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进莒县
我于1942年8月间来到了莒中县，任敌工部长。其时，我滨海军区政治部刘兴元主任和敌工科史甄科长找我谈话说，山东军区政治部肖主任指示：要从部队选派一批干部加强敌伪军工作，把你分配到莒中县。并说该县以莫正民为首的大股伪军，对我威胁很大，军区已派于洪举（后换谷凤鸣）打入莫正民内部，直接由军区领导，你去该县任敌工部长后，接受军区和县委的双重领导，并在可能情况下协助于洪举他们工作。王建青同志是山纵二旅六团的政治委员，是我的老首长，不久后任莒中县委书记，相见之下，彼此欣然。他指着莒城方向对我说：“已有于洪举（后为谷凤鸣和高希镐）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了，你来了不是增加了一把‘芭蕉扇’吗？使劲扇吧！战火是会熄灭的。”两年没见面了，他还和过去一样既严肃，又幽默，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我说：“我是个南方人，在这里人地生疏，工作很难。”他说：“谷凤鸣是北方人，你是南方人，正好你们南北合作，内外夹攻，你看不要多久垂死的敌人还能活下去吗？”然后他把县委原有的一位敌工干部杜信同志介绍给我，还为我配了交通员和武器。我在县委住了几天，听了各方面的有关情况介绍，我决定不住内地，先到边沿区找个落脚点。因为山头渊有莒中独立营，以邢乐川同志为站长的情报站在那里，我想去看看。在一个下午，我和交通员张殿禄到山头渊，并见了邢乐川。老邢也是我们六团的老熟人，见了都很高兴。他热情得很，总想在晚饭前筹备一点什么可口的菜，以示欢迎。但那时连个鸡蛋也难买到，猪肉之类的东西就更难办到了。老邢和张殿禄几同志提了半桶“知了猴”回来，洗了洗就倒进锅里，把“知了猴”烤得香气扑鼻。邢乐川同志乐哈哈地说：“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为你‘接风’，还算你有口福，就用这种炒菜卷着煎饼吃吧！”我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实在享受不了，还有待锻练，我吃个煎饼，喝点开水就很好了。”可另一位同志做了个大好事，他说：“有辣椒你吃吗？”我高兴地说：“那好极了！用点咸盐捣辣椒，配合着地瓜干煎饼，吃起来真是美极了。”可是老邢总觉得过意不去。第二天，他费了很大的劲，提了一大串青蛙，准备做一个更高级的菜——青蛙炒辣椒。他想这回一定对你这个南方蛮子的口味了吧！其实不然，我对青蛙这种味道鲜美的菜，是听说过的，但从来是一见就恶心，因此我笑着对大家说：“我比你们实在是落后的太远了，以后还真得向你们好好学习才行。”为了结束这场“宴请”之风，我把医院发给我的一笔不大不小的养伤费，让张殿禄去集上买了一斤猪肉，还有萝卜、大葱之类，熬了一锅，请大家猛吃一顿，皆大欢喜。
原先我打算在此久住一个时期，但不几天我发现这庄有抽大烟的人，觉得不好，就经组织介绍转移到何家庄子落脚。这个庄子不仅有党支部，而且有民兵组织，民风也较好。所以我们决定暂住这里，县委领导也很同意。张殿禄同志的家就是小店，他原来也在六团工作，共产党员，忠诚老实。他是本地人，所以我们都和群众相安无事。但尽管如此，人们对这两个带枪人总感到陌生，所以只同意我们住到附近菜园的两间房子里。我和张殿禄把它打扫得一干二净，架起两块门板，作为久住之所。吃饭在农救会长何文良同志家里，他是共产党员，上有父母，下有弟妹，虽年近40岁，还是单身一人。他为人正派，办事认真，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住了一段时间，县公安局长王健同志对我建议：不能老住在菜园里，应住到群众家中去，以防意外。这以后，我和张殿禄就搬到何文良同志那里“安家落户”。我们3人睡在一张大床上，那时大家身体很瘦，所以并不觉得挤。这个时期我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地了解一下莒中地区的一般面貌，特别是敌占区的一般社情，同时物色有关敌伪军的社会线索。恰好就在这个时候，王键同志带来一个武装公安分队，约我到敌占区活动。我非常高兴，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我们第一次深入到浮来山，了解了敌区人民的悲惨生活和渴望解放的迫切心情，看望了部分抗日军人家属，还看了古老的定林寺和银杏树。
我们在何家庄子住了一年左右，经过莒中地区党政军民的艰苦斗争，形势逐步好转，出现了“敌退我进”的局面。如石井等伪据点于1943年12月被拔除。地区有所扩大，我们的落脚点也随着往前挺进到石井附近的虢家村一带，后来又继续推进，直到莒县全境解放。
莒县敌伪情况和我党我军的内线工作
1938年春，日寇第一次侵占莒县城，后因台儿庄战役撤出南下。1939年6月，日军再次占领莒县城，由此即进一步修筑城防，扩充伪军，奸淫烧杀，抢掠民财，莒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驻莒日军300余人，常驻城内一个中队，120余人。其余配合伪军分别驻于井邱、管帅、招贤、夏庄、石井、陵阳和纪家店子等地据点。由于敌兵力不足和不断遭受我军打击，到1943年后，敌军据点逐步收缩，但主要公路干线仍常驻敌军，借以维护交通，以便随时实现其“三光”政策。
除日军外莒县还住有大批伪军，伪军在全盛时期（即1943年以前）约有兵力6000余人，共分4股，其时莫正民辖11个中队；郭璋辖10个中队；刘鸣双辖6个中队；孟敬之辖3个中队。这些头头除郭璋为周村人以外，其余均属本地人。因此他们纠合万仙会头子于经武等封建地方势力将郭璋挤出，其所属10个中队，被莫正民吞并9个，孟敬之争得1个。这样以来，莫正民的势力大为膨涨，1943年秋作了整编，名义上伪县长兼任大队长，莫正民等为副大队长。实际上莫正民掌握全部兵力，成为全县伪军首领。莫正民本人以往曾任过顽六十九军的旅长，所以他的部属总是尊称他为“旅长”或“旅座”。因此我们对当时莒县伪军的争取工作就采取了以莫正民部为重点旁及其他的策略。
滨海区党委、滨海军区进一步加强了对敌斗争的领导，派出以谷凤呜、高希镐等同志直接打人伪莫正民部。以副官的合法身份进行活动，斗争的效果极为显著。中共莒中县委也进一步强化了敌占区工作的开展。迫使莒县伪军形成了内外夹攻，上下交困的局势，逐步由全盛阶段每况愈下，到最后被迫反正时，整个伪军就剩下4000人左右。
当时上级党委和军区对敌工工作非常重视，先后从部队选调了部分骨干去充实敌工部门。我和谷凤鸣、高希镐曾是在同一个战场上和同一个战壕里战斗的政治工作者。谷凤鸣同志是团政治委员，我是教导营政治委员，高希镐同志则是部队的一位优秀的文化工作者，并懂得一些日语。因为战斗频繁，我们的军事生活早已完全习惯，但突然改行，脱下军衣，改穿便衣，甚至乔装打扮，装成一个汉奸模样的人物，这个日子是挺不好过的。特别是在一些生活习惯、语言风度和严格的工作纪律等方面，对我们来说确实是180度的大转弯，由于这个工作要和敌人直接打交道，其出生入死的程度是与战场上的冲锋陷阵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时滨海军区政治部刘兴元主任告诫我们说：你们这些同志做的是地下工作，脑袋瓜子经常象一条线系在脖子上，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断的。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缺乏一般的社会经验，究竟如何对付那些伪顽汉奸、狡猾多变的社会渣子？实在难乎其难。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服从党的分配，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当时我们这些敌工部门在组织上可以说精简到了顶点，谷凤鸣的所谓大股伪军工作团，实际就他本人和高希镐，中间添了个胡育才，最后在伪军反正前夕才增添了少数联络员。我们县委敌工部的人数也很少，只有我和原有的一个敌工干部杜信，后来增加了王俊、张同恩，还有一个交通员张殿禄，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建青同志几次对我说要把独立营的情报站交给我代管，但军区不表态，我也不大同意，因怕敌伪工作与军事情报工作混在一起，容易出漏洞，但我们与情报站经常有联系。
莒县伪军的起义，谷凤鸣、高希镐等同志是付出了艰苦劳动的，是担了严重风险的，起了关键性作用。
敌工工作本身具有非常的复杂性、曲折性和危险性，谷凤鸣同志在接替于洪举同志工作后，落脚点是边沿区的白土沟，在这里第一次接待了莫正民的亲信——副官长王绍石。此人算是中间人物，但此人又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干八路，一个干汉奸队，两面讨好，多方应付，不办实事，以致长达半年之久谷风鸣还见不到莫本人，工作打不开局面，在上级指示下为了做好工作，谷凤鸣又领他到根据地参观。还受到军区陈士榘司令员的接见和热情招待，并把以往缴获莫部的一挺机枪退还，让他带回去，他很高兴。但对首长和有关部门的思想教育、形势分析，一点也不向莫正民汇报，只说“很好”二字。结果莫正民还以为我们是怕他，所以无动于衷。不仅如此，他还继续在鬼子的指使下，配合日军对我根据地多次进行扫荡，以后谷凤鸣觉得这个中间人不行，无意中发现莫的另一个亲信王质文，此人是替莫专管买田置产，料理家政的“财务大臣”，据谷凤鸣了解，王质文能识大体、敢负责，因此把中间人由王绍石转到王质文。这以后不仅见到了莫本人，而且对莫部整个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莫当时的情况是脚踏三只船。他对鬼子、国民党、八路军统统地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正因为如此，在莫的机关驻地往往形成一个相当微妙的犬牙交错的现象：在他的同一个大门进进出出的，有鬼子教官金野，有国民党特务王友梅，同时也有我八路军的干部。因而在这些场合，一切复杂因素、危险倾向都是时刻存在着的。
在工作中我们逐步摸索到了一条打拉结合的经验，这是相当有效的。开始对莫正民主要以拉为主，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却使他误认为八路军力量不足，对他无可奈何，甚至杀害我侦察员，袭击我区中队，抢粮抓壮丁，一如往常。因此，我们政策上又采取以打为主。当时我们收复了赣榆城，并在石沟崖消灭了惯匪朱信斋，我军凌厉攻势的矛头，直指莒城伪军，并一举攻克夏庄，活捉了鬼子小队长，收复了马坡、赵家岭、珍珠山、马驹岭，莫的二大队长刘振亚也被活捉。另一方面又围困莒北的井邱大据点。这会儿可忙坏了王绍石。他南奔北跑，企图解围，但我们不理睬他，继续打纪家店子和四山子。这一战役攻克了8个伪据点，消灭了他5个中队，有的据点还在被围之中。按理莫正民此时应俯首贴耳，听命于我了，然而他竟来了个铤而走险的绝望措施，他亲自动员部属，要坚决反对八路军，即使剩下一人一枪也要干到底，并勾结刘鸣双、孟敬之等一同反我。为什么这样？主要在军事上还没有打痛，被消灭的部队也很少是他的嫡系。当时王绍石对谷凤鸣说：“不能保证你的安全了。”为此谷凤鸣也借口回根据地联系，暂时离开莫部，只留高希镐应付。结果高希镐被王绍石分配到莫的一家酒店卖酒，高希镐的点子很多，他一面卖酒，一面骑着车子到各有关据点悄悄地了解情况。就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信批评莫正民“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把关系的破裂完全推到他的头上，并叫他悬崖勒马，否则，我军将继续发动攻势。恰在这个时候，我鲁中部队打下了井邱，他的嫡系3个中队被我歼灭，在南攻北战的情况下，莫抱头痛哭说：“没治了。”这才火速派王绍石低声下气地要求与我弥补裂缝。记得当时肖华同志曾指示说，与伪军作斗争，不要怕纠纷，应在纠纷中促其转化，这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就是在军事上真正打痛之后，莫正民仍有困兽犹斗之心，他于是访王道，下青岛，甚至与吴化文联系，但都碰了壁，以至走投无路，不得不痛下决心，准备与我重新谈判，并请谷凤鸣同志前去见面，我军区敌工科长史甄以军区秘书长的名义，与其约定时间、地点，双方以会议形式严肃认真地进行谈判，据现在尚能回忆起来的大约有如下一些条件：
第一，莫应承认八路军是正式有力量的抗战队伍，日本帝国主义是即将失败的侵略军，当伪军是可耻的，没有前途的。
第二，莫正民向我写志愿书，决心准备起义，我给保证书，在起义后委为旅长，并提出惩办祸首等等。
第三，莫的志愿书包括的具体条件有：不蚕食，不抢掠，不收编民枪，广泛设联络站与联络员，待机反正。
从此以后莫正民才开始有了积极的转变，逐步表示倾向于我，如传情报，蒙蔽敌人，惩罚叛徒，收缩据点，并暗地动员部属准备起义。
加强政治攻势，动摇瓦解敌伪
政治攻势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威力也是相当大的。大体说来主要从如下方面：
一、坚持对敌喊话，分化瓦解敌人
这是一种面对面的对敌活动。主要向敌伪宣传政治形势，晓以利害，示以大义，在有利条件下，如敌伪很少打枪打炮的时候，愿意听我说话，甚至展开互相交谈。喊话又分为：
战场喊话。如说明缴枪不杀，宽待俘虏的政策。
年关喊话。夜间把据点包围起来，主要抓住敌伪思乡厌战，节日想念妻儿的心理进行宣传教育。记得在陵阳喊话后，第二天据点的伪军有的逃跑了，有的请长假不干了。
农时收割季节喊话。就是把据点包围起来，不让敌伪离开据点，外出抢粮。特殊情况下的喊话。先通过关系了解敌伪的内部情况。如缺吃缺穿，受鬼子欺侮，或官兵矛盾不和等情况，然后进行喊话，造成伪军内部混乱涣散，分崩离析的局面。
同时还结合喊话散发预制的宣传品；组织伪属在兵临城下的时候，索夫喊子；有时还可以顺手牵羊，把个别小据点喊话，突然变为军事进攻，消灭敌人。赵家孟堰伪据点，是日寇扫荡中新建的。我们组织力量常去喊话，起初伪军惊慌失措，又打枪又放炮，后来他们听惯了，麻痹了，说八路军就那么一套，干脆睡大觉吧！结果有一次我们偷偷爬过围子抓住一个哨兵，让他带我们找到他的队长，很快人枪全部被我军俘获。
二、大力争取敌占区群众
在我们的根据地范围以外的地方，大体可分为边沿区，游击区和敌占区等三种不同情况的地区。
边沿区、游击区离敌较远，空气自然比较缓和一些，但敌占区特别是那种深远的敌战区，有它的一套连环保甲制度，甚至特务网点，还有所谓“良民证”等等。外来的生人往往是难以插足的。但敌占区的人民大众毕竟绝大多数是好人，其中包括一部分比较开朗的地主、富农、工商业者。因此，我们积极去争取他们，亲近他们和教育他们。否则，就可能被敌伪军夺过去。
开好敌占区的士绅名流座谈会，也是争夺敌区群众重要方法之一。我过去在部队工作，长期对所谓士绅名流，毫无好感，加上又是南方人，在莒县刚来乍到，连一般群众都不认识几个，又何以去找士绅名流？可当时的上级领导机关总是三令五申叫开这种会，我愁得要命。本来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可以帮助介绍一些线索，但他们处境十分困难，根据地被敌伪蚕食得日益缩小，这也使我们做敌伪工作者不能不进行拼死拼活地向敌人做反蚕食的斗争。
一次，我向县委书记王建青同志汇报士绅名流会时，他说你可和县公安局长商量一下，这的确很灵验。王局长一下子给我说了一大批。后来，我从中挑选两个，一个是东心河的王香亭，一个是河东的宋某。他们都能骑上自行车出进县城，经营商业，在敌占区所谓的士绅名流中也有一些影响。
第一次在邻近游击区的一个村里开会，到会30余人，难能可贵的是几位从深远的敌占区赶来的，我原打算请县委宣传部崔部长来做个形势报告，可他因忙未赶到，我自己就讲了“抗战必胜，日寇必亡”的一些问题。可他们光听或点点头，谁也不敢发言，但不管怎样，我还是交代了三条任务。
一是回去后对亲戚朋友悄悄地宣传鬼子快完蛋了。
二是帮助找些伪军关系，跟我们联系。
三是给我们送情报。会议不到一天就结束了，有的要求以后再开些这样的会，使大家的心中有数。从此以后我们就不定期，不定型的每年召开3至5次，这样的会效果越来越好，到会人数也逐步扩大，最多时到过七八十人。这些所谓士绅名流的对象，起初都是由王香亭、宋某提议，我们敌工部批准的。
我们还注意多交朋友，多发展外围人员，充分地开展两面派人物工作，有一个宁德，原是个伪村长，年纪四十岁左右，穿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头上留着一根小辫子，看来是一个典型的土老百姓。可这人能说会道，热情好事，每次晚上见到我们去了，他总是小心翼翼地亲自接待，把你藏到最隐蔽的地方，并积极完成你所交给他的任务。但是他对敌伪人员也是毕恭毕敬，殷勤倍加，并也积极完成敌人所交待的任务。他究竟是属于革命的两面派？一般的两面派？还是反革命的两面派？这在当时的敌工部内部是颇有争议的。但后来历史证明他是属于一般性两面派，倾向我们还是大一些的。
如何在敌占区找到落脚点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事情。县委敌工部的同志每次去敌占区活动，按规定都要先将各人浑身检查一番，不留片纸只字，但可各带短枪，一般多是昼伏夜出。我们到敌占区的任务，一般是与伪军人员接头，了解外围人员情况和建立新的关系等等。落脚点即吃饭睡觉的地方，通常都不固定，避免形成规律，一般根据敌情我情决定。
三、抓捕伪村长集中训练
通常是在收获季节或年关时节，当敌人开始抢掠或者在修碉堡时，我们集中力量，突然把敌占区全部伪村长动员或抓捕到根据地，进行一定时期的教育，这样可使敌占村庄“群龙无首”，使敌伪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他们打击最大。
这种做法，除死心塌地的汉奸以外，绝大多数伪村长抱欢迎态度，因为他们被八路军抓走了村上可以少受损失，他们本人还通过集训，懂得一些抗战大道理和了解根据地的各种建设。有些伪村长经过几次训练，觉悟有了提高，愿意转变为革命两面派，要求参加抗战，不愿再回去干伪村长，我们基本表示欢迎，但有的还仍须劝他回去继续为我们工作。
四、做好伪属登记工作
伪军家属大多数分散住在敌占区、边沿区甚至根据地内地，如对他们既不教育又不登记，常年根本不去触动，他们就会心安理得地稳坐钓鱼船，为敌效劳。特别是有些伪军更无所恐惧，无恶不作。但一旦认真地有名有姓地进行了登记，在细水长流的教育中，这些家属就会起到很大的索夫喊子、传递情报的积极作用。这就比挖敌人的祖坟还厉害。过去陵阳、借庄、赵家岭等伪据点，通过伪属动员伪军携枪逃跑者，经常发生，我们专门成立接待站，欢迎他们弃暗投明，改邪归正，所以有些伪军回来后，对共产党民主政府感恩不尽。
五、开展“红黑点”活动
对伪军搞红黑点活动，这对当时的敌人引起很大震动，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新创造。据说这办法是从冀鲁边传授过来的好经验，应用起来，反映很快。对红黑点的做法，各地互不相同，总的意思是警告伪军不做坏事，多做好事。我们的办法是把伪军姓名印在一张表格上，名叫“善恶录”，每当他们做一件好事，就给他们在上打上一个又圆又粗的红点，干坏事就打上黑点，并说明黑点多到十个以上的，抓住就得枪毙。这些点点不断增长，也不断通过伪属送交伪军本人过目，然后原件带回。对那种没有家属的伪军就把红黑点标在两三公尺高的木牌上，乘夜插到据点附近。
莒城周围的伪据点，以借庄为最坏，其中伪中队长董孝仁、小队长刘立贵更坏，他们不仅抢粮、抢牲口，强奸妇女，而且杀人不眨眼，所以董孝仁的黑点曾经加到十七八个，却没有一个红点，刘立贵的黑点也一度到八个，他看到“善恶录”后怕得要命。急忙找到他弟弟要求无论如何要和我们建立关系，我亲自对其弟弟说，仅凭此举也可记个红点，如他诚心诚意愿意和我们建立关系，不但保证安全，我们可以派专人与他见面。后来真的见了面，建立了关系，他并保证说服董孝仁也回心转意，将功折罪。但终因他们恶贯满盈，在我独立营的一次强攻中全部被俘，并被处决，大快人心。
“红黑点”也曾引起伪军与伪军之间互相猜疑互不信任。工作初期，刘鸣双怀疑莫正民勾引八路军，也对伪县长等抱怀疑态度。
日军中西队长曾对莫正民说，你的“红黑点”的大大的有！虽然表面上象是开玩笑，实际开始对莫有所戒备。
六、实行敌区戒严
所谓敌区戒严，是接受沭河大戒严的经验而产生的，为了防止沭西敌人东扰，我们与独立营商议，采取夜间普遍戒严的措施，办法是：先开伪庄长会，告诉群众夜间不得随便走动，实行大戒严，违者打死勿论。其实敌占区群众夜间早早关门闭户，根本不敢外出，这主要是对敌人起一种威慑作用。
我们有时派遣少数部队或民兵，不定期也不定型的深入敌区，东打一枪，西打一枪，漫山遍野，虚张声势；有时也深入少数客栈、旅店进行盘查搜捕，但随查随去，随捕随放，目的是使他们第二天沿途边走边宣传。这种办法真使敌区路断行人，有的小股敌人出动，很快被我消灭。如纪家店子一个伪军小队，半夜出来，企图袭击我区公所，与民兵相遇，被我民兵两个手榴弹，吓得举手全部被俘。
七、迷惑敌人，打击敌人
选择时机，利用老六团的威力震摄敌人。在滨海军区，我军有两个“六团”o一个是教二旅的老六团，一个是山纵二旅的新六团，二者均有相当的战斗力，但老六团威力更大，因此敌人最怕老六团。
一次，伪军东渡沭河抢粮，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那里当时根本没有驻军。可是一个倾向我们的伪庄长，突然吆喝一声：“老六团来了！”顷刻之间，伪军丢车弃马，拼命抢渡沭河，等到清醒过来，又要返回时。民兵们虚张声势开枪射击，敌人仓皇逃回，群众反而缴获大批物资。
新六团在马髻窑山区被顽五十七军大年初一偷袭，战况激烈。那时生活的确是十分艰苦的，连过年都吃糁子煎饼。有两个战士在与敌白刃拼搏中，被敌刺穿肚子，满地淌着尚未消化的糁子煎饼，敌人就大声呼叫，你吃的猪狗食还来拼命呢？看来战场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当时连里有个腿部负过伤的瘸子排长，灵机一动大喊一声：“不能给我们老六团丢脸，冲呀！给死者报仇！”敌人听得“老六团”三个字，连腿肚子都转筋，“哗啦”一声退了。瘸子排长率部趁势追击20余里，缴获甚多，但回营后一查却不见了瘸子排长。大家都极为担心，经四五天搜索，音信全无，尸骨未见，大家都以为是被敌人俘去了。可是到了第七天，他跟着一个老大爷一瘸一拐的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原来他在追击中缴获敌人一门完整的迫击炮，埋在沙里。自己因腿伤复发，不能行走，就住在那位老大爷家中，待伤好后才回来。王建青政委喜出望外，急忙派出部队取炮，果在沙中翻出，外有二箱炮弹。从此，这个团第一次有了追击炮。
八、包围据点，施加压力，迫敌就范
我们还将据点突然包围，虚张声势，通过内线关系给伪军下达命令，迫使他们完成指定的任务。如对某些新建的孤立突出的伪军小据点，有的区中队或民兵采取敲竹杠的办法，向伪军要枪要子弹，不给就声言要消灭它。有的伪军怕死，就立即扔下几十或百把发子弹。有时还用同样方法命令据点交出逃兵，我军一个战士因怕苦怕死，跑到纪家店子据点当了叛徒，经过多次包围威胁，伪据点终将叛徒交出。再是命令伪军据点，限期撤走或起义。如夏庄、赵家岭等伪据点，地处沭西，妨碍滨海、鲁中、鲁南的联系。他们虽然孤悬城外很远，但对我威胁很大。我们就通过关系令它起义或撤走。但因赵家岭伪大队刘振亚是莫正民的亲戚，恃强不听嚷嚷。后我们集中力量打掉夏庄，刘振亚再也站不住脚了，这才开始撤退，但已溃不成军，被我莒中独立营和民兵中途截住，俘获较大，连刘振亚本人也被活捉。
九、以假乱真，制造混乱
用我民主政府的名义，对敌占区多贴告示，不断地反复地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政策和法令，广泛地宣传解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宽待俘虏的政策，同时宣传对敌伪抗捐抗税等措施。另外也冒充伪县长的名义出假布告。如1943年秋，伪县长丁晓峰要求敌区人民按摊派数字限期送交粮食、花生、豆子等某月某日完成。我敌工部即组织力量，以伪县长丁晓峰的名义，制造大批假布告说，今年秋季欠收，所有粮食、花生、豆子等免予征收，仰全体民众一并周知……。这个假布告，立即遍贴敌区。敌伪机关的臭官僚主义也是很严重的。假布告贴了好多天他们才发觉，这就给敌人造成了困难，给敌区人民夺得了藏粮的时间。
以后，曾多次试用这类似的办法，也都起过一定作用。
十、投其所好顺手牵羊
赌博在敌区是不制止的，特别是伪军人中家在伪据点附近的家伙，往往赌风盛行。阴历年前年后，尤其是正月，据点内外广设赌场的。一次，石井伪军赌红了眼，互相打闹起来，我外围人员觉得这正是我们区中队员顺手牵羊的好机会。于是，就有计划地引诱他们去伪据点外面的小铺再赌，结果被我们不费一枪一弹俘来20余人，而这些赌徒大多数对他的中队长蒋铁民十分不满，为独立营提供了详尽的情报。因而我们在不久之后，很顺利地打下了石井，活捉蒋铁民。石井离城较远，又靠近我边沿区，自从拔掉石井据点后，我根据地逐步扩大，开始打破那种“东西五六里，南北一条线”的被动局面。
十一、制造、扩大和利用敌伪军之间的矛盾
莒县伪军原分四大股。即：莫正民、刘鸣双、孟敬之、郭璋四人，各自把持兵权，他们本身就矛盾重重，同床异梦，反复无常，互相排挤。如郭璋因不是莒县人，就被排挤出去。其分属的十个中队，竟被莫正民收编九个，另一个中队被孟敬之所控制。刘鸣双一点好处也没捞着，很不服气，就一直制造事端。
他们这些人，特别是莫正民，历史上曾因在走投无路时，总是拉我、打我和降我，已非一次。其中就有许多矛盾被我利用或扩大，使他们啼笑皆非。
1943年冬，日本的随营妓女来了一批新秀到莒城，这对那些饿狼似的日寇自然十分高兴。小队长岗井年近三十，离家已10余年了，他不仅对他离家后的小妹妹根本不认识，而且也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亲妹妹也当了随营妓女来到了他的眼前。无巧不成书，岗井选中了一个穿着和服的美丽少女，经过几个晚上的共同生活，在低声细语中，他发现她竟然就是他的亲妹妹。日本人在一定意义上说也讲究一点伦理道德，为此岗井又羞愤，又苦恼，半夜里他写了绝命书，并把军服穿戴整齐，同时叫他妹妹也穿好和服。妹妹不知何故，一切服从他的摆布，他让妹妹开门走在前面，他手提短枪跟在后面，就在离他卧室不远的空地上，岗井突然开枪将妹妹打死，然后开枪自杀身死。这次半夜枪声，惊动了全城敌军、伪军和老百姓。于是敌伪军各自鸣枪，自相惊恐，互相猜疑，闹得乌烟瘴气。第二天，城门四闭，实行戒严。消息传到城外，一些外围人员、士绅名流和伪庄长等都奔走相告，有的说日寇自相残杀，有的说敌伪互相火拼，有的说敌伪作威作福，兔予尾巴长不了啦。
我们敌工部门也及时组织力量对各个据点喊话，这使敌占区一时动荡不安。
一次两面派的伪庄长宁德来说：现在给他们（指敌伪）办事，与过去有了一些变化。过去办事净难，现在又难办又好办了。他说难办的是主要指老百姓越来越穷应付不了，可是现在鬼子兵越来越年轻，新兵多了，不大懂事，好欺骗；汉奸队老是那些人，年纪越来越来大，越来越滑头，办起事来只要给点好处就能应付。我们称赞了宁德的说法，并告诉他这就是证明鬼子快要完蛋了。忽然宁德抹抹胡子高兴地说，现在有10多万斤黄豆垛在五花营附近，敌人3辆汽车每天来拉两趟运回日本去，真太可惜了。他说现在大概还剩七八万斤，就5个汉奸看守着，能不能来些八路军把黄豆抢去？我们研究了一下，认为八路军离这较远，一时难以赶到，和宁德商量就在当晚把那几个看守的汉奸兵引去村里喝酒，然后我们去几个人带着武器，悄悄地一枪不放就把喝酒的汉奸全部俘走，再发动各村群众迅速把黄豆全部抢光，然后放一阵子枪，声言黄豆全被八路军运去了。
第二天，来了几个年轻的鬼子，坐在汽车上，见没有了黄豆，放了一阵子空枪，大骂：“八格牙鲁。”就回莒城去了。
事后，据说宁德自己抢的黄豆，拿鬼子的话说就是“大大的多”，不过他一声不吭罢了。为此敌伪内部互相埋怨、指责，但由于人民群众心向八路军，严守秘密，敌人追查了许久也未查出结果，最后只好不了了之。但通过大豆丢失事件，他们之间的矛盾更深了。
十二、筹办“樱花节”，动摇敌军心
樱花在日本称为“国花”，为了促使侵华日军思乡厌战，我军上级敌工部门每年都在樱花盛开之前，忙着举办日本樱花节的筹备工作。在物资准备中一年比一年丰富。记得1944年，上级用白布彩色套印了一种一市尺半的长方形口袋，里边装有我根据地出的香烟糖果，还有缝补衣服的针线等等，并且还有塞得鼓鼓的红绿宣传品，告诉他们墨索里尼已经完蛋，希特勒和日本即将完蛋，苏联、中国的胜利大大的……，此外，还装进大量的“通行证”，意思是劝他们拿着“通行证”一有机会就可安全进入解放区来。
在当时的莒中境内大约有纪家店子、陵阳、夏庄等有日军驻防的据点，但重点是莒县城。几乎每次都有“日人解放同盟”的成员参加樱花节的对敌活动。记得1944年是日人解放同盟的小林参加的，我和几个同志黑夜里亲自陪他把东西一直送到城根为止。小林说：送得越近越好，表明我们是为正义而战，什么都不怕，可是当时敌人一点也没有发觉。但当他拿起话筒高声讲日本话后，伪军发觉打了几枪，引起鬼子也打枪打炮，我们随即慢慢撤退。
第二次，据说鬼子逼着伪军把送的东西取去交给当时的日军中西队长。
十三、严守敌工工作机密和尊重群众习俗
一般说来，敌占区特别是一些据点，总是经常处在我们的天罗地网之中，除我们的武装力量之外，从边沿区到根据地，处处都有儿童团、自卫队和民兵的监视、警戒与盘查活动。通过这些力量，在防奸反特斗争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对我们的一些敌伪关系人员和我们自己的内线人员进出活动，如谷凤鸣、高希镐等同志，也发生过不少阻扰和误会的事情。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必须及时做好工作，否则就可能产生严重事故。
一次，石井还未解放，高希镐同志从莒城回根据地汇报工作，天色已晚，他正准备到石井据点过宿，可是半途被民兵当汉奸抓住，当即来了个五花大绑，推搡着往根据地送。高希镐急中生智，装着十分可怜又可怕的样子说：“八路同志呀！我衣袋里还有5000元金币你们拿去把我放了吧”。“谁和你是同志？二鬼子！”“谁希罕你那个汉奸钱，把他抠出来烧了！”民兵们齐说。一个队长模样的人说：“不能烧！连人带钱一总送独立营去！”高希镐这才松了口气，他心想只要到了独立营就有救了。事有凑巧，一进营门就碰着独立营政委王建青，高希镐低着头装着不认识。王建青大喝一声：“抓的什么人？”“汉奸”。王建青政委定睛一看，暗自大吃一惊，心想：呵！这不是高希镐吗？但为了保守秘密，王政委假装不认识，只是说声：“把他押起来”。他指着那群民兵说：“你们辛苦了！先各自回家休息吧！”然后王把高叫到自己房子里笑着说：“小高呀！听说你上次也被抓住，吃了不少苦，这次又被抓住了，可见‘汉奸’是不好当的！”高希镐说：“根据地就是铜墙铁壁！”说罢两人相视大笑。
加强敌工干部对党的观念的教育，是做好工作的重要课题。我们虽然人数不多，但高度分散，而且要经常与敌人直接打交通，尤其我们这些人都是从军队派来的，所以对地方党委、政府领导和群众的尊重，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每年开展大规模群众性的政治攻势不下十余次，每次都有几千人甚至几万人上阵，浩浩荡荡大张旗鼓地到敌区和据点附近进行宣传教育，那真是党政军民一齐对敌。
另外，必须教育干部遵守群众纪律，做到秋毫无犯，否则要想在敌区或边沿区站稳脚跟是根本不可能的。就以我个人的切身体会来说，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对于密切军民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记得1943年腊月廿九日我老六团配合莒中独立营正在围攻石沟崖叛匪朱信斋，根据老习惯，县委书记王建青同志每逢有计划的作战，他都要通知我陪同上阵，这次群众称之为“杀猪（朱）过年”的战斗，无例外地也告诉我去，当我和张殿禄同志推车要走的时候，我的房东何文良同志的老母亲，平日慈祥得很，这会儿她老人家却火冒三丈，使劲抓住我的车把不让走，很激动地说：“俺家过年，只能添几双筷子，可不准短俺一根筷子，你李仲云（我的化名）什么都懂，就不懂这个……”。满心不乐意，何文良也大不以为然，一把夺下我的钥匙，将我和张殿禄的自行车都锁了。怎么办？我和张殿禄商量，只好先服从老太太的“命令”，吃了“年饭”再走吧！张殿禄悄声地对我说，你叫吃“年饭”，这地方叫吃“团圆饭”，是个吉利，你要走，她老人家当然不高兴，她是把我们当做亲人看待的，她才不管你要去打什么“猪辛斋”，“牛辛斋”的，何况你已买了酒，买了肉，准备在这过年嘛！我说也好，就陪着他们过年吧。我们大家欢欢喜喜地吃罢了“团圆饭”，并和张殿禄一起向何家的两位老人作了个长揖，拜了个早年，才推车出发了。
莫正民起义
莒中县敌伪据点不断被摧毁，人枪不断被我俘获。昔日那种抢掠烧杀、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场面，由于敌占区工作的大量开展，政治攻势日夜不停，鬼子汉奸原来设立的情报站、宣抚班和确定的伪村长等等都逐步被消灭或倾向八路军，敌伪耳目完全堵塞，因此敌人基本处于四面楚歌，一筹莫展的困境。以莫正民为主的伪军首领们，自从签订条约、交换保证书与志愿书后，又通过进行深入的政治教育，整个国际国内形势和他本人前途的教育，并解释已往发生纠纷的经验教训，造成一种起义是势所必行的深刻认识。在此基础上，我们在莫部设立联络站，广派联络员，有近30人进驻有关据点内部，这就便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情况、打通内线关系，并进一步捆绑了伪军头头们的手脚，防止了他们反复无常的变化。
为了配合行动，莒中敌工部门在县委领导下，进一步加紧敌区工作，如不断包围据点，进行喊话，继续搞红黑点活动，并逮捕一些极坏的伪村长进行教育或打击，使内线的秘密工作和外线的公开活动，密切结合。并继续保持着敌占区已往紧张状态，迷惑敌人，考验关系。
伪军王道早在1944年8月间正式起义，被我军委为第一旅旅长，这对莫正民是很有吸引力的。同时感到起义于王道之后，内心自愧。
但是国民党特务造谣说，王道已被我军杀掉，其部队被我编散，并且鬼子对莫正民也有所戒备和怀疑。如增筑城防工事，加派岗哨等等。
我们的工作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即带领莫的副官长王绍石到根据地亲自面见王道。又参观了王道的部队，疑团尽释，同时给莫正民说明鬼子的怀疑是完全可能的，必须特别警惕。这就促使莫正民起义的思想准备，进一步变为积极的实践行动。
在起义时间上，滨海军区首长原要求在1944年10月10日，把敌人在莒县的军事、政治、经济和特务机构来个“一网打尽”，创造敌区“里应外合”的典型。但莫觉得时间太紧，说兵马不太齐，因刘鸣双正在青岛戒大烟，总得把他叫回来统一行动吧。于是经军区批准改在11月14日下午7时正式起义。
在此同时，上级下了委任莫正民为旅长的命令，这样他决心完全坚定下来。
为了切实地组织指挥好伪军起义，在这极为紧张的短暂时间里，组织工作既要大刀阔斧，又要认真慎密，稍一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当时曾做出一些重要规定，例如，要求有关有伪据点的联络人员一定于13日进入各据点，以便掌握；为了便于指挥联络，我选择强有力的便衣队化装，大摇大摆进入城内；规定由高希镐同志亲自用自行车载去50公斤炸药，送进城内。目的一是为了炸掉鬼子城东南角新建碉堡，二是做为我军人城的信号。当下午7点正，城内一声巨响之后，我老六团、莒中独立营和其他部队，纷纷跑步人城，伪军们自动地退出工事，待命行动。至此鬼子也已发觉莫正民起义，乱炮轰击，但是已经晚了，伪军已正式向牛家庄集合了。
随着在我军正式入城之前，还有一个抓捕活动。如平时监督的伪军、鬼子教官、经济顾问，以及蒙在鼓里的伪县长丁晓峰，伪警察所长，还有全县最大最坏的反动道会门头子于经武等均被一一生擒，押赴解放区。
城内一声巨响，宣告了莫正民部队摘掉了汉奸帽子，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正如当时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所指出的：“莒县的解放，不仅是山东军区辉煌的胜利，也是敌后我军的伟大胜利之一。”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