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抗大四分校任职期间，同时兼任中共淮宝县委书记。
淮宝县是由淮安、宝应两个县边界的抗日根据地组成。1943年秋，原县委书记郑平调第三军分区运河支队任政治委员，副书记王成俊负责县委工作。
我兼任淮宝县委书记，是由当时的战争形势所决定的。从1941年开始，由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进攻，不断进行“扫荡”，加之国民党政府在皖南事变后，不仅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饷和其他供应，加之各地不断发生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根据地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敌后军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抗战，中共中央陆续提出了“十大政策”，分别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央为了更好地贯彻“十大政策”，突出党的一元化领导，规定区、县委书记由所在地的党政军最高机构的书记担任。抗大四分校是旅级单位，是淮宝地区最高的领导机构，而我是主持学校全面工作的副校长兼校军政委员会书记，因此决定由我兼任淮宝县委书记，统一领导淮宝地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我得知此决定后，自感没有地方工作经验，难以胜任，便向新四军师政委兼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坚辞。他说，这是中央规定不能推辞，现在整顿“三风”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淮宝县也不例外，县委工作主要是整风。你在华东局党校学习过整风运动，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另外一项工作是对敌斗争和教学工作，也是抗大在淮宝的一项主要工作，仍然是你工作的重点，除了整风、军事、教学等工作外，其他各项政策及日常工作，仍由王成俊同志负责。当时，淮南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第十四、十五团，也经常有一个团驻在淮宝，这个团也统归我们领导。
淮宝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盛产稻米，有“淮北粮仓”之称。它东濒大运河，连接苏中；南临三河，与淮南毗邻；西傍洪泽湖，同皖东北接壤；北至两淮，扼苏北之要冲，战略位置重要。县境之内河流纵横、湖泊毗连、稻田密布，不利于日伪军大部队行动，只有北面淮安、淮阴设有日伪军的据点，日伪军如果南至淮宝“扫荡”仅有一天的路程。因此，北面是分校防备日伪军侵犯的主要方向。
1942年11月下旬，四分校接替新四军二师第五旅防务之后，一方面与淮宝县独立团密切协同，监视北面日伪军的动向；一方面组织武装群众，加强军民联防，以对付敌人的袭扰。日伪军见屡次“扫荡”收效甚微，便从1942年年底起，采取军事上进攻、经济上封锁的策略，企图把淮北抗日根据地军民“饿死、冻死、困死”。日伪军还指使潜伏在根据地内的顽固势力和不法分子，高价私购偷运根据地的紧缺物资，使粮棉价格飞涨，老百姓人心惶惶。
实行一元化领导后，大概在4月份，我代表县委参加了淮北地区召开的整风学习会议，回到县委后及时进行传达。由于淮宝县、区两级机构健全，干部素质较高，因此都能主动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四分校与淮宝地区人民一起，为了打破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扫荡”和“封锁”，积极响应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当时，四分校的物质生活极为艰苦，生活物资和学习用品都很贫乏。尤其是粮食供应不足。每人每天不到一斤粮，副食就更差，一个星期也吃不到一次肉；每人每月仅发五角边币做零花钱，刷牙只能用牙粉或者用碎盐；洗衣没有肥皂，只好以伙房烧的草木灰或碱土过滤的碱水代用；点灯只能用食油。不仅生活条件如此，学习条件也很差，每人仅发两个自制的糙纸笔记本，蓝色染料代替墨水，背包当椅，膝盖当桌，大树底下、农村晒谷场当课堂。由于敌人的封锁，学员队只有少量的红汞、碘酒、阿司匹林等药品，病号得不到有效的治疗。
在艰苦的环境中，我们发扬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千方百计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鞋子不够穿，就组织学员将破旧衣服、破旧被子、床单撕成布条，与麻线混合一起打草鞋穿。生活清苦，就组织学员到洪泽湖、高邮湖里割苇子、摘荷花、采莲子、挖莲藕，利用水网稻田养鸡、养鸭、养猪，改善生活。后来，学员每星期能吃到几次肉了，粮食也有节余了。分校供给处张晋清在洪泽湖养鸭远近闻名，他和他的养鸭组养鸭及其他生产收益，仅1943年和1944年就达到36万元（法币），不仅改善了分校师生的生活，还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
为了彻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分校在巩固生产的同时，还在淮宝县费庄办起“抗大被服厂”，为部队加工服装、军帽、绑腿布、背包带和皮鞋，每月可制鞋3000余双。到1943年年底，我们不但解决了穿衣问题，还有多余的物资运往敌占区卖，为部队换回药品、电台等急需物资。
1944年8月15日，新四军第四师主力四个团及地方武装一部，由淮北半城地区出发，西进豫皖苏边敌后。
在这一时间，淮宝县政权稳定，社会安定，丰衣足食，成为第四师的可靠后方基地。
为了早日收复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执行中央和军委关于向河南敌后发展的战略任务，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吴芝圃，率第四师主力一部于1944年8月中旬从泗南县半城誓师西征，在萧（县）、宿（县）、永（城）、夏（邑）之间，同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展开激战。9月11日，彭雪枫师长在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牺牲，为重建豫皖苏边区献m了他的宝贵生命。
彭师长牺牲的当天下午，邓子恢政委就从半城师部打电话给我：“你到师部来一下，现在就来。”话语简单，语音急促，与平时的持重判若两人。我放下电话，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发生了什么大事，可又想不出个头绪。当时，我住在分校驻地杜巷，离师部只有七八里路，不一会儿就赶到了。看到邓政委在村头的路上低头来回走，我就赶紧迎上前去，他见面就哽咽着对我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彭师长今天上午牺牲了，我还没有对别人讲。现在师部事情多，你还是来师部工作吧。今天就搬到师部来住。“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我深感震惊和万分悲痛，不敢相信彭师长真的离开了我们，他才37岁啊！半城誓师的口号还在耳边回响，就传来主将阵亡的噩耗。这是真的吗？！尽管我和彭师长相识只有三年多时间，但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4月，我在东淝河战场率部起义，就是在彭师长的具体安排下促成的，之后又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开展工作。尽管他比我小一岁，却有兄长风范，淡泊名利，胸怀坦荡，给了我许多真诚的帮助，使我受益终身。彭师长的牺牲，使中国失去了一位保家卫国的民族英雄，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失去了一位智勇兼备的军事家，抗大四分校失去了一位诲人不倦的好校长，我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的好领导。
见邓政委这样说，我立即返回分校简单交代了一下工作，带上日常用的物品，于当天晚上就住到了师部。
9月13日，中共中央在接到新四军报告彭雪枫师长牺牲的消息后，迅即致电华中局：“在彭雪枫同志牺牲后，中央意见调张爱萍为四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张震为参谋长，陈锐霆为副参谋长。”中央电令在明确以上四个人任职的同时，还特别指出：韦国清赴路西，指挥西征部队作战；张爱萍兼第九旅旅长，驻路东，负责四师全面工作。15日，华中局致电中央，表示同意张爱萍等人的任职。
到师部后，我主要是协助张师长、邓政委开展工作。由于师参谋长张震在路西协助韦副师长指挥部队作战，因此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实际上主持第四师司令部的工作。
西征部队在副师长韦国清、参谋长张震的指挥下，经过艰苦征战，至12月中旬，歼灭日伪顽军13000余人，拔除据点36处，控制了东起津浦路、西至商（丘）毫（县）公路，北自陇海路、南迄涡河的广大地区，基本恢复了路西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胜利完成了西进任务。得此消息时，我心里十分高兴。彭师长恢复路西抗日根据地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九泉之下的老师长如果有灵，一定会和我们一样高兴的。
在欢庆西征胜利之时，彭师长爱人林颖在淮南军部医院分娩了，于23日生一男孩，取名小枫。老师长后继有人，我们备感欣慰。
10月初，我调任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长，同时兼对美军联络处处长。
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度过了漫长的相持阶段，此时正走向恢复与再发展、准备迎接反攻的新时期。为了争取反法西斯联盟国成员之一的美军的支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军相继成立了相关机构。延安八路军总部成立了美军观察组，新四军设立了新四军对美军联络处。对美军联络处与参谋处在一起办公，实行“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在赖传珠参谋长领导下开展工作。
美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同时，在亚洲太平洋战场发起了越岛进攻，并向日本本土推进。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俗称“飞虎队”）的B29型轰炸机，从四川成都前进基地起飞，进入8月以来，经常于黎明、傍晚三五成群地飞过苏北上空，跨越黄海，去轰炸日本境内的军事设施。返回四川途中，或因飞机油料耗尽，或因引擎发生故障，飞行员多在我抗日根据地上空跳伞，被我抗日根据地军民救起多人。新四军对美军联络处因此担负起了接待、救治、欢送伤员的工作，让盟友感受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好客。我也亲自送走了两批美国飞行员。这些美军友人离开华中抗日根据地时，都恋恋不舍，称赞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真诚最可信赖的朋友。当时的《新华日报》、《大公报》等媒体，都进行了充分、连续的报道，扩大了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影响。
后来，美军停止了对日本的远程轰炸，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与中国战区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发生了龃龉，不久他就愤然辞职回国了。
这年深秋，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延安炮兵学校，简称“延安炮校”。12月6日，军委致电新四军，要调我去延安炮校工作。电报原文如下：
张饶并转四师：
军委为了准备反攻，准备我军由游击战转到运动战，由乡村打进城市，决定立即训练炮兵干部，以便不久将来编成炮兵加强 我军装备，因此已决定成立炮兵学校，并决定干部学习炮兵。据报四分校副校长陈锐霆同志曾在炮科及炮校毕业，又曾任炮兵连营长六年，望设法即调来延，如何盼即复。
军委
鱼
电文中的“张、饶”，是指陈毅代军长1943年11月去延安后主持新四军工作的副军长张云逸和刘少奇政委去延安后的代政委饶漱石。“鱼”即韵目代日（6日）。由于新四军同样面临着加强炮兵建设的问题，也缺乏懂行的炮兵领导干部，因此张云逸商请军委不调我去延安炮校。25日，军委复电同意。这样，我仍留在新四军司令部机关，继续做参谋处长的工作。
当时，参谋处共设有八个科室，有作战科、侦察科、通信科、管理科、教育科、人事科、机要科，还有一个调研室。犹如现在的司令部机关，工作面很宽，任务很重，好在当年八个科室的领导都是老红军，都很支持我的工作。由于他们资格老，业务熟练，经验丰富，因此都能做到主动积极地开展工作，使我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继春季攻势之后，新四军又发起了夏、秋季攻势。我到参谋处上任时，正赶上组织部队开展秋季攻势。苏中、苏南、淮北等地区，捷报频传，攻克据点多处，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扩大并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在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等的领导下，我们参谋处还参与组织了新四军一师主力渡江南下，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关于向东南敌后发展、控制苏浙皖边与发展浙江沿海地区的战略任务。由第一师师长粟裕率领的这支南下部队，于次年1月中旬在长兴地区与第十六旅会合，组成苏浙军区。至6月，先后取得了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扩大了我军在江南实施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
为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战略部署，新四军于1945年春夏季连续发动攻势作战。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军区部队先后发起了阜宁、睢宁等战役战斗，攻占日伪军据点多处，解放了数座县城和集镇，使我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
在此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整风、审干工作。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于年底在华中局和新四军部队中继续开展整风运动。为此，军机关成立了整风领导机构。整风运动从学习文件开始，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其他不良倾向。1945年上半年，进入整风总结阶段。大家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坦率诚恳地总结在革命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明确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每个人都写了自传和书面总结，由各科室集体讨论通过之后装入档案。
干部审查工作与整风运动同时进行。我是新四军军直审干分会一分会的主任，责任重大。参谋处每一位干部的鉴定，我都要签名盖章，以示负责。在赖传珠参谋长的领导下，通过参谋处全体同志的努力，圆满完成了整风学习和审干工作。
我在军司令部工作期间，心情很愉快，这不仅因为参谋处全体同志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还因为军首长对我的生活关怀备至。当时，抗战生活条件艰苦，新四军机关和部队都吃大锅饭，只有军首长吃小灶。考虑到我起义时受过重伤，张副军长就让我同军首长一起吃小灶。我没有同意，坚持要吃大锅饭。之后，张副军长、赖参谋长多次做我的工作，说这是组织的决定，要我服从，再说你这么瘦也需要加强营养。见领导下了指示，后来我就改吃小灶。吃小灶的人不多，我记得有饶漱石、张云逸、曾山、赖传珠等。尽管生活跟现在没法比，但在抗日战争年代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对我身体的恢复很有帮助。
8月8日，随着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当时，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新情况层出不穷，真有点“目不暇接”。根据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指示和命令，参谋处在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等的领导下，向新四军各师下达了反攻的具体部署，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动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以游击队和民兵占领小城市，迫使日伪军缴械投降。之后，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调整部署，除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威胁大城市外，主力转为夺取中小城镇和控制广大农村，先后攻克县以上城市15座和一些重要集镇。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迫使日本侵略者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标志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这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独立和解放，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许多同志在胜利的前夜捐躯沙场，没能看到日军投降。在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们更加缅怀他（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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