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莱芜县南铺村（又叫南十里铺村）是处在汶河北岸，当时地盘是属于莱北的，但工作领导是属于新甫县的。
一九三九年该村就有了党的地下组织，支部书记是亓润洪。当时我参加了八路军，具体谁是党员不清楚，就知道有个亓润洪是书记，还有个党员亓跃光，后不久被敌发现，两人被捕了，被捕后，亓润洪被杀害（现是烈士），亓跃光被敌人砸死后，用抬筐抬了家去准备埋了，但他没死又活了，就躲在亲戚朋友家里，到了四〇、四一年他才开始露面。四一年春我因到八里沟催给养被敌逮捕，后我父亲用金钱和大烟把我保了出来。我被释放后回到南铺村，就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要打入敌人心脏，保存实力，待机消灭敌人。”的指示，党组织决定把我们村的党员重新组织起来，把我和党员亓振华、亓钦生、亓润功、亓立明、亓效刚（又名张栋）、亓贯玉、亓立庆等十几人组成南铺村党支部，打入敌人内部。开始我们是想不通的，经过党组织再三地教育，认识到打入敌人内部的艰巨性、危险性和光荣性。从思想上认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于是愉快接受了组织的布署。那时布署给我们任务的不但是县委、泰山地委，据刘玉华讲是经过鲁中区党委研究决定的。不管怎样，只要是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就是牺牲了也要坚决完成！当时组织上说：“把你们派到敌人内部，得装的比汉奸还得汉奸，比特务还得特务，叫那些家伙看着你们真是知己的兄弟，可靠的朋友；叫老百姓看看你们真是特务、真是汉奸，叫他们恨得你们得在逮住时咬你们的耳朵，用剪子绞你们，用锥子锥你们，抠你们的眼珠子。只要你们能做到这个程度，才算你们做敌人内部的工作做到家了。”装得很象也确实不容易，不是象演剧那样抹抹口红，我们是需要办实的，玩真的。我们根据党组织的布署，迎合敌人的特点和习性，请他们喝酒、打麻将，花大钱交朋友，和他们拜把兄弟、仁兄弟，结帮拉伙，以此取得敌人的信任。这是我们在敌人内部的工作，在外面需要党组织配合我们的打入工作，他们大张旗鼓地宣传，说亓钦友（我打入敌人内部时的名字）是特务、叛徒，罪恶多端，是敌人的忠实走狗，逮住非枪毙不可。白天党组织造舆论，夜间我们接咱们公安局和区委接到我家里去清查，砸我家的东西，弄得屋里乱七八糟， 要逮我。这么一弄，我全家父母兄弟们及周围邻居吓得不得了，都知道我真的成了特务汉奸了。我在敌人内部也咋呼：“了不得了，不能干了，八路军重视了，非来枪毙我不行！”这时敌人劝我说：“不干不行，只有起来和他们拚。”这样里外配合，戏就演成了，取得了敌人的信任。
一九四二年春夏间，刘伯戈来到南铺村，那时我们还不了解他是什么玩艺。于是我们马上向县公安局长亓星晨同志作了汇报，这时他也摸不清刘的底细，他说得请示鲁中区党委，他让我先应付刘，要我先参加他的国民党组织，想法跟上他，取得他的信任。请示上级以后，究竟怎么搞，再通知我。刘伯戈为什么要找我。是因为他知道我亓钦友是八路军恨之入骨的汉奸、特务，我是他拉的对象。我牢记亓局长的嘱托，想方设法靠近他。怎样靠近他？他们这伙人唯利是图，是吃喝嫖赌吹五毒俱全的家伙，掌握了他的爱好，我就给他送礼。可巧，一次我弟弟在河南割草时遇到一只猞狸。他一下把猞狸摁到泉子里呛死，把猞狸皮扒下来，猞狸的眼珠子什么的都带着很好看，撑了起来凉干。等刘伯戈第二次来我村时，我就送给了他，他捋着猞狸皮很得意地笑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间，莱芜处在三角斗争中，处在犬牙交错的战场上。三角斗争是指日本鬼子、汉奸特务、国民党和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斗争，这个三角斗争是非常尖锐的，残酷的犬牙交错就是敌人蚕食，搞白色恐怖。那时刘伯戈在我们那里制造白色恐怖。刘伯戈是什么人？以后亓局长请示鲁中后了解到：刘原是莱芜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后叛变投敌，把莱芜县的地下党全出卖了，因他剿共有功，蒋介石亲自接见他。他打着抗战的旗号，他说他是国民党中央军深入到敌后抗战，实际上他是联合日本搞什么“曲线救国”反共灭共。他残杀人民，围剿共产党八路军，他逮住革命者一个是水种（即活埋）；一个是放花，所谓放花就是把被害人站着埋到胸部，再用刺刀刺、喷血。他光在莱芜就残害人民三百多名。因此刘伯戈是我们党内的最凶恶的敌人，我们和他的斗争要针锋相对，那时在我们村是日本鬼子的“模范村”，村里汉奸特务很多，是敌人的心腹之地，也是刘伯戈争取的对象。正由于如此，公安局把我们支部派入到敌人内部。目标对准刘伯戈，这样我们在公安机关来讲，是处在反特斗争第一线。我们支部成立之后就埋地雷破坏公路、割电线、散传单、大造声势、送情报，活动在敌人心脏，使敌人不得安宁，成为埋伏在敌人心脏里的一颗定时炸弹，那时我们南铺支部是单线领导和单线传递情报的。它和西汶南支部是一条汶河相隔，西汶南庄的支部书记叫亓敬林，我们的情报直接送给他，他再向南送给南梨沟支部书记亓敬胜，亓敬胜再向南送到连花山里的圈里，那里的支部书记叫亓兴林。我们联系送情报必须通过一条单线，绝对不允许有横的联系。当时就是强调很严。亓星晨局长告诉我们：“假设我们的同志不拿公安局的介绍信，或不经过我介绍找你们联系，你们当面打死勿论。因为他没有组织介绍，你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要一接头他如果是假的，是敌人，那就把我们暴露了；即使是真的，是我们的人，这样做出违犯了纪律，也不对。你们打死他，我们承担责任。”从此我们和公安局、区委联合起来对付敌人的大扫荡。在大扫荡中，在锄奸反特中，我们这个支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二年冬季的一天，大雪纷飞，天气冷到零下二十多度，晚上刘伯戈派了三个国特，其中一个排长，到我们这一带了解、侦察共产党及县公安局的情况，妄图消灭公安局，扼杀抗日革命力量。为什么他们对公安局这么仇恨呢？因为公安机关是专门锄奸反特的。他派人到我们南铺庄侦察了解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如公安机关深入这个地区的活动情况。这三个家伙到南铺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天又冷又黑。他们来到就找亓立功，亓立明。我一听心情就有些紧张。他们找到我，我就去和那三个家伙见了面。他们说：“我们来一是请示刘县长（是指刘伯戈）；二是配合你们剿共。这几天共匪（指共产党）活动非常猖狂，我们准备搞一次大的埋伏。”我说：“好，县长（指刘伯戈）经常来我们村，白天在这里，晚上不知道到那里去了，我得去打听一下他的去处，因为共产党的活动频繁，刘县长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住处。你们等着，我去请示县长，再领你们去见他。”这三个国特信以为真，说：“好！我们还没吃饭哩，给弄点饭吃。”我就安排亓立功、亓立明给他弄点酒肉吃。我就出去转了一圈：“刘县长找不到，明天再说吧。”我又接着说：“现在天已经半夜了，其它地方你们也没处去了，如果八路军来清查怎么办？我看唯一的办法就是“秘插”你们和我一样在八路军来清查时，秘密地分别住到老百姓家里的地窖里，你们要是秘插的话也必须分散开，跟随我们这些同志一起秘插，等八路军清查过去再出来。”这三个国特一听有道理，同意秘插。于是我们把三个国特分别安置到三个共产党员：亓立功、亓立德、亓振华家里，准备当天晚上干掉他们，具体办法就是秘杀。为什么要放到党员家？因为要搞掉他们免不了动刀动枪，如在其它地方很难不暴露，在党员家就没有事。我们这些同志的家属可靠。大家接受任务后，我又说：“把他们领到家要照应好，首先让他放心，消除他的警惕，我们一个一个除掉他，万一暴露的话，动员好家属不管在敌人法庭上还是在什么地方都要坚决，就说不知道，一定不能暴露！”一切安排好后，三个国特就由亓立德、亓立功、亓振华每人领去一个，亓振华领去的那个是排长。这三个人还真有点警惕性，睡觉不脱衣服，把匣子枪放到枕头底下。那个排长警惕性最高，他不时抬头看，起来躺下睡不着。亓立德家那个喝得多了点，一会儿就睡着了。亓立功家那个虽然有警惕，但不象那个排长警惕性那样高。我们支部的几个同志商量了又商量，对各种情况作了分析。我们五、六个党员只有一支短枪，是六轮带刺刀的，算是现代化的武器。张栋同志拿着刺刀，其它同志拿着大刀、长矛，我们商量着先从亓立德家里下手，然后再去亓立功家，最后搞那个排长。研究好了后，我化装了一下，弄了个工人帽戴上，打扮得象八路军的样子，我们到了亓立德家，那小子在坑上睡着了，亓立德开了门，我上去掐住那家伙的脖子，把枪从枕头底下抽出来，张栋用刺刀逼上：“我们是八路军，动就捅死你？”他光跪下磕头求饶，我们把他绑住，嘴里堵上毛巾，牵着他又去搞亓立功家那一个，那家伙使一支大枪，把枪放到枕头底下，向院子张望。我们进去一叫门，亓立功说：“还没睡哩。”我说：“不能等了。”我们进去后，四、五个人上去就把那家伙绑起来了。最后到亓振华家，那个排长狡猾，不愧是个排长，有点战斗经验，他一看我们就跳起来摸家伙，我们决心不能让他跑了，上去把他抱住，摔倒在地，用手榴弹对着他的头就砸，然后绑住就牵走了。我们把他们三个弄到一个院子里，把他们吊到树上，正在这时，村里的积极分子、军属亓跃华（其父是八路军）来报告说亓立吉告密了。他告的什么密？亓立吉是什么人？亓立吉是村里有名的惹不起，外号叫“八步大王”、“鬼不沾。”这家伙好吃懒做、喂画眉、抽大烟，村里没有一个不怕他，不但我们村里人怕他，外村里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亓跃华和他家门斜对着，支部刚成立不久，割了敌人一次电线，亓跃华也参加了，亓跃华回家的时候，叫亓立吉遇上了。他怀疑割电线是亓跃华领着他父亲干的。鬼不沾这小子和刘伯戈非常密切，又和刘伯戈反共小组经常来往，他也有意识地来侦察我们的情况。他侦察到这个情况就如获至宝，一是想在敌人那里立功，二是想敲诈亓跃华：亓跃华在我们那庄是比较富裕的，他喂着一头牛、一匹马。亓跃华怎么知道他告密的，起因是在我们庄里有个破鞋，外号叫“大红灯”，她和亓立吉关系不清。“大红灯”因为偷村里的东西，村里要罚她，于是她请了亓跃华、亓立吉替她说话，他们在喝酒的时候，亓立吉喝多了，说出了亓跃华参加割电线的事，想以此敲诈他。亓跃华是为此事找我们问怎么办。我问：“亓立吉在什么地方？”他说：“在大红灯家”。我说：“好了。不要错过时机，你赶快把亓立吉引来，叫他来看看现在吊着的三个家伙。”等他把亓立吉引到我们那里，他一看吊着那么多人害怕了。我们按事先研究好的，等亓立吉一来，我们就砸死他，我们砸死他后，用他的棉袄包上他的头，叫亓立新从家里拿来的席、担子把他捆好，当天晚上我们几个人，抬着亓立吉的死尸，押着那三个，顺着路到了河边，过河时冰凌子扎破了腿都不叫苦。我们直奔南梨沟村，县公安局驻地，找到了亓局长，亓局长叫把死的扔到井里，把三个活的牵到南梨沟。亓星晨再看我们身上净冻水，腿上净血口，又关心、又担心，给我们弄上酒肉、山楂，叫我们暖和养身子，然后对我们进行了教育，意思是说：“你们对敌斗争坚决，精神很好，但不适合做地下工作，地下工作是一项长期潜伏隐蔽的工作，不能这样盲目地搞，万一暴露了，整个点线工作都会被破坏的。今后千万不能这样搞。”那时我们感到领导的教育是对我们的爱护，大家都很愉快地接受批评教育，天快明的时候，到刘伯戈在泰、莱、新、蒙四县的县大队，包围了梨沟公安局驻地。看来这四个家伙是和敌人的行动配合的。但这四个家伙被我们搞到了，他们对我们的情况没掌握好，亓星晨局长带领工作队员一排子手榴弹把县大队打跑了，天亮了，公安局不敢再继续在梨沟住了，要转移到连峪。亓局长说：“把这三个国特放到队伍后头枪毙掉，一个也不能剩！就是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不能叫三个国特再活了。”南梨沟和八里沟相距一华里的样子，八里沟有敌人一个据点，驻有宪兵队、警备队、区中队、区公所。夜里打了半宿，八里沟的敌人看得很清楚，他们有警觉，要出动了解是出了什么事。天明南梨沟的老百姓起来看，看见是打死了三个八路还是三个国特也搞不清楚。正在那里看的时候，三个国特中活了一个，正在那里说话，子弹是从头后进去，斜着出来没打死他。他站起来说：“我是中央军，被八路军逮去没打死，谁行行好把我送回去，中央军大大的有赏。”南梨沟的一个地下党员一听，这不坏了吗，于是他赶快跑到连峪，找到县公安局的亓局长报告了。亓局长一听，这还了得，如果让他回到敌人手里我们整个地下工作不就完了吗？他即刻派了两个同志化了装，挎着篮子，带着匣枪，指示说就是牺牲，也得把那个家伙搞掉。
这两个同志跑步去南梨沟，这时八里沟的敌人也跑步到梨沟抢那个活着的国特，但他们不如连峪离梨沟近，我们同志先到了，他们对那个家伙说：“我们救你出去。”说着上去摔倒他，砰砰几枪，把那家伙的头都打没了。打了他后又照着八里沟来的敌人开了枪，那些人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一边放枪，一边回头就窜。我们的同志也一面打，也一面向回撤，安全地返回了。刘伯戈对公安局的锄奸反特虽然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处处调查了解公安机关的驻地和地下情况，企图把公安局消灭掉。但他没有想到公安局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他心脏里已经安上了定时炸弹，早有了准备。他不但没搞到我们，反而被我们搞掉了他的几个爪牙，搞死了他们三个国特，声势大了，灭了国特的威风，增强了人民抗日斗争的信心，局面逐步向好的方面发展。
反刘伯戈的斗争是复杂的，也是尖锐的，我记得在一九四二年的夏天，亓星晨局长带着五个工作队员，还有区委书记谷前同志插到我们庄了解刘伯戈的下落。要打听刘伯戈的下落，必须通过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各村、区分部书记（刘伯戈是国民党特别区主任兼书记长）于是我们就叫各村区分部打听他的下落。有一天，我们区把刘伯戈的整个莱芜县的秘密文件，党团登记和他的县政府公章及他的手谕等搞到，亓星晨、谷前他们抄写资料，我也帮着抄，大约在上午十点多，我父亲跑来说：“狗头来了，”这个狗头是指书记长谷友朋，他叫我赶快去，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亓局长和谷区委书记后说：“我先回去看看，要是他一个人就把他领来除掉。”他们说：“行”。谷友朋这个家伙长得很瘦，象个猴子似的，穿着便服，腰里挂着手枪。他说：“我得找县长汇报工作。”我说：“我得给你打听一下。”随说着，我对母亲说：“书记长来了，你赶快给他弄碗鸡蛋面吃吧，我到外面去一趟，一会就回来。”我出来给亓局长他们一说，都认为这家伙很坏，在莱城周围罪恶很大，最后我们研究的结果是除掉他，亓局长、谷前他们共七人，都有匣子枪，根据部署，在大门后头放上两个，屋门后头放上两个，亓星晨坐在炕上光着脊梁等着他，刘伯戈的文件都摆到那里，等谷友朋来了就说刘伯戈投降了，一切都安排好后，我就去叫那家伙。我回到家一看，那家伙正吃着鸡蛋面条，进屋后我对他说：“找到县长了，这几天挺紧，他不愿接见你，是我讲情后他才答应你，嘱咐又嘱咐要保密，出门你得听我的，戴上草帽子，往下撸一撸，别叫老百姓看见你的脸，碰上汉奸、特务我搭话，你可不能插嘴。我上哪你跟着上哪，不然我就不领你去了。”他说：“好！你怎么指挥就怎么办吧。”他吃完饭，我就照刚才说好的领着他到亓局长他们那里，进门我一掀帘子说：“请”。当他一下腰往里进时，我顺手拧住了他的胳膊，把他的手枪摘了下来。亓星晨用手枪向他一指：“你是个国特，我是新甫县公安局长，你对人民犯下了罪，今天要惩处你，刘伯戈都投降了，连文件、公章都交了，你还反动，不交待吗！”他看确实文件、公章都在，他以为刘伯戈真投降了。他说：“好，我投降、我交待。”因这家伙非常坏，我们还是决定晚上枪毙他。枪毙他后又造了些声势，搞了些宣传。第二天声势出去了，老百姓说，昨天夜里八路军来了好几千人，还有马队。这一次搞掉谷友朋声势来了大了，可敌人对我们庄怀疑更厉害了，怀疑我们村可能有地下党的组织。他们派亓法胜来侦察了解。他是警卫付官，按祖亲我叫他叔，我们是一墙之隔。他对我们的危害太大了，不干掉他对我们今后的工作很不利，和亓星晨局长商量了一下决定除掉他。怎么除掉亓法胜呢？商量后决定把他引到我家里，叫他吃了点饭，这时亓星晨、谷前他们就到我家敲门，亓法胜问：“干什么的？”我说：“我去看看”到了门上亓星晨告诉我，把他引出来。我就回去叫他，他问：“谁”？我说：“亓洪军叫你去打牌，正缺一把手，他先回去了叫你马上去。”亓洪军也是刘伯戈的密探，是我们庄有名的“八步大王”，他俩最好。他说：“那好，走。”我在头里，他在后头，一开门叫谷前抱住了。谷前劲也不小，可他抱不住他。因为亓法胜是国民党陆军的一个排长，会武术，他们在大门口扭斗了一阵，最后叫谷前用石头把亓法胜的头砸烂了，然后拖到叶家庄东头枪毙了，因为刚下过雨，路上净泥，踩了一片，还有血，到了天明，我就叫党员亓宪臣撅着粪筐顺着路，一直到枪毙地点，见血就铲掉，我和我父亲把大门口的血铲到猪圈里盖好，对这个问题，亓星晨布置我给他（指亓法胜）披麻戴孝出丧，他全家都相信都感激我。
搞掉谷友朋、亓法胜之后，刘伯戈就来了厉害了，怀疑南铺庄确实有问题，认为确实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就专门派上人“坐地侦察”。他派的这个人叫魏如。是刘伯戈的财税局长，他整天瞟着我不放，他研究着：谷友朋来了没了，亓法胜叫人杀掉了，你们这个庄真不简单，一定有和共产党勾通的。他正和我商量，忽然我们庄的一个汉奸叫立成子（大名叫亓新安），来找魏如，立成子他父亲是旧政府看监狱的头子，此人是个流氓，五毒俱全的家伙，刘伯戈手下净这些人。立成子是来汇报亓法胜被害的线索。原来亓新安和亓法胜在羊流庄搞破鞋，这个妇女外号叫“大花船”，是个暗娼，原先大花船和亓法胜好，后又和亓新安好，因亓法胜找了老婆了，这天晚上亓新安从大花船家里出来往我们村走，正好在两界之间有个石坝子，在石坝子上有滴血。我们的同志在铲血时没铲石头上的，他一看有血，得宝了，认为南铺一定有共产党，我一听他向魏如汇报这个，我想得把他干掉。就在亓新安出去解手的时候，我和魏如说：“亓新安和亓法胜为搞一个女人，他是不是勾了八路军来，把亓法胜弄死的？”魏如一听有道理，我又继续说：“这事你可别光听他说的，这小子一辈子没干好事，很可能是他勾通八路把亓法胜搞掉了。”这样一下子把魏如给说服了，魏如好象得了宝，回去就和刘伯戈汇报了，到了晚上就把亓新安弄去水“种了”。
我们反对刘伯戈的斗争总起来还是公安局亓星晨局长指挥着我们干的，光我们这些人是想不出什么办法来的。亓星晨局长打开新甫县的局面很不简单是很有办法的。亓星晨在群众心目中好似活菩萨，日本鬼子、汉奸、国民党听见“亓星晨”三个字混身打哆嗦。亓星晨和谷前指挥着我们就把刘伯戈一时搞得晕头转向。有一次，刘伯戈在月庄，我们掌握好情况以后，我和亓星晨、谷前还有四个武工队员包围了刘伯戈。谷前上去把门一挂，当时和刘伯戈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区委书记郝书光，他投了刘伯戈搞什么访问小组，这也是特务组织，我们一包围，刘听见动静问：“谁”？我跑到窗户前朝里打了两枪，刘的警卫员在南屋里用二十响的匣枪打开了，这时候咱们的一个侯班长对我说：“我来打。”因为他知道我手枪里缺子弹，我一共才六发子弹，我就接着出去，我还认为是亓局长在南屋里打枪哩。我说：“你怎么还在这里打枪。”没人吭声，我就转回来，正遇上一个武工队员在那里站岗，他看到我过来，一个绊腿把我摁到那里去了。他说：“你还在那里站着，局长在那里叫敌人打得进不来了。”我才知道南屋里是敌人。因为我那时受过保卫训练，谷前知道，只要我发一个口令，他就会给我送去几个手榴弹。我得到手榴弹后，看见刘伯戈的警卫付官叫潘立贵正在那里搞破鞋，我扔了一棵手榴弹吓得他光着身子窜了，这时候日本鬼子的汽车来了，亓星晨局长说：“赶快撤！”我还很留恋。我说：“已经把他（指刘伯戈）挂到屋里去了，不弄住他，以后得受连累。”他说：“不行，日本鬼子来了，亏了出去的快，不然就叫日本鬼子打我们了。”就这样，叫刘伯戈又跑掉了，亓星晨局长说：“你明天带着肉、鸡、酒、花钱多少无所谓，找到刘伯戈给他安慰安慰，靠上他，别放松，他到哪里你跟到哪里。”我说：“好吧。”我就照领导的指示再次稳住刘伯戈，消除他对我的怀疑。
第二次，我们侦察好，刘伯戈在孟家庄油坊里住，情报可靠，因此要求亓局长要多带武装来，那天来了一个连，两挺机枪，一门小炮。我们一见很高兴，亓星晨局长把我介绍给这个连长：“这是我们在地下工作者，支部书记，他给你带路。”把我交给这个连长，他可不放松我了，叫我在头里小跑步上孟家庄，到了庄头上一看，坏了，本来是刘伯戈几个人，结果是来了大部队，有一个班在那里给他站岗。他们一看到我们就开了枪，这时，指导员掐住我脖子说：“打枪也得冲！”我们就冲到小油坊，那里的敌人由机枪、小炮固守，连长说：“爬”！他扛着我就叫我爬大门。这时亓星晨也急了，他怕我死了不好交待，因为这里的地下工作在鲁中也是很有名的，所以他过去就把我拽下来，向连长说：“我们是给你们当向导的，你们不冲，还叫我们冲，我们的地下工作者牺牲了怎么办？”这时部队就一下子跳过去，把敌人打了回去，把油坊打着了，俘虏敌人三十多个，还得了一门小炮，把刘伯戈的秘书也逮住了。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亓立华挂了彩，腮帮子被打去了一块。后来我们分析刘伯戈为什么原来是几个人，后来怎么变成大部队了呢？原来刘伯戈很狡猾，他的科长、局长见他都是在头午，过午一律不见。上次公安局就几个人，这次他想消灭公安局，所以他一出门就多带部队。上次他走了以后就把他的大队安上了。如果再是我们几个人就会被他们吃掉，亏了我们去的部队多，把他们吃掉了，俘虏了三十多个。战斗结束了，在押解俘虏回去的路上，我们的同志麻痹，让俘虏抗着炮，没想到，到了公路上日本鬼子的汽车来了，一下子把我们给冲散了，俘虏抗着小炮又回敌营了，通过孟家庄战斗打掉了刘伯戈的威风。县公安局的武装在白天从河南进攻到莱城，逮住了几个国特，枪毙了。刘伯戈的部队一下子给他压垮了，对他的反共小组七分部采取宽大政策，黑夜抓住他，经过教育释放，这样敌区就都又给我们送公粮了，局面就这样打开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组织上又把我们派到嘶马河据点，嘶马河据点对我们莲花山根据地来讲危害很大，敌人就是靠嘶马河据点来围剿莲花山的，妄图以此据点把莲花山的共产党、八路军消灭干净。我们到嘶马河据点的任务就是钳制敌人。一时消灭不了它，也不能叫它轻举妄动，到嘶马河据点以后，我在伪公所当了个自卫团团长，据点里住的是汉奸、警察所、区公所、乡公所、宪兵队、警备队等很复杂。外头是我们自卫团，这是群众组织，管临乡十几个村，所谓群众组织就是敌人规定把十八至四十五岁的人都组织起来参加自卫团，给他们站岗、放哨、送情报。组织上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叫我们插入嘶马河据点。在外围，名义上是给敌人站岗放哨、送情报，实际上是了解嘶马河敌人的活动情况、军事情况。我们通过掌握分析敌人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军事上的行动，及时把情报送给县委、公安局。在日本鬼子搞铁壁合围，调了几个师团合围扫荡莲花山、徂徕山时，我们看到敌人调动很频繁，汽车来回跑，我们及时把情报送到在李家垛庄正开着会的县委，县委马上转移，叫敌人打了个空。县委机关对我们很满意，表扬说：“亓章森你们这个支部掌握的情报很准确，很及时，对我们反扫荡起了很大作用。”情报搞得及时准确，一是观察分析，二是从敌人口中获取。让县委及时转移，免受包围的情报是我们和敌人勾上了。一个叫马学田的是特务系的系长，我和他勾上，我整天和他喝酒打牌，时间长了他就和我讲，八路军反正得被消灭干净，他们不久就要被包围了。我又看到敌人的汽车活动频繁，又加上敌人的话语，这么一分析得出了以上情报，对反扫荡起了大作用，因此我们得到组织上的表扬。
四二年敌人的扫荡就更频繁了，我们的党组织被敌人搞垮了，有的叛变投敌了（绝大多数的同志大都是被迫的），有的支部书记主动向敌人报告了。我记的鲁中的一个同志，当天晚上和我接上头第二天在八里沟的敌人就知道了。日本鬼子宾野宪兵队长通知我去开会，我进门一看和我接头的那个同志在椅子上坐着，他一皱眉头，我一看毁了，我也皱眉头，也不说话，进退两难了，只好问“在哪里开会？”说了几句就转身借故去开别的会出去了。当时我想，毁了，今天是走不了了，正在嘀咕，我们派到据点内在汉奸队当班长的亓效刚来了。我就把事情给他说了，我嘱咐他：“昨天鲁中的这个同志刚和我接了头，今天就上这里来了，是投敌了，还是怎么的？这个宪兵队长宾野不知又玩什么花招，你可得瞟住他，我得撤开。如他真是叛徒你得想尽一切办法干掉他。之后你就说他逃跑时被你打死了，如果他是被捕你就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说：“好吧！”于是我就想方设法出来了，到我亲戚家藏起来，事后了解到是我和八里沟支部接头时，叫八里沟支部书记把他出卖了把他带到宪兵队里去了。那个时候犬牙交错就交错到这个程度，本来是好的支部，结果突然叛变了。我们把情况向亓局长汇报后，把鲁中的这个同志营救出来了。对于八里沟支部书记的叛变，亓星晨局长就带着人插到八里沟，寻机除掉他，我们对亓局长说在八里沟据点的汉奸大队长叫李玉秀，我们搞不到那个叛徒，只要搞到李玉秀，可借李玉秀杀掉那个叛徒，这就叫以毒攻毒。亓星晨同志就派上便衣瞟着李玉秀。李玉秀这人身着日本服，挎着东洋刀和日本鬼子一样，还有警卫员跟着。一天，亓局长等几个同志到李玉秀的驻地，刚走到大门口就遇上了他，他们几个上去就掐住了李的脖子。接着就拖进屋去了，连他的警卫员也被下了枪。接着训话：“你是汉奸大队长，出卖了民族利益，按政府法令非枪毙不行，但是考虑到你还是中国人，能够回心转意，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和人民一道参加抗战，我们还是从宽处理你。如果你死心踏地的当汉奸，只有死路一条，今天就枪毙你！”他磕头求饶：“局长，你无论如何要宽大我，我愿为政府效劳，你叫我干什么都行。”亓局长说：“好，放你回去，马上把叛徒李××枪毙掉。”他说：“不行，在据点里打掉他很不便。因为那里还驻有宪兵队长宾野，不好下手。”亓局长说：“我给他写封信，就说他私通八路，出来和我们接头时叫你查住了。你打死他以后，宪兵队长要是问，你就说来不及了，他和共产党有联系，他要马上出去和共产党联系，我不打死他，那他就把情报送出去了。我有证据，有亓星晨的亲笔字。”李玉秀没法，就说：“好吧，你们不杀我，我感激不尽，我一定想办法干掉李××。”李玉秀带着他的警卫员就回到据点。一天等这个叛徒去送情报的时候，李玉秀借机一枪把他打倒在地，于是李拿着亓星晨写的那封信吆喝着：“他妈的！你们看看，他拿着八路的信要跑，没抓住给打死了。”可是日本鬼子宾野不相信。他说：“他是八路军奸细，你的要和我说说。你不经过我的批准就打死他，有问题。”李说：“什么问题？你看公安局长把他派来，拿着信，去马上接头送情报，刚才我没抓住他，让他窜了。你看这信。”宾野说：“这个为证，你的大大的坏了的有。”李玉秀说：“我怎么坏了，除奸匪嘛。”宾野说：“不经过我知道你杀他，你是坏了坏了的。”从此宾野就不相信李玉秀了，开始怀疑他了。但因为没有抓到依据，一时也不好怎么着李玉秀。李玉秀一看不好，不能再继续跟日本鬼子干了，他决定起义。但他又不敢多带人马，他就带了一个排，借口去剿匪。他和警卫员每人骑一匹东洋马，都带着东洋刀。他二人一前一后，在乐庄过河时，李玉秀高喊：“前边有共军，赶快冲啊！”说着他抽出东洋刀向前一挥，那些汉奸们也就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连鞋都没脱就向前冲。他骑着马在后头督战。他的警卫员一看，怎么剿匪就来这么几个人，能剿匪吗？有问题，这时李玉秀也从他的警卫员身上看出毛病来了，他不敢动，等待时机，等到了河对岸沙滩上，李玉秀拿着东洋刀仍指挥着上前冲，实际上他过来是起义，警卫员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就向李玉秀开了几枪，然后拨马回头窜了，回到城里向伪县长霍士元汇报了，受到霍士元的奖励，奖给了他两千斤麦子，提了个中队长，而李玉秀就投靠了我们，受到廖容标、亓星晨等领导同志的接见。领导上说：“你在那边是大队长，到这边来给你个营长。”因李玉秀有怕死的思想，他不愿意干了，所以就安置他回家了。李玉秀的警卫员升了官、发了财又想办法和国民党再勾通，他托了一个日本特务叫刘合志。刘是我们掌握使用的对象。他对刘说：“麻烦你，我们大队长投了共匪，我回来受到县长的重用，但我考虑到光靠汉奸不行，还得想办法和中央军联系，今后才有前途。”刘合志就到我信村，他来到亓立华（党员）家，他对亓立华说：“我来是想和中央军联系联系，你庄里不是有跟刘（伯戈）县长有联系的吗！”亓说：“是啊，我给你找找我大叔问问。”他说的他大叔就是我。我是村党支部书记，又是国民党的七分部书记（为便于工作经组织同意，我入了国民党）。他一说这个情况，我考虑这时已是四二年的阴历年了，这家伙你放着正道不走，走歪道。于是我们商量后定在阳历年初一收拾他。我具体交待给亓子伟（原叫亓立功）去处决他。元旦那天，亓立功就带着手榴弹跟上那个特务。这天正好日本鬼子出来扫荡。马路上全是汽车大炮。他和刘合志两个从日本鬼子中间偷偷地往城里走。我们住在北铺，到城里西关十来里地，那天是东关集。到了那里，刘合志把特务叫出来，那个特务光带了支盒子枪，给那些伪镇长、伪乡长拜年混钱。因他红得要命都买他的账。他利用元旦这天拜年在敲竹杠。刘合志对他说：“队长来了，见见面。”他说：“不行，我得混两个钱，不能让机会过去了。”刘合志说：“你混钱，你见了我们中央军大队长比你跑若干份子要强得多。”他是钱迷心窍，只要有钱就行，于是就跟着刘合志出来到了小曹村，此村南正是些赶集卖白菜的，日本鬼子刚过去，他们一看人太多，没法下手。亓又出了个点子说：“咱们到房子那边看看再说。”他背着匣子枪跟着，转到了墙南角，在这里老百姓看不见他们了，他们俩一边一个摁着那汉奸、亓子伟把他的枪掏出来插到自己的腰里，那特务说：“怎么还这样？”亓子伟说：“你是汉奸，我们是中央军抗战的，第一次你就直接和我们队长见面，先扎起你来等见了我们队长以后，怎样处置再说，你得老实一点。”他说：“好好，怎么办？”“老老实实地叫绑起来。”他蒙住以后，又蒙住了他的头，到了河边亓子伟就照着他头上开了一枪，他应声而倒，一共十来里路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任务回来了。早晨，我还没吃饭，因为我不了解情况，当时我还训斥他们说：“你们怎么搞的，到现在还不完成任务，还有点组织纪律性吗？”他们说：“哼，纪律性在这里。”说着把那家伙的盒子枪拿出来了。我反问说：“完成了？”他说：“这个还不和逮小鸡一样吗。”我说：“很好，不简单。”把这个汉奸打死以后，对城里震动很大，这样以来投国民党的风就刹住了。我们的重点是搞国特。和国特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斗争是尖锐复杂的，正因为这样，组织上和我们配合起来，一个在外边造声势，一个是特务混进去我们抓活的，也弄些假象靠上敌人。刘伯戈也几次试验过我们，那时候我可是不知道，我记得是在四二年，一天割麦子的时候，刘伯戈第二次到我们庄，夜里住下了，但我不知道，他住在一个地主家里，第二天早晨，他们叫我去吃饭，吃了饭叫我去给他站岗。那时候吃两顿饭，早晨饭十来点钟吃。我在外头给他站岗时，看到他的警卫付官叫亓发胜是我们庄的，按祖亲我叫他叔，他从叶家庄向我们庄里跑，后头有个特务抓他，把亓发胜打得满脸是血。我一看就赶快向刘伯戈报告说：“不好了，亓发胜不知叫什么人打得头破血流。”刘伯戈说：“赶快给我闩大门。”我反正不了解情况，他说咋办就咋办。我在闩大门时周长森等几个人已跳墙走了，光剩下刘伯戈在那里，他叫我搭肩他好跳墙，我们一块跳到后边，刘伯戈不走了，他说“亓钦友，你从这里出去，把敌人引走。”他下了命令我不敢不干，我一开门就出去了，正好那个特务到处找亓发胜，他看到我就喊，我就向北跑，他就在后头咋呼着追，一会儿我就跑到庄稼地里去了，那小子也就走了。到了下午，我问刘伯戈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不用管了，你把敌人引出去很好。”隔了两三天，刘伯戈又到我们庄，亓发胜和那个追他的人都在那里，我一看，这些家伙演的什么戏？我问：“亓发胜，这不是那天撵你、打你的那人吗！”他说：“是呀，你别问了。”我一听这是周瑜打黄盖，定的苦肉计来考验我的。从那以后刘伯戈对我确信无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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