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桐庐县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当时是个乱摊子,敌我力量对比和我们对敌斗争战略方针问题提到我党、我军、我政府及人民面前亟待解决的大事情。当时的形势是:在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在“长江饮马”待命南下之际,有些富商、巨贾、豪门显贵都作过逃命的打算。当时在我军包围下已成了“瓮中之鳖”,有些是极其反动的。如我们桐庐县境内的恶霸地主逃跑不成勾结地方上土杂顽势力。如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县警备队、警察所、地主武装、青红帮、反动道会等都没跑掉。这些家伙哪里去呢?除部分结伙为匪外,大部分都潜逃回家,躲到农村去了。因此,这就给解放初期各个地方埋下定时炸弹,带来了斗争的艰巨、复杂的形势和情况。
解放初期桐庐县境内有30人以上的股匪有:窄溪区匪首陈国梁(青帮头子)、傅元燮及陈标。横村区在钟山乡吴宅大市一带,匪首王之辉。还有在柴家边横村之间活动匪首柴金芳(是地主武装),城关匪首陈仁惠(活动在钟山乡,城关联络点王章海)。严陵区在芝厦一带,匪首王小毛,四管一带匪首金式(即203师),在芦茨、坞缮岭一带活动匪首是徐国辉,后逃到淳安县境,镇反时被我政府枪决。当时还有在窄溪凤川乡一带匪首县长戚裕德。这几大股土匪和恶霸地主勾结起来,给我们建立和巩固各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及各项任务贯彻和发展增加了很大障碍与困难。他们明目张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特别是在1949年7月份左右,竟敢利用各种关系破坏、瓦解我们各区区中队部分武装,叛变为匪。如匪首柴金芳以“里应外合”办法勾结横村区叛变。匪首陈国梁、 傅元燮之流勾结拉拢我窄溪区队以吴刚为首叛变。匪首张xx勾结拉拢我严陵区队少数人员叛变,上杭埠反革命事件中我丁有进副县长受重伤,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匪首陈仁惠利用青帮头子王章海拉拢破坏勾结我公安局短枪队姚锡清、洪阿利等人叛变。在这严重紧急关头,经县委研究决定,将九岭区队全部解除武装,主动将他们解散了。除国民党反动政治影响外,这些股匪还利用地方上的封建残余“帮会”势力来维护他们的命运。在桐庐来说,分江东、江北两伙,江东是以陈国梁为首的青帮发展出的土匪团伙,江北是以芝厦吴仲浩为首的红帮势力活动。但吴仲浩被我掌握了。
以上所述是桐庐县解放初期的基本现状和政治形势的概括写照。
在中央华东局省地委和桐庐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我们积极地展开剿匪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等各项工作。
桐庐县人民政权建立后,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县公安局除积极配合野战部队剿匪战斗外,抓紧了公安局自身的建设工作。首先以南下干部和金萧支队干部组织健全起来,设侦查保卫股、审讯股、治安股、秘书行政股、监管等工作部门。在野战部队首长的关怀下,两次抽调营连级干部配备县公安局领导干部。先为队导长xxx同志、指导员xxx同志,调动后又派来了指员许岐瑞同志、队长孙玉璋同志。并积极组织了三个步枪班的公安队伍。另外公安局内部特别组织了个武装短枪队,以原金萧支队张友源同志为队长,专门从事刑侦办案、武装侦察。当时除野战部队外,桐庐县的公安力量很快形成了“剿匪反霸镇压现行反革命活动,保卫人民政权”的双拳头。同时积极地开展了对敌人的侦察工作,社会治安工作,对犯人审讯工作。对边沿山区开展了武装侦察工作,如对钟山乡的吴宅、大市、葛青、兰村和三管乡、四管乡杨家岭一带的山村侦察反动道会门、恶霸地主及反革命活动情况。
按照当时公安工作的业务特点,我们采取了两个策略。一手配合野战部队行剿土匪的武装侦察工作,深入上匪经常活动的地方搞情况掌握敌人的一般活动规律,配合建立与巩固乡村政权,以打击土匪的破坏活动。另一手以公安局侦察股为主进行秘密侦察工作,建立秘密侦察工作一条路线,兼用对国民党特务和土匪内部“拉出来,打进去或派回去”战略战术,以毒攻毒向敌人内部进行策反工作,了解敌人活动,掌握确切情况以便稳、准、狠打击敌人。特别在1949年6月、7月土匪恶霸地主进行反革命活动是最猖狂之时,突出的是桐庐县五个行政区级建制的人民政府,有四个区的区队建制,由于内部结构不纯,在反动土匪、恶霸地主引诱、拉拢下,严陵(一区)、横村(二区)、窄溪(四区)三个区部队部分成员叛变。在这严重时刻,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派来了35军307团和25军73师219团,进驻桐庐进行围剿。省军区和建德军分区分别派领导驻扎桐庐县协助野战部队进行剿匪反特工作。与此同时,还抽调军事干部改组桐庐县大队的工作。记得派来张x芳同志任副政委,县委书记董炳宇同志兼政委,带来一个连的野战部队实力,派来县大队陈xx同志,县长王新三同志兼大队长。当时还抽调相当一批连排长干部进驻边缘乡政府,协助地方进行剿匪工作,有的同志直接任乡政府的军代表和乡长。还记得在1951年,县大队改组为县人民武装部,周xx任部长(河南人)。
在省委和地委的正确领导下,桐庐县公安局在剿匪反霸、社会治安、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岁月在流逝,苍海桑田在变化。回忆当时桐庐县解放初期剿匪反特、民主建政的情况,是来之不易的,我们更应珍惜今天幸福安定的生活局面,团结奋斗,开创社会主义宏图。
剿匪斗争中的经验和成果:1949年6至9月,整个党政军民是处在解放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的一个战争气氛中,处处火药味很浓。桐庐县也和全国一样,要治国安邦,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与健全各级政权。当时摆在党政军民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首先要消灭在桐庐县境内有名的几股土匪。于是在我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的追剿下,最紧张的是1949年5月至9月这几个月的战斗中,终于将几大股土匪打垮消灭了,几个土匪头子除王之辉只身下海逃跑外,其余俘虏后收监入狱了。有的在战斗中被击毙,有的向我人民政府自首。如建北区的王小毛和桐庐陈仁惠,经过政策教育,带50余人员枪支向人民政府投降,匪徒遣送回家。匪首金式及其残部潜逃浦江、桐庐、富阳交界处的山区,在9月份左右,被我在桐庐剿匪的野战部队219团追击,基本歼灭。
在我桐庐县芦茨埠和坞缮岭一带只身活动的匪首徐国辉,逃在淳安山区,不久在淳安被活捉枪决,我的记忆是在艰苦的紧张的剿匪战斗下,到1949年10月,桐庐县境内的几大股土匪已全部消灭,取得剿匪全部胜利。特别是在1949年8月下旬窄溪区严坞战斗,在我们掌握了确切情报是匪县长戚裕德部,匪首陈国梁、傅元燮等都集中在这里隐蔽活动。因此,我们桐庐县委会同野战部队307团领导立即召开了会议,研究决定立即行动围剿。县委书记董炳宇同志亲自参加了战斗指挥,在部队的积极配合下,一夜之间全部歼灭了伪桐庐县政府独立大队,计30余人。此次围剿战斗的意义与作用深远而重大。原因是:这一仗的胜利,安定了民心,振奋了社会各阶层的开明进步力量,打击了国民党残余和地主恶霸的反动气焰。在原桐庐中学门前的人民广场召开庆祝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典礼纪念大会。
桐庐县公安局在桐庐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展开社会主义革命和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保卫工作,积极同敌人进行公开的斗争和秘密隐蔽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一)在桐庐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曾经搞党团甄别和党团合并,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在其省党部“应变计划”的策动下,曾采取“拿走鸭子换上鸡”的办法。在淮海战役胜利后,国民党桐庐县党部书记长凤川的李振茂换上了金西乡的王xx;国民党内部尚有军统特务系,他的外衣是县军事科。尚有中统特务系,他的外衣是社会科。按照我们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及以上人员原则列为反革命分子惩治之类。为了搞清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内部复杂情况及其罪恶行为,县公安局进行了反动党团登记工作。在此前提下,开办了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管训班给他们一个彻底清算自己的机会,一是填表登记;二是彻底交代自己罪恶行为;三是使其互相揭发解放前的“应变计划”阴谋活动,我们的方针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地点在南门里柯家王房子楼上。
(二)在剿匪取得基本胜利的基础上,县公安局组织力量抓紧对土匪人员管制训练班,将全县土匪分队长(班长)以上的土匪人员集中管制教育,目的是在我党的政策教育下,搞清各股上匪人员的组织情况,人员流动和罪恶活动情况,帮助这些人认清形势和前途,重点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恶,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重新做人。两个管制班的实践证明,对搞清反动党团组织变化和土匪的内部情况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使我们较系统地掌握了敌人的基本情况和罪行,为即将开始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搜集材料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在土匪管训班结束时,根据上级指示,对土匪分队长以上人员,根据其罪恶大小(是否有血债)和认罪悔改态度,分别进行处理。一部分罪大恶极、认罪态度差的以法处理;部分虽认罪态度较好,但有重大的血债罪行,社会关系复杂(反动党团员,又是分队长,又有重大罪恶的)使其回家后还会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不稳定分子,送南泥湾进行劳动改造;一部分经管训教育后放回家好好进行农业生产劳动,自食其力。这样既贯彻党的“宽严结合”的政策,又能保证社会安定。
(三)争取匪首陈仁惠部向我人民政府自首投降。在194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带6名短枪队的同志插到钟山乡吴宅村一带,住地主吴家院经过一天一夜侦查工作,掌握了匪首陈仁惠50余人都在大市村一带山上活动。我们即找了几个土匪,公安局叛变为匪的洪阿利、姚锡清家属进行谈话,派他们去陈仁惠部做工作。第三天,他们将土匪头子陈仁惠叫下山来和我们对话。我们向他宣传政策,以及宽大处理。第五天陈仁惠率全部人员随我们回桐庐向人民政府交械自首。经教育后我们当即释放所有成员。此举对社会震动较大,振奋了人心,又给敌人指出一条光明的出路。
(四)在剿匪胜利后的1950年,我们以“打进去,拉出来”的革命手段,破获了一起隐蔽活动的“大同革命党”的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个反革命特务组织的破获,是我们亲自掌握的秘密联络工作人员袁xx(系九岭区浪石埠人)他来向我公安局报告了这个情况。原来该反动组织的头子,借同乡关系拉袁xx参加该特务组织而被发觉的。我们研究后通知袁xx趁机打人匪部,掌握其内部活动的情况及敌人的文印证据,以求得一网打尽。经过一段工作后,袁xx同志了解到这个反革命组织下面有三个支队的建制,即:绿诸支队新登、富春江支队桐庐、天目溪支队分水。经县委研究立即向临安公安专署和省公安厅请示分别派来干部协助我们破获这个反革命案件,后缴获“大同革命党反”革命组织的“长戮”、“大方印”、“文信”等物件。与此同时,在一天晚上,我同警卫员赵寿长同志(后为公安局副局长)到群众剧院看戏(越剧),刚坐到位置上,就发现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面带惊慌向外走,引起了我们注意。我和警卫员立即追了出去,将这两个带到公安局,经过初次审问,发现这两人是上海人,“大同革命党”反动组织头子,并在桐君山下一条小木船上缴获了一只发报机(也说是电台)。
在上级和桐庐县委领导下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取得胜利,保卫了人民利益。这为建立与健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民主各级政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