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9个年头了，每当打开相册或接触到遗物的时候，母亲慈祥可亲的音容笑貌便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母亲是一个坚强、勤奋、善良、无私的女性。长期的革命战争经历和坎坷的人生造就了她坚韧不拔性格和冷静处事的能力。我们从小在她的关爱和呵护下成长，她的优秀品质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我们，逐步成为我们兄弟姐妹的立身之道、做人之本。母亲一生的奋斗业绩和乐观、宽容、严以律已的行为举止，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早在母亲上中学的时候，日寇侵华，国家和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置国民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母亲曾和我们讲过，当时时局非常混乱，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很多青年都在徘徊而不知所措，有的女青年投进了条件较好、军饷较多的国民党军队；有的女青年当了国民党的官太太。但母亲却在学校进步教师（后来知道是中共党员）的影响下，很早就树立了投身革命、拯救中华民族的志向，并付诸行动。由于战乱，学校已无法上课，为追求真理，她告别了双亲，离开了家门，去寻求救国的道路。经过几番周折，她终于找到了八路军。这里虽然生活很艰苦，但部队风气正派，纪律严明，她坚定地参加了八路军，并于193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
1941年，母亲于山东抗大分校学习结束后，就被分配到莒县县委工作，在这期间她先后担任过妇委委员、
1945年莒县各救会王涛、葛锐、于远熙、赵均平、杨修已、孙竹学、王作起、张立东等合影。县委会妇女书记、分区委员、县群委会委员、县妇救会会长。直到1946年10月才调离莒县到山东省粮食局工作。正是在这短暂的6年中，她自己的闪光年华奉献给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乡亲也无私地向他们捧出了全部亲情和爱心。
母亲很少和我们提起她过去战斗的经历，但莒县的前横山、后横山的故事确是我们听到她讲的最多的，那里不仅因为是我们姐弟的出生地，是她最早工作过的地方。同时，还有和她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还有曾经用生命和鲜血掩护过革命同志，使她魂牵梦想的父老乡亲，还有她闪光的战斗历程留下的足迹。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的战略相持、战略反攻阶段。山东的莒县是敌我争夺的拉锯地区，斗争更是激烈和残酷，敌人以百倍的疯狂作最后的挣扎。母亲在这里的主要工作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从人力和物资方面支援八路军抗日，巩固和发展滨海抗日根据地，与日寇展开顽强的斗争。她与战友们翻山越岭，走街串户，日夜穿梭于日、伪、顽的严格控制的夹缝之中。为了避开锋芒与敌人周旋，母亲他们经常出没于山林荒野。当敌人封山时，炊断粮绝，只好以野菜充饥。，鞋底被磨穿了，有时就剩下一个盖儿（鞋面）。一双脚打起泡、继而出血、最后变成坚硬的老茧。艰苦的斗争生活对学生出身的母亲来讲既是对他革命意志的锻炼，又是对她革命坚定性的考验。
由于当时敌我双方拉锯战，母亲时常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开展工作。既要掌握准确情报，抓住时机消灭敌人，又要做好老百姓的思想工作，清除汉奸，保护群众和部队。他们经常与敌人擦肩而过，然而每次也都是群众掩护了母亲，她们把她扮成一位村妇，换上破烂的衣服，梳上假纂，将灰涂在脸上。为了不让敌人看到她那双大脚（当时只有出来参加革命的女同志不裹脚），就蹲在草地上装做割草的样子，多次骗过了鬼子。可能是母亲经历的这些危险场面太多了，在这极其紧要的关头，总能沉着冷静地应付，使鬼子看不出一点破绽，从而保全了自己。
有一次母亲因长期在阴湿的环境里工作，身上长的疥疮已经溃烂，领导决定将她与另一位同志安排在一老乡的家中隐蔽，晚上夜深入静的时候，突然听得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警觉的母亲从声音传来的方向和喧闹的状况，预感到情况不好，急忙叫上同志，收拾好简便的行装，在老乡的指点下，忍着身上的病痛，从后墙翻了出去，向着山上拼命地奔跑。母亲的判断果然没错，日伪军叫嚣着要抓“共匪”。后来母亲才知道，老乡为拖延时间，曾巧妙地与敌人周旋，为她们上山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敌人在老乡家找不到人，便在叛徒的怂恿下向山里追击。奔跑的母亲身上的疮面在剧烈的磨擦下，又是脓又是血顺着衣服往下流，疼痛难忍。山下几十个伪军已向她们逼近，敌人边追赶，边向山上开枪，还不时地狂叫着“别跑了，快投降吧”。子弹从母亲她们的耳边飞过，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但她们全然不顾，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不能让敌人抓住”o重病的母亲在战友的帮助下，伴随着射向她们的子弹，拼命地向山上爬。为了轻装，她们扔掉身边所有的衣物，并机智地向上高喊：“山上的同志们，敌人来了！”可能是敌人听到了母亲的喊叫，以为山上真有八路军，所以停止了追赶，并退了回去。真是太惊险了，后来母亲说起这事，总是开玩笑的说：“子弹好象长了眼，不打八路军，老天都在保佑好人呀！”
母亲经常告诫我们说：“你们是生在莒县，养在莒县，是莒县人民养育了你们，千万不能忘记老区的人民”。由于战争年代与群众生死与共的斗争生活，使母亲和莒县老百姓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那个非常时期，在敌人的多次残酷大扫荡中，在敌我犬牙交错的形势下，随时都有可能被叛徒出卖的危险，是根据地的群众保护了母亲，使她一次又一次地化险为夷。所以平时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根据地老区的群众的保护，你妈这把骨头现在还不知埋在哪里呢，你们也不会有今天！”每当听到母亲这话时，我们都能感受到她对老区人民的感激怀念之情。
我们姐弟分别出生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因敌人经常扫荡，生活条件异常艰苦。母亲没有奶水，也无力喂养我们。父母经常把我们放在篮子里，挂在从日军缴获的自行车的车把上，在行军和转移途中到老乡家中为我们找奶吃，就这样我们不知吮吸了多少位不知名姓的母亲的乳汁。
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母亲将我们姐弟分别放在前横山的王、蒋两位可靠的老乡家中寄养。在那个年代，他们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收养我们的，并把我们视如亲生骨肉，在生活极其贫困的条件下，用自己的乳汁和血汗哺育着我们健康成长。
1994年我们到莒县祭奠母亲时曾到过前横山，看望哺养我们多年的养母崔丽芬和她的家人。养母指着院旁边仍保留下来的一间又矮小又破旧，人都要弯腰才能进去的简陋小房子，深情地讲：“当年你父母出没无常，经常在深夜人不知鬼不觉地来了，看望了你们姐弟后，早上天不亮又悄悄地走了。这间小屋就是他们常来住的地方，保留到现在就是想念你们呀！”
鱼儿离不开水，禾苗离不开土。母亲的故事讲的并不多，然而她对莒县的牵挂却让我们无时无刻不深有感受。从我们懂事以后，就更感到莒县在母亲心目中的份量，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变迁，越来越变得强烈。从母亲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念着：“前横山、后横山”的话语中，我们不仅知道了它，而且也知道了它和母亲以及我们姐弟割舍不断的联系。我们长大以后，尤其在母亲病重向我们交代后事时，一再强调，死后要将她的骨灰撒在莒县横山。我们追溯她讲述的往事，尤其回忆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颠倒黑白的日子里，还是莒县的乡亲们，用无可辩驳的史实，证明了母亲那段光辉的历史，又一次对她实施了有效保护。我们才开始理解母亲与莒县这片土地和莒县人民的深情厚谊，是无法用语言所能形容的。这其中包含着多少可歌可泣的往事，多少使母亲难以忘怀的鱼水情。由于身体的原因，母亲带着未能回老区看看的遗憾，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然而莒县人民始终没有忘记她，他们怀着和当年一样的深情，将母亲安葬在群山环抱的横山之上，青松与她相伴，群山与她相伴，大地与她相伴，乡亲们与她相伴，母亲的英灵在这片热土的拥抱中得到长眠。
母亲去世后我们曾两次去莒县，更亲身感受到这里人民的质朴和热情。我们到了前横山，村里乡亲奔走相告，全村的乡亲都到养母家看我们。老年人拉着我们的手讲述过去的经历，有的老大妈仔细端详着我，总要找回当年小燕云（我的乳名）的影子。长者你一言我一语地回忆往事，年轻人倚门静听，小孩子欢天喜地跑来跑去，村里热闹非常，真象过年一样。我深深地被此景所感动，一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只是强忍着泪水，动情地望着大家。临别时全村的老乡将我们送到村口，难分难舍地目送着汽车缓缓远去。 第二次到莒县是和我的女儿一同前往，她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看到了这种场面倍受感动，说：“长这么大从没看到过人与人的关系这么真挚，乡亲们是把对姥姥的爱戴全都倾注在我们后代儿女身上了”。“真后悔没有带摄像机，若把这个场面录下来是多么难得的好资料啊！”
解放以后我们家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而转移，先到济南，后又转到福建、上海，最后落户北京。父母的职务逐渐地升高了，城市也越走越大了，但母亲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工作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态度，不计得失，严以律已、宽以待人的品德却一直没有变。多年来母亲一直从事人事、党务工作。她以独特的工作方法——在深刻领会党的方针政策的基础上，以谦和态度，细微的观察，通情达理地处理每一个问题。她爱护干部关心同志，尽力为他们办实事，解决实际问题，深受同事的尊敬。她的工作调动较多，但从未有任何怨言，只要工作需要，总是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以饱满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新的工作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社科理论水平很高的专家云集单位，母亲曾在这里负责党务工作。面对众多的专家，她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努力团结所有的知识分子，关心他们，和他们交心。后来许多著名学者专家都成了她的好朋友。
在北京市教育局负责人事工作期间，母亲对北京市的高等教育、重点中学的规划和建设，以及师资的培养等都做出过努力。她十分注意北京师范学院的建设和干部配备，关心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为北京市中等教育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母亲离休之后，继续担任北京教育学院的顾问，在此期间身患重病的她，还坚持上班为学院的工作出谋划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使学院在对在职教师的培训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母亲是一个很要强而独立的女性。1955年从上海调往北京后，父亲在中央财政部负责税务总局工作。夫妻二人能在一个单位工作，本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也有的人凭借丈夫的职权，自己也升官晋级，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母亲从不愿靠丈夫的地位沾一半点好处。她希望靠自己的工作表现来赢得群众的支持。为此，她采取了回避的做法，向组织提出调离财政部的要求。后经组织批准，调到商业部工作。关于母亲的人品和表现，我们多是从和她共过事的前辈那里得知的。大凡了解她的人无不有口皆碑，称她是一个人品极好，非常难得的好干部。
父亲在财政部担任领导职务以后，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专用轿车，而且汽车司机和我家同住在一个四合院内。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困难时期，负责财经工作的父亲工作非常繁忙，不分工作日和休息日，经常整夜开会，向国务院汇报工作。司机的休息时间几乎都被父亲占了，星期天也很少与家人团聚，母亲非常理解此时给领导干部开专车司机的辛苦。为了使司机的爱人不到寂寞，母亲经常抽出时间去陪她聊天，做了好吃的饭菜常亲自给他们送去。还经常给小孩送些衣物等。我们曾多次听她对父亲说：在休息日能不用车就尽量不用，多给他们俩口留点时间。其实母亲所关心的岂止司机同志一家。那些和她共事或经常接触的人都会对此有发自内心的共同感觉。
父亲上班路经母亲的单位，由于母亲的身体不好，劝她上班时搭乘他的车，母亲总是拒绝。她说：“这是组织上配给你的车，我不能坐，这样影响不好。”所以，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每天母亲都和普通群众一起挤公共汽车上下班。
母亲一生遇事总为别人着想，从不因为自己的事麻烦别人。这一性格在她晚年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她坚强地克服着一个又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直到最后。
母亲长年患糖尿病，后期产生并发症导致眼底出血，并于1978年双目失明。从此，她的眼前一片黑暗，光明只是留在她脑海中永久的记忆。这对一个快60岁的人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呀。曾在战争年代出生人死饱经风霜的母亲，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又遭遇这样残酷无望的现实，以后，她所要面对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是母亲那平和的心态，给我们做子女的以极大的宽慰。这时，父亲也因中风生活不能自理，我们也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也都有自己的家庭，母亲知道子女在单位工作压力很重，不可能把主要精力都放在父母身上。为了减轻子女的压力，母亲顶着病魔的折磨，学会了自己照顾自己。虽然我们也为她请了保姆，但只要自己能动，她决不麻烦别人，比如她努力摸索着将蔬菜一刀一刀均匀切齐；可以凭着自己的感觉，将自己的衣服洗得千干净净；还摸索了一套自己给自己剪发的办法，并总是将自己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
母亲的自强，使我们一度忽视了对她病情的了解，病魔渐渐地侵蚀着她的机体，她的心脏和肾脏的功能都开始急剧下降，她被又一次送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她依旧很少麻烦别人，只要能动，她总是让家人领着，凭着感觉，记住通往卫生间的路线，并记住洗手、洗澡的常用设备的方位，以后就自己去寻找了，当然也经常找错了方位，不得不请医护人员帮助。医生和护士无不敬佩地说：这老太太真不一般，病这么重还不叫护士帮助，在病房里很难见这样刚强的老人。
对子女的教育，母亲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在我们的记忆中，她从没打骂过我们，总是以平等的心态，鼓励我们的每一点进步，倾听我们的稚嫩的呼声。她不爱刻板的说教，而是用自己的言行感染着我们，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做人。母亲就是我们每个子女心中的楷模。
母亲对我们这些生长在领导干部家庭的孩子的成长道路却一点不敢怠慢060年代以前北京的育才小学是高干子弟集中学习的地方。我家从上海调北京后，组织出面要给我们办理上育才小学的手续，被父母婉言谢绝了。母亲说：“还是让他们上普通的小学吧，和劳动人民的孩子多接触，这样对他们将来会更好些。”
记得上小学期间，因搬家我们转过好几次学，但进的都是最普通和最简陋的学校。我们的小学朋友也都是普通人家的子女。是的，尽管我们没有象有的高干子弟那样炫耀自己是那干部子弟学校毕业的资本，也没有出自高级首长家庭的同学朋友，但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的长辈为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她给了我们一颗善良而普通的心，使我们终身受益不尽。
母亲在病重期间，预感自己的日子不会很长了，她思索着给子女留下什么呢？他们革命了一辈子，两袖清风，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唯一有的就是她革命的一生这一精神财富。母亲从小爱唱歌，过去她曾用革命歌曲唤起了多少民众一起抗日。经过考虑，母亲决定把这些她曾唱过的歌曲，通过自唱、自录制成磁带，送给孩子们，为了这个心愿，她不顾身体的极度虚弱用了近半年的时间，凭着自己的记忆、回忆收集着她从小到革命成功以来唱过的歌曲，并一一记忆在脑海中，她要自己独立操作，按顺序加以解说来记录这一难忘的历史。她每天早上吃完饭，在她认为精力最好的时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艰难地摸着操作收录机，一首一首地唱着她最熟悉的歌曲。不满意就重新录制。半年后，当我们拿到正反面录满了母亲唱的歌曲的磁带，我们热泪盈眶，无数次地静听着母亲那清晰、坚定而执着的歌声。
母亲已离我们而去，并葬于莒县后横山，为了能更准确的反映出母亲的心愿，告诉莒县人民王涛没有忘记莒县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我们决定在母亲的墓碑上刻下这样一段碑文：
抗战时期她同这里的乡亲们生死与共建立了她一生最怀念的感情。
安息吧母亲，您的孩子永远怀念您1
2001年7月于北京
（注：申远英、申远杰是王涛同志的长女、长子，分别在财政部、原化工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