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珩善，出生于临邑县 一个贫穷的家庭。在那个苦难的社会，祖父和父亲都从小讨饭，到十五六岁时便给地主干活，被地主打骂是家常便饭。父亲十八岁时不再给地主干活，租了园子地自己种。他白天在本村打短工，晚上回家挑水浇菜，每天都要忙到深更半夜才可以睡觉，常年都是如此。不过，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家里终于买下了几亩盐碱地，生活有了点起色。可是因为家里一直贫穷，父亲没有钱找媳妇。到了三十五六岁时，肥城县黄河决口，我姥姥带着我母亲和小姨到我们村讨饭，因为讨不到吃的东西来充饥，无奈之下老人把两个女儿分别许配给了我父亲和姨夫，当时小姨只有十五岁，为此都哭个不停，我父亲和我姨夫虽然当面没有哭但心里也是相当难过，幸亏我们两村相距很近彼此能相互照顾。姥姥她老人家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过了几年后便想回老家寻找亲人，但一个亲人也没有找到，便又返回临邑和我们一起生活。
经过一家人的辛勤劳动，我家的生活稍微好了一点，逐步能吃上以糠菜为主的伙食，一家人可以不用再去讨饭了。后来，全家吃苦干勤行（做馒头）能够赚上全家吃麸子黑面，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了。
我六岁时，因家里穷，便跟着二姑一起生活，她家没有孩子所以生活还算可以，我吃粗糠菜的时候也少了，并且上了半年学。二姑在四十多岁时生了个小男孩，这时，我的母亲病重，我便回家了。母亲去世时，撇下了我和两个妹妹，小的仅有一个多月，无奈之下便送给了别人，不幸的是几个月后小妹也夭折了。母亲去世时仅31岁，大妹妹当时六岁，两年后父亲也去世了，年仅51岁。婶子在父亲去世十几天后病故，祖父母两年后也相继病故，全家十几口人在这几年便死了尽半数，也算得上家破人亡了。而且，为了给家人看病，每年得卖几亩田地，先卖好的再卖差的，五年下来（即1936年时）田地卖得差不多了，家里已经入不敷出。年仅30岁的叔叔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继续做勤行维持生计。1937年 “七七”事变后，又大祸临头，战争给我们带来了第二次灾难，我叔叔逃到齐河给地主干活，哥哥在本村干活，嫂子常年住娘家。我17岁又到二姑家干活。
二、“逼上梁山”入伍
1938年冬，我从二姑家回来，又到外村抗了月活。1939年日军占领了临邑城，抓人修城墙。我也被抓去做劳工，既吃不好还吃不饱，又不敢跑。日本人很坏，打人是家常便饭。伪军也很坏，狗仗人势，常常打得民工死去活来，当时宁寺的一个人就被他们打死了。
1940年，被自然灾害和残暴的日伪军逼得家破人亡之事很多。我家也未能幸免，全家从正月初四就吃不上饭。时年二十岁的我给日本帝国主义当华工，一年仅十日元，因这钱不够吃，就去齐河老吕家给地主扛小活，全年十五日元，不管钱多少，总算能吃上饭了。地主认钱不认人，平时要五天烧一次酒，到了夏天，为准备八月十五日卖的酒，就改为了3天一次。我和二伙计负责担水，来回有一华里的路，夏天用水比冬天多，有时两三天睡不上一个囫囵觉，累得我挑水的时候在井沿上就睡着了。那次，我挑满水缸之后就去洗衣服，四掌柜的过来就连打带骂，我忍无可忍，就拿起铁锨想叉死这坏蛋，吓得他跑到了酒坊里。我知道闯了祸，便下定决心要参加革命。几天后八路军部队驻在此村，我就穿上军装跟随部队参了军。
我1941年7月参军，1942年入党。那时，正是敌强我弱的时候，所以肖华司令按照毛主席多流汗少流血的游击战术，带领我军白天一般不行动，都是夜行军，一夜几十里地是家常便饭，环境恶化时百十里地，最紧张的一次一宿跑了170多华里，两头不见太阳，到宿营地照样给房东挑满水缸，扫院子。当时部队纪律严明，各连都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各部队集合后，由两名纪律委员分别把同志们借宿的房东统统问一遍，如果有的犯了纪律就要检讨，情节严重的给予必要的处分，所以我们的军队在群众的心目中有很高的声望，所到之处人人欢迎。很多根据地的群众说：“宁叫八路军来上炕，反对鬼子来扫荡”。军民关系就像歌里唱的一样：“八路军呀好比鱼，老百姓好比河中的水，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唱歌，离水的鱼儿难得活……”
当时，沿徒骇河南北两大堤是我军打日本鬼子的最好地形。我军在大堤上挖好了掩体，敌人的坦克、骑兵、汽车等发挥不了作用，都不如我们的步兵行动方便，我们经常借助有利的地形狠狠地打击敌人。有一次，土匪二团到甘于头抢了老百姓的很多东西，有粮食、牲口、衣物、被褥等。我们部队来到该村外面时，很远就听到了村民们的哭叫声，侦查员汇报说是土匪在抢东西，部队立即冲进村里把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我军无一伤亡，并且把抢的东西都归还给了群众。从1940年到1943年，连续4年的自然灾害和日伪军的搜刮掠夺，老百姓叫苦连天，有的出家乞讨、有的冻死了、有的饿死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部队平时也是吃糠菜为主，有时也吃不上饭。生活上虽然苦点，但坚持和敌人做斗争。在那种时代背景下，敌强我弱，不能和敌人硬碰，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积极应对敌人的扫荡和袭击。
1942年春，在平原县打敌伪军埋伏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决心大，方法对，与一队40多人的伪军骑兵马战斗了近半个小时，最终敌人全部落网，我军无一人伤亡。
从此以后，我连有了机枪，每次战斗不打则已，打则必赢。1943年元旦，在平原张集家和日军交战，打了约40分钟，将敌人全歼，缴获日本歪把子枪一挺，日本小炮一门，短枪20多支，大枪200多支，俘敌200多人，而我军无一伤亡。还有在齐河高官屯遇到济南来的敌伪军有好几百人，十多部汽车，他们先到我军阵地，几分钟后，敌人死伤几十人，被我连打坏汽车3部。
三、难忘王家楼战役
那是1943年元月25日 （农历腊月二十），这个日子，我一生都不会忘记！
那一年，我们连在平原县从日伪军手里缴获了一挺日本的歪把子机枪，加上以前在田口乡消灭十几个日军时缴获的一挺日本机枪，便成为当时综合战斗力最强的连队，号称“王牌连”。当然，也因此成了鬼子消灭的主要目标。
那年农历腊月十九，天微明，我们连在齐河县高官屯以零伤亡的战绩，把从济南下来扫荡的日军打死了几十个，打坏汽车3部后立即转移，让在济南的日军第二天派来的20部汽车、千余日伪军扑了个空。同时，日本鬼子在太平洋战场打了败仗，垂死挣扎，为了打通德州到济南的通道，便把惠民、德州等地大约五六千人的军队都调来围剿我们，号称“铁壁合围”，也叫“囚笼战术”，妄想把我二军分区党、政、军彻底消灭。
我军于农历腊月十九日召开了反扫荡会议，营级和县级领导同志开完会都回原单位了，孙子权专员带一个连单独行动走了，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许尚武带领我们1000多人决定等天明转移到济南皂李庄。次日，天还不亮，从东北方向来的侦查员告诉我们，后边来了敌人。我们把手榴弹准备好，上好刺刀，准备战斗。这时天将明，在村外都能看清敌人了，天上也下起了小雪。我们接到命令立即转移，在夏口东过了徒骇河，往南走遇上了济南之敌，只好往西转移。在夏口南不远，又遇上齐河、禹城之敌，被迫在夏口西过徒骇河往北，又和敌人遇上，只有往西来到王家楼村。因为人数多，目标大，当机关、部队转移在临邑城南、徒骇河北岸的王家楼村时，已被四面包抄过来的敌人层层围住。我们知道四面受敌，非拼不行了。
经组织研究，决定把我们一连放在村西北方向假装突围，吸引敌人注意力。剩下的二连来掩护司令部和电台从该村东南方往南冲几里地向徒骇河方向转移，在那里我们群众基础好，是我军常驻的根据地，南北两岸我们挖了很多掩体，打游击有利于我们，可以以少胜多，转移方便。
战斗中，我们发挥“王牌连”的作用，以突围之势猛攻敌人，敌人发了疯般向我们扑上来，战斗异常激烈，雪花落在我们的机枪筒上发出滋滋的声音。连长一看敌人上钩了，派通信员和司令部取得联系，得知司令部和电台已经冲出去后，连长和指导员果断决定往村里撤，用调虎离山计到村东南即司令部突围的方向和敌人打了20分钟左右，敌人大部队又追扑上来时，连长马上带领全连在王家楼前街向西冲出村外，那里地形对我们有利。可是敌人发现我们向村外冲时，又堵截追扑上来，我在就要冲出村时，右臂中了敌人三枪，把右臂打断了，我用左手拿起枪，继续和同志们往西冲，直到被打断腿不能动了。指导员在刚出村时牺牲了，敌人也围上来了，连长拿起指导员的枪，双手用枪高喊“冲啊，给指导员报仇啊……”
我在雪地里过了一天一宿，等到天将明，听到两个人说话，细看是两个拾粪的在拾子弹皮，我把他们叫到我面前，认出是王家楼的四舅爷爷，也就是我连王从仁的爷爷，我们有老亲关系，他给我姑父送了信，我姑父他们几个人就把我抬到村西一个梨树林的屋子里。就这样，我算捡了一条命。
全连战至最后，顶住了敌人一次次冲锋，把敌人大部吸引到我连阵地，激战了几个小时，日伪军死于我连阵地前有700多人，司令部和电台借机成功突围出去了。我们成功完成了任务，没有给“王牌连”丢人。而我们全连最后已经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了，也没有一个可以站立起来的了。后来我才知道，全连最后得救幸存下来的只有王从仁、马春祥、孟江子等7个人，而现在安息在王家楼烈士陵园的73个同志均是无名烈士。最不幸的是，我们最敬爱的首长，徐尚武副司令也光荣牺牲了，时年仅32岁。徐尚武牺牲后，二专区的人民莫不失声痛哭。
那次战斗是我军以少胜多的铁证，也是临邑县死亡人数最多、阵亡将领级别最高的一次战役。战斗中，我军伤亡170多人，可敌人伤亡有600多人，当地群众给他往汽车拉死鬼子，拉了有三车。敌人的目的没达到，他想将我军二军分区、党政军给杀光，结果吃了败仗。现在，事情过去快70年了，我也是快90的人了，但当年战斗场面历历在目，仅以此缅怀那些牺牲的战友们，如今你们在那边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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