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卢兼三，1904年生，1985年逝世，他们的工作、生活似乎离我们很远、很远，然而他们的思想、作风、品德却又离我们很近、很近。我从12岁即生活在父亲身边，他的言传和身教都在我心灵深处打上了难忘的烙印，至今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眼前。这种回忆是一种慰藉，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警示，一种激励。
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五世单传的家庭，至祖父一代，不仅发了家，而且人丁也兴旺起来，竟是拥有四个儿子的大家庭。除雇工经营土地外，还开了中药铺，经营药材，看病治病，是一个较为典型的经营性财主，在村里属三大家族之一。父亲从小就不安分，好动，胆子也大，爱听古代造反故事，爱看武侠小说。读私塾时，不愿死记硬背，经常挨板子打。1918年15岁时，独自一人到县城读高小。1925年22岁时就业教书，开始了受雇于人、教书糊口的生涯。此后，因不满大家庭的束缚、歧视和虐待，闹了三次家变。
闹家变，在当时的背景下实际上是对封建家庭的一种不满，一种抗争，当然也是一种叛逆。父亲独立工作后，大家庭不但不给经济上支援，所得报酬还得交给大家庭，这在实际上就是剥夺了父亲对自己劳动所得的独立支配权；另一方面，因父亲外出教书，母亲带着孩子在家，倍受歧视和虐待。因父亲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大，按封建家庭的传统就应当挑起家务劳动的重担，于是粗活、重活、苦活都压在母亲身上。母亲娘家此时已经败落为穷人行列，无娘家的后台保护，自然也就沦为家庭奴隶。父亲实在忍不下这口气，于1929年不顾大家的反对，硬是把母亲带到莒县城里，让她识字学文化。这是第一次家变。可惜，因军阀孙殿英过莒县境，城里形势吃紧，没能坚持下去。1934年父亲去青岛肖家小学任教。是年夏天，父亲专程回老家把全家带回青岛居住，一住就是四年。这是一次抛弃大家庭、自主生活的家变。1937年青岛形势吃紧，小学也解散，被迫无奈又回到老家。在家期间，父亲曾参加了八路军扩军的活动，在赵朋三的带领下，一批失业学生、教员和小商人参加了抗日救国宣传。父亲在沂山区避难时，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这时，他脱离封建家庭、参加抗日救国活动的思想更加坚定。1939年父亲又闹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家变，据理力争，力主分家。祖父已见大家庭难以维系，也只好屈从，找了个主持人，把土地、房屋等财产分了四等份，把家分了。从此，彻底摆脱了大家庭的束缚，我这个小家庭也从此变为革命家庭。1940年父亲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家中的土地按工属优待由村里代耕。
分家之后，父亲为家庭立了一个规矩：全家都要跟着他搞革命，长大一个，拉出去一个。我大姐卢培琴1940年入抗日小学学习，1942年入滨海中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浮东区工作，正式参加革命工作。日本投降后，根据工作需要，组织上又派她到新四军电务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编入军政大学的八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野战军一纵二师工作。大姐曾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1946年，父亲又把二姐卢培瑾、三姐卢培瑜送到滨海公学学习，毕业后，于1948年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后，父亲先是把我转学离家到曲阜上学，后又把母亲和四姐、二弟转到曲阜。就这样，我们全家都先后离开了老家，天南地北，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和国家工作。至此，父亲总算实现了“长大一个，拉出去一个”的夙愿。
我父亲的三次闹家变，实际上是三次家庭革命，实质是向封建家庭闹独立，要自由。这种对旧家庭的叛逆，决定了我们全家的命运和前途。不仅如此，父亲还把这三次家庭革命作为家庭教育的基础，茶余饭后，经常向子女们讲述他这个封建家庭的“逆子”是如何同旧家庭斗争的，封建大家庭是如何剥削穷人、内部倾轧、不仁不义的，忠厚老实而又贤惠的母亲又是如何在大家庭内受罪受苦的。这些，在我们子女的幼小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以后的学习、工作、做人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勤奋自学
我父亲的学历不高，高小毕业后又上了两年的师范传习正科，按现在的说法充其量是个中专生，可他的学识却远远超过了他的学历，靠的就是勤奋自学。这种自学不是一事一时的，而是持久的、连续的、终生的，即是到了晚年患了严重的白内障，仍然拿着放大镜坚持自学。
向书本要知识，向群众学知识，向实践谋知识，是父亲自学的三个重要途径。读书是父亲的第一需要，完全可以用“手不释卷，学而不厌”来形容。在他的办公桌上，除了公文就是一摞摞的书籍；在他的卧室里，除了床铺就是挤满了书的书架和床底下的书箱。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他就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订阅《人民日报》、《旅行者》、《新观察》等报刊。离休之后，除《人民日报》外，还订有昂贵的《人民画报》以及《历史研究》、《化石》等刊物。父亲的读书涉猎很广，除政治书籍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文史经哲音美无所不好。有的作一般浏览，有的则精研细读，做摘录，写心得。我曾翻阅他爱不释手的六卷本《国榷》，那上面几乎每页都写有眉批，蝇头小字，密密麻麻。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也是父亲汲取精神营养的重要方面。在战争年代，游击办学的客观环境，使他有机会到处流动、接触群众。每走到一地，就同村长、贫苦农民攀谈，了解民间疾苦，听取群众反映。对民间流传的故事他也不放过，在父亲遗存的资料中，就有一篇群众讲述的动人的故事，他认为这是一个编写剧本的很好的素材，遂记录下来：解放前，张店人李某娶妻后，因躲国民党抓壮丁，逃去东北。后返回，疑妻在家不贞，遂在夜间翻墙回家以观动静，见一汉子躺在床上，遂起疑心，持刀上去砍下了头。其小姨子其时在另一间屋睡觉，听见动静，到姐姐屋里一看，大惊失色。原来，被杀的汉子是当地的大流氓、汉奸队长，这天，因李妻不在家，强奸未遂。被杀后，其妻告了上去，李某的小姨子被诬杀人，被关了牢。李某得知实情后，后悔不已，遂自首，被关进了大牢。幸张店解放，开牢放人，李某才得以解救出来。父亲还特别爱看历史古迹，每到一地，只要有古迹，他都要挤时间去亲自考察，对重要碑文作些摘记01947年参加土改宣传时，曾转移到五莲山，有一天，接到通知要上山开会。父亲一生养成了战时习惯，开会从不迟到。他提前启程，翻过三道山粱竞出乎意料地走到了久闻大名的“光明寺”，遂驻足游览，并同和尚们攀谈，得知此寺建于明代，一直香火不断，寺中曾保存有珍贵文物，如“金钟玉罄”、“万历画像”，还有用菩提叶制的“观音大悲咒”等。可惜早已失传，很是让父亲遗憾。1951年父亲调曲阜工作后，记得有一次他领我逛孔庙，兴致很高，边看边讲，滔滔不绝。我那时还小，感兴趣的是景，什么金碧辉煌的大成殿、栩栩如生的塑像、如龙似虬的松柏等。可父亲感兴趣的却是对联、提匾和碑文，当逛十三碑亭时，他竟然把我仍在一边，掏出小本本来，认真地抄写起碑文来，我也只好站在他身边傻等。
在学识上，父亲是个杂家（后期重点转入历史研究），无所不晓，多才多艺，这与他求知似渴、无书不读有关，也与战时教育需要通才有关。战时的中等教育是通才教育，没有专业设置，而且又是游击教学，天作课堂，腿做桌，很难做到正规的教材、固定的课堂，师资也缺，往往一人兼教几门课程。这种环境对教员的要求也就特别高，知识结构必须以战争的需要为转移，招之即来，来之能教。也许就是这样的环境，再加上父亲个人的勤奋，才造就了他适应时代要求的各方面才能。文史是父亲的专长，音、体、美、工是父亲的特长。例如音乐，父亲吹、拉、弹、唱，虽然谈不上精，但却能粗懂和演奏，在曲师校期间，他就自己购买了古琴、洞萧和笙，兴之所来，他都能演奏一曲，还像那么回事。1955年他到济南开会时，还特意给我购回价值50多元的一把二胡，教我拉奏。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能自己创作歌曲，集词、曲创作和指挥于一身。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六七首，其中有颂歌、识字歌、校歌等，有的还收入“解放战争歌曲选”正式出版。我八岁那年曾经到滨海公学看望父亲，清楚地记得他在学校的操场上指挥几百名学生唱歌，边教边打着拍子，那瘦削的身影和炯炯有神的眼睛，至今还历历在目，那么生动，那么感人。据老人说，他曾经汇集了两本《战时歌曲集》、《儿童歌曲集》，可惜战争转移中丢失。父亲也喜绘画、雕刻。仅为自己刻用的图章能保留下来的就有20多枚，大多有历史的纪念意义，如“莒人”、“教书之匠，八路一兵”、“青在莒，壮在齐，老在鲁”、“耽画嗜书，眠琴倚剑”等。根雕、桃核雕也是父亲的一绝，其中桃核雕“十八罗汉”，个人个面，或笑或怒，栩栩如生，至今我还经常拿着放大镜来欣赏。
诲人不倦
父亲“教书匠”的一生最值得欣慰的就是教出了一大批栋梁之才，说他“桃李满天下”是当之无愧的。在他个人的信息范围内（与他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仅滨海中学时期，后来成为将军的学生就有八位之多。父亲有一句终其教育一生的名言，叫做“老师是最无私的”。老师的无私集中表现在他把知识看作是人类的、公有的，从不据为已有，更不待价而沽。老师的天职就是“传道解惑”，恨不能把自己所有的知识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学生，从不“留一手”。“留一手”的老师绝不是个称职的老师。我父亲就属于那种从不留一手的人，对学生有求必应，有问必答，甚至有时有点过——不问也答。在老家，父亲有个外号叫“大啦”，我想这主要是一种美誉，而不属于带贬义的“能说会道”一类。因为“大啦”的外号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父亲参加革命之后，在外面识多见广，有许多新鲜时事和故事，昕他讲故事，这对封闭、愚昧的农民来说无疑是种快乐和享受。所以，父亲每次回家，乡亲们都自动地到我家，大家挤到“天井”（小院）里，问长问短，父亲的话匣子只要一开，就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当然是宣传抗日、宣传革命的难得时机）。“大啦”的外号就这样传开了。时间长了，就成了习惯，只要听说父亲回家了，就东家串西家，口里嚷着：“大啦回来了，快去听故事！”我懂事之后，也经常遇到这种“大啦”的场面，学生也好，客人也好，进了屋门就几乎没有自己说话的时间，父亲似乎忘记了学生是来干什么的，只要拾起个话头，就从头到尾，有声有色地讲个没完。遇到这种场面，我只能坐在一旁为父亲着急，但又知道他的脾气，也不敢插言。我想，这就是我父亲的教育品格，也就是我父亲的“老师无私”：“传道”从来不嫌多，“诲人”从来不知倦。
记得有一天，一个泗水的学生到我家找父亲求教。他很喜爱音乐，知道父亲刚买了一架风琴，就奔这架风琴来了。那时我父亲已经离休，七十多岁了，见学生如此酷爱音乐，就喜不自禁，破格接待他。先是倒上开水，寒喧一番，接着就打开风琴，给学生上起音乐课来。先讲风琴的构造，又讲风琴弹奏的基础知识，再讲指法练习和谐音的配搭，又是示范，又是让学生上琴操作，不知不觉已过了饭时。学生起身要走，父亲就说：太晚了，食堂下班了，就在我这里吃点便餐吧。就这样硬是把这个学生留了下来。说实在话，当时我是有点不高兴，心想：人家学生有音乐课，只不过礼节性地来看望你，老人家身体又不好，何必那么当真呢。可又一想，这就是我父亲的诲人品格，搞了一辈子教育，已形成了习惯，是永远也改不了啦，由他去吧，只要老人高兴就行。
毅力超人
我最佩服的就是父亲的毅力，一种超乎常人的毅力。因为我所缺乏的就是父亲的那种毅力，如果说，父亲的其他好的品格在我身上还有“遗传”的话，唯独毅力这一条我没有继承下来。所以，回忆往事，父亲的毅力最令我折服，同时也有点惭愧。
我父亲在37岁时才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入党也是参加革命六年以后的事情。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就是他出身成份不好。但是事实上，远在入伍前就有抗日爱国思想和革命思想01929年开始，闹了三次家变，在莒县任教期间，曾亲自编写《私塾先生》剧本公开搞演出，向封建礼教发难，还曾协助谢福辰老师到济南参加营救被捕入狱的谢辉同志。在青岛任教期间，曾掩护过地下党员谢明钦同志。1938年曾积极参加八路军四支队在家乡的扩军工作，同驻大店，搞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等等。虽然如此，但要正式入伍，还必须经受革命队伍的长期考验。我父亲当时抱定一种信念，认准了一条革命道路，以坚强的毅力探索着、追求着，终于如愿以偿正式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来。
父亲的自学成才靠的是毅力，在久病危病中大难不死，在“文革”的磨难中没倒下挺过来，靠的也是毅力。及到老年，高龄八十了，眼睛几乎失明，仍坚持用放大镜读书，也是靠他的毅力，靠他生就的一股牛劲、韧劲、倔劲。
谁都很难想像，在绝对卧床与死神作斗争的胶县养病期间，竟能躺在床上写出近40万字的书稿、几百首诗。“文革”期间，父亲拖着病体独自一人南下上海、南京查病，历尽艰辛，竟能成行，没有一股韧劲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到了晚年，眼病发作，几乎近于失明，他仍坚持用放大镜辅助读书。有一年，我从济南回曲阜看望老人，经常见父亲用发抖的手拿着放大镜伏案读书。我就劝老人家，用放大镜看书太伤眼睛，弄不好要失明的。父亲却说：一辈子读书成了习惯，一天不读，就觉得这日子过得没滋味，现在我只能少读，但不能不读。更令人敬佩和心疼的是，到了他生命的晚期，年已八十，白内障更加严重，放大镜也没有用了，只能凭着光线摸着走路，但父亲仍然凭着触觉，摸着纸写作，在他留下的写作笔记本中，最后的几首诗全都是摸着纸写成的，行是斜的，字是歪的，还经常出现压字的现象，重重叠叠，难以辨认。看到这里，你不能
不为他惊人的毅力所折服。
当我伏案翻阅这些手稿时，耳边响起了他经常进行家教的一句话：“哭是无能的一种表现。”我不能说成年的父亲没哭过，但在我的记忆里从未听说也没看见父亲哭过，再苦再难，他都以乐观豁达对待之，都以坚强的毅力挺过去。记得1952年我从老家转学到曲阜。时值暑假，父亲因公赴济南开会，我一个小孩子只身一人远离家门，来到曲阜时没见到亲人，顿时想家掉泪。父亲返回曲阜时，一见面，我就抱着父亲哇哇大哭。父亲虽心里难过，但那泪是不会轻易流下来的，反而正颜厉色说：“哭什么？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记住，哭是无能的一种表现。”然后他就给我讲故事，说他在大店坊前工作时，得了一场急病，高烧38到40度。正在这时，接到通知要他去临沂开重要会议。他二话没说，找了两个勤务员，带上干粮、行李上路了。时值大雨，到处都沟满河涨，好一点的大路也是水漫膝盖。一路上父亲高烧不退，凭着他顽强的毅力，咬定牙关，只知前进，不言后退，终于以四天的时间，过四条河道，走完了近百里水路，按时参加了临沂的会议。这件事，深深地教育了我，虽然我的毅力没法同父亲相比，但在以后的工作中也能不怕艰苦，顶得住困难的重压。更有意思的是，我还把父亲的话搬来教育下一代：哭什么？哭是无能的一种表现！
公私分明
父亲一生对公与私两个概念分得特别清楚，公是公，私是私，丁是丁，卯是卯，从不相掺合。在他的心目中，公家的东西特别神圣，神圣到点滴都不能侵犯的地步。现在老百姓痛恨的什么“损公肥私”、“化公为私”、“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我想在父亲那个年代，大概连这些观念都没有。这里有两件小事对我印象特别深，教育也特别大。
1952年上半年，那时我在曲阜古泮池小学上高小，跟父亲一个床上睡觉，一个桌上（办公桌）吃饭。曲师校的教职工食堂实行摘牌订菜的简单办法。菜分甲、乙、丙三种，每种菜分若干小木牌，挂在黑板上，黑板的另一边是菜谱，第二天吃什么菜由教职工个人摘牌而定，到时候交牌打菜就行。多数情况下是父亲订菜我去食堂打。有一天父亲突然发高烧，还伴有呕吐，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可那天订的菜却是红烧鲫鱼（这是饭桌上少见的甲级菜），打菜时我向师父提出能否换一个清淡的。那位掌勺的尹师傅问为什么，我说父亲发烧病得厉害。尹师傅一听，就自作主张地临时给父亲做了一碗清汤鸡蛋面，让我拿回去。当我端着饭菜回家时，父亲见多了碗面条，就问是怎么回事，我如实说了。父亲一听就生气了，教训了我一顿，拿出饭票非要我回食堂交票。我抹着泪交票时，尹师傅很受感动，说：“你看，小卢，这碗面算我的还不行？老校长就是这么认真，有病吃面条这是老八路的传统，没犯什么规矩啊？”
还有一次，1967年父亲刚搬了家，第一次有了间正式的厨屋，可以垒灶支锅做饭了。在新家的东边刚刚拆了一间旧草屋，我回家时见已没有了柴火烧，就跑到拆屋的地方捡了点盖屋的破苇子，还拿了一个已断成两半的破窗棂。父亲看见了，就很生气。因那时我已长大，倒没有挨训，但还是上了一堂“政治课”：“我和你们多次说过，公家的就是公家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动。从小不注意爱护公物，到以后不知会闯出什么祸来。快把捡回来的东西送回去，咱不能要。”我辩解说：“破屋烂草，好的人家都捡走了，咱捡人家剩下的怕什么？”父亲坚定地说：“别管人家，管好自己就行，公家的东西就是不能要。”在父亲的坚持下，我只好悻悻地把那个破窗棂送了回去，心想：对这样的老人，你真拿他没办法。
乐善好施
我父亲和我母亲一生求善、行善，同情弱者，怜惜穷人，都有一颗善良的慈悲之心。而对个人的生活从来没有过高的要求，有时甚至过于“苛刻”，直到老年仍然是粗茶淡饭。记得那时，每顿饭都是一碗粥、一盘青菜、一牒甜酱、两棵大葱就打发了，偶尔买点肉，做个鱼，那就是
“过年”了。1981年我家分到仅50平方米的新房，父亲对党感恩不尽，心里十分激动，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动人的话：“这是在校三十一年间第十二次搬家，从租赁一间土墙透风、臭虫钻被的草房（我母亲来曲阜后曾租住民房）到住上新大楼，我认为一个革命战士在居住上已达到了顶点，我知足之余，还认为是过分了，同一般工农大众比，是蒙恩太大，良心惭愧。”这就是一代老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可父亲对待他人，对待同事、学生和穷人，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1947年家乡土改时，父亲曾向党组织写信表决心，表示把家中的土地全部献给贫雇农。我想谁看了上边他在日记中亲自写下的那段话，都不会认为这是为了在党组织面前、在运动中表现自己，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真诚的愿望。因为，父亲参加革命后和1946年大姐参军后，家中的土地一直按政策给予工属、军属双重优待由村中代耕，党对父亲的大恩，使他心中早有愧疚之感。另一方面，父亲和大姐在外工作，二姐、三姐又在外上学，家中撇下老母亲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干农活，吃苦不说，也实在顾不过来，早有甩掉土地包袱交给贫苦农民去种的想法。所以，父亲才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想把土地全部都献出去，带全家出去谋生。后来在党组织的劝说下，才勉强留下了维持生活的少量土地。
我八岁那年，有一天父亲回家了，腰间挎着手枪，身上背着干粮袋，全家都很高兴。每次父亲回家，我最感兴趣的是父亲的那个干粮袋，因为干粮袋里装的是切成小块、烤干了的白面饼，父亲每次回家我就摆弄那个干粮袋，馋得口中流水，父亲见了，就打开袋子拿出几小块给我吃。有一天，一个蓬头垢面的妇女领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小男孩到我家讨饭，口里不停地喊着：行行好吧，救救我苦命的孩子。我母亲对要饭的从来有求必应，马上拿出两个煎饼、几个生地瓜给了她。父亲见了就向前问道：是哪里人？怎么出来要饭？听那妇人说，他丈夫在土改时被地主暗杀了，孩子他爷爷一气之下也上吊自杀，撇下她孤儿寡母，只得出来讨饭糊口。父亲听后，二话没说，回到屋里，拿出干粮袋就往讨饭蓝里倒，那妇人扑通就跪下磕头，连声说：好人，大好人。
解放初期抗美援朝献飞机大炮时，父亲自然不甘落后，带头捐献。成立合作社时，村里打井缺钱，干部写信求父亲支援，父亲随寄回一百块钱。“文革”动乱期间，不少学生找父亲借钱，父亲也不好拒绝，或30或500学生们当时说得悲悲切切，还千谢万谢，一定奉还，但一旦把钱拿到手，就音信皆无了。有一次父亲谈起此事，我就劝他：现在乱轰轰的，好坏难分，说不定有坏人借机敲诈，自己的性命都难保了，还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父亲听后，也是一脸难色，就说，借出去的钱不还就不还了，但愿都是些好人，将来总会良心发现的。这就是我父亲！他见不得别人的苦，经不住别人的泪，一腔菩萨心肠。
注：卢培琪，1939年10月生，莒县卢家孟堰村人，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教授。1962年曲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做教师。1972年调入山东省委党校，曾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1994年调山东社会科学院任院长、党委副书记。现任山东省政协常委，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山东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和县域经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等。一直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编和参与编写的著作近20部，论文若干篇。其中《倡导孔凡森精神》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论文奖，《邓小平理论与山东实践》、《从焦裕禄到孔凡森》等著作和论文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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