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中共鲁东南特委和八路军驻莒办事处（即中共莒县县委）驻八区的东心河村（现属小店镇），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发动群众，建立组织，成立武装，抗击日寇的方针指示，决定在这一带宣传群众，尽快组织抗日武装。当时了解到以前莒县七、八区“金钟罩”非常盛行。特别是垛庄一带，势力最强，1933年为反抗官府的压榨曾爆发震惊省内外的“垛庄青旗会暴动”。
当时，垛庄暴动虽然被镇压下去，但青旗会的正义之举在群众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我们分析认为，要宣传抗日，组织抗日武装，利用“金钟罩”这一群众性的迷信组织的名义，群众易于接受，不仅发展组织的速度会快，还能蒙蔽敌人，免遭敌人摧残，所以确定以发展“金钟罩”的名义，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
为加强这项工作的领导，特委由组织部长李仲林和作民运工作的范梅圃负责。办事处则设会门科，由司鹤亭任科长，与特委领导一起抓“金钟罩”的组织发展工作。
1939年四五月间，李仲林、范梅圃和司鹤亭等同志在西辛庄召开王玉璞、张季玉、朱斑卿、王香亭、赵均平和我等人参加的会议，布置讨论发展“金钟罩”会员的问题，研究决定先在党员多，有群众基础、骨干强的西辛庄、前山头渊、土山村发展“金钟罩”组织。这些村在5月间按“金钟罩”老师的要求，举行了入会仪式，成立了公开的“金钟罩”组织。为掌握发展“金钟罩”的绝对领导权，并能较快的把群众发展起来，经县委批准，西辛庄、前山头渊、辛河三个村的九名骨干党员先经过入坛式当了传道师。
我们当了“传道师”后，除在本村发展会员外，在王玉璞、张季玉、朱斑卿等人的组织和联系下，不断地去外村发展“金钟罩”会员。入会的条件必须是：有抗日的要求，出身贫下中农，身体健康，18至45岁的男子。我们先后在大官庄、竹园、石灰窑、东车辋沟等十几个村庄发展了五六百人。到外村发展会员时，村庄离敌据点远的，多是预先同主持人约定，让其作好准备，下午我们进村写好符子，晚间举行人会仪式。去离敌据点近的村子，为防万一，我们每人自带一件武器（如步枪、手榴弹等），并带十几人的游击小组，在村外站岗、放哨，入会仪式完后，迅速离开该村。
有“金钟罩”组织的村子，每村设一香堂，晚间会众聚集在香堂，名义上是去烧香、祈祷，实际是利用群众集中的机会，进行革命教育。多是由八路军的工作人员或村党支部书记、小组长讲抗日斗争形势，讲什么是共产党、八路军，如何抗日和抗日必胜的道理。在长期的宣传教育下，是年10月以后，各村以会员为骨干，都组织起自卫队，民主选举正副队长，有的村建立起党支部或党小组，支部书记或小组长任自卫队的指导员。大村自卫队下设分队，一般的村队下设班，班有班长。自卫队成立后，在区动委会和八路军工作人员的领导下，利用秋收后的农闲季节，以五至七天的时间，普遍进行了训练。当时莒县的一、六区南部，七、八区北部村庄的人民，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游击队员均有武器。自卫队员经过集训，抗日觉悟大有提高，自觉主动的参军参战、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维护社会秩序。
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群众觉悟的提高，在自卫队和抗日游击小队（组）的基础上，逐渐成立起全脱产的常备队。七、八区的北部村庄，在王玉璞、张季玉和我们的组织活动下，1939年冬初，百余人的常备队成立起来，王玉璞任大队长，王香亭任副队长，王际堂任指导员。基本上每人有一件武器，队长、指导员配有匣子枪。常备队成立不到20天，在11月24日，与八路军二支队一部配合，痛击了企图从西旺疃进犯抗日根据地的日军。击毙日军8名，迫使日军仓惶逃跑。常备队活动在横山以西的大片区域。半年时间与敌人大小战斗10多次，保卫了抗日根据地。1940年4月，各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常备队等抗日武装陆续编入八路军主力部队，在自卫队的基础上分别成立了青年队、区中队、乡分队，加上游击小队（组）和自卫队，组成了坚固的抗日阵线，金钟罩随之消亡。
莒县“金钟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各种抗日活动，从群众性的迷信组织而成为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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