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三八年参加了马宝三的八支队，先去支援胶东，后转战鲁南和鲁中南一带活动，主要是搞对敌策反工作。一九三九年我们在苏北打了敌人的一个据点后，由谷牧同志带着我们一部份青年由苏北到了临沂，编到了一一五师特务大队(山东社会部的代名)。山东战工会在鲁中举办了锄奸保卫工作训练班。我是在抗大学习尚未结束，由刘居英和我谈话后，把我转到锄奸保卫工作训练班的。学员结业后回到清河区的有徐盛、崔景先、任芳亭，朱洪图(洪飞)、克欣等。克欣分配到桓台县公安局改名王应生(后叛变)。我在训练班担任党的小组长，班长，锄奸网长等。结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东社会部，负责人是刘居英、于克、朱玉干，我是审讯干事。
清河的李震同志我们早就认识，到清河前他是山东战工会的组织科长，一九四0年春被调往清河区任社会部长，军区保卫部长，他到后筹建清河区公安局。一九四O年春天，山东召开了一百零八个县的社会部长会议，会上决定：锄奸工作由秘密转为公开，成立各战略区公安局。所以后来的公安局是原社会部转的，但社会部的名堂仍然存在。原社会部的负责人是：鲁中朱玉干、鲁南宋子成，清河胡维鲁、胶东王鼎成、湖西周洪恩、滨海张洪范。对内部的锄好工作，由社会部负责；对敌特斗争由公安局负责。一九四一年五月山东社会部改为山东公安总局。清河区社会部长由组织部长苏杰同志兼任，具体工作由胡维鲁同志负责。李震同志到清河后任社会部长，并着手成立公安局兼局长。
一九四二年七月，山东公安总局派出以刘居英同志为首的肃托工作检查团，参加的同志有：周洪恩、李占、李业、陆滨等，我也参加了。检查团先到了清河区党委住地垦利县八大组。区党委书记景晓村，主任李人凤，司令员杨国夫，公安局长李震等同志，对清河区的肃托进行了汇报。刘居英同志认为，清河区的肃托工作，在执行政策上是稳妥的，对肃托案件的处理上是慎重的，对许多线索是重证据，注意了调查研究，清出托派嫌疑分子二百余名，只是杀掉了二十五名，其中二十二名是部队杀掉的，区党委处理的仅三名，还是请示山东总局批准后杀掉的。因此，刘居英同志对清河区公安局长李震同志在执行政策上慎重稳妥表示满意。从清河我们又去胶东巡视检查，至到一九四三年八月，刘居英同志奉命回山东，我们由周洪恩同志带领，准备去冀鲁边区了解黄卫华等同志被判事件，途经清河党委住地，正遇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周贯五等同志，从冀鲁边到了清河，谈了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投敌的经过和冀鲁边区根据地已被敌人蚕食的情况。从此，我被留到了清河区，到寿光县任公安局长。这时寿光县局是中心县局，实际是清东地区的公安局。
一九四四年初，清河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公安局长李震，人事保卫科长李峰，侦察科长杨建东，审讯科长王民英，秘书刘欣。开始六个分区。一九四五年在临淄的古城开会，改为四个分区，后成为四个专区。
一九四六年，专署改为督察公署，公安局改为公安督察员，我由寿光调任专区公安督察员，一九四七年我去高苑县任县长兼公安局长。
一九四三年至四五年，寿光、益都等地形势恶化，日伪扫荡、清剿、蚕食，实行了残酷的“铁壁合围”、“三光”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等。当时益寿二边牺牲了两位局长，一个叫黄金龙，一个叫常方亮，他们的任职时间都很短。一九四三年，调清中独立团特派员李金亮同志任四边②公安局长。日降后撤销四边县，成立益寿县，调刘欣同志任公安局长。这时我知名的各县公安局长有：临淄县赵文卿、广饶县霍瑛、青城县韩华、高苑县李克明、齐东县梅景生、邹平县段明德、长山县韩洁石、桓台县宋鲁源、博兴县任芳亭。
我所了解的寿光县公安局的情况是这样：四0年县委成立了保卫委员会，锄奸干事张扬烈，社会科长赵文卿。韩洁石同志到寿光才建立公安局，侦察股长赵文卿，二股股长单城，政卫队长刘敏，指导员刘维寅。一九四三年我任局长后，侦察股长先是赵文卿，后换李培之，二股股长单城，秘书股长王荣斋，武装设有两个队。一、七区特派员李培之，六区特派员王登仁，八区特派员王敬之，益寿广三边特派员王荣斋。我调专署后，提单城和李培之任副局长，不久任芳亭到任。
在寿光还有个三打伪团长，就是打匪张景月部政工团的三任团长。一个叫吴吉亭，被我们击毙，一个叫崔良亭被我们活捉，一个叫夏田一被我们吓的弃军逃跑了。
吴吉亭是寿光县人，三0年加入共产党，入党前是个小学教员，三八年马宝三在牛头镇成立八支部起义时，混入军内窃任大队长。后任营长，代理过团长。在鲁南抗大学习期间，打了红军时期的老炊事员，因此校方组织学员对其进行了批判教育，后吴吉亭逃离学校，只身投靠匪张景月部，张景月如获至宝，委任他当了政工团长。由于吴吉亭有叛徒的特殊条件，对我寿光、益寿等地的地下党组织破坏殆尽，制造多次惨案，上百名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遭其屠杀，给我党和抗日军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因此，清河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及组织部长苏杰、行署主任李人凤，公安局长李震、清西专区的韩克新书记和马巨涛专员都有指示，决心严惩叛徒吴吉亭，这个任务是由寿光县公安局执行的，那时我还未到寿光公安局，我到寿光公安局后听说是韩洁石同志根据上级指示组织刘敏、刘维寅等同志在邢姚集上把他击毙的。
吴吉亭被处决后，张景月又派崔良亭任政工团长，据说他也是一个叛徒。当时上级有指示，坚决打击叛徒的破坏活动，这时我就到了寿光县公安局了。有一天，李培之在街上碰到西小官庄一个姓周的两口子，带着孩子到我们的住地赵庄讨饭，他向李培之同志述说了致政工团的情况，并说他的四叔到敌政工团住地卖黄瓜，硬被说成是八路的密探，将其毒打一顿，把黄瓜抢劫一空。李培之和我谈了这个情况后，我就立即派人将姓周的请到局里，把其家属安排到北台头村住下，生活由我们照顾，对周进行了教育，并动员他与其四叔取得联系，问清了崔良亭的住处，组织李培之、刘敏、刘维寅、陈庆三、张建亭、张希书等组织精干的小分队，经过全面的训练和准备，由姓周的作向导，长途跋涉远路袭击，深夜摸入崔良亭的住地孙家集，摸进大院，将崔良亭及其随从一网打尽，缴获手枪一支、匣枪二支、大枪一支、战马四匹，当夜将俘虏押回住地，受到上级表扬。后经上级批准，也将崔良亭处决了。
一九四四年麦季，张景月又派了个政工团长叫夏田一，这时我们又派出侦察员深入到敌占区将写好的标话，贴在夏田一的住地，并给夏田一写了封警告信，给他指出了两条路，一是走吴吉亭、崔良亭的道路；二是改恶从善，弃暗投明。同时派侦察人员监视他的行动，结果不几天就吓的他弃军只身逃跑了。
还有王道起义。这是一九四三年九月初，正是日寇对我实行“铁壁合围”进行大扫荡，形势比较恶化的时候，王道部队住在丰城。当时有一个联络股长张国民，他与王道取得联系，并与寿光公安局进行了研究让我们积极的去配合。先是由王道的同学写了封信，劝说王道起义，王道回信说：“同意起义，请来人磋商”。寿光县公安局负责联络工作，县大队庄中一参谋长规定的联络暗号是：棉大衣袖上挽，自里朝外。我们进入炮楼后，当时有一个敌团长想发坏，刘敏、刘维寅当时就把他监视起来了，当王道集合部队，宣布起义，撤出敌据点后，广饶的日本鬼子知道了，但已经晚了。我们将王道的部队带到根据地进行了整编，后转移到了清水泊，改为我们的独立营，王道被派到鲁南学习去了。
关于过去我们公安保卫工作的政策。政策是为形势与任务服务的。特别是对敌斗争政策，形势好时，可以掌握从宽，形势恶化时，就掌握从严。一九四0年前，对公安工作人员的要求：“办案中要客观冷静，有特殊的义务，没有特殊的权利。”对敌斗争一贯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论是对日特，还是对固特，采取打击少数争取多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对国民党的顽固派、土顽，也是实行这样的政策。在形势恶化的时候，也曾出现过宁错杀，勿错放的做法，这只能是在环境恶化，情况紧张的情况出现的。
一九四二年开始整风时，也提过“宁错划，勿错杀”，还提过“检举有功，坦白无罪，立功受奖”。一九四四年还提过“对特务、汉奸，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捉。”这是在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提出的。霍瑛同志曾在广饶办过坦白检举的敌伪人员训练班，收到很好的效果。我们对拿枪的敌人，采取过记“红” “黑”点的办法，对敌进行分化瓦解，教育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但对坚持反动立场，死心塌地的铁杆汉奸，也提出了：“不管跑到天涯海角，也要坚决捉拿归案，严惩不待。”一九四五形成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在审讯工作上，始终坚持贯彻废止肉刑、重证据，严禁逼供信。对内线工作者不准照像，不准喝酒，不准说梦话。（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