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甫县撤销后，把我们的工作交到了莱芜县，那时莱芜县公安局长是李林泉（原名刘浩民），我们得上北边联系了，这样我们和上级联系就远了七、八里路，同时通过敌区也就远了七、八里路，原来归新甫县时过去汶河就是咱们的根据地，虽然过河有点危险，但过去河就有联络处，起初，我们思想上不大通，向组织上要求是不是先不变。组织上说县委已撤销了，环境也好点了，要服从组织决定。一天李林泉局长通知我们晚上接头叫我们汇报工作。我们有我们的心情，李局长有李局长的心情。我们的心情是想，敌区这么长，这才第二次联系，如果敌人打埋伏，再把我们公安局打一家伙，不叫公安局怀疑吗？所以我们支部的几个同志分了工：亓立华、亓立德、亓尚亭他们作为一个组在村北边，再就是亓立功、亓立明和我一个组在村南坟地等着，目的是防止刘伯戈打埋伏，我们吃亏。公安局的心情是，他觉得是第二次接头，又是和鲁中的典型支部接头，那时候鲁中对我们支部评价很高，所以他想一定要把这个支部保护好。因此他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们。直到夜里十点多我们才和李林泉派的一个区长带着区中队相遇。他到这里来是搞刘伯戈的，因为李局长不能直接和这个区长说南铺村有个点，叫他来和我们接头，只和区长说反刘讨刘去。
区长带着区中队从南边过来，正好碰上我们，一看见就用刺刀把我架起来了，他问：“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是红枪会。”名义上是红枪会，实际上是共产党。我说是红枪会，他说是国特，不容分说，几个战士就把我们拧起来，把枪下了，拉着我们见局长去，这时李林泉、亓立华他们正在门口等着我们，有一个战士，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孟光顺，见了李局长说：“报告！抓了三个国特，得了三支枪。”他是在报功，李林泉一看第二次接头就弄出这个事来，怕影响我们的情绪，所以在这种心情支配下忘了保密了。他见我们给松了绑，把枪还给我们，握了握手，把我们让到屋里去了，接头布置工作完毕，他们就回根据地去了，不巧，这个叫孟光顺看见了，孟是刘伯戈大队付王海涛的一个表弟。是派到区中队来侦察我们的情况的。他像得了宝贝似的，带着枪投敌了，投到了刘伯戈大队付王海涛的手下，敌人接着就包围了我们庄。我一看不好，先让亓立功、亓立明先去看看风声，结果一去就被王海涛逮住了。问：“亓钦友（我的原名）在干什么？”他俩说：“他在到处藏身、躲避八路军抓他呢！”王海涛说“他躲谁、避谁？昨天你们才和公安局长接了头，你们赶快找他来，把六轮手枪交出来，投降没事，不然的话，都水种了你们。”他连摔带砸威胁了一阵，他俩说：“不知道啥事？谁和八路军接头？”王海涛说：“混蛋！快把他找来！”本来我叫他俩是看看情况，敌人威胁一顿叫他们来找我，不正是上当了吗。他俩一回来就说：“了不得了，他们都知道了，我们怎么办？”当时我就赶快把党员召集起来开会，研究对策。开会之前，我就把枪都收起来了，怕一旦有的同志不坚定在敌人酷刑之下再承认了，把枪也交出去，那就不好办了，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有两种：一个是拿出枪来干，找八路去，这种太危险；另一个是哪里也不去，拿出枪来和他们拼了。这两种意见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好办，条件不允许。组织上派我们搞刘伯戈只有搞到他才算胜利完成任务，否则没法向组织上交待，最后我说：“不行，我的意见是和他们开展政治攻势，目前的条件对我们有利。我们是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地下七分部，我们有十几个国民党员作证，他就只有一个，我们一口咬定他是共产党派来的搞离奸计的。大家咬住他这点就会制他于死地。”当时大家都想不通，说我是白日做梦，人家专门等着我，王海涛他表弟什么都看见了。我说：“我先去，敌人可能把我砸死扔到一边，说我什么都承认了，叫你们拿出枪来，叫你们招供，你们只要说亓钦友是放狗屁，胡说八道，不知道这回事就行。”我又说：“谁承认谁是叛徒，不承认牺牲了，将来党组织追认我们是烈士，是光荣的。当叛徒就遗臭万年，这是一个可能。另一个可能敌人把我搞到那里，不叫我说话，敌人对你们说我已坦白交待了，让你们也交待，这时你们说亓钦友是放屁，胡诌，你们狠骂我，这样，他们就真假难分了，我们现在的有利条件是，大家都是国民党员，是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必要的时候我就去找刘伯戈。”支部会开得很简短。会后我说：“明天我先去，你们等着见机行事。”第二天我见王海涛的警卫员个个都扎着腰带佩着匣子枪，县党部书记长李国军也来了。就在我们庄里富农亓宗华家的北屋里摆上了个法庭：八仙桌上铺着红毡，太师椅子放在正中间一把，八仙桌两边各一把，正中间那一把是县党支部书记长坐着，东边一把是王海涛坐着，西边那把闲着，两个警卫员把我带进去，一看那个威武劲，别提了，过去书记长见我还得握握手，很亲热，这一回，他气得嘴发青，没理我。我说“书记长，你什么时候来的。”他说：“少扯”我说：“怎么少扯，你什么时候来的？什么事？”他说：“赶快回去把你的枪背来，坦白从宽，不然的话今天就水你。”我说：“哎，这就背来，还是等一等？”我也来了个顺手牵羊。他说：“背什么的？”我说：“你还不知道吗？我使的那支枪是合法的，是上边发给我的，缺巴子枪，打六五子弹，一次只能打一粒，做了个枪套背着。”我背的这只枪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真家伙，其实是吓唬老百姓，是匣子枪，他知道是这个枪。我说：“你说背什么枪，这支枪你给我这么长时间了，别的还有什么枪？”他说：“你别装蒜了，公安局长给你的带刺刀的六轮子。”我说：“好书记，你这一说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这从哪里说起？”我接着蹲到椅子上抽开烟了，我一边抽烟一边骂着：“他妈的，刘县长（指刘伯戈）叫我们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党国尽忠，盼着中央大军胜了，我们好享受享受，没想到搞得汉奸、特务白天来抓我，八路军共产党黑夜来逮我，唯一的出路是想依靠中央军，为党国尽忠，结果国民党中央军又说我们和八路军共产党私通。不干了！”我这么一发火，书记长心里也动了，可他不表态。这时王海涛骂着说：“你他妈的不用强调了，把小孟（指王的表弟）喊来，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小孟来后点头晃脑的打量着我，围我转了一圈结结巴巴地说：“就、就、就像是这家伙。”这时我也毫不让步抓住他说的那个像字，我说：“他妈的，我看就像是王海涛！混蛋！你这是八路军来搞我们的离奸计，我说我看就像是王海涛大队长。”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软了不行，非来硬的不可。我又接着说：“就是王海涛，你们是表兄弟，你们联合起来搞我。”说着我们俩就干起来了，书记长这时也分不清了，成了说客。他说：“大队长你先回去，我和亓钦友谈谈。”我说：“不用谈了，书记长你赶快扒窝子把我埋了算了，省得再叫八路军杀头，日本鬼子逮住喂洋狗。”他说：“你别急。”我说：“不急，这是什么事，县长整天教育我们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党国尽忠。什么他娘的三民主义？是制人主义！算了，不干了！”他说：“亓钦友，不能这样。”我说：“怎么样？”他说：“这可是真的。”我说：“像我这样的个子，在我们庄也弄他几十个，我们庄没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村里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经常是百十支枪来逮我。没有地下党组织，你们拿我当地下党组织来整我，我不干了！”李国军这个书记长一听有理，他说：“不行，这是真事，想办法把党员（指国民党员）找来，今天就破案。”我说：“这个行，不能说就像我了，这小子（指小孟）和王海涛勾结起来想搞掉我，他们对共产党没本事，就想来搞掉我。”他说：“不能这样说，把共产党这支枪查出来，破了案就好了，就给你洗清白了。”我说：“好，就听你的。”李国军想派两个警卫员把我们那些人叫来。我说：“别弄这个了，谁都不干了，整天担惊受怕地为三民主义而奋斗，为党国尽忠。到头来成了和八路勾通，真是怪事。”我又说：“你们别去叫了，叫他们也不来，我去吧，你们去人把他们连吓唬带打的，他们不敢来了。”另一方面我还怕有的同志再不坚定暴露了怎么办，我又说：“你们先休息着，喝点酒，我去吧。”我一出门，像卸下了千斤担，嘘了一口气。当时说不害怕是假的，生死关头能不害怕吗？！我见到同志们说：“好了，同志们，我们胜利了。”我把经过和他们讲了一下，我说：“今天找我们研究破案，同志们可有一条，也可能敌人把我们骗去采取更毒辣的手段。不管敌人采取什么手段，这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要宁死不屈。敌人采取什么手段也不能承认，承认了就是叛徒，不承认死了是烈士。”我的大家说好了，就领他们仍到书记长那里去，当时他们都装出很害怕的样子。我说：“书记长你看看，把我们的同志搞成什么样子了。”他说：“别害怕，这是误会，咱们吃饭，要争取一两天内破案，把枪搞出来。”我说：“好吧，书记长说了，我们就这么办。”吃了饭，他们就走了。他们走了我得赶快报告，上北来不及，路太远，又出不去，就上了河南我们那一趟线，亓敬林、亓俊盛很快就找到了亓星晨局长，他一听这是大事，接着就派了王平，王平又带着李林泉亲自到我们那里安慰我们一番和表扬我们。他说：“敌人很可能还要放长线钓大鱼，会抓住不放的。”他叫我们赶快找到刘伯戈，来个先发制人，不要叫王海涛先斩后奏，要抢在王的前面。根据领导的指示，我们在城南刘家庄找到了刘伯戈。他说：“有事吗？”我说：“没事，就是来看看你，想你了。”他说：“不可能，共军围剿这么厉害，没有事你是不会来的。”我说：“还真是有件大事来。”他说：“怎的？”我说：“我们这个分部都是为了保护你，我们忠心耿耿保护县政府，白天汉奸、特务去抓我们，夜里八路军去清剿我们。我们不敢在家睡觉，老少不得安宁，唯一的希望是盼着中央军胜了好过好日子。可王大队长的表弟从八路军跑过来，一口咬住我和八路军的公安局长接头，说给了一支六轮子手枪带刺刀的，我还没见过这种枪哩。”刘伯戈一听，一拍桌子骂道：“他妈的蠢蛋！八路军搞离奸计。我还给八路军区指导员县长、政委下委任状，叫他们互相残杀。敌人（指八路军）也很狡猾给我们下委任状叫我们互相残杀，这是八路军派过来搞离奸计的，蠢货！”我说：“不叫不行，大队长他有权，又是他表弟，我要是回去他要来个先斩后奏，你给我报仇也晚了。”他说：“没事。”我说：“县长，我不回去了，你想用我，我就在这里干吧。”他说“好吧，你拉队伍吧。”我说：“拉队伍，你给我个小队伍不行，他表弟在里头我制不了。”他说：“好制。”于是刘伯戈拿出提包，从里边拿出早已印好的委任状，他一填写，委任亓钦友为莱芜县特务队队长，此令，刘振策（刘伯戈的原名）（印）。我说，县长，大队长这事可了不得。他说：“没事，你是执行特殊任务，你有权找他，他没权找你。”我说：“这个长了，可了不得，他表弟在里头，最好是把他表弟交给我。”他说：“好，你把他（指王海涛）大队里挑。”于是我从那里面挑了三十个人，都是大盖子枪，都是国民党、三青团员，都很反动。我把小孟编到我这里。刘伯戈一看，我光挑国民党、三青团员，他很满意，在这支队伍里也有我们的党员，像亓立功、亓立明、亓振山和我们掌握的几个同志，这样我们的力量就强了。我们特务队在这一带，夜间也可公开和我们公安局混合到一块了，小孟这时他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我只要一找他的毛病，亓立功、亓立明一会就把他打坏了，有时打得他躺好几天。以后他见了我老实了，二、三十米远就啪一个立正。我们觉得终因留着他是个祸害，后来我们把他枪毙了。
反刘一直到四五年，这个局面叫我们控制了，形势大好，快割麦子的时候，蒋介石开始所谓整编，因他已得到日本快投降的消息了，整编后准备接收俘虏，我们得到这个情报后，就和县公安局长李林泉同志汇报了，他接到情报后马上就汇报给县委、地委、军分区。那时专署公安局长兼军分区锄奸科长，局长、科长是怀亚东。领导上得到我们的汇报时，刘伯戈也要跑，党组织考虑到，刘伯戈这个叛徒欠下莱芜人民的血债太多，不能让他跑掉，又因为我们有地下工作者打入了他们的内部，所以非搞掉他不行。所以地委决定派莱芜县公安局长李林泉同志和军分区司令部的一个参谋姓张，直接插到我们村。他们把情况向我们说明后，就开始工作，李局长说：“章森同志，你们的情况很准确、很及时，刘伯戈想逃跑，军分区司令部和地委研究，决不能让他欠下三万多人的血债逃走。特别是把你派到刘伯戈内部的最后要求是把刘伯戈消灭掉，现在就到了你完成任务的时候了，就是牺牲也要搞掉他，你看还有什么意见？”我说：“坚决完成任务，请领导放心吧！”领导同志很高兴，握住我的手说：“好！不愧为受党的教育委托。”于是我们研究打法，敌人的嘶马河据点四个角是四个大炮楼，东南角是四层的大炮楼，其他三个角都是三层的大炮楼，里头都是住宅，有伪区公所，六个乡公所、区中队五、六十个人，警察所六十来个人，一共三百多个人，再加上刘伯戈的特务队五十多人，县大队一百多人，他们晚上都住在据点里，和汉奸不分了。他们白天到村里装中央军，进行“敌后抗战。”晚上就到据点里，比汉奸作恶还厉害。三百来人力量比较强，可是让伯戈的县大队住东北楼。为什么他住这个楼呢？因为这个楼比较坚固，而且靠民房能固守。这些重要的地方也就安上县大队，东南大四层楼是伪区所、警察所，西南楼和西北楼都是伪区中队，一个排一个排的，区公所、乡公所都在民宅里。据点的情况就这样。据点外头就是路柴，封锁沟、荆刺、地雷，一个接一个，封锁沟好几米深，敌人防守相当严。组织上第一个方案是，叫我们带进炸药去里应外合，炸掉刘伯戈的东北楼，这个方案比较危险，一引着炸药就跑不了了，就得死在里面。第二个方案是叫我们掌握好敌人的行动，即行军在哪一天、几点走、人员、武器配备情况，尖兵左移，后尾怎么搞法，这一套都得绘出图来，情况得掌握可靠，这个方案对我们危险性小，但是不容易掌握，李局长问我们选择哪个方案，我说：“第二个不行，请首长放心，在这样的情况下，首长对我们的安全考虑的这么周全，我们就是牺牲了，也要完成任务，我们执行第一个方案，我们要背着炸药上敌人的内部去！”李林泉，张参谋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好！章森同志，你们不愧为党组织信任的地下尖兵，在敌人虎口里工作，做出了很大贡献，完成最后任务很了不起。”我说：“组织上相信我们，我们相信组织，我们也有信心，有把握把敌人搞掉。”那时候炸药什么样，怎么使法我们都不知道。军队上那个参谋讲，炸药是好的，给准备好了并放上了两个雷管，怎样使用，需要学习一下，叫谁去呢？我考虑叫亓跃华去，他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父亲在外抗战，他是我们使用的一个同志，又是一个知识分子，叫他学习也是对他的考验。李林泉同志爱知识分子，他说：“行，很好。”那时候接受任务后三天都没吃饭，并不是害怕，而是担心被敌人发觉了，敌人杀了我们是小事，影响全面是大事。那时候我是光喝酒，亓立功、亓立明光瞟着我。执行任务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天格外热，我们住到地主家一个楼上，已是几天吃不好、睡不好，整天迷迷糊糊的。亓立功、亓立明在外头站岗，下午就开始行动了。我见到李林泉同志后，他说：“章森同志，炸药都已捆好了，当被夹子背着，拉响的时候就和拉手榴弹一样，拉弦就响。”最后走的时候，李林泉又叫住我说：“章森同志，党相信你，如果这两个雷管都哑了怎么办？”我毫无准备地反问道：“怎么？”他说：“给你这支匣枪，是新枪，子弹都是挑的，一粒哑得也没有，万一不响，你就用枪打响它，同归于尽。”他握住我的手说：“就盼你们的胜利，明天早上见。”我说：“好。”于是我叫亓立功背上炸药走了。我们事先还搞了一个尚善吉，他是区中队付队长，是锄奸科长尚克东同志掌握的一个关系。尚克东听说打据点，一是怕把他搞掉了，二是联系上想叫他出把力。晚上打据点了，尚克东找我说他有关系，是尚善吉。我说：“那人是汉奸队长。”他说：“没关系，我给你写封信，就说尚窜子，我等着他。”我说：“这个力量太危险。”他说：“不要紧。”他这么说李林泉局长也说：“你想办法把他带出来吧。”于是我就和张栋汉奸队的班长说：“你去把尚善吉叫出来，在亓立明家南边的铡草屋里，我和他谈话，你准备好根棍子，谈不好就打死他。”张栋同志说：“好。”他把尚善吉弄出来见我，我说：“尚善吉，据了解你是八路军地下工作者尚克东科长派你来的，今天晚上我们就打据点，尚克东怕你被消灭了，要我和你联系上，我们一块搞。”他说：“尚克东是哪里的，我不认识。”我说：“尚窜子。”他说：“尚跳蚤也不行，我不认识。”这时我看他满脸是汗，他不认账，我想：“不认账不能这样算了，他回去再报告了呢。”于是我说：“我是共产党员，尚善吉你得听我的，出门遇见汉奸、特务、国民党你和谁也不能说，要不我就捅死你，尚克东给你的信我拿着，我说你勾通八路，你要听我的话，见到尚克东你就放心了，我现在再说你也不信。因为我是国民党的特务队长，你当然不相信了，我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也应理解我的心情，现在已经到了下手的时候了，你跟我来。你不听话，就捅死你。”到了南铺亓立华家里，一看尚克东，他坐到地下伸腿了，他说：“虽然我认的是尚克东的信，但你是国民党特务队长，我当然不能承认，我要承认了。你活埋了我。”尚克东说：“今晚炸据点，听到爆炸，你就控制住大楼。”布置好了，我们进据点的时候，他带着一个班在那里站岗。我们到了门口，他啪一个立正敬礼，我们大摇大摆地就进去了，接着拉上吊桥上了锁。王海涛这小子始终怀疑我，他说打麻将，我说好。当时光喝酒了，反正有的是钱。打麻将我光赢他。他说不打了，我说不打可以，你得给我钱，后来他说没钱就算了，散后，我就赶快布置，准备夜里一点拉火。我正在准备时，王海涛叫他的两个警卫员叫我去，那两个警卫员提着匣子枪，敞着大机头。我一看不好，可能是暴露了，我的枪在腰里是一支单挂子，也敞着大机头。他们说：“走，大队长找你。”
我说：“什么事？”他们说：“不知道，让你马上去。”我说：“好。”去了以后，我说：“大队长，什么事？”王海涛说：“你今天干什么来了？”我说：“看病去来。”他说：“什么治病，你今天不是和八路军接头，夜里打据点吗？”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你是不是和八路军有勾通？”在那种情况下不能害怕倒退。我看他是光怀疑不敢下手，我又说：“你怎么说我和八路军接头？真她妈的胡说八道！”他说：“我是考验考验你。”我说：“这个考验法？你要小心，不然把你的脑袋摸了去！”他说：“我有情报，今天晚上真来炸据点。”我说：“你有情报也不能说我和八路勾通，你血口喷人。”他说：“家里告诉我，八路军部队扛着梯子、炸药、担架走我们庄，是打据点的，家里的人给送了情报来了。”送来情报，也对我有怀疑，想蒙我一下，没想到叫我一反咬住了他，他就松劲了，他说：“你快点，我的县大队都上岗了，一个道口一个，都上了刺刀，你回去让特务别睡觉，准备战斗。”我说：“和八路军勾通的事怎么办？”他说：“今天咱不讲这个了，明天再说。”我说：“好，明天再讲。”我出来松了一口气。这时我们的同志也正在为我捏着一把冷汗。党员只有我和亓立功、亓立明、亓效刚四个，其他我掌握的关系有亓廷贤、亓廷宣、亓荣刚，还有个拉炸药的亓跃华。我说：“八路军今天来打据点，要准备战斗。”王海涛到处布置的都很严，他把大缸油，弄上棉花当引子点上。我想，这下也不好办了，到处是岗怎么下炸药？我到了下炸药的楼底下，县大队的人都在三楼。他那些中队长，指导员睡的是大铺。我是特务队长，享受高级待遇，睡的一个床，门口里双岗，中队长、指导员、付官等都拿着匣子枪准备战斗，这样下炸药就复杂了。这时有十二点半了，我说：“到伪区长亓京贤那里喝酒去。”我把炸药就放到伪区长的床底下，因为放到那里保险。伪区长的勤务就是我一家人的叔伯兄弟，他是我掌握的人。我给了他一支短枪，让他保护好，嘱咐他说：“伪区长要是上底下动，你就敲死他！”我们正在喝着，王海涛的警卫员来说：“妈的，队长哪里去了？”我一听完了，我就利用灯影，躲过了他们，我抽身到了王海涛的大队部，心想：“你变，我先搞掉你。”我进他屋，光看见点着灯，摆着张桌子，不见人，我想：“毁了。”回身就走，在大门口迎着王海涛。我说：“大队长，什么事？你让两个警卫员骂着找我，叫我怎么指挥？”他说：“区中队变了。”原来是尚善吉惊慌失措，不沉着，叫他们看出来了。王海涛说：“你赶快从特务队里派上两个国民党员给我站上岗，汉奸来一个捅死一个。”我又重复说：“你叫警卫员骂着我，让我怎么指挥？”正谈着，警卫员跑回来了，报告说，没有找到，这时我上去两巴掌：“老子在这里，你们上哪里去找？”王海涛也上去跺了两脚：“你们这些混蛋，净给我找事。”他转脸又对我说：“亓队长，这个事明天再说。”我派亓立明带上亓效刚去站岗。我说：“我这里有个电筒，他要上外冲，你我就从后面捅死他，打死他也行。”我和亓立功去找那个安炸药的。可找不到，他上了厕所里去了，害怕了，他说：“这不是要命吗。”我说：“你不是表了态的，死了也要完成任务吗。”他说：“我可不干了。”我说：“你混蛋！”他把枪递给我说长短不干了。我说：“你不干怎么行？”他说：“明天我再把炸药背出去。”我给了他一巴掌说：“你混蛋，不干我枪毙了你！”亓立功也在场，我说：“走，到点了，算咱俩的。”到了区长的屋里，那家伙正在抽大烟。区长见了我也害怕，因为我是国民党，他是汉奸，他赶快起来说：“队长，你抽烟。”我说：“不行，我有事，八路军琮打据点了你还抽这个，把我的行李拿出来睡觉去，都下两点了，八路军还来打据点？拿着破当兵的不值钱。”亓立功把炸药从床底下拖出来，区长问：“什么东西？”我说：“行李。”他说：“你怎么不放到床上？”我说：“这是你区长的床，我的破行李不值得一放。”他说：“队长，你还这么客气。”亓立功背上炸药我们就上了东北楼。这里双岗都是我的兵。我进去就骂那些中队长、付官们。他们看我喝得醉呼呼的，还骂骂咧咧地：“这就天明了，八路军还来打据点？拿着破当兵的不值钱，混蛋，还不赶快睡觉。”亓立功解开炸药包，硫磺味很大。我说：“你可别给我弄了，文件明天烧吧。”我借机赶快把炸药塞上，暗示亓立功拉火，这时我就回头往外走。特务们都在外屋，坐在行李上。我到了外屋，他们都看着我。过了一阵子，结果炸药没响，我一看，亓立功摇头示意拉了弦了，我们又等了十分钟还是不响。这时我抽出枪来，朝炸药开了枪，轰隆一声，爆炸了，整个据点的灯全灭了，火星乱窜，据点里乱叫，非常惊人，过了一会静下来了，部队还未到，我想：“部队是不是撤了？”正在这时王海涛出来了，是因为亓立明看到他的两个警卫员身强力壮，害怕了，所以没有捅死王海涛，因为他是八路军的叛徒，在老山战斗中挂了彩，作战很有经验。他没有听到八路军枪响，到墙上，他的三支匣子枪打，并指挥着说：“没有什么，要沉住气。”我一看八路军没来。我说：“亓立功你堵住一个门，我堵住一个门他要是来就打掉他。”王海涛咋呼着从西北楼上往下来。正在这时咱们的部队到了，一进据点就打开了。他们以为我牺牲了，我在那里喊：“我是章森。”我一喊，特务队也都喊起来了。部队的同志不知道章森是干什么的，还是打，他们喊：“赶快交枪。”我一出去部队上的那个参谋看见了，上去就把我抱住了，我说：“王海涛还在抵抗我领你们去逮他。”他说：“章森同志，你完成的任务很好，下面都是我们的了，李林泉局长还在等着你。”他派人把我送了出来。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俘虏了三百多人，但王海涛趴到壕沟里，没清查着他，原来李林泉局长准备抬我的死尸，是廖容标告诉李林泉同志的，说是：“章森同志就是剩下一个头，剩一根胳膊，你也得给我抬出来，我开他的追悼会。”结果我活着出来了，他高兴极了，我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无一伤亡，咱们部队上只三个受轻伤。战斗结束后，刘舜卿、李元荣、李元贞宴请我们，在虎口崖，泰山地委、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廖容标、欧阳平、槐亚东给我们庆功。宣布我、亓立功、张栋为“对敌斗争无名英雄”每人奖励一万元伪钞，泰山区公安局和莱芜县公安局命名我们为“红色地下堡垒。”我把奖给的钱交给了李林泉局长。我说：“同志们都有困难，分给同志们用吧。”李局长说：“这是组织上给你的，你应该享用。”我说：“还是分给同志们吧。”这样李局长在我的坚持一下分给同志们七千，给我了三千。
亓章森口述与国民党特务刘伯戈的斗争历史（下）
自打嘶马河据点以后，我们的身份暴露了，这样组织上就把我安排在县公安局干侦察股干事。到了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份又调我到地委党校（当时驻莱芜口镇）学习三个月，于一九四七年一、二月份结束，当时泰山专署公安局长张洪林听说我们几个同志都还活着，是在县公安局工作，就把我、亓立功、张栋调泰山专署公安局工作。我在侦察科当干事，亓立功跟着张局长当警卫员，张栋给张局长喂马。当时，敌人投降以后，汉奸国民党都逃跑到泰城来了，他们以泰城为基点向莱芜派遣。为有力反特，张局长叫我带着一个工作组进驻泰城。我们这个组有张栋、韩其志、亓子伟等，是住在车站街。住在那里的目的就是堵截刘伯戈从济南来回的活动人员。我们的任务是来回跟车到万德巡逻检查。那时泰城车站街有个宝荣货站，实际上是刘伯戈的特务据点。他们货站以做买卖为名，实际上里边都是隐藏着国特汉奸。我们边针锋相对，名义上经常查他的户口，实际上我们边派侦察员秘密监视他们的行动。在车站街靠近财源街澡塘东邻就是敌人据点，由汉奸司令宁春林霸占着，刘伯戈的十几个县大队国民党都集中到泰安。我们掐住咽喉，重点掌握刘伯戈宝荣货站。我们搞刘的情报，刘也在搞我们的情报，并处处想暗杀我，他派亓元峰打入我
们内部，找机会杀我。有一次，刘伯戈给亓元峰一支短枪，叫他找机会把我打死。那时我们也非常警惕，有思想准备。有一次，就在我们汇报刘伯戈的情况时，就在他快要动手时，不料张栋的枪走了火，正好从亓元峰脖子边擦过，打到墙上，他害怕了，怕我们毙了他，没有敢下手。
到四七年，我记得快熟麦子的时候，宣布我们要解放泰城，是头天晚上动员，要轻装上阵，向敌人讨还血债。计划两天肃清外围，两个小时主攻泰城，整个战斗是这样部署的。把我们这个组弄出来和新四军三旅配合，在前面主攻泰城，我们的任务是识别俘虏搞刘伯戈，要能够跟着部队冲到泰城里面，到县政府，把刘伯戈驻泰城人员识别出来逮住。我当组长，有亓立功、张栋、韩其志，还有泰安县公安局的几个同志，外围两天就解决了，到了第三天下午四点钟开始总攻。那时候有三人谈判小组：美国、国民党、共产党，这三方监督停火。我们打起来以后，火车把我们拉着上北跑。国民党、美国代表问咱的代表：“这是干什么的？”我们的代表告诉他们，要消灭汉奸。美国代表问：“你们需要多长时间？”我们的代表说：“肃清外围两天，主攻两小时。”美国人哈哈大笑，他认为我们是吹牛，八路装备差，远不如国民党装备好。你们八路两个小时攻下泰城，你二十天也攻不下来！我们的代表向他一宣布主攻时间，说：“现在已到了主攻时间了。”话音刚落，山炮就打起来了，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插上了红旗。我们小组跟随三旅开始用三个梯子爬泰城西门，由新四军两挺机枪掩护。我们部队往上冲，敌人在上面用刺刀、手榴弹往下打，我们的部队一个接一个往上冲，把敌人的死尸垛成碉堡，我们也牺牲了一些同志。上去以后我们直插县政府找刘伯戈。这时敌人都隐蔽了，我们就喊，正好有一个从莱芜嘶马河出来的，是我兄弟的把兄弟。他一听是我喊，就喊：“钦友哥。”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这里。”我说：“你赶快下来。”他下来以后，有一些莱芜人，共二十多人，也下来了。我给他们讲明政策，放下武器，带罪立功，和我们一块清理国民党、还乡团。这时我们利用上他们，再加利用上派到汉奸内部的曹福田，他原是我派到汉奸内部的，后在泰城住的时候，被刘伯戈发觉暴露了，是我把他救了出来，当时由他领着我们到处识别战俘。整个泰城第一次解放后，我们识别出来最大的战俘是莱芜县书记长，还有一个是泰、莱、新、蒙大队付张忠义，是刘伯戈的妹夫，再就是还乡团的几个干事、各村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刘伯戈部队的助理员马学田、特务缉长等，一共识别了七、八十个，都送到莱芜了。泰山专署公安局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专署公安局长张洪林同志，莱芜县公安局长李林泉同志都表扬了我们。
大约隔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国民党开始重点进攻了。第一次打开泰城不到两个月，敌人又占领了泰城，斗争就复杂了，从临沂、蒙阴直插莱芜的敌新五军占了莱城。李仙洲从胶济路、博山、淄川，也直插莱城，两下一会师，整个莱芜、蒙阴山区、泰安、泰莱平原都被国民党占了，各山头、徂徕山、莲花山、城乡到处是国民党的部队，斗争比较残酷。国民党一进攻，还乡团也起来了，对我们采取屠杀政策，各村的抗日军人、抗日家属、民兵、党组织、妇救会，凡是我们组织的人，还乡团逮住就活埋，斗争形势紧张了，专署公安局组织了一个工作队，由专署公安局侦察科直接领导，叫我去代理工作队长，付队长是于宝林。我们工作队有几十个同志，绝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队员个个精明强干，有王其贤、韩其志、张元清、亓子伟、郭乾伍、张汝恩、刘福海、高占华、周士玉、韩珠祥、郝桂文、宋学秀、陈佃文、尚怀平、张瑞森、孙子玉、冯海泉、张栋、吴汉臣、王占元等同志，我记得是三十来个同志。武器配备大都是汤姆式、匣子枪，起码是马大盖和大盖子枪。我们直接插入敌后，叫敌进我进。这时老百姓、军属、民兵、机关上的老弱病残都转入地下分散了，我们插进敌区就出来了。锄奸工作怎么搞法？上级有个政策，从上到下都有个政策，叫枪打出头鸟。不管什么人，扛着国民党旗，带领群众欢迎国民党的，我们就打，这就是当时的政策。我们深入敌区，插到莲花山、徂徕山工作。那时这一带的妇女被国民党害苦了，所以见到部队就藏。我们活动到野店，这里到新泰就通汽车
了，刘伯戈的一个运输队共三十多头驴，驼着香烟和豆子过公路时，叫我们查住了，跑了一些人，我们抓住了四、五个人，都是搞运输的可能枪毙他们，所以把人放了，留下东西，准备再往北走。这时敌人跟上来了，一直到了大王庄，准备过河，结果和敌人混到一块了，我们一人骑着一头驴过河，对面的民兵分不清，他们在打，我们在后边和敌人打。我说：“王宪宾区长赶快和民兵联系上，我们是公安局的工作队，别叫他们打了。”这样才不打了，过去了，又转移到大王庄，才把缴获的东西交给了上级。所谓“敌进我进”，光带武工队插进去还不行，还必须将几个同志插入敌人内部才行。我认为对敌人情况不熟，硬往敌人内部插是不好办。我记得在近亲住着，刘汉臣同志是付科长，我是干事负责带工作队。他说：“章森同志，我给你派上两个同志，一个是张瑞森，一个是刘都全，插到范镇。”那时，党员讲党性，坚决服从领导分配，我说：“好，科长你给我弄上关系。”他说：“不给你弄上关系，你怎么去？”我说：“不给我弄上关系不好去，弄上关系上天我都敢去。”于是刘汉臣说：“我把你介绍给徐玉元。”徐是我们党的可靠对象，姬玉甫、李林泉、刘汉臣等领导同志都住过他家，于是刘汉臣把任务交给了徐，吃了晚饭徐玉元就带我们到了徐家庄，白天他在外边打听了解情况，摸清了在范镇敌人驻着一个师。伪政权还乡团都活跃起来了，八路军的消息一点也听不着。我说：“怎么办呢？范镇进不去吗？”他说：“进不去，据点的通路都用鹿砦包围着，任何人不能进前。”
我说：“怎么办？”他说：“张家泉子有个支部书记叫张秀成，他母亲在家，我们先到他家。”徐玉元领着我们到了张秀成家，张秀成已上了渤海去了，他母亲在家，看到我们，她老人家说：“你们赶快走，这些坏蛋晚上集中到范镇不明天就到这里来，连吃带拖，不黑天就回范镇。”我说：“不行，大娘，我们还有任务，我们这三个同志来，就是插到你家里。”她说：“那不是要命啊？白天院里横躺竖睡的满满的人，他们要是进来看到你们，那还了得。”我说：“没事，你放心。”最后我们说服了大娘，叫我们住下了。快明天了，我看她家住房是西屋，前头朝南有个大门，后头朝北还有北大门，出去后大门就上坡了，当院有棵槐树，主房后头是个小饭屋，里边的灰满满的。我说：“我们就在这里头，大娘，国民党来你就别管了，在外边你给弄点东西掩护就行。”天一亮，国民党就从范镇来了，到了庄里把枪架在院子里准备睡觉，他们知道八路军白天都走了。我们三人在小饭屋里热坏了，弄得满面灰尘。敌人在外边，我们在里边，头也不敢动，吃不上、喝不上，就这样等到下午四点来钟，敌人吃了饭要回范镇去，这时我叫大娘去看敌人的动向，正在这时，村里的伪保长正喝得醉呼呼的，歪戴着帽子，扛着国民党旗，一手提着锣，一手敲着，朝大娘家这个方面来了，老大娘不怕国军，就怕地头蛇。她说：“了不得了，这坏种来了，这不要我的命吗，他打了我好几回了。”我说：“大娘，不要紧，你别动，在这里你照旧干你的活。”正说着，这小子就进了大门，骂着：“共产党、八路军都进了东海了，你要不把你儿子找回来，我就给你除根。”过去一脚就把大娘踢到饭屋里了，就在他还想上前再踢一脚时，刚一迈步，我们上去把他摁住了，嘴里塞上手巾，把他绑了起来。大娘说：“你们可别让他跑了，要是跑了俺一家子就完了。”我说：“大娘，不要紧，跑不了他。”等敌人一回范镇，我们在一个坟地里把他枪毙了，这一弄把范镇的伪政权搞垮了。他们再也不敢欢迎国民党了，这一次我们几个在专署公安局召开评功会上都给记了一等功。
国民党开始重点进攻山东以后，我们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深入敌区锄奸反特，摧垮伪政权，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人民的斗争信心。后来我们转到莱芜、莲花山一带，在部队打仗时，我们当向导。
在莱芜战役中，我和张洪林局长配合新四军三旅，在莱芜方向打增援。当我们队伍主攻时，王耀武乘飞机到莱芜视察。他一看形势不好，给李仙洲下了道命令：“共军云集，迅速撤退。”当时我们总指挥是陈毅同志，他接到译电后，马上下命令：“靠北边放一条路。”于是从张家洼到博山一带，部队向西边撤，闪出一条以利歼灭敌人的路，最后，我军歼灭敌人一万多。这次战役对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是一个狠的打击。在莱芜战役时，我们活动在泰莱边一带，后来第二次打泰城，张洪林局长带着部队直攻摩天岭，我和亓子伟跟着十纵八十五团主攻蒿里山。当时八十五团团部住在泰城西南的王庄。攻泰城从西面角很难攻，敌人的碉堡都在地下，不好打，要拿下这个小山就等于泰城解放了。上级命令当天晚上打下蒿里山，往里开的时候还没有落太阳，部队一气就攻到山根下。攻到半山腰，部队伤亡很大。开始我们和团部还挖防空洞，不一会城里的炮群就打起来了，我们也就不挖了。我们那个保卫处长说：“怎么回事。”到了天明，通讯员来了，说：“赶快撤！没拿下来。”当时部队满地是，敌人的小飞机在头上飞，上边批评了团长，把这个团调到南门，十纵又调来快速总队主攻，用炮轰，把敌人打没了，据说剩下了一个班，也跑了。八十五团受到批评，急了，到了南门就冲进去了。两次打泰城，我们这个组俘获了刘伯戈一百五十多人。第一次打泰城是在四六年麦季，第二次打泰城是在四七年麦季，斗争就是这样激烈。以后国民党又重占莱芜，刘伯戈、王海涛又都回到莱芜，贴出布告说逮住我奖励多少万元，逮住我家老小要斩草除根，我的房产宅基被他们挖了三尺深，白天还乡团在我家办公，晚上我就带着工作队住家，就这么你进我出，你走我去和敌人周旋。我的家属，当时都已转移到渤海了，可我街坊邻居受不了了，西邻我一个嫂子叫还乡团用拧起来的牛皮绳子沾上水后抽打，她被活活抽死。我的三哥被用刺刀把肋条挑出来，肠子被扛子硬硬压出来，最后被活埋。我的四弟被砍了头，刘伯戈对我恨之入骨。白天他杀我们，晚上我们杀他们。斗争非常激烈，一直斗到解放。
一九四八年一月，全山东公安干部集训。我们都集中到专署公安局，二月份过胶济铁路，由一个营护送我们。专署公安局共五百多人，由张洪林局长、王丕文、赵振山、常德，还有我组成一个指挥部，带领着队伍。护送我们的那个营把我们送过铁路就回来了。我们这五百多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迷路了，围着铁路转开了。张局长急得了不得，派亓子伟带一个班去抓向导。他们跳到一家人家里，看到那家院里国民党的机枪正在那里架着哩，他们抓了个老乡就又跳出来，可敌人紧跟我们不放。还好，敌人不知道我们底细，我们一还击，他们就窜了，最后我们在向导的指引下终于到了渤海。
在渤海搞查整半年，四八年下半年才回来。在渤海时各县公安局的班子都定了。那时刘汉臣同志就调石家庄，准备进北京接收工作。我们专署公安局共调出了十一个，到各个地方的都有，到石家庄的只有刘汉臣。我在查整以后，留在泰安，任泰安县公安局侦察股长，亓子伟当侦察队长，张栋同志仍跟着张洪林同志干。
那时我刚到泰安县公安局，局长是尹子明的，他调走之后是刘志刚的，刘走了之后，我代理公安局长。
我在专署公安局工作队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打仗。对其他情况不太了解。那时工作队的刘方清老以修车子为掩护搞职业侦察。以后他复了员，现在可能还在家。王其贤同志的任务比较特殊，因为他是政治交通员，老按领导的要求（专送机要文件等）他了解的情况比较多，可找他谈谈。就讲到这里吧。（任雪雁孟兆春整理，未经本人审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