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日伪军对胶东、鲁中、滨海地区实行全面“扫荡”，投入滨海的日伪军达7000多人。牛佃和带领民兵队，在这次反“扫荡”中，勇立奇功，保证了全庄没受损失，
1945年5月25日，太阳快落山了，民兵们在东岭留下一个组掩护，牛佃和带着一个组荫蔽地接近庄北林地，静静地卧在那里侦察情况。不多时，从东跑来两个敌人的骑兵，向东兜着圈子捉人。躲在树林子、河沟里的老百姓都恐慌不安。就在这时候，牛佃和带领民兵们瞄准了敌人的高头大马开了枪。敌人被意外的枪声震动得慌张起来，调转马头逃跑了。
以牛佃和为首的民兵的冷枪很有准头。有好几次，汉奸队的军帽都被打掉了，几次把敌人的行进大队打得乱哄哄的。还有一次，敌人进到窝疃庄村南，因惧怕民兵的冷枪，张望了一会子，连庄都没敢进就撤走了。
后来，敌人把兵力隐蔽在庄里，派几个骑兵在庄边活动，想把民兵引诱下来。可是，敌人的诡计没有骗得过机智的牛佃和，他领着民兵蹲在岭头上，瞅着敌人自导自演的闹剧看笑话。 有一次，敌人“扫荡”抢了一些东西，抓了几个人。牛佃和决心跟鬼子要回来。牛佃和带领着王生、王同福，紧随着区公安员王安治，悄悄地接近村东的大桥，这时候，村里的敌人正往南行进。民兵们打了几枪，敌人还是往南涌。于是四个人分成四组，顺着山沟下来。发现有3个日本骑兵在庄北乱窜，“乒乒乓乓”地打枪。他们暗暗地想：“打几枪叫鬼子把抓去的人和牵去的牲口丟下来。”
四个人被这种信心鼓舞着，从庄东绕到了庄南，敌人的大队还没有走净，他们便奔到庄里。迎面跑来一个背着马刀的青年，气喘吁吁地说：“了不得，赶快跑吧！那个门里还有鬼子！”牛佃和稳了稳情绪：“时候到了！”马上领着民兵转到东西大街，看见一匹洋马拴在洋槐树上，他们什么也没来得及想，就跑到门口朝北的院子，看见枣树上也拴着一匹洋马，往屋里一望，一个靠着墙打盹的鬼子，被脚步声惊醒了，正“呜呜”地喊叫。
牛佃和一枪打在鬼子肚子上，鬼子身子一晃，随身带的“三八式”便掉在地上。王安治又用手枪朝鬼子的头打了一枪，捡起“三八式”就跑了出去。受伤的鬼子伸手按住牛佃和的肩膀，挣扎着，牛佃和用力把鬼子推倒，狠狠地用步枪把鬼子打死了。
牛佃和与王生，一人牵着一匹洋马，提着弹药袋、钢盔和背包，急忙往外走-走到庄北，敌人打过来两炮都掠过了天空，落到外边的林地里。走到窝疃庄外，洋马“吱吱”乱叫，把老百姓都吓跑了，岭上自己的岗哨也打了几枪，直到有人喊：“咱们的人，把鬼子的洋马牵来了。”大家才定下来，欢天喜地来看洋马。
在反“扫荡”过程中，窝疃村民兵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村庄。上年纪的老人都满意地说：“咱们民兵，保家可保得真好。”
新中国成立后，牛佃和曾在村里、电厂、学校等单位长期负责伙房工作。在那个生活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这种丁作可以称得上是最好的工作了，有人戏称是“金不换”。从上班的第一天开始，牛佃和就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名共产党员节操的重要性。不贪公家一粒米，不拿公家一根针，这是牛佃和给自己定下的行为准则。
1958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广大农村普遍缺衣少食，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那时牛佃和在村里负责合作社的食堂，但是他从来没有往家里拿过一粒粮食。由于食物严重不足，分到每家每户的粮食不够，大部分人都只能吃个半饱，勉强维持。由于当时牛佃和家中孩子多，有10口人，粮食根本不够吃，看着正在挨饿的孩子，妻子实在忍不住了，对他说：“老牛，你看孩子饿成这样，你就从食堂带几个煎饼回来吧，反正也没有人知道。”牛佃和听了非常生气，对妻子说：“我知道家里缺粮食，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拿公家的东西。再说，东西本来就不多，如果只顾了我们自己，其他人就有可能饿死，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了！”虽然拒绝了妻子的提议，可是孩子终究要吃东西，家里又没有几个钱，他只能到集市上去买已经冻坏的地瓜给孩子吃，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也从未向公家的东西伸手。
牛佃和的儿子曾对记者说过这样一句话：“俺爸爸在学校干了20多年的食堂，我连食堂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因为他从不让我们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