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0年12月到莒中县委任组织部长的，1942年县委书记白炎波同志调地委后，我任县委书记。8月初，临沂、沂水日伪军扫荡滨海区，中共山东分局、战工会、省军区住在滨海朱樊一带，为夺取反扫荡的胜利，省级机关精简人员，疏散物资，安置老弱病员到农村，隐藏起来安全度过敌人的扫荡，积蓄力量以利再战。8月初我接到滨海地委书记王众音同志的信：省战工会（即省府）3位抗战老人到莒中，由县委负责妥善安置。我感到这个任务是非常重大。当时县委机关驻在牛家沟，马保三、刘民生、张伯秋3位老同志随后来到这里，这3位抗战老人我都认识，我在1938年9月至1940年12月，在山东分局办公厅和分局组织部工作时，经常和他们接触，特别是1940年秋山东省联合大会的召开，这时我是大会上的总支部书记，和三老接触很多。马保三同志，寿光人，原山东八路军八支队司令，调分局后作政府统战工作，1940年选为省副参议长（后任青岛市长）。刘民生，沂水人，是开明进步人士，也是省副参议长（后任副省长）。张伯秋是进步人士，学法律的高级知识分子，省战工会成员（后任司法厅长）。
三老到县委后，介绍了敌人扫荡的情况和省级机关准备向西大转移的意图，和因他们行动不便，暂时到地方隐蔽的想法。他们说，我们是老熟人，到这里由你安排。我们当即商议了这个大难题；3人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省级干部，政治地位很高，万一出了问题，责任难负。3人在一起不好安排生活，不在一起，安在3家，易于暴露。安全能否有保障？怎样安置？使我一时难下决心，只是暂时拟定到旺疃区，到哪村还要和区委书记杜信同志商议。于是我立即通知杜信到何家庄子何庆余的药铺里去商议，3位老人也同时去参加面议，最后决定隐蔽在五花营村。该村是边沿区，离县城15里，在台潍路旁敌人经常路过的地方，村西头伪军设有据点，敌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控制区，八路军不会到村里来。党支部工作很好，伪军设了据点以后，村里推选出1人出面应付敌人，全村无坏人，而且又是杜信同志老家，亲朋活动方便。因此，确定把3位老人安置在张学忠家，张家是进步群众，张学忠死后，只有6岁的女儿小云和她的母亲，和外边接触少，易于保密。她家有房子，西屋闲着，经常锁着门，外人也不去。小云她妈可以做饭，生活不成问题。商议好后，三老很同意，杜信回村作准备，一切安排就绪，于当晚9点多钟趁夜间安静，敌人不出动，群众已入睡的时候，杜信同志将3位老人带到了小云家。从此，杜信经常去安排生活，我也乘黑夜便于活动的机会，去看望3位老同志。在这里，他们安全的隐蔽了30多天，敌人扫荡结束，我们把三老送回山东分局、战工会机关。
1944年6月从滨南二地委，我又调回到山东分局办公厅工作，和谷牧、舒同同志也讲到这段故事，这时每逢见到马保三、刘民生、张伯秋3位老同志，都像讲故事一样讲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这次对三老的隐蔽安置是成功的、胜利的。成功有三个主客观条件：（一）安置在敌伪设据点的村，出其不意的利用敌人鼻子底下这块“治安强化”地方，和敌人的麻痹思想，敌人扫荡一般只注意深入我内地，对敌我边沿区麻痹大意。罗荣恒同志总结反扫荡经验时常提到的“反边战术”，敌人向我内地进攻，我们也深入到边沿区与敌人周旋，可以取敌致胜。（二）群众基础工作好，党支部和当地干部忠实地执行上级指示，民族解放的觉悟高，把掩护好革命干部当作自己的职责。（三）张学忠的妻子和小云是侍奉3位老同志的主人，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对3位老人的掩护是舍生忘死。因为万一暴露会全家毁灭，比之枪林弹雨没有两样，比之红嫂也是恰当的。1984年秋，我参加临沂地区党史会议后，旧地重游，到五花营村看望张学忠的家，记忆犹新的回顾这段历史，并讲给当地的同志们听，大家对张学忠家冒生命危险掩护革命干部的革命精神表示钦佩，张大嫂已不在世，只见到小云，她讲了那时她母亲为3位老人操劳的一些情况，使人加深了回忆，当年6岁的小姑娘，现在已经是近50岁的老太婆了，她如今生活很好，3个孩子都已成家。在我离开阔别41年的莒县五花营时，深深感到莒县党和人民是光荣、伟大的，莒县是我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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