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张明远，原名张再昉，一九四四年到鲁中区党委党校学习时曾用名张克光，出校后复用现名。父亲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山东省沂南县（当时属沂水县管辖）岸堤区塘子庄。曾就读私塾初小、高小，高小，毕业后投考了沂水县暑期教员训练班学习两个月，在本庄小学任校长（义务职），二九年底投考沂水县师范讲习所（相当中专），毕业后被聘到垈庄小学任教员，从那时，父亲即开始了教员生涯。一九三三年下半年在本庄小学任教，一九三四年暑期到沂水县参加教员暑假讲习会学习两个月后，即调到赵家城子庄小学任教，直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调回本庄小学任教（兼任副乡长、主管教育），因本庄是乡公所所在地，小学即划为中心小学，因此兼职副乡长。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沿临蒙路向临沂进攻，塘子乡长郑文湧弃职而去，局势一度混乱。一九三八年初，由于父亲曾经出任过副乡长，有基础，随即出任了塘子乡乡长。一九三八年春，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开拔到岸堤，中共山东分局及山纵司令部进驻岸堤，并且在岸堤设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受环境影响，父亲接触了许多革命同志和进步人士，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大众等），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思想上的认识进步很快，从而坚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念，随即很快投入了革命阵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共山东分局机关驻地就在岸堤，区党组织由分局领导（直属区）、赵新、刘曾浩两同志是直属区负责同志，由二位同志介绍父亲加入了党组织，入党时规定了1个月的候补期，一九四七年三查时增补了2个月，确定党龄从1938年10月计算。
父亲于38年7月入党后，仍由党组织任命为塘子乡乡长，党内任乡支书记，主要任务是开展对敌斗争，发展党员、在农民自卫队的基础上（后改编为独立营）发展地方武装。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调任沂南九区任武装委员兼区中队队长，与反动武装对抗。
一九四零年二月区中队改编为县大队一连，任副连长，党内支委，同年三月调沂南县府（当时称南沂蒙办事处，从沂水县分离）任视导员，科员等职。同年十二月调任县府视导团主任，主要任务是到各区、乡帮助建立区、乡政权，至一九四一年六月调任沂南县垛庄区区长，党内分区委员，这段时期主要工作是拔据点、反扫荡、与敌伪展开拉据战（分区书记江波）。在最艰苦的时候，采取隐蔽作战，钻深山，打游击的方式与敌人对抗，虽然环境艰苦，但同志们的情绪很高涨，坚定信心，顽强抗击，终于坚持到一九四二年1月反扫荡取得重大胜利，地区得到解放。同年二月调任界牌区任区长，该区属于新建立的政权，是沂蒙边区跨临蒙路的敌占区与游击区混杂区，当时只有一个几十人的区中队，在此基础上进行武装斗争，开辟并扩大根据地。至一九四三年全年，工作成绩显著，得到上级表扬，特别是到了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已将敌人压缩到据点里，大大缩小了敌占区，将游击区变成了根据地，同时发动人民武装，围困据点，为彻底拔除敌伪据点创造了有利条件。四四年6月，配合部队打了一个战役扫除了那一带的敌伪据点，界牌区得到全部解放。同年八月，沂南县委调父亲到鲁中区党委党校学习，至四五年日寇投降学习结束。一九四五年9月调到淄博特区工作，分配到崔军区任区长（系新开辟的区），党内分区委员。四七年1月任该区书记兼区长，这段时间（四六年12月）被评为甲等反顽斗争工作模范，土改工作（四七年）模范，并得到物资奖励。四七年十月调到淄川县委武装部任部长，期间（四七年十一月~四八年一月）到地委参加三查会议，三查结束后仍回淄川县任武装部长，同年八月被确定为县委委员。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带民工支援淮海战役，任淄博特区民工支队支队长兼一大队政委（淄川、博山两县民工），一、二大队是淄川民工。一九四九年3月，支队服务期满，民工复员。上级指示留下区以上干部继续渡江，父亲即被派到华东支前委员会第一民管处任政工队长，父亲在放下了想留在家乡的思想负担后，接受了组织安排到任。几天后，又被调到无锡市成立了粮食储运总站。之后上海战役结束，支前任务随即结束，支前干部集结学习结束后，到苏南干部大队五中队任指导员（驻南京）。后又动员编入西南服务团，任一支队一团五中队指导员，于10月1日进军西南。后又调到一支队一大队四中队任指导员，途经湖南常德经短暂休整过后调到五支队二大队任大队长（政委王玉珏）。因前方形势发展很快，行军到彭水后，父亲提前乘汽车赶往重庆。12月底到达重庆后，组织上拟分派到重庆一区任区长，父亲表示愿意到基层工作，而此时，正好重庆市和川东区分离，即被分派到川东区党委，于五0年一月到达川东区党委机关任总支书记（付书记高希峰，后在云南西双版纳任职）。同年四月，区党委与行署机关党委分离，父亲到行署机关任总支书记。同年10月调到西南局第一期党校学习（学员兼四支部书记）。学习结束后分派到川东行政干部学校任组织科长、组教科长、党内总支书记。一九五二年九月四川合并省，父亲于九月十五日离开川东。九月二十五日到达云南。十月分派到省委党校任党委委员，到丽江支部帮助初步整党。
一九五三年六月分派到省纪委任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日云南省选出了第一届省委监委，成立了省监委，父亲任监委监察处长。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改选省监委，被选为后补委员，仍任监察处长。一九五七年九月十日机构调整后，调任办公室主任。一九五八年十月1日第三次改选监委和一九六三年三月七日第四次改选监委，父亲都被选为监委常委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常委名单于五九年二月五日由中央批准）。期间，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省监委成立来信来访处，父亲由办公室主任调任信访处处长。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调任察审处处长。
父亲参加革命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曾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上海几个大战役，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父亲从不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建国后，父亲一直从事党务工作，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并且在战争年代，他还曾经用自己教书时积攒下来的工资120多元大洋买了一支二十响参加革命，之后又将孟良崮山南的几十亩地卖掉，买枪，买自行车支持革命。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坚持与日本侵略者对抗，有一次父亲和警卫人员到XX村开展工作，因天黑回不了驻地，就在该村的瓜棚里过夜，由于汉奸告密，与鬼子遭遇，警卫员为掩护父亲，壮烈牺牲。瓜地里有很多豆茬，父亲赤脚奔跑，双脚弄得伤痕累累，不言而喻，这样的遭遇，不下数次。直到解放后，父亲对这位烈士的后代很关心，经常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再艰苦的环境，父亲的革命意志始终坚定不移。但是，在文革冲击下，父亲也和大多数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一样，遭受了极大的冲击，那些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极端不负责任的造反派们，给父亲栽脏了莫须有的罪名。父亲一贯群众基础很好，文革初期基本没受到冲击，武斗进入白热化后，造反派认为父亲打过丈，会使枪，要求他参加“保卫省委”的战斗，根据职业经验，父亲认为枪口只能对着敌人，不能与群众为敌，于是就写了一张声明，要求退出造反派组织，贴在省委2号院省监委大门口，由此惹怒了造反派，从此开始了被审查，挨批斗的一段痛苦的生活，被划归到走资派行列，其随即不知去向，我们怎么打听都找不到父亲。家人由于担心父亲的下落，影响了正常生活，至于父亲怎样面对这些打击，怎样生活，至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秘。作为家属，子女，我们很难体会父亲内心的复杂感受。后来，父亲放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我们才知道就是因为那张要求退出造反派的声明在作怪。接着，父亲又被关到下马村财贸干校继续审查。当时，造反派找不出迫害父亲的口实，就挖空心思到他的档案里去找。当看到父亲在参加革命前（38年4月）在本乡中心小学当教员时，曾被推选为副乡长，主管教育（入党时有交待），家庭出身又是富农，大喜过望，加上在65年时，有个曾经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拿着公社支部书记王纪生的介绍信，要父亲证明当时的情况，此人（侯德和）抗战时期是由江波（区委书记），王焕新、父亲（区长）三人与他接头，了解敌情，因这人当时不想回敌方去了，三人就找他谈话，叫他还是回去，搞点情报等。父亲本着实是求是的态度，给他介绍了当时的情况。那时对敌斗争情况复杂，类似这种事情相当多，何况其他在场的两位同志在文革中都没有问题，到了父亲这里就被歪曲了，可见造反派的用心何其歹毒。随后被上纲上线，定罪为伪乡长（粘贴被打倒的标语，当时汪伪政府还没成立，这些造反派根本不懂历史，实属国民政府副乡长）、包庇叛徒、窝藏叛徒。造反派们觉得这些还不够，不惜花公款到处外调，在山东外调时被村民赶出村子，不给接待，当地政府和群众说：“我们给你们云南输送那么好的干部，你们拿着糟踏，批斗，你们不要送回来，我们要，青岛、烟台随便他选。造反派期望着发现重大线索好立战功，但家乡人民觉悟高，不上当，结果去了几次都是失望而回。弄来弄去就那么点鸡毛蒜皮的事。好不容易弄出这点战果，当然要有个结论，最后穷凶极恶于一九七二年一月七日给予父亲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此处分于1978年12月9日，由省委组织部作为黑材料之一连同其他5份黑材料予以统一销毁（有通知一份）。实际上，对于这个处分，父亲是不接受的，他至始至终都保留着自己的意见，他在1968年三月20日的申诉材料中是这样说的：“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我没有脱过党的问题；也没有被俘或捕过（包括革命前）；也没有受过纪律处分”落款：张明远，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红笔注：材料已于1968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交给徐兴民。）并要求把他的问题审查清楚，（家属都保留了原件）。38年父亲参加革命时，正处于抗日斗争非常艰难的时期，敌强我弱，环境艰苦、然而父亲却坚定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打游击，拔据点，端炮楼，扩大并解放革命根据地，与日本侵略者和敌伪人员进行了顽强的对抗，长期的对敌斗争造就了父亲坚强的性格，以致在文革中也坚强的挺了过来，令我们做子女的十分敬佩，父亲被冲击的那段时间，家属及其子女也同样受到极大的伤害，某些叔叔阿姨，某些小玩伴怕受牵连，不敢理采我们，住房也被造反派没收，赶出了省委1号院，就连被父母从重庆带过来的、照顾我们的生活、我们准备给她养老送终的蒋阿姨，也被赶回四川江津县（当时隶属），回家不到5个月就含恨而去，时年只有51岁。随后，父亲被下放到省第一五七干校（弥勒），继续审查、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腿部关节炎复发也不放过。两个小儿子也只有跟随父亲到干校读书。那里的教学条件很差，父亲精力有限，经常放任自由，就像些野孩子，就连大点的孩子都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机会，现在想起来都令人心痛。有时我们在语言上对造反派有抱怨，父亲反而开导我们，让我们不要计较，可见父亲的胸怀。文革结束后，我们偶尔提起文革的那些往事，父亲总是说他们也是受蒙蔽，有很大部份人还是好人，不要和他们计较，并且有些人已经给父亲道歉，叫我们原谅他们，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只要认错、改正，都是好同志。
建国后，父亲一直从事党的纪律监察工作，工作中认真负责，业务能力强，为人谦和，不贪图享受，不搞特殊，还经常拿出自己的工资，去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下级。
文革前，干部是按级分灶吃饭，住房也如此。父亲自从进住到省委1号大院后，是吃中灶、住甲幢。提级后（年代不清）组织上安排父亲吃小灶（补贴更高一些），住小院子，但父亲不想搞特殊，继续吃中灶，住甲幢，直到文革中期。
我们心目中的父亲，是和谒可亲的父亲，平常很少见他发脾气，有时还会来点小幽默，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组织上发给父亲一支短枪作为防身用，平常锁在书桌的大抽屉里，有时父亲去开抽屉，我们就冲过去看枪，父亲至始至终不让接触这支枪，弄得我们感觉很神秘，文革时该枪被没收。
父亲爱看书，家里至今还保留有许多书籍（文革中被抄了一部分），除马恩列选集、毛著、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外，文革中被销毁的小说、杂文不计其数，我们家的子女们，每人每个月除了零花钱外，还有购买书籍的经费，每个月我们就会到新华书店去购买自己喜欢的书籍，还可到租书店租书看。每个星期六晚上，省委2号院大礼堂放电影，父亲就会带着我们去看，冬天散场后气温低，回家的路上，父亲怕我们被冻着，就将我们搂在他的大衣里，我们在他的大衣里边走边睡，迷迷糊糊回到家，现在想起来，真温馨。父亲有时还会带我们参加省政协、省统战部举办的春节团拜。我们有时犯点小错，他也不打骂，而是耐心教育，以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形式感化我们。记得有一次吃饭时，大女儿将一块肥肉扔到桌上，父亲看到后二话没说，用筷子夹进自己嘴里，故意吃得很响，看你以后还扔不扔。其实，在父亲参加革命前，他的生活很不错，他当时是中心小学教员兼副乡长，据他说，每月收入在当时当地可以买60石谷子。参加革命后，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父亲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优良作风，并影响我们下一代。在省委大院长大的孩子，在生活和学习条件上比其他孩子优越，但在父亲优良传统的感招下，至今都保持着这个光荣传统，从不铺张浪费。父亲在文革中，那怕是冒着挨批斗的危险，也要讲实话、做实事，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诚信，同事、战友信得过他，文革中两边造反派要抓去批斗的人员，都跑到我家躲藏，还好没有被造反派发现，否则后果严重，省委党校的陈心恬、省监委的周力两同志都来我们家躲藏过。父亲冒着极大的危险收藏他们，正因为父亲坚信他们不是所谓的走资派，也不可能是反党、反人民的，而是自己的战友、同志。
1972年干校撤消后，父亲被降职安排到省农科所任革委会主任，之后，父亲于1978年12月9日接到省委组织部根据省委云发〔1977〕57、58号；云发〔1978〕132号文件精神发来的通知（原件有留存）。通知内容如下：1、一干校报告和稿二份；2、一干校二连支部决定一份；3一干校二连审查报告一份；4、省委决定一份；5、干部登记表一份；6、党员登记表一份已经在组织部统一销毁。父亲接到通知时，高兴得即兴毛笔手书诗一首（已失传，子女曾见到过）。虽然父亲的材料已被销毁，但由于当时正处于农科所过渡到农科院的筹建期，特别是在文革中，父亲从精神上，生活上受到摧残，身心倍受伤害，身体越来越差，农科所离家比较远，生活上得不到家人照顾，饥一顿、饱一顿，喝闷酒。再加上父亲极想在有限的生命中，将文革中失去的时间找回来。所以不愿过早的离开工作岗位，不顾家人劝阻，坚持工作。拖到病情严重，不能坚持，加上家属、子女的强制干预，不得不带病住进医院，这一住就再也没有出院。所以，由于以上原因，加上父亲去世得较早，至今父亲的政策没有得到彻底落实，恢复原职。
1979年10月31日14时20分，我们敬爱的父亲，离我们而去，突发而来的沉重打击，难以承受，使我们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随即，云南省成立了以省委组织部、省纪律监察委员会、省农委、省劳动局、省农业局、省农科院组成的治丧小组。11月2日下午3时省委、省革委主要负责人薛韬、邵风、赵增益、孙雨豪等以及生前战友、同志李成玉、江泉、鲁健、何波、刘鑫、陈心恬、陈其文、王希三、周力、陆启余、龙庆华、梁林、常恩德、王九德、尹国举、林建中、马耀、石亚夫等许多同志前往跑马山向遗体告别。又于12月20日在省公安厅礼堂举行了追悼会。中共云南省委、省革委、省委办公厅、省革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省委党校、省民政局、省农委、省劳动局党组、省农业局及党组、省委宣传部、省农科院派员参加，并敬献花圈（根据登记本摘录），在此，我们除感谢上述单位及领导外，再次感谢父亲生前好友：江泉、徐华夫妇；马耀、王芸、李长春夫妇、于炳君、石亚夫夫妇；侯良甫、杨涛夫妇；任贵生、田秀峰夫妇；李振民、熊宇忠；王希聖、黄石夫妇；陈其文；李九恒；张贡新；王子贤；徐南华；梁林；邹风；唐宋忠；李武述；李成玉、徐淑菊夫妇；翟文涛；徐德均；李振山；马明礼；程侃声；叶惠民；赵利群；凡用功；董丹修；黄天明、高培英夫妇；张陵；张振军、唐惠先夫妇；王云、杨月华夫妇；尹振华；许淑英；李其祥；谢加林；王九德；陈心恬、毛鹤英夫妇；周润琮、刘鸿壁夫妇；周力；刘淑湘、卢树华夫妇；高希峰；陈明达；周祝三；李明刚；刘献林；周韧、冯璞夫妇；高洪顺；张培熙、范丽惠夫妇；陆启余、贺义春夫妇；薛韬；孙雨亭；周凯、黄聪夫妇；何波；王希三；杨明楷；王连芳等四百多人，以及云南电力配件厂；云南商业机械厂；昆明工学院冶金系教职工；云南摩托车厂钢印车间全体同志；省农科院植保处；政治处；科研处、油科所、园艺所、行政处；山东省沂南县教育局全体同志；省劳动局全体同志；等等（按登记顺序），前往医院看望父亲和到追悼会上缅怀父亲。另外，省外也有许多单位和个人发来唁电并敬献花圈，他们是：山东省沂南县岸堤公社党委、革委会；沂南县革委会；徐宗敏；沂南县教育局；何方宏；王永林；刘献林（济南市革委）；李子超（山东省委）；朱凤九；朱昌胜；江波、段德甫；陈明达（济南市委）；刘淑湘、卢树华（思茅）；王智铭；熊宇忠（成都市委）；马月如；王克非（曲靖）；徐思年（曲靖）；李滋书（上海）；李久恒（重庆）；高希峰（西双版纳）等二十多人。
父亲的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为人正直，病重住院期间，仍关心农科院的工作，不论是在省监委工作期间，还是在农科所工作时期，其群众口碑都相当好。生前好友，同事，上、下级人员都舍不得他的离去，心痛、悲痛。
在父亲生前，子女们由于要忙工作，成家立业，没能很好的照顾父亲，陪伴父亲，直今心里不免感到十分内疚，但我们不遗憾，因为我们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父亲就这样走了，走得平静，走得安祥，我们的慈祥、受子女尊敬、爱戴的父亲，您的优秀品质，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您的培育之苦、养育之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
父亲，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主要参考资料：
1、我的自传：一九五一、四、一八日于西南局党校四支部、张明远
2、党员干部简历表（截止填写日期、52年9月）
3、支前干部鉴定表（49年7月）
4、自传底稿1968年9月16日，张明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