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青年人一般十五六岁就结婚了，可我爷爷直到31岁才结婚，就是因为家里穷！”69岁的迟进军告诉记者，他的祖籍是招远城南西坞党村，爷爷迟仁成，奶奶王书芝，两人结婚时只从家里分得一床被、一个碗和两双筷子。看到村北两户人家的东西山墙相隔不远，他们就借着两家的山墙支上一根木梁，用茅草作顶，玉米、高粱秸抹泥为墙，搭了一间小屋，支上灶，盘起炕，算是有了一个家。“爷爷和奶奶就在这个简陋的草窝棚住了四年多的时间，先后生下三个孩子，老大、老二先后夭折，第三个就是我父亲。”迟进军说，“父亲出生后，家中状况有些好转，爷爷才带着一家人出去租房住。父亲取名‘明堂’，似乎也与住房改善有关。”因为家里没有地，为了生活，迟仁成几乎什么活都干，帮人看庄稼、看山，外出打短工，或在人家婚丧嫁娶时帮着张罗，偶尔也掌勺做菜。招远作为著名的黄金产地，抗战时这里是日寇重点控制和掠夺的地区，也是这个原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在这里开展得有声有色，在日伪势力弱的地方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抗日联合政府。
“爷爷是村里最早接触共产党的一批人，因为对旧社会不满，所以很快就参加了革命，后来入了党。”迟进军说，他的爷爷当时担任地下交通员，利用自由职业的特点作掩护，送信、送文件、送人。
被辞回家，父亲参加了革命
“虽然奶奶不识字，但她懂得读书的重要，家里再穷也要让孩子读书。所以在抗战爆发前，父亲有幸读完了‘完小’。”迟进军表示，父亲小学毕业后，12岁就被送到城里学徒当伙计，后来生意萧条被辞回家，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共产党人。”迟明堂曾在自传里记载下这个过程：“花庄倒闭，老板又叫（我）回家。这时春荒，家中无吃的，在家游闲。这时有石星河村迟星南到我村工作，找我谈话，大意说：‘你在外边做店员好不好？’我答：‘很好。’他说：‘你好什么，你是给人家当牛做马。’ 我说：‘你为什么骂人？’ 他说：‘我不骂人，你想，你给老板干活，每年商店赚钱很多，每年利润两万元，而你每年只得八十元，现在生意不好，又叫你回家吃，你看不是给他当牛马吗？’我听了以后觉得有道理。他又说：‘穷人要解放，只有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种社会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大家有饭吃，有衣穿。这种社会你说好不好？’我答：‘好啊，可是哪里有呢？’他说：‘这就要穷人来斗争，你愿意的话就去找共产党。’我问：‘到哪里去找？’他说：‘当地就有，你现在只要做抗日工作，共产党就会来找你’谈话后，他叫我组织青救会（青年抗日救国会）我即组织，过了几天他就叫我到楼里头村，由他和郑德民介绍我入党，举行了入党宣誓。”就这样，迟明堂也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
机智勇敢，父亲成为抗日英雄
有一次，迟明堂带着一名武工队战士化妆成拾草的农民，白天到了城西日军的史家炮楼。他们拿着一个酒瓶和包猪头肉的荷叶包引诱伪军头目出来。等伪军头目走到跟前，迟明堂就用红布包着的小笤帚顶着他的腰，低声警告：“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把枪交出来，不交枪就打死你！”父亲缴获枪后，就和战士飞奔而去。炮楼上的鬼子用机关枪扫射，他们一口气跑出五里路，脱离了机关枪的射程才停下来，当时就吐了一口鲜血。迟进军表示，他父亲曾在招远城好几个地方当过学徒，熟悉地形又有人脉，时常潜入城内，来无影去无踪，被战友们称作孤胆英雄。“父亲因工作成绩突出被组织送到大泽山胶东军区党校学习，回来就担任了招远城区的区长兼任武工队区中队指导员，后来任区委书记，在招远县城和周边地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迟进军表示，他的父亲迟明堂不久就名声渐起，日伪汉奸听到他的名字就提心吊胆，日寇也张贴布告悬赏通缉他。
“他的战斗故事被曾编成小戏，在抗日民主政府控制的根据地丁家庄子等地上演。”迟进军表示，日军独混第五旅第十二独立营警备队卫生曹长桑岛节郎战后写过一本《华北战记》，其中写到1942年他所在的部队在招远遭受游击队袭击的情况，“虽然没说是哪支游击队，但从中可以看出招远人民武装斗争对日军的震撼。”
汉奸作恶，爷爷被俘壮烈牺牲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因为爷爷经常回家，渐渐就有人知道了他的身份。”迟进军说，当时他们村里也有日伪势力，为首的叫孙芝灵，还有一个陈永寿，他们周围拢着一批人，同日伪政权有着紧密的联系。1942年夏季的一天，迟进军的爷爷有事回村，汉奸恶霸孙芝灵得知后，就派人进城报信，日寇、伪军就带着狼狗到家里来抓人。“日寇来的时候，我爷爷并不在家，他们就对我奶奶耍威风，把家里砸得不成样子，还打了我奶奶。”迟进军说，当时奶奶的牙被打断了，因为没有钱治，吃饭时一碰就疼，吃不下饭喝不下水。迟进军的祖父在村里与日伪军周旋了一天一夜，天亮之后不易躲藏，在村东河被俘了。汉奸恶霸害怕迟明堂率领的抗日武装会去营救他，就唆弄日伪军在村东沙河滩上枪杀了他，那年他才56岁。
“爷爷牺牲后，亲戚帮着奶奶安葬了他。1948年家乡解放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迟进军说，“汉奸孙芝灵、陈永寿被人民政府审判镇压。”
奶奶独自撑起家
“爷爷的牺牲给奶奶一家造成了极大的困境！”迟进军说，1943年春季闹春荒，加之土豪劣绅的欺压，奶奶家里只剩下一碗地瓜干。眼看四个孩子要饿死了，无奈之下，迟进军的奶奶就迈着两只小脚，只身走到六十里外的夏甸去贩了五十斤粮食。因为大路上有路卡不能走，她只能抄山间小路，从一个村走到另一个村。最后总算走回家，挣了一点钱，以救断炊之急。为了诱捕父亲，歼灭区中队，孙芝灵勾结日寇要灭门。碰巧那天迟进军的奶奶带着孩子在山上干活，有乡亲上山报信，奶奶连家也没回，空着手带着孩子们逃离。”迟进军的奶奶不敢投亲，就一面讨乞一面流浪，抗日联合政府把他们安置在西罗家村老乡家里。1944年冬季，抗日民主政府动员青年参军，奶奶又将二儿子送进了部队。“抗战胜利后，奶奶才回到西坞党，村里土改分给了土地、房屋和一头老毛驴，日子才过得下去。”迟进军说，在那次逃难中，他那个不到一岁的姐姐受不了颠簸和疾病折磨去世了，这成为他奶奶心中的一个结，也是他妈妈心中的一个结。（文/YMG记者滕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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