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高坊乡抗敌自卫团与其他抗日武装在珍珠山起义，建立了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的莒县人民抗日武装——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这支武装根据省委的决定，在1938年3月与沂水县党组织所发动的武装汇合，组成了八路军山东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7月开赴莒县垛庄、岳家沟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不久四支六大队整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二支队，我在这支部队里生活了较长的时间，为了真实地记录革命斗争的历史，让后代人了解当时的情况，为了告慰已牺牲的烈士，鼓励幸存者进行新的长征，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我所了解的有关这支人民军队的建立经过，回忆如下。
接受党的任务
“七·七”事变后，平津沦陷，日寇侵入华北。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抗战的情绪空前高涨，抗战的行动遍及城乡。当时我正在济南师范（原第一师范）读书，校方为了阻止学生的抗日活动，放了假并不准学生留校住宿。但我们长期在党领导下做救亡工作的同学，争取团结了一部分拥护抗战的教工和学生，力争留校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并要求校方对平津流亡同学行将来校表示欢迎。我们曾去黄河北慰问正在对日寇作战的东北军（记得是刘多荃部），还下乡进行过宣传，到车站迎送过南下的平津战友。冲破了国民党山东政府、学校当局的百般阻挠，逐渐在市民中展开了深人的救亡运动。正在这时，我们听到了将有一批政治犯出狱的消息，大家高兴极了。不久证实了这一消息。记得是在1937年9月初的一天，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赵健民同志到济南师范来了，以后又见到姚仲明同志。照一般人说由于他们的身心长期受到敌人的摧残，精神上会是疲倦的，但他们却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所流露出来的那种高昂的激情，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和他们接近的人。
健民既是我的同学益友，也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我从小就随父亲在济南上学，日寇占据济南发电厂后，我随父亲的失业而失学。这样的环境遭遇，培养了我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旧社会的不满。为了找出路，1932年我考入在济南的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正好和健民同志是四级的同班同学。几年中我们同桌读书，同室就寝，彼此十分亲密。从考入这个有着地下党工作基础的学校里，我当年寒假参加了党领导的读书会，开学后又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瓦砾社”，以后参加“学联”、“民先”，直至入党，都是受健民、仲明及其他同志具体帮助的结果。1936年健民、仲明等同志被捕并转押到普利门外地方法院看守所后，我和同学李荫隆轮流去探望过他们。
健民出狱后到济南师范的这天晚上，他就住在我的宿舍里，我们同床而眠，几乎畅谈了一个通宵。他向我讲了入狱、狱中的斗争和出狱的经过，谈了当时的形势和党的任务，向我传达了党的指示。他说：“过几天我准备到鲁西聊城范筑先部去帮助组织抗日武装，你和我一块去怎么样？”我十分高兴地表示同意。过了两天我正在准备行装的时候，健民和另一同志（后知是王永福同志）来了，他说：“情况有些变化，我明天就走，你回莒县去，因为那里没人去，你又是莒县人，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去开辟工作。我走后你要和姚仲明同志联系，他现住在甘石桥外第十七小学里。”临走时他又给我留下了一部分《解放》杂志、《救国时报》和其他材料。
姚仲明同志也是我在乡师的同学，他是二级。仲明同志虽是高年级学生，但共同的活动使我们彼此接近了。这次相见是他出狱后的第一次。他向我交待了回莒县的具体任务：一是发动进步的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二是选择对党有些认识的对象准备建立党的组织；三是发动组织抗日武装。最后他说：“我很快就要到长山县去，以后的联系地点是长山县中学。”我和仲明同志分手后立即返回了莒县。
莒县，是我的故乡。这里的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反抗封建军阀统治的动人事迹。
我回到莒县的第二天，就到五花营村去找过去早就与抗日救亡组织有联系，拥护共产党主张的王禹民。当时他在九里坡任小学教员，与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和小学教师有着广泛的联系。经过和他交谈分析，了解到当地的形势是相当混乱的，敌人向我们的疯狂进攻，早已震动了这个地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利用和控制人民为抗日保家自发组织的武装，凭借其军事、政治、经济等有利条件到处下委封官。结果在各地就出现了数不清的各种名义的有官无兵的司令、“抗日军”，当时有直属国民党军委系统的光复军，有所谓国民党嫡系的别动队，有第五战区的，有沈鸿烈系统的，还有张里元系统的等等。其中有的人的确希望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武装抗日，但也有不少人却是为了借机招兵买马、升官发财。因此，他们自领委之日起便向老百姓动手了，有的要枪，有的要钱，有的要捐，就象土匪一样对老百姓绑、吊、拷、砸，在敌人未侵入这个地区之前，这里的群众已是人心惶惶、日夜不安了。人们都希望能有真正抗日的力量领导他们共同抗日，维护地方秩序。
地方上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抗战情绪都是很高，但有的认识模糊，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有不少人被国民党政府和它的其他反动组织所欺骗，进入了他们的政训处，训练班和抗敌后援会等。另一部分进步的知识分子和小学教师，地方上的开明人士，面对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的严酷现实，个个忧心如焚。其中有的是不相信或是反对国民党的，有的是被国民党认为无用的。这些人在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影响下，正在苦闷，正在到处寻求抗日救国的道路。就在这时候，有些人一听说我和共产党八路军有联系，高兴极了，他们立刻觉得有了希望。有的就马上表示要在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下干！这种情况说明了党派人到莒县去的决定是多么正确和必要。这里的人民需要党！
当时，党在这里的力量很小，开始只有我一个人根据党的指示，带着一部分有关动员、组织抗战的书刊文件，从济南回来的。此外，地方上还有在救亡活动中所团结和影响的一部分小学教师王禹民、来润农、曹明楼、李泽普等。我和王禹民同志谈了这次回来的任务。商定由他负责在莒县东乡、南乡进行工作。他立即行动起来，找到了聚将台的教师曹明楼，前坡子曾上过小学的青年农民曹吉亭，山头渊村的教师王济堂、尹次芬，农村工商业者王玉璞、赵子俊、董绍云，雇工孙发启等同志，还有张学明、刘登五、杜信、杨树森等同志。接着我和王禹民又去吕家崮西找到马凤祥（马骅）、马星五等同志进行了工作。以后由山头渊村又开展到辛庄、车辋沟等村，进而到唐家湖、汀水一带。这样整个东、南乡的工作就开展起来了。王的堂叔王挹青在当地中上层人士间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又有一定的活动能力。通过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当时高坊乡乡长、年仅二十五六岁的刘克诚（入党时改名刘炎光）同志。
克诚是莒县蓝家官庄人，在北京上过大学，在学生救亡运动中受到较深的进步影响和教育。我和他谈了党的主张和组织抗日武装的问题后，他表示完全拥护在党领导下组织抗日武装。后来我和他还有王挹青、杜鸿喜等人又谈了组织武装的具体打算，他愿意把自己家里的几枝枪拿出来，把乡公所存的尾欠粮都拿出来用作队伍的给养。还同意以乡公所的名义动员各村愿出来抗日的青年到乡公所来打个底子。
对国民党和地方势力统治的莒县县立第一小学（城里小学）和第四小学（陈家屯小学），我们也积极地进行了工作。在去城里小学找张叔达等人进行工作时，很巧又一次遇到了曾在莒县西乡薄家店子小学和薄贯一共同谈过话的庞汇川同志。他是莒县辛家官庄人，农民子弟，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他在学校时，优良的品德和学业在学生、教师中有一定的影响。这次我们进一步谈了当时的形势及任务，他立刻毫不犹豫地表示希望能参加共产党，进行抗日救国工作，表示愿意去城西乡进行工作，不久那一带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了。以后我们在陈家屯小学同早有抗日救亡联系的来润农同志商量如何在该校教工中开展工作，又恂我曾在济南就认识的毛星帆校长进行了工作，争取了他的同情，吸收了一部分教师参加了当地的工作。后来中共莒县特支由郭荫南同志保管的秘密翻印宣传品的一架油印机，就是这个小学捐助的。
通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莒县的抗日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了。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行动影响、鼓舞、吸引着这个地区的广大群众和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及其他方面的进步人士，甚至连一些不大开明的地方绅士也找我们询问怎样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已经组织起来的同志，就象获得了新的生命一样，信心十足地到处奔走活动。他们走到哪里，工作就开展到哪里。由于同志们的积极工作，莒县城南的五花营；东南的坡子、石井、吕家崮西；莒西的泥沟子、蓝家官庄、辛家官庄、水牛庄等很快就成为党开展工作的基点。根据党的指示，我们不失时机地在珍珠山组织了抗日武装队伍。
抗日武装的建立
俊美秀丽的珍珠山，位于莒县西南约二十多华里一派连绵的山岭中部。在建立抗日武装前的几天晚上，我和刘克诚、庞汇川等，从乡公所一块来到珍珠山上的三官庙里，反复研究了武装队伍的组成问题。决定利用公开合法的有利条件作掩护，用高坊乡乡长的名义组织队伍，还决定召开村长会把各村愿意出来抗日的青年集合起来编成第一中队，请邢家庄的杜鸿喜担任中队长，车辋沟的王学敏当教练，同时决定把乡以下4个社的壮丁组织起来编为不脱产的常备队，担负打更、放哨、查夜维护地方秩序的任务，深受群众欢迎。同时在各村成立夜学，作为学文化宣传抗日的场所。还有被争取过来的佛教会友们以史金印为首在陈家屯小学组成自卫团第二中队。这些行动在会后接着就分头进行了。从此，抗日救国的活动全面开展起来了，乡公所的自卫团部成了对外活动的中心。不少村长和士绅都愿意将个人的枪和村里的公枪送到乡公所，要个收据，以免其他所谓的“抗日军”不管白天黑夜地去起枪要捐。
1937年11月10日，“高坊乡民众抗敌自卫团”第一中队在珍珠山上正式成立，在党的领导下，莒县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装胜利诞生了。抗日的火炬开始在这个角落里燃烧起来。
武装建立之后，人员不断增加，装备、给养、部队的训练等一系列的问题随之而来，我们几个负责人都缺乏领导部队的经验，迫切需要上级派有经验的红军干部。正在这时候收到仲明同志的来信，说军政干部都有。大家一听高兴极了，决定由我立即到长山中学去。我经潍县到长山中学，找到了仲明同志，全面地汇报了莒县的工作情况。仲明同志除向我谈了工作方针政策及建党知识外，还告诉我，他今后专负责这个地区的工作，莒县的工作由省委直接领导，要我再去省委汇报并解决干部问题。他给我写了给陶林、孙有为的两封介绍信。我赶到济南后，向在十二军政治部韵田培芝老师打听知道省委已移住泰安。当夜叉乘津浦车转赴泰安。天亮时到泰安第三中学找到了省委办事机关（对外公开名义是平津流亡同学会），把两封信交给了孙有为同志，后来才知道陶林、孙有为就是孙陶林一个人。第二天孙陶林和刘居英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并对莒县的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同时省委决定成立中共莒县特别支部，由省委直接领导。由我任书记，刘炎光、庞汇川为特支委员；部队仍利用合法形式以原来的名义由刘炎光任团长继续发展扩大。最后说红军干部很少，暂派不了去，随后省委将派干部去巡视工作。当我回到莒县，把去省委的情况及省委指示向同志们谈了后，大家的热情就更高了。
困难中前进
12月间省委派的李仲林同志来了，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他检查巡视了几个重点村的工作，向同志们传达了当时的形势、党的指示，并亲自和王禹民、刘炎光、庞汇川等几个同志谈了话，同意了他们建党的要求，并建立了几个村的党组织。春节后他到庞汇川家住了些日子，经沂水回省委去了。他给我留下了以后去省委的地下交通线，沂水是邵德孚（马荒庄）、新泰蒙阴交界处野店李××家，从那里再到莱芜西的柳行沟。
1938年2月，特支根据日寇侵入莒县、国民党军队撤退、许黑子“游击队”逃跑等新的形势，迅速通知所有党员及秘密游击小组到珍珠山集合。莒县高坊乡民众抗敌自卫团这支小小的抗日武装，在党的领导下，在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下很快发展起来了。3月在珍珠山西的砚疃庄整编时已发展为300多人的武装了。部队的名义也由最初的“高坊乡民众抗敌自卫团”改为“莒县民众抗敌自卫团”。刘炎光任团长，我任政委，庞汇川任参谋长。团部下设几个处：李锡印任军需处长，曹伯贤任修械处长，另有政治处、联络处、秘书处等。下设三个大队，一个特务中队。第一大队队长是在东北义勇军干过多年的杜鸿喜，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被土匪杀害。以后就由张百川任大队长、孔福亭任教导员，第二大队队长是张石生（原名张渠，是庞汇川的同学），他家是莒县城关的大湖村，在敌人侵占该村时想把家属子女转移到西乡，在他回去不久我们就听说他被敌人杀害的消息。这个大队成份比较复杂，但在他和以后的代理队长刘付五领导下经过几次整顿在斗争中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第三大队队长孙发启，负责政治工作的是王禹民、曹明楼。特务中队在贾长吉、王振山等同志领导下，日夜幸勤地担负着侦察情报、打击汉奸、通讯联络、催办给养等繁重任务。
部队建立发展起来后，如何解决武器装备，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架油印机，第一中队建立起来的时候，有十几枝土造枪，第二中队则全是大刀长矛，新中队集合的时候，只有赵子俊、孙发启同志带的七颗手榴弹。我们采用动员教育的办法，向群众反复宣传拿出枪来建立抗日武装的重要意义，并由乡公所发给借枪收据，这可以对付其他游击队来起枪。这样就很顺利地解决了最初的装备问题，仅在东西营墩子一次就借到十几枝枪。
其次，部队的给养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象国民党游击队那样向群众摊派勒索，可当时又没有自己的公开政权解决这问题，怎么办呢？最初我们用的是高坊乡乡公所的尾欠粮（即未向国民党县政府交的粮），后来就靠刘炎光同志和各村的上层社会关系、开明人士捐助，这样还是经常出现吃饭紧张的情况。有一次我们采取大家按照习俗，回家过春节的办法，解决了节日不能丰富地改善生活的问题。后来经特支研究决定扩大活动范围和募捐范围，并按照党的政策，没收了汉奸地主张启的一宗粮食，除分给无粮渡春荒的群众外，部队也存用一部分。当时正值春荒严重，许多贫苦农民无法生活，听说抗敌自卫团要分张启的粮食，大家扶老携幼，赶来领粮。分粮的那几天，远近几十里内来了上千人，在军需处长李锡印和贾子清的具体组织下很快把粮食分了下去。我们这次行动，同国民党游击队横征暴敛、挥霍自肥形成鲜明对比，不但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也获得了社会各阶层开明人士的支持赞扬，打击了卖国投敌的行为，扩大了党的影响。
部队从沂水到莒县后，对解决部队服装做出很大贡献的有赵子俊、王玉璞、董绍云等同志。他们除动员了许多青年参加部队外，对我们部队的军需后勤，特别是解决单棉服装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从六大队到二支队这时期的军装主要是他们募捐筹做供应的。
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起义之后，我们成立了政治处，在特支领导下在各中队尽量配备上政治工作人员，并积极秘密地发展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从政治上组织上为部队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在群众纪律方面，一开始我们就严格执行着不拿老百姓的东西，借物送还损坏赔偿，向老百姓要做宣传工作，对群众要有礼貌等规定。我们为了贯彻执行群众纪律，除处分过有严重违纪行为的分子外，还曾在砚疃庄举行了群众大会，公审处决了持枪抢劫老百姓钱财的罪犯。
战斗中成长
从我们的武装一诞生，第一个想吞并我们的是许黑子，他以县长的身份，抱着全县皆属我的统治思想，装模作样地派了一个政工人员鲍子宜，说是要给我们委任，被我们坚决顶了回去。土霸王的架子未摆成，他脑羞成怒接着便来了第二步，借口我们搅乱地方秩序，于12月一个深夜里用土匪的手段，抓去了第二中队的一部分队员。经过反复交涉，他理屈词穷，只得将被抓队员放回。
在敌人侵占莒县城以后，许黑子逃跑了。这时他又想利用我们去保护他，派了一个商会会长于星堂以给我们武器给养等为诱饵进行游说，但我们的回答仍和第一次一样。事又不成，他更怀恨在心。接着又采用原来的手段对付我们，但我们这次有了警惕，为了团结抗战，当许黑子的手枪队快进兰家官庄的时候（乡公所，团部所在地），我们一面把队伍全拉到珍珠山上作了准备，一面派人和他们带队的人讲道理。他们见占不到什么便宜，就灰溜溜地撤回了。
要给我们委任的，还有其他系统。委任的名义有的是很大的，许的愿也很高，正因“既能解决武器和给养问题”，又有很响亮的名义，所以在内部的接委与“拒委”斗争也相当激烈。
因为当队伍离开了本乡活动后，以民众抗敌自卫团的名义活动，不如以国民党军政系统所委任的什么司令、支队长等名义吃得开。如动员人、枪、给养等，就遇到好多阻碍。有些被地主封建势力所掌握的村子就造谣以抗拒我们到他村去住。国民党对我们用尽了一切卑劣手段，先是不准你们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后是给你下委；再是强调他的地方治安秩序；更毒的是从县到区、乡成立粮秣委员会，把群众上缴的粮秣全部控制起来，任何部队不经过这个组织一粒粮也要不出来。他们千方百计限制破坏我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还有造谣污蔑，说我们“占地盘是目的，说抗战是借口，将来把有土地财产的老小都杀死，留下青年当兵。……”说我们宣传官兵平等是煽动等。有一时期一些上层人士甚至一般群众，都不敢接近我们。造成我们吃饭、住宿困难。
1938年2月，日寇侵入莒县，我们配合向南撤的庞炳勋部侦察带路，监视敌人，寻找空隙阻击敌人的进攻，就成为我们日夜不停的战斗任务了。在形势极紧张混乱的时候，我们的侦察员借着地方人的有利条件经常勇敢地在深夜里摸到敌临时驻地——靠近县城的西关和大湖等村进行侦察活动。直接配合了友军南夏庄的对敌阻击战。
敌人向莒县进攻，地方上的汉奸就到处公开组织维持会，搞欢迎“皇军”、慰劳“皇军”等勾当。为了打击那些丧心病狂、带头活动的汉奸分子，我们的特务队在王振山、李佃奎等几个同志带领下，于某一天夜里除掉了高坊村的汉奸×××并把我们的第一次除奸布告公布出去。
敌人侵占莒县城后，马上又南下进攻临沂，成队的汽车在台潍公路上日夜不停的往来。我们为了阻滞敌人的前进，便组织了两个中队的力量，于旧历一月的一个晚上由河北村出发，在很短的时间内到了台潍公路，当即烧了黄花沟大木桥，并破坏了一段公路和电线。
我们的这一行动马上引起了敌人的疯狂报复，第二天一早敌人就出动了。一面在附近抓人要木板、木棒，一面拼命抢修公路桥梁，一面到处追击我们，当我们的队伍刚移住在石灰窑村的时候，就有庄疃村的群众在天未亮前跑去告诉我们，鬼子已到庄疃了。当敌人出庄疃村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已全部拉到浮来山上了。在这里每个队员都作了战斗准备，有的战士要求去埋伏到村里去等捉活的。二三百个敌人并没有再敢向前走，只是向着浮来山乱打了一阵机枪就窜回去了。
我们的这些行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对打开这个地区的局面，开辟各方面的作也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使部队受到实际斗争锻炼，鼓舞了士气，扩大了我党的影响。
胜利的汇合
自莒县城沦陷后，我们的队伍迅速扩大了。3月间，我们又去省委汇报工作，并请派干部。这次孙陶林、景晓村等同志传达了省委的决定：莒县的武装与沂水邵德孚等同志所组织的抗日武装汇合成立四支队（直属省委的一个支队）六大队，并派鲁滨任队长兼政委。省委的这一决定带回来后，大家便连日整顿、准备，冲破了一切困难、阻碍，在3月25日我们便向沂水的南泉庄出发了。这两支土生土长的人民武装，就在那个地方汇合了。沂水部队参加汇合的同志有李道德、李怀德、李子荣、李清河、孔雨田、孔楚白、王汉卿、李瑞甫等同志，在出发前当同志们佩戴上红色的“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的臂章时，每个人的脸上都显出了无比的兴奋与自豪。有些青年同志一面看着自己的臂章，一面伸着大姆指说：“我们是正式的八路军。”汇合之后，队伍进行了整编，由鲁滨任大队长兼政委，邵德孚任副政委，李仲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同时兼管莒县地方党的工作。全大队共设五个中队和一个特务中队，另外还有四个常备队。
第四次去省委
汇合之后不久，由于大队长鲁滨工作方法简单粗暴，造成了部队各方面的困难。当时队伍远离省委，当地群众基础又差，供给毫无保证，无衣无食，处境十分困难。弄不到粮食，只好四处游荡就食。一次队伍开到北辛庄时，人家关了寨门不让进村，经交涉才派人送出一天的口粮，象打发讨饭的一样。后来开到葛庄，还是刘炎光和我跑到沂水南乡朱家庄子他岳父家借了六担谷子，才暂时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这种处境下，部队思想混乱，情绪不稳，减员严重。
在部队发展道路上遇到严重挫折的紧要关头，党组织召开了干部会，严肃批判了鲁滨的错误，并决定由我再次赴省委汇报。
这次去省委，找到莱芜南的张庄，见到了郭洪涛、孙陶林还有王彬等领导同志。省委听取汇报后，决定调整部队领导班子，罗积伟同志任大队长、吴坤同志任副大队长、杨昆同志任政委。部队领导大大加强，部队面貌迅速改观。罗、吴、杨三同志都是在党的多年培养下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他们非常重视政治教育，把红军部队的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带来了，经常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培养骨干力量，对指战员进行红军传统教育，使部队的政治素质很快得到提高。对军事训练抓得很紧，每天早早起床，率领部队出操上课，练兵场上紧张活泼。他们还特别重视群众工作，成立了民运工作团，杨昆同志亲自兼工作团长，我任副团长。对开辟新地区工作和驻地的工作建设有很大的促进，做到了部队到哪里工作开展到哪里。这样，部队又重新巩固和发展起来。
通过上述工作，在各方面都打开了局面，部队的后勤供应工作也有了显著改善。在开赴鲁东南前，赶做了新军装，运到袁家城子，战士们脱去各色各样的便衣，全部换了整齐的灰色单军装，军容、精神面目一新。
7月间根据省委指示，为了开展鲁东南地区的工作，部队由袁家城子经司马店子、公婆山等地开驻莒县的岳家沟、垛庄一带，中旬部队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二支队”。8月，中共莒县县委成立，我任书记。县委对外称“八路军驻莒办事处”o
回到莒县以后，部队人员装备不断增加，战斗力迅速提高。当我们驻岳家沟的时候，发现在侯疃有以新六师和我们的名义，在那里招摇撞骗的一部分土匪武装，在杨昆、吴坤等同志指挥下，一战就全部解决了他们。在部队进驻大店时，又进行一次整编，刘涌任司令员，景晓村兼任政委。二支队在刘涌、景晓村等同志的领导下，驰骋战斗在鲁东南地区。以后在诸城的瓦店、朱解打了一仗，打击了诸胶一带敌伪的反动气焰，并为开展那个地区的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部队番号改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二支队。
1939年5月，二支队开赴鲁中参加反扫荡。组织决定我去胶县县委开辟该地区的工作，对外的公开身份是二支队驻胶县办事处主任。从此后离开该部队，也离开了莒县。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部队迅速壮大，成为我党活跃在鲁东南地区的一支坚强的地方武装。经过几次整编，原部队的大多数同志都升级进入我军主力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岁月里，他们南征北战，英勇杀敌，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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