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同志去世后，原本我不想打扰别人，组织上怎么安排就怎么办。（2012年10月）8日以后才陆续通知大家，原则上（冯克）80岁以上的老战友不通知，身体不好的老同志通知其子女，让他们找合适时机转告。
回想起来，我们这一生也挺有意思。我第一次见他是1947年，当时是内战时期，还在打游击战。我有个同学在（山东省）郓巨县工作，她比我大3岁，已结婚。为躲避敌人，我和司大姐一起去投奔她，在她那里住了几天。这期间碰到冯克同志，同学给我介绍说：这是我们县县委副书记冯克。我那时年轻，还不懂事，没跟他说过话，也没留多少印象。
我们的结婚介绍人是张森同志，她在巨野县妇联工作，她丈夫是县委副书记。我15岁时就跟着她，在战争环境中她对我帮助很大，既像姐姐，又像妈妈。1948年她把我介绍给当时任山东巨野县县委书记的冯克，由于我对张森甚为信任，介绍后我们就开始接触，但平时联系较少。
认识一年多后，1949年4月我们结了婚，迄今60多年来从没红过脸，更没吵过架。家里的事一般我出主意，互相商量，两个人的老家都照顾到了。
结婚时我在巨野县城关区上班。虽然两人离得较近，但不常见面，都各自忙事业。他的级别是吃中灶，我吃大灶，所以从来没一起吃过饭。其实中灶也没什么，受到的优待就是有时给他炒半碗辣椒吃，一般是和大灶一样的馒头和炒菜。
1950年10月，他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工作，当时他身上没钱，我就把怀孕后攒下的约20元卫生费给了他。因原有的被子太旧，我把从家里带来的刚织好的土布，扎了蝴蝶花，再染成绿色，做了一床被子给他。这床被子带到北京后用了很多年。
当时条件艰苦，他到省里转关系时，曾在抗大的老同学、老班长孙照寰见他连棉衣都没有，给他做了一件新棉袄。他到地委转关系时，我正在地委学习班学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
1951年6月我调到华北局办公厅秘书处搞档案管理，办公地点在后园恩寺，住在前园恩寺。华北局就是中共中央派到华北管五省市的一个党的机关。冯克在华北局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工作。我们在一个楼里上班
虽然日子苦点，住房差点，但能在一起心里很高兴。那时的宿舍你可能想像不到，还不是筒子楼。我们住在后鼓楼院8号，两家人合住一座三间屋的平房，另一家是成武县县委副书记，他们住里间，我们住外间。这时大女儿才三四个月，我先把家安置下来，一个多月后报到上班。
这一段工作相对平静。他经常出去做调查研究。大女儿在巨野出生时，他不在家；儿子出生时，他出差去了天津，也不在家。我就自己照顾自己。
1954年华北局撤销，冯克调到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任党总支书记。原华北局档案全都集中到原华北行政委员会办公的地方，属于中共中央档案局管理，我到那里上班。这时我们的家已搬到小经厂住，我一周回家一次，请了个保姆照顾孩子。
我老家在山东巨野县农村，家里很穷，十里八乡也没一个学校。附近就我们村有个小学，我上到五年级，因为战争学校没了。调进北京后补习过一阵文化课：每天早上去交道口东边的育德中学补习一小时语文和数学，然后回来上班，这样坚持了一年多，取得了结业证。
1955年我调到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后附件厂改为北京汽车制造厂。1960年我调到北京市手工业管理局，后改为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在人事处工作。二轻局下面有百十来个厂，大都是北京市的小厂，包括日用品、特种工艺品、皮革、酿酒、食品、儿童玩具等产品。因二轻局工作范围太大，后分出了一轻局。我仍然在二轻局工作。
我不会骑自行车，天天坐9路公共汽车上班。有时人太多，挤不上去，就走几站路。冯克经历了北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和朱德总司令都去视察过；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时井冈山轿车随检阅部队经过了天安门……
多年来冯克一直是十二级，工资160多元。工作期间他很少升工资，一有机会，他都让给别人。跟他差不多的干部，级别都比他高，但他一直没升。工作方面我们互不干涉，生活方面互相信任。两家的事我操心较多。通常是我先想好，跟他商量，他同意，就照办。他父亲是教师，大跃进时因心脏病去世。我们双方家庭都困难，每月由我给两家老人寄钱，他们家稍微多寄些。
文革期间他受到冲击，一天最多被批斗过7次。儿子给他送饭，看到他后背的衣服被撕裂一尺多长。不但挂牌子，还挨打，打得很厉害。有次，他被抓到机械部关了很长时间。我到处找都没找到。有人安慰我说，他心眼儿那么好，会没事的，放心。
1973年组织派他去组建北京汽车工业公司。北汽成立后，他和李本搭档。北汽走上正规后，1975年他被调往浙江省，此后4年半一直在那里。等形势稍微稳定些，1977年我从二轻局调往浙江省，在劳动局上班。1979年他调回北京，到国家机械委任副秘书长，我比他晚半年回来，分到北京市劳动局，就是现在的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987年我离休。
冯克一贯低调做人，他工作踏实，说了就能办到，并且讲实话。他不夸夸其谈，不多说一句题外话，也不说一套做一套。一般抛头露面的事他不去。
离休后，他日常练字，写字，每天都写日记，坚持了十多年。我也写日记，后来给孙子看。孙子说，姥姥写得跟流水账似的。其实写的目的是锻炼头脑。他仍然最关心汽车工业的发展，关心国家大事。我们家订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国汽车报》、《北京汽车报》以及各大汽车集团报纸，他都看。
刚离休时我们住西单，每天早上他起来做早饭，那时他60多岁。每人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片面包。这辈子这时候才开始吃他做的饭。每天他还接送两个孙女上下学，孙女们在实验二小上学。这段生活非常安逸。
离休后他中过两次风。一次是1995年之前，我们还住在西单，他去洛阳开会回来，一进家门，我看他精神不好，脸色也不对。第二天我陪他去友谊医院，一位男大夫检查后说没病。我们还挺高兴。
但回来后，他精神状态还是不佳，还小便失禁。我一看，不行，还得上医院。这次是姬大夫给他做了好几个检查，确定是轻度中风。治病期间，在家里输液，吃些脑活素，但不影响工作，中汽咨询委会议还照常参加。输液近一个月，病情转好。
第二次是非典之前，我们到超市去买面包，我在扶梯下边等他，好久都不见人。后来他说，当时只觉得身子一斜，眼睛一黑，就没下扶梯。马上住院治疗，病好后回家，每天上午我陪他在小区里走走，适当锻炼锻炼，晒晒太阳，跟大家聊聊天。
这次生病是去年3月在家里摔了一跤。当时我出去蹓弯，他站起来，打算自己去卫生间，走了两步就摔倒了。我叫他上医院，他很倔，一直说没事，不愿去。晚上还吃了十几个饺子，让我放心。
后来疼得受不了，晚上送他去医院，查出来是骨折，要做手术。他做手术那天，孩子们没让我去，我在家练字。以前我没练字，后来闲着无事也练练。但那天坐卧不宁，写了很多错字，照字贴写也写不对。
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半月，五一后才回家。住院期间，除周末外，我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他有专车，经单位同意，我可以坐他的车去医院。每天晚上我们按时通话，互相问候。出院后，家里为他请了个护工，帮助他的生活和锻炼。
这一辈子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有同志评价我们是夫妻，也是战友；是知己，也是伴侣。2004年重阳节正好是我生日，他写了首诗送我：“年年重阳，今又重阳，老伴寿诞，天降吉祥，百合盛开，色佳味香，寒来相随，大有希望，远有故乡，来电相贺，近有子女，欢聚一堂，夫妇相映，一生之情，此情此景，多年未行。今秋集齐，时值庆幸。”当时他82岁，他说是写给“共同生活55年的战友”。
2010年时，他写的是“春吹香草千年艳，人与梅花一样清”。他说，“这是你的写照”。
他弥留之际我没能在他身边，儿子、女儿以及孟学农夫妇在。他的离开，对我打击很大。（2012年）10月4日我给他写了封信，是想送他一个本一支笔。这封信写在小本上。我想，他愿意写点日记什么的，更多则是感情寄托。
10月17日我又给他写了第二封信，是流着眼泪写完的。我们几十年都这样。有事一起商量。商量后就办。只是对孩子关心不够，革命年代都忙于工作。这一生我们日子过得很顺当，这让我欣慰。甚至我和他还想着下辈子再生活在一起，这些话我们都讲过。
参加完追思会后，三个外孙都说姥爷很伟大。原来他们对姥爷并不了解，这次很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