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黄河北岸的茌平县，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块我党建立的“一枪打得透”的根据地——茌南抗日根据地。它与聊城、东阿、平阴、长清、高唐、搏平等县毗邻，是我鲁西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前哨。
1942年日寇从济南等地抽调了日伪军五千人，对这块小小的根据地进行围剿。采取“蚕食政策”，实行“保长制”和“连坐法”，一人通八路，数家受株连。许多无辜群众和抗日家属惨遭逮捕杀害。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斗争形势恶化。为了适应斗争形势，中共茌平县委在转移前决定，组建十几人的茌平县公安局武工队，留在敌后坚持斗争。这支短小精干的武装，出没于敌人心脏，锄汉奸，抓特务，袭击日伪军，打得敌人心惊胆颤。
敌巢锄奸
原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刘文震，在国民党县政府弃城南逃时卖身投靠了日寇，带着日伪军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成了茌平县的头号汉奸。为了从政治上狠狠打击投降卖国的汉奸势力，茌平县抗日民主政府决定除掉刘文震，任务交给了县公安局武工队。
1942年初秋的一个中午，抗日县政府机关党团书记徐效参派通讯员把武工队长陈建林叫来。陈队长刚进门，徐书记就笑呵呵地迎上来说：“建林，这几天憋坏了吧?今天给你个艰巨的任务。”“徐书记，只要党吩咐，咱武工队保证完成!”陈队长早已追不急待了。接着，徐效参就把县政府决定除掉刘文震的任务交待了一番，并语重心长地说：“这次任务很艰巨，要深入敢占区三十多华里，你们需要什么，县里就给配备什么。领导上特意选派县大队侦察员李付辈协助你们行动。”
临行前，县长张化夷专门给执行任务的同志拨了两支好枪和几十发子弹，亲笔写了一封联络信，告诉陈队长，到了目的地要想方设法与我们在敌占区的关系接上头。
第二天夜里，陈队长、李付辈和队员丁荣庚、刘吉明等一行四人，从尹庄出发，绕过牛庄、广平、焦集日伪据点，半夜光景来到了张天锡庄。
从村东进后街，李付辈悄悄叫开了一家大门，一个着伪军服、身材魁伟的汉子与李付辈说了几句话后，把队员们领进了家里。这个人就是我打入伪李歧山部，任伪自卫队班长的张立本同志。这个院子是他的家。
陈队长四人闻讯，各人挎起了一只菜篮子，汇入赶集的人流，来到了集上。这时，却又不见了刘文震的踪影。“这家伙可能回家了。”张立本便带着武工队员直捣甸子街。
甸子街四面都是敌人的据点。正东方向二三里路是陈范庄据点，往北约四五里路是玉皇庙据点，东北方向还有马沙窝据点。稍有不慎，就可能会被敌人发现包围。张立本伪军打扮，摇摇晃晃走在前边，似乎是去办公事，武工队员拉开距离跟在后边。
张立本来到甸子街，行至刘文震家门前，见一人光着膀子抱着孩子从北边胡同大门出来。便忙迎上去打招呼。
“刘先生，没赶集吗?”
“刚从集上回来，你干什么来了?”那人说。
“我在找鸽子。”张立本一边应和着，一边向身后甩胳膊，向武工队员发信号。
张刘二人说话间，四名武工队员疾步聚拢过来，离刘只几步远时，陈队长笑着喊了声“文震哥”，刘猛然扭头，见素不相识，打了个愣。随着又见三名陌生人围过来，他看事情不妙，把怀中的小孩往地下一扔，撒腿就往回跑。等武工队员追至胡同口，刘已跨进一家大门。说时迟，那时快，在刘文震回手关门的当儿，陈队长举手一枪击中了他的肩膀。刘又钻进了牛棚，举着一条挡牛拦手杠打来，陈队长顺势往牛槽下一蹲，拦手杠砸在槽上震落了。霎那间，陈队长猛扑过去抱住了刘的腰，狠狠捧在地上，二人扭打起来。刘挣扎起来又跑，可没等他迈出几步，陈队长果断地开了三枪。丁荣庚、刘吉明、李付辈也赶上来，又在刘的身上补了几枪，刘趴地上抽搐了几下就不动了。
四面临敌，此地不能久留，队员跟着张立本，顺着村北高粱地顺利撤出了甸子街。
教场堡抓叛徒
一九四三年，我四区区队的班长余万芝，经不住残酷斗争的考验，跑到日伪教场堡据点当了便衣特务，带着敌人搜捕抗日人士，破坏地下党组织。县委社会部长于寿亭和县公安局长韩严明等领导人得到报告后，研究决定，为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武工队应马上行动，寻机除掉叛徒。
教场堡是个大集镇。教场堡据点是1942年底日伪扫荡时安下的。在离教场大集一里来路的金牛山上驻守着一个小队三十多名鬼子和一个中队的百余名伪军。余万芝叛变后，自知抗日军民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除跟大队人马扫荡外，一直深居简出，躲在教场堡日伪据点眼皮底下的家中。几天后，逢教场堡集这天，陈队长和武工队员刘绪成、姜二、张绪清、李连成五人化装成赶集的群众，有的挎着篮子，有的背着褡子，把匣枪藏在腰间，来到教场堡，直奔事先侦察好的余万芝家。
余的家在集北头，靠据点很近，哨兵可以看清院中人的一举一动。所以大家行动得极其谨慎，力争不漏丝名破绽。
陈队长四人刚要推开半掩的门进院，突然，发现后边来了一个穿高筒皮靴，背匣枪，块头很大的伪军官，陈队长很快想到，这是伪军中队长李某。李某似乎也发现了有点儿不对，加快了脚步。陈队长进了大门闪身蔽在了门后，等李某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用枪顶着他的腰肋低声喝道：“不许动!别出声，出声打死你!”李某吓得脸色苍白，连声说：“是、是、是。”
这时，里面的队员已将余万芝捆了个结实，从上房里拖了出来。余一见陈队长，上下齿直打颤，哆哆嗦嗦地哀求：“陈…陈…陈队长，您…您…您来了?…”陈队长厉声说：“叫你回区上一趟，路上好好走，不许咋呼，不听话就地处死你!”武工队押着余万芝和伪中队长穿过大集，向西南大白庄方向转移。据点里的日寇发觉后，派伪军追赶，子弹在队员耳边嗖嗖飞过，刘绪成等三个队员掩护，边打边撤，陈队长和张绪清一人一个扯着两个俘虏走在前面。这时，前边出现了一道封锁沟，后面一百多名追兵相距不到一百米，情况十分紧急。陈队长急中生智，要拖一下后面的伪军，可利用手里的这个中队长。主意拿定，便边跑边教育李某：“你是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良心，今天把你放了，再作坏事就饶不了你!”让他向后面的伪军喊话，说前面有八路军的埋伏，不要追了，给李某松绑后，他便向回跑，边跑边向伪军招手：“弟兄们不要打了，我的命要紧，谁打伤了我，我枪毙他!”这歇斯底里的嚎叫，真把追来的伪军喊住了。等伪中队长回到队伍再带人追来时，武工队已牵着余万芝越过了封锁沟，甩下了追击的敌人。
抓回余万芝后，经过公审，在孟尝君庙执行了处决，余万芝这个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大闹杜郎口
1943年麦收后，在我反“扫荡”斗争的打击下，日伪的嚣张气焰受到重挫，收缩了不少碉堡、据点。伪五区的四个据点撤了二个，许多伪人员给抗日政府捎信，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愿为抗日出力。然而，伪五区区长袁长志却仍猖狂，死心塌地当汉奸，与人民为敌。一次我专署武工队十几人去杜郎口一带活动时，与袁长志几十人的伪区队遭遇，一武工队员受伤后被俘。袁长志用绳子缚住被俘队员的双脚用牛往袁庄据点拖，只拖得血肉模糊，没到据点就咽了气。县委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必须尽快严惩袁长志，才能巩固好形势，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于是派县公安局长韩严明率武工队到五区活动，除掉袁长志。
一天，陈建林队长带一个班的队员，来八仙庙一带活动。一到八仙庙，当地的群众就向武工队诉说：袁长志杀害了我们的武工队员后，气焰更加嚣张了，这些天不断地到附近村庄牵牛抓丁，残害百姓。请求武工队早日除掉这一害，并向陈队长提供，明天就是杜郎口集。袁长志以为这块地盘是他的，每集必到，只带二三个护兵，在集上作威作福。这一情况引起了陈队长的重视，他决定第二天赶杜郎口集，伺机下手。同时，让我五区区队配合行动。
第二天上午，陈队长领着五名武工队员、四名区队队员，打扮成赶集老百姓模样，二人一伙，三人一群，保持着距离，从八仙庙出发，经营子村直奔杜郎口东门。
杜郎口本来是个热闹的集镇，自被日寇占领后，逐渐萧条下来。这天赶集的人也不太多。在武工队离集市路口还有十几步的时候，一个区队队员就望见袁长志和两个卫兵正在前面路西杂货铺门头喝茶，向陈队长发出了暗示。就在队员们向上靠的瞬间，袁长志扭头发现了这名区队队员，即刻站起身，随手抓枪。没等袁把枪掏出来，陈队长上了顶门火的匣枪响了，“砰”的一声，打伤了这个汉奸的右手。立时，集市大乱，赶集的人东奔西颠，慌乱一团。袁很狡猾，回头钻进杂货铺，从后门越墙向西南袁庄据点方向逃窜，两个卫兵也随着跑。陈队长带领队员紧追不舍，一连越过十几堵墙，来到了村外漫野。在袁长志回头向队员开枪的当儿，陈队长举枪打飞了袁头上的草帽，断喝：“袁长志，你不要不识抬举，再跑就打死你!”，袁不由摸了一把头皮，倒吸了一口冷气。为了保全狗命，竟呆呆地站住了。两个卫兵也不敢再跑了。陈队长命令他们把枪扔在地上，举着双手后退十步，转过身去，解下腰带。三个家伙全照办了。陈队长见万无一失，方才靠上去捡起地上的枪，和队员一起押着袁长志及两个卫兵急速北撤，返回了武工队住地八仙庙。
1943年秋，应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经县抗日民主政府批准，武工队处决了汉奸袁长志，为我死难烈士和群众报了仇。 (根据陈建林口述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