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读书 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童
我于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出生于莒县卢家孟堰村。我的家庭原是一个赤贫家庭，后来发家变成一个土财主。我父亲是五世单传的最后一代，至我辈竟是兄弟四人。我作为长子，受到长辈的特别宠爱，成为一家之宝贝，自然是娇生惯养，寄予厚望。祖母说我是个“举人”苗子，父亲想要我读书成名、出人头地，6岁就送我入私塾读书，无非是《三字经》、《四书五经》之类。启蒙老师是季维崧先生，他是捶楚教育的典型，读死书，死记硬背，背不下来就打板子。我入塾的第5天就挨了一顿板子打，4年下来，仍是一句也记不得，一句也不会讲。我从小就调皮好动，胆子也大，5岁时就敢一个人在厨屋里睡觉。读私塾之余，常去偷听游学人口说的“武昌起义”、“宣统皇帝退位”等故事，还从雇工和牧童那里学了不少童谚、戏词。
1914年本村办了个“三育小学”，我开始跟四舅父庄龙田读教科书。民国的教材颇为新鲜，我学得快，也能背、能讲，作文成绩名列前茅，颇得舅父喜爱，对我抱希望、要求严，经常进行爱国和公益教育，使我终身受益。由于教材合口味，我学习特别努力，求知欲望也越来越强，爱听战斗故事，喜读造反史书，初小的底子已能看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1917年14岁时，小学毕业。
1918年离家到莒县县城读县立高等小学，是十二级的插班学生。入学后，一直是本班的高才生，在百余名同学中也算小有名气。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县高等小学也罢了课，我是罢课宣传的宣讲员，带头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打倒孔老二”等口号。在宣讲中，讲到痛心处就喉咙哽噎、声泪俱下。在查日货反奸商活动中，我还画过讽刺漫画，满街张贴。1920年放暑假前，校方开除进步学生，以我班为首的学生自发组织起来，闹起了开除校长（潘宝南举人）的学潮。声讨潘校长的文稿是我起草的，由善书法的刘庆起同学抄写。是年秋，校长换了庄莅之。因此次学潮，有6名同学被开除，其中就有刘庆起，我幸免未被开除，一直蒙混到毕业。
1921年去青州投考第四师范，考了78分也未被录取，据说是被别人抽替了卷子。一气之下，外出求学。第二年，长途步行去500里外的曲阜投考第二师范学校，结果没考中。回莒县后，于冬天再去考莒县师范传习所正科，结果得了个第一名，1923年入学。第一学期教师较好，学了不少东西。第二学期庞障东当所长，他不学无能，学办得不好；1924年杨和舜任所长亦无起色，我只好借书自学，年底毕业。这时，如谚语说的“毕业就是无业”在威胁着我，开始为就业忧虑彷徨。不料想，幸运之神却降临到我的头上，刚毕业就就业了。
教书谋生在坎坷中成长
原来，在毕业典礼上我有幸代表学生作致答词，引起了县长周仁寿的注意，他当场要去了我的名字。在毕业居家的腊月底，突然接到县长亲批的任状，让我去城里做师范附小的主任教员兼通俗讲习所的讲员，月薪18元，外加5元，这种刚就业就兼取双薪的待遇，在军阀统治时期是极为特殊的。从此，我走上了终身事教的生涯。当时，县传习所的所长是历城名士李炳南，有爱国思想，所以，所选讲题范围多是爱国、公益等内容，我每周去该所讲一个题目，这对个人以后的成长是很有益的。李炳南是个文人，在接触中颇受他的影响，更加喜爱历史、文物和舞剑，还不时作点诗文。
我刚就业时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奉系军阀的蹂躏，再加上连年的水、旱、蝗灾，可谓灾难重重，兵灾匪祸，民不聊生。从1925年起，军阀张宗昌即盘踞山东，一个骑兵旅一部驻军莒县。1927年，军阀张怀斌、王恩玉旅，由烟台南下，被方永昌消灭，孙传芳部兵败过莒北窜，师范学校被迫停办，我第一次失业，回到了老家卢家孟堰。
1928年，友人史伯平当上了县立高等小学的校长，他亲自写信给我，要我去该校教艺、体、音美课，我又回到了县城执教。学校发“田赋券”作工资，由于物价飞涨，工资券也不值钱了。入夏，所谓的“北伐军”实际是土匪队围攻莒县城，我事先得到消息，逃出了县城。军阀方永昌部由临沂撤退北逃，学校停办，我二次失业回家。为了索要学校所欠的工资，有一天我去县城，正巧碰上了一个老同学，他是国民党的左派，在国民党莒县党部工作。他力邀我帮忙，给小报抄石印稿，管饭不给钱。迫于糊口，我就留了下来，天天抄写，其中还抄了一篇评“农训班”的稿件，他还让我给“农训班”教唱共产党的“工农兵联合起来”的进步歌曲，这在“四·一二”大屠杀血案发生之后是很冒险的。幸友人张秀甫邀我去他所领导的县立第一小学教艺、体课，才脱了险境。
1929年在县立小学教书时，西北军杨虎城率师进入莒县，打走了土匪刘黑七。杨虎城部队是讲爱国，讲纪律的，半年内秩序较好，学校也很活跃。当时，受曲阜师范出演《子见南子》的影响，我编了一个反孔反封建的独幕话剧《私塾先生》，在一次晚会演出。因张秀甫校长被免职，学校教师愤愤不平，来了个总辞职，后又被迫就职复课。史伯平校长被撤职时，我们又参与了左派支持的控告县教育局长的讼案，为此，我失去了教师职务。1931年秋，张秀甫再次任第一小学的校长，我再次得以任教。
在莒县城的九年任教生涯，使我亲经天灾人祸之苦，目睹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忧心忡忡，惟恐亡国。空有爱国之心，而找不到救国的道路，苦闷已极，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就想远走高飞，换一个更好的地方工作（这实际上是一种幻想，全国一片黑暗，山东哪里还有净土？），于是写信与在青岛的老同学孙声先联系，认为到号称“东方瑞士”的青岛或许更好些。1933年11月，从莒县启程去青岛市，就教于青岛市立肖家小学，专教音美体工。学校设在渔村阴岛，山海壮丽，帆影轮声，景色一新。换了个环境，倍觉心情舒畅。特别是入校的学生几乎全是贫苦渔家子女，人情敦厚，尊师重教，一时教学很顺利。青岛的学校要求高，要整齐、清洁、美化，这些工作统统交给我去做。我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了一个军乐队，还满像个样子。为此在评比中学校得了个“肖家第一”的荣誉。不久，区主任调到海东夏庄区，随调孙声先校长去惜福镇，我也随调到金村办学，任校长。金村（原名荆沟）座落在崂山北部的一条山沟里，人口较多，儿童迫切需要上学。但因是山区，条件很差，房无一间，物无一桌，只好借一个祠堂白手起家。当时我请的第一个教员就是后来的青岛市党组织负责人之一谢明钦。他当时化名叫李文德，作党的地下工作，是我办学的一个得力助手。由于当地群众的拥护、支持，学校白手起家，发展很快，一年之内就有5个分校，8个班，学生800多人，教员11人。学生大部分是山区贫苦人家子女，勤奋好学。当时的学校教育受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影响，大讲“工学团”、“甘庙敲钟录”等，有不少结合劳动的内容。虽是借用的一处祠堂，但仍按青岛市的要求做到整齐、清洁、美化，还组织师生修了一条几百米的金小路和一个花园。金村小学地处美丽的崂山风景区，满山植桃梨，每到春日花发，群山红遍，梨花如云，再衬以苍松翠柏，山岗云岩，煞是好看。如此绮丽如画的自然风光，对我的绘画创作影响很大，我喜爱山水，爱画山水画，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对我的精神陶冶和思想慰藉也是很大的。1935年过春节，一时兴发，挥笔写了一幅春联贴在我住的茅屋大门：宅内松柏千枝绿，门前桃李万株红。
1936年，青岛市发生了十几万人的大罢工，我们虽在偏远山区，但知道消息后，也发动师生组织了募捐活动，大力支持。日本侵略军登陆占领市区后，市政府逃往李村，我们仍坚持上课。“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内地，青岛形势吃紧，学校停课，组织民众学防空、备战。10月间大部分教师出走，只剩下我和谢明钦两个人，坚持守护这所亲自创建的小学。记得当时谢曾问我：“形势这样紧，校长你打算怎么办？”我冲口就说：“国家社会培养了我们，到了今天已是国家存亡之秋，我誓死不做亡国奴，我要抗战到底。”谢说：“好，既然校长有此大志，我就同你一起坚持到底。”不久，谢明钦托病也离开了金村小学，只剩下我孓然一身，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电话，让我离校回原藉，我当即烧掉了有关文件和书藉，第二天会同惜福镇小学的孙声先，一辆车子，一卷行李，迎着西风，过胶县，经诸城，回到了莒县原藉。从此，就结束了在青岛教书谋生的一段历史。
在青岛期间，最值得回忆和骄傲的是，我有意识地掩护了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谢明钦，使他脱险，幸免于难。谢明钦当时的化名叫李文德。他对人说是东北人，因遭水灾回乡不能，才流落青岛的。谢明钦人品好、学识高，但按当时规定，教员须有教学资历才行，谢的来历不符合要求，我只好替他造假履历报请教育局，才得以批准做了教员。后来在一次直言交谈中，他出于对我的信任，才半遮半掩地流露出一点他的真实情况，说他是从莱阳乡村师范出来的，因不满反动政府在该校逮捕进步学生才一气之下离开学校来到青岛。从此以后，我就断定此人很可能是个地下共产党员。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特殊的方便。那时，他几乎每个星期六即请假回市里，我无不应允。在一个星期日，谢和其他教员都去市里去了，只剩我一人在校，忽然一个陌生人来到我校，到处打听谢的消息，寻谢不得，就到我的住处询问。我说这里没有姓谢的，但从他所说的容貌、个头、口音看，确实就是李文德。这时，我忽然警惕了起来，任凭他怎样纠缠，我就一口咬定这里没有个谢明钦，陌生人也只好溜走。傍晚谢从市里回来后，我把此事告诉他，并描述了一下陌生人的长相。谢说：“这个人一准不是个好东西，你撵走他正好”o解放之后，谢才告诉我，那个陌生人是谢在上海时的同事，后来被捕当了叛徒01951年我奉命到济南办理工作调动手续，在教育厅的会客室巧遇谢明钦同志（他当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谈起往事，真是悲喜交集。他说：“当时在金村办小学时我作党的地下工作，我是假名假姓假来历，对你说了假话。当学校只剩下我们俩时，我又说了假话，托病离开你，实际是我并没有病，是李林同志来信约我南下活动，我不得不谎称有病才离开了学校。可是到了掖北后，李林已经南下。后来组织上仍派我在青岛做党的地下工作，不幸被叛徒出卖，坐了几年的大牢，青岛再有三天不解放，我就会死在牢里。”我说：“你那时做地下工作我早已觉察，猜你是个共产党员，今天你可以知道，我是为了正义处处掩护着你，从这件事你也会更加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谢明钦长我两岁，是我入伍前的一位挚友，此次相会，追忆往事，无不凄然、欣然。
在我由青岛回到原籍后的1938年7月，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六大队在罗积伟大队长的带领下到我的家乡一带活动，我同本乡民众一起给予支持并参加扩军工作。当月中旬，该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二支队，由于当地旧政府同新旧抗日武装的矛盾日益加深，二支队于冬季开赴诸胶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这里的反动力量开始抬头。当时我听说，许黑子的一个中队要到我村驻防，由于我对反动军队的不满和批评，他们要对我寻事迫害。于是，我不得不去沂山地区避难。我所庆幸的是，在避难中能有机会阅读毛主席的名著《论持久战》，得到此书后，真是爱不释手、反复精读，使我在政治上、思想上豁然开朗，可以说，毛主席指出的路，正是我要寻找的路，我认准了这条路，并且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投身革命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
1940年7月我正式脱产参加革命，从事战时学校教育工作。1941年春当选为莒中参议员，曾一度以办供销社为名，实际是做沭河边接兵站的工作。这时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认识了王众音、李葵等同志。同年8月调滨海中学。滨中是拥有十支队的一个营建制的干部学校，代号为“伦敦”，在敌顽扫荡中分散办学。当时，我任第一中队的队长兼教员，还兼任滨海参议会秘书主任工作。1944年山东的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而莒县城尚在日军占领下。我所带领的第一中队一百二十余名学员，分散隐蔽在莒中垛庄区，队部设在脉住墩（离我村五里多）。这年11月中旬接到上级命令，要我们组织一部分精干的学生参加解放莒县城的战役，做战地宣传工作。于是我会同指导员王维迅速挑选了十几名学生，编成一个宣传小队，由我和王维带领，急行奔赴前线。行至石井村时，已遥闻枪声阵阵，战斗正急。至邹家庄子才与联络机构接上关系，决定我们在攻城指挥部秘书处工作，主要负责政治宣传，分为下乡宣传和城区宣传。秘书处设在城南关教堂。每天，我们一大清早就离城到史家庄子、邹家庄子等地写大字标语口号。当时，战斗激烈，我军已解放了城区，日寇的一个中队八十余人龟缩在司令部的碉堡里，负隅顽抗。我八路军愈战愈勇。有一位战士在敌人的机枪扫射下，手持铡刀，连破敌人七层铁丝网。还有一位战士为了全班的安全，竞用身体护着八十斤的一个炸药箱。这些英勇的战士均受到战地表扬。我攻城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俘获交公。记得当时路过南门吊桥时，逃跑之敌弃置的文具等满地皆是，当时我真想为滨中寻找一架风琴，但是鉴于战地纪律严明，也只好作罢。对日军碉堡连续猛攻了几天仍未能拔，而敌人的增援部队也由胶济线迂回前进到招贤以南。我主攻部队遂撤至城外，形成大包围圈，逼迫敌人逃亡诸城，莒县城遂获解放。我们的宣传工作也暂告一段落。在29日夜间，告别了首长，返回防地。
1945年2月我奉命调“山东建国学院”参加整风学习。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山东大学附中工作。学校发展很快，工作也很顺利。1946年3月16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是袁驼、刘芳和田培克三同志。入党后，我仍任中队长。临沂此时是省政府所在地，又是战略要地，在拉锯似的内战中，临沂形势吃紧，10月间学校奉命东撤至滨海地区，改名为临沂师范学校，不久同滨海建国学院合并，成立了“山东滨海公学”，我改任公学的总务主任。学校共有十一个大队，经费基本上是自给。
1947年山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一手拿枪、一手分田的土地改革复查运动。为了配合这次土改，滨海地委决定组织“滨海土改宣传大队”，高赞非为大队长，我任副大队长兼后台主任，王毓为教导员兼导演主任，袁硕任编辑主任，陈淑亮任音乐主任。队员为各县文教科擅长艺术的人员，主体是滨海公学的教员和学生，共九十七人。宣传的重点地区是日照，排练的主要节目是大型歌剧《白毛女》，辅之以曲艺演唱等，宣传的主题就是鼓励、激励贫苦农民觉醒起来，敢于向恶霸地主诉苦申冤。除了主演《白毛女》外，曲艺节目则是根据战争时政的需要和农民的要求随编随演。印象很深的深受群众欢迎的是盲人宋某的三弦演奏和说唱。往往是白天读报所得，晚上即加班创作。他虽是盲人，但才华超人、意志坚强，因我负责后勤工作，在生活和行军中给他特别的照顾，派专人为之引路，他所创作的段子也多和我商量定稿，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可惜忘记了他的名字。
土改宣传队组成后即从莒南出发，东去日照，边行军，边排练。到达日照后，同县委接上了头，立即投入了演出活动。有两次演出最使人激动难忘。一次是在两城的演出。这天，白天刚刚开了斗地主的大会，就地正法了六个恶霸地主，群情激昂，余兴未尽，晚上就在斗地主的同一个广场演出了《白毛女》，演到高潮时，台下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声震长空，一直演到鸡叫方才散场。队员们因受群众的感染，演得特别认真、卖力，效果特别好，第二天我作了鼓励表扬的讲话。第二次难忘的演出是在刘家楼。刘家楼是个海滨小渔村，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渔民群众曾消灭过一帮乘涨潮登陆的敌特，在附近村庄曾传为佳话，这次土改也特别积极。听说我们宣传队要来本村演出，群众自发地拿出分来的斗争果实支持我们。演出时，加上周围十几个村的渔民，观众达数千人。当演到牟仁智作恶时，台下的一个民兵义愤填膺，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竞掏出枪要打死台上的牟仁智，幸被一村民发现，及时予以制止，未曾发生意外。此一情节足以证明当时群众的觉悟和演出效果。
在日照演出期间，正值山东战事频仍，国民党军与还乡团勾结在各地频繁进行疯狂的反扑。山东省政府及其各部门不得不采取分散转移的策略。山东大学转向胶东，滨海公学也转移到了丝山地区。当时，敌人已进入了日照城，我们宣传队也被迫作着转移的准备工作。可幸的是，当时我身边带有山东地图和指南针，大家议定需向五莲山光明寺一带转移。因形势的需要，我们土改宣传队遂改为军事编制，大家推举我临时担任指挥员，选部分党团员骨干为先行队，掌握着仅有的三十多支步枪，分为侦察组、事务组、保纪组。其余人员分为三个分队，派骨干得力人员担任正、副队长。准备完毕，即将重的装备寄存下来，连夜轻装前进。时正值雨季，山雨益急，满路泥泞。因战事紧张，除正规部队外，还有滨海中学、滨海公学的队伍都在向山区转移，吃饭、住宿都成了大问题。幸喜这一地区群众觉悟高，走到哪里都有热情的群众支持，再加上我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好，尚能保证不饿肚子。得到的少量的白面，重点照顾病号、孕妇和老人。雨中住宿比吃饭还难，记得走到某村时，大雨滂沱，眼都睁不开，我决定暂时入村避雨，补充给养。不料，此村早有十几个部门入住，人员拥挤不堪，只有站立的余地。村长倒很热情，说住的地方确实不好解决，但保证能叫大家吃上饭。吃过晚饭后，住的地方仍未解决。我作为总指挥此时心急如焚，在屋檐下避雨时，忽抬头远望，见五莲西北山脚下隐隐约约有茅屋数栋，带着一线希望，急调保纪组跑步前往察看，不一会来人回报说：那里只有八家居民，尚无人占住。我立即召集大家急行军前往。途中遇滨海中学的大队，也正在大雨淋漓中找住处。忽然看见三女儿卢培瑜，雨中风大把苇笠刮跑了，见她满身湿透，煞是心疼，但公务在身，也无暇照顾，只是嘱咐了几句就继续前进。到达目的地时，即分头安排住宿，多是在地下打草铺还安排了夜间值班警戒哨兵。半夜时间，滨海公学一个三十六人的地干队也已赶到此村，本来我宣传队九十七人住这十几间的茅屋已经够拥挤了，再挤上三十多人其紧张状况可想而知，大家互相谦让，能挤就挤，有的干脆不睡了，去当值勤哨兵。就这样，总算熬过几夜。后来得到消息，侵占日照城之敌又要进犯两城地区很可能还要人山扫荡。我们决定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有一天，我们到了莒县石场山区的魏家沟村住下，在此进行休整。村在山峪中，依山盖屋，重重叠叠，颇为好看。村民极为热情，拿出白面、小米、花生、黄豆给我们改善生活，大家都有回到家中之感。为了答谢村民的盛意，我们每晚都给村民组织曲艺晚会，深受村民欢迎。在休整期间，我派人到泰石路南同滨海专署的领导取得联系，回莒南进行休整。行军途中，还领到军鞋，每人一双。因十几天的连续雨中行军，我宣传队有半数以上的队员已是赤脚无鞋，此时穿上新鞋，无不兴高采烈。五日后，过九里坡至中楼一带少住。应西楼之盛情邀请，为他们专门组织了一次晚会。后奉命回到桃花峪。此时，滨海公学、滨海中学早已回防，我们就地又为他们作了最后一次汇报演出，场面轰动感人，不少人为白毛女的遭遇流下了同情的眼泪。后转移稻草峪进行总结，我又回到了滨海公学。到此，历时三个月的土改宣传胜利结束，得到地委专署的好评。
不久，我奉命调莒南县任文教科长。时有科员八人，都很精干得力。我按县长高风林的要求，拟定了一套规模较大的冬学计划上报省厅，引起厅领导的重视，遂派人来莒南考察，认为方向对头，步骤明确，措施可行。
1948年我入华东大学学习。到华东大学学习是件好事，但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当时是编队入学，我被编在直属队，从诸城一带启程，直向当时属于河北省的庆云开进。这是一次长途跋涉的千里大行军。当时年景欠好，仅能粗粮保肚，有时还要挨饿。我当时有病在身，仍咬着牙随先行队艰难地向前行军。当年是在诸城的朱紫村过的春节，后到达休整地。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继续北上。到达庆云后，方进入正规的三查三整学习。
1948年7月，奉教育厅之调令，参加华大工农班的教学工作。9月回滨海地区任滨海中学教导主任。1949年，梅校长调走，我同徐杰同志商定请准专办翻身农民子女的四个班，定名为“滨海乡村师范”，我先任教导主任，后任副校长、党支部书记、滨海专署党工委委员，校址在莒南山区坊前村。同年冬迁入临沂城，改名为“临沂师范”，耿梅村任校长，我任副校长。大家同心协力办学，一年多的时间已初具规模。
1951年5月我奉命调往曲阜师范学校任副校长，校长冯昌和同志很快调走，我只身一人担起领导的担子，集党务、教务、总务于一身，带着久病的身体顽强地拼搏。当时，曲阜解放不久，情况复杂，人员也比较复杂，好在有上级领导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再加上曲师（前山东二师）有光荣的传统，学校发展很快，至1956年已达二十二个班，一千余人。由于我长期带病坚持工作，小病不治，大病不养，遂积劳成疾，以至大咯血卧床不起，经领导批准，不得不外出住院治病，当时真不舍得丢下自己一手经营起来的这所学校。
我从1957年1月5日开始大咯血，连续几天不见好转，特别是日暮之后咳嗽不止，实是难熬，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时，有感而发，即兴作七绝一首：
多少先烈流血尽，继承奋斗愧蹉跎。
献出健康复何憾，日吐升斗值几何？
从此，带着诗中所吐露的心志开始了近十年的与病魔作斗争的生活。先是到南京、济南查病，于是年8月1日确诊为“椎骨结核”，医生要求绝对卧床。9月间，作了一次9个小时的开胸大手术，险中逃生，挺了过来。10月转入昌潍第二干部疗养院（在胶县）01958年突然病变，几近死亡边缘，当时我想到毛主席“既来之则安之”的教导，坚定信心，保持镇静，自认为无愧今生，死无遗憾，幸喜化险为夷，又过了一次险关。此后，病情转入平稳，安心疗养，一住就是六年。在这六年中，先是睡石膏床，后勉强能在床上半卧，好转时，也能下床练习走路01962年，龟缩台湾一隅的蒋介石蠢蠢欲动，叫嚷反攻大陆，沿海备战形势紧张，8月间由胶县转回曲阜。1965年结核病再次复发，再次入院治疗，又做了一次大手术，拿掉三根肋骨。
在近十年的病榻生活中，一方面抱着积极的态度，主动配合院方治疗，另一方面也抱着不虚度年华的态度，坚持床上学习和写作，从书中求乐，一直乐观向上，做点对党有益的力所能及的工作。特别是在胶县的六年时间里，我把学习和写作有意地排上卧床的日程，日复一日，持之以恒。早上准时收听新闻广播，上午阅读报章杂志，下午写作。“书报不离手，宣传不离口，政治活动在床头”，这就是我养病生涯的写照。几年下来，所写的东西，包括正式出版的专著、笔记、随笔、论文和诗作，粗算起来不下五十万字。早在1957年1月，我在咯血的情况下，曲阜县委即商我写作关于曲阜名胜介绍的小册子。当时我觉得机会难得，扶病写成了《曲阜名胜古迹介绍》，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又在胶县卧床期间，对此书作了补充修改，出了第二版、第三版。还为医院广播站写了八万字的《中国历史扼要介绍》，每天广播一小时，共播出四个月。还写作了《山东红袄军史话》、《一个坚持十年游击的学校》等。回曲阜之后的1963年，抽空将治病期间的写作进行整理，集成了三个集子，计190篇，近40万字，起名《卧床集》。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三大本卧床集和其他书稿几乎被洗劫一空，只留下部分残篇。好在这些文稿已发挥了病中求乐的作用（现在也只能以此来聊以自慰了）。我1959年曾写过一首“高卧读乐书”的七言长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卧病学习颇贪多，势将赶读达五车，报章杂志满几案，昼夜展卷爱不舍。…‘自我武装作准备，康复之日再执柯。老当益壮固我志，发奋图强有热血。日复一日惟执卷，明理求知惜勺撮。读书之乐乐如何？长剑舞罢复高歌。”诗言志也，无志即无诗，无志之诗亦不成其为诗。我的诗是以革命之志为志。以上所引几句诗，道出了我在久病中坚持读书写作的秘密。
晚年病休 夕阳依然红
1965年我在曲阜县医院做了第二次大手术。住院治疗中，医生力劝，我才提出了离休申请01966年6月曲阜师范学校学生已起来造反，领导瘫痪，离休申请被搁置起来，一搁就是十年。在这十年中，我像无数“当权派”一样成为“革命”的对象，过着挨批斗、住牛棚、被践踏的痛苦生活。一个已满六十岁的老人，又拖着半残的病体，其苦、其闷、其痛、其恨是可想而知的。
1966年“文革”初起，我早已不是当权派了，可在那个年代，只要沾上“老”字、“长”字和“学”字就是红卫兵的“天敌”，必须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造反派的头头们挖空心思寻找我的“黑材料”，他们以为，我作为解放后曲师校的第一任校长，一定有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但是经过一番挖空心思的努力才发现，确无什么把柄可抓。于是就把目光转到我的《曲阜名胜古迹介绍》那本书上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给我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大批特批，什么“尊孔复古的急先锋”、“孔老二的孝子贤孙”等等。对此，我也只能一笑置之。后来在“黑帮”的营垒中杀出了几个人来，为了蒙蔽学生，掩盖自己，诬陷他人，硬是无中生有地“揭发”我，于是我才被打进“黑帮”队伍。
1967年上半年，曲阜的武斗升级，造反派们忙于自身的争权夺利，我趁机到上海查病，经临沂，去南京。由于南京、常州武斗正酣，沪宁线已瘫痪，在南京等了十天，待恢复通车后才买上火车票由宁转沪。在三女儿家住了一段时间，先后到广慈医院查体两次，结果令人满意。后见上海形势吃紧，不能多住，再乘车由沪去宁，住大女儿处。女儿所在南京军区通讯枢纽部，由于“四人帮”的插手，军队营房也非一片静土。勉强住下，趁机去中山陵、雨花台等地看了看，闲暇无事，也写了些游记散文和即兴古诗，后来集成了小册子，名日《南游纪实》。1968年8月回到曲阜，刚踏进校门不久，竟无缘无故挨了一顿耳光，被关进了“牛棚”，失去了人身自由达三个月之久。1969年初军工宣传队进校，我被宣布“解放”，并动员我参加工作，让我在校办公室专门负责接待外调人员的工作。
回顾文革初期最混乱、最残酷的日月，说句良心话，我算受苦少的，大字报只在校内没上街，也没“享受”游街示众的滋味，更没有挨酷刑拷打。不少有良心的学生出于怜悯之心在暗中保护我。记得有一次在校内开批斗会，“黑帮”们站在台上做“喷气式”状，我一个病残的老人怎能受得了？站了一会儿，已是满头大汗，气喘嘘嘘，浑身发抖。这时一位红卫兵小将上来，在我背后假装踢一脚，让我跪倒在地，还骂了一句：老不死的，装什么洋蒜？我知道，这是好心的学生在巧妙地保护我。当时我想，好人终归有好报的。我一生只干好事、善事，从未做违心事，从来都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诲人不倦，扶贫济困，乐以助人，这次得到善报，大概是我一生做人的结果吧。
1970年10月，济宁地区在曲阜设立“三孔改革办公室”，我应县政治部之邀参加了三孔改革工作，天天按时上班。办公室共三十余人，多为教师，工作任务也很重，在此期间我学了不少东西，也写了不少材料。1972年办公室解散。此后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运动，曲阜作为孔子的故乡，全国来访者络绎不绝。我又忙了起来，或是陪来访者游览作解说员，或是为来访者作专场报告，或是应邀撰写有关“三孔”的资料，有时达到门庭若市、应接不暇的地步。省文教办公室的燕遇明同志来曲组织“三孔资料汇编”时，我当上了曲阜组的负责人，夜以继日，不知疲倦的工作，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分工任务。
1975年几经周折，才正式办了退休手续，给我85%的工资待遇。一方面令人高兴，因为拖了十年的退休问题终于正式解决了。另一方面也愤愤不平，因为在这十年中，我一直同在职人员一样挨批斗，干工作，而所做的工作都是上级正式安排的，然而我享受生活待遇仍然是离职养病待遇，这显然是对党的干部政策的一种践踏，几经提出，也无人站出来主持正义、落实政策、给予解决。我也只好委曲求全，为了大局，为了安定，隐忍不再提及，心里自嘲、自慰说：也好，就算是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吧。是啊，在那动乱的年代，付出个人巨大牺牲的何止我一个，能保住一条命活下来就算万幸了。
1979年按中央的新规定，我由退休改为离休，正式拿到了离休证。我从内心里感谢党的好政策。知足感德，此后愿以余生之年积极学习，发挥余热，言正行端，以终此生，遂赋诗一首，以铭伏枥之志：“身经风云日悠悠，祖国独立更出头。不愧此生经三战，老兵皓首无私求。”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生活环境日益稳定放心，学术空气空前高涨活跃。我虽已八十多岁，仍是学习工作，壮心不已。这时，身兼名誉会长、理事、顾问等十几个社团组织的虚衔，有请必到，有话就讲，受到大家的欢迎和尊重。除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外，更多的是致力于晚年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主要有《论寿丘》、《曲阜文化历史的鸟瞰》、《古迹今昔话曲阜》、《论孔子的师范教育思想》等等。平时，整天沉浸在读书的快乐中，自己订了两份报纸，两份杂志，几乎一篇不漏地反复阅读。我特别喜爱史书，特地购买了一套通史阅读。喜爱音乐，就购置了一架风琴，兴至就弹奏几支古曲、民歌。喜绘画、雕刻，兴至时，就随手画，随手雕，时间长了，仅绘画就集成了一册，名日《伏枥画册》。喜盆景，也良莠交杂地有了三十多盆花卉。喜自然美，奇石根雕杂陈于几案上，皆属稀有。喜文物，则小盆小罐、古钱古砚也收集了不少。每天来访的人很多，几乎是日无虚座，多数是来看望慰问的，有老熟人、老战友、老校友，也有来曲参观、登门访问的，也有历史、艺术的研究者和爱好者登门求教的，也有专程来索要专门资料的，其中应邀为莒县、莒南、临沂市各写教育史料一份，计三万多字。
1983年，华年逝水，瞬已八十。八十年事，弹指间耳，已是教龄58年，伍龄43年，党龄38年。青丝白发，愧少贡献，然天地一新，日月重光，是我老年之大幸。抚今追昔，浮想联翩，感慨系之，随口吟成四绝，以寄思绪和寄托。现记之如下，作为《我的回顾》之结束语：
（一）
浮生弹指八十龄，阅尽人间路不平。
冲破险阻抵今日，喜见神州满地红。
（二）
此生何曾纪生辰，只知为国尽微忱。
教坛辗转六十载，寸阴是惜为人民。
（三）
冬去春来一年年，社会前进无休闲。
我今离休新阶段，万紫千红尽空前。
（四）
人生寿筹总有限，尽瘁难期达百年。
树人事业托后代，培英育才辟新田。
（卢培琪删节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