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万芳的家乡河北任丘县是冀中平原的战略要地，日军要在这里建立兵站，始终派重兵把守，并反复进行扫荡。高万芳在1940年3月入党参战，他从任丘第五区青救会组织委员干起，先后担任第六区区委书记、鄚州地区党委书记、任丘武装部长，越战越勇。当地百姓有“跟着大高打鬼子”的口头禅。
据他讲述，冀中平原一马平川，没有山岗树林可以游击，鬼子一来，只有夏天可躲进白洋淀的芦苇荡里，这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只能钻入地下求生存，这便是地道战的发端。开始，村民怕招来鬼子烧房子不愿在家挖洞，都把直筒式的地洞开在外面，这很容易被熟门熟道的汉奸发现告密，威胁很大。高万芳他们瞧准一个势力最大的汉奸下手，开始锄奸，先设法控制住他手下一个亲信，探准他的行踪，然后高万芳带着两个人乘他独自会女人留宿之机，深夜跃窗而入，把他收拾了。
根据县委指示，干部们要带头挖地道，并按分工挨家挨户动员群众。他们还在每个村发展3到5户绝密的堡垒户，高万芳的母亲就是这样的重点户。组织上的人到家里接头或者开会，裹着小脚的母亲就坐在门前纳鞋底，听到什么动静，就跑回家报信，让同志们从地道里撤离。家里的地道经过多次改造，锅灶下、炕洞中、地窖下、水井中，到处藏着地道口，改造得很巧妙，里面的构造也越来越复杂，能吃住、开会办公、还能掩护撤退。老百姓往洞里藏粮食，躲鬼子，尝到了甜头，挖地道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地下长城的传奇
敌人日渐狡猾，发现地道口就火烧、烟熏、水灌还放毒气，让抗日力量损失惨重。某区的一名干部遭遇鬼子，带一家八口钻入地道，却被毒气全部熏死，惨不忍睹。吃了大亏后，各区各村互相借鉴开动脑筋，大家巧设一些假洞口、半截地道、上下双层地道，还在地道里设上暗道机关，死洞上面铺上新土，真真假假跟鬼子周旋。
党组织要求改变策略，要“变防御为主为主动出击”，高万芳便带领队伍埋地雷、切电线、断路、炸桥、搞突袭、端炮楼，打完就钻地道藏起来，神出鬼没。“白天、地上，是鬼子横行。地下，黑夜，就是我们的天下”，高万芳说，“鬼子白天出来扫荡，我们就夜里出动杀鬼子”。他们又把民用藏身地道和作战地道分开，设上瞭望孔、射击孔，后来，大家齐动手，又把地道主干道和许多分支道连成网，形成军民两用、可防可打的地下长城。
在白洋淀一带高万芳深受百姓爱戴，他当了党委书记时才配上自行车，不管他骑车进了那个村，都有群众忙着把留在土路上的车印扫掉，保护他免被敌人追踪。当年，冀中抗日名将任丘县委书记李光荣曾称赞他脑子活、能打仗，还善于联系群众。他最心爱的“三八搂子”手枪就是李光荣送给他的。后来上级又给配了战马，他说当年骑马挎枪杀鬼子真带劲。这匹马的旧鞍被他视为宝物，一直珍藏至今。他的妻子郑丽君当年是妇女支前队长，就是李光荣的爱人介绍给他认识的，这算传奇中的浪漫吧。
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1966年开始的“文革”，高万芳和许多老首长一样被打成“走资派”。一夜之间，造反派撕去他视如生命的红领章、红帽徽，给他戴上高帽子游街，让他扫马路、关“牛棚”，接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妻子曾被堵在路上不让回家，母亲想不开差点自杀。“文革”后期，高万芳平反复出，家中天天访客不断。他给押他游街的人擦眼泪，留批斗他的人吃饭，保过他、斗过他原本势不两立的人没了界限。问他为何不计个人恩怨？他说，我们党能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他最不愿看到同志间的内耗。
当年平原作战，全靠家家地道、人人掩护才活下来，高万芳对老百姓始终怀有最朴素深厚的感情。有一年他家附近有民工施工，每到晚上，他看到总有民工朝他家伸头探脑，原来隔着窗玻璃他们正好可看到屋里的电视。于是，他让子女每晚留一个人，不准关窗帘，不准睡觉，等窗外民工看够了，再关电视。民工们不再躲闪，越聚越多，后来高万芳干脆请他们都坐到家里来。看到他们开心，他自己才安心。
抗战胜利70年了，可不论我们走多远，请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那里有我们的苦难和荣光，也有我们浴火重生的契机。（来源：《老干部之家》杂志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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