期间，县委又调配了十余名千部，充实了机构，为全面开展公安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清剿县境内股匪
初解放的一个来月，国民党特务和当地恶霸地主武装组成的残余股匪，慑于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不敢轻举妄动，但时时在窥测方向，伺机东山再起。他们散布谣言:“共产党不会长久，蒋介石一定回来过中秋节……。”有的在群众家门上贴恐吓信，有的竞直接威胁群众:“谁要接近解放军扩就打死谁!有时在群众会议上，便有土匪暗带短枪混杂其间，窥探动静，以至进行捣乱活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潜伏的敌人已经磨刀霍霍，蠢蠢欲动。我们向县委和县府报告了敌情，并提出了防范措施，县委、县庭采纳我们的建议，立即通知区、乡干部和工作人员，即日起，晚间不单独活动，集中区里住宿，通宵站岗放哨，严防土匪袭扰。
7月初，意料中的事件终于发生了。在瓶窑区和运河东岸，土匪相继枪杀了一位接近我们的贫农和我局留用的一位工作人员。每当傍晚时分，运河西岸又有土匪不时地朝我县政府打枪。继而在中旬的一个夜间，股匪蒋天相部偷袭三墩区一个乡政府，副区长陈万贵和民运委员范玉山惨遭杀害，气焰嚣张至极。杭州市警备司令部召获了剿匪会议。根据分工，我们组织了13人的县武装工作队，负责搜集土匪情报，配合警备司令部大部队清剿。适有省军区保卫科科长张子登，送来和我方接近的国民党乡长冯某，协助我们工作。此人系双桥乡人，熟悉匪情。当天，我和张带领骈其义、杨杰等5位同志，由冯引路，8人分乘两只小船，顺运河而北，深入匪巢侦察。船行半小时后，见东岸有3人慌慌张张向南急行，冯即向我挥手示意。我随骈其义、杨等4人上岸，紧步迂回至背后，乘其不备，将其生擒，其中有匪中队长1名。首战告捷。
7月20日前，根据冯提供的情报，我们配合警备司令部的一个连，奔袭三墩区股匪驻地，击毙3人，余匪溃逃。我方乘胜跟踪追击，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又俘获土匪5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股匪气焰顿挫。为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我们召开了有各区群众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两名匪中队长。同时，在塘栖镇集训前乡、保长和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进行政策教育。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后，耳目多了，武工队又主动连连出击，土匪无藏身之地，开始土崩瓦解，匪徒最多的何卓权和蒋天相两股，非死则降、匪首何、蒋外逃，但都先后被我抓获归案，处以极刑。在武装清剿的同时，我们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反复宣传党的对敌政策。8月初的某天傍晚，冯带来徐德宝匪部大队附沈某，向我请降，并交出随身手枪一支。我发现手枪是坏的，估计此举是对我方态度的一种试探。我交还手枪，进行政策前途教育，限其3日内作出选择。第三天，沈遵期到局，请求缴械受降。当天，武工队16名指战员由沈引路赶赴五杭村住了一宿。翌晨，徐德宝在沈陪同下，钻出甘蔗林，交出随身木壳1支向我投并从村边运河桥头河里，捞起几天前投入的轻机枪1挺、卡宾枪2枝、手枪2枝，子弹一批。徐亦是恶名昭著的老牌匪首，他一投降，震慑一大片，不久，出没于富阳、杭县边界山区的股匪，也派人求降。我们限令第三天上午，人和武器全部集中留下镇听候处置。是日，我们会同警备司令部，将投诚人员和武器，用两辆交通车全部送往杭州市警备司令部。至此，猖撅一时的残余股匪，全部肃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