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佩甫，是一位老地下工作者，母亲梁佩娴从父亲做地下工作开始，就冒着生命危险积极配合父亲在隐蔽战线上工作。“文革”期间，父亲因当年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曾长期遭受质疑而被批斗和审查。但父亲始终坚信我党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作风，坚持向组织提供调查线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终于在有关证人、证据的佐证下，查清了历史、落实了政策、地下工作的身份得到组织的确认。父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就读于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抗战爆发后，学校南迁，父亲因故未能随迁。在滞留青岛期间，目睹了日寇无数暴行。血气方刚的父亲难掩其义愤和不满,在群众中传播了一些激进性的反日言论，引起日寇的不满，1937年春节前夕,遭到日寇的逮捕。后因证据不足，经熟人多方疏通营救，被关押一年后，于1938年春被释放出狱。从此，更加激发了父亲对日寇的仇恨。出狱后为了谋生，不得不辗转于商行、工厂等地打工。正当父亲处于彷徨迷茫、无所适从之际，在一次祥记制钟厂进行业务交、朋友聚会时有幸结识了我党地下工作者徐行键。在他的引导下，接受了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教育，并在其领导下，参加了支援抗日战争的地下工作。
这段历史，在中共青岛地方史志中，有以下记载：中共胶东区委统战部（简称“胶东区统）在抗战时期通过对爱国商人的教育培养，组成了以徐行健、崔岩、张佩甫等人组成的统战工作骨干，在青岛开展统战工作。·····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和立足点，他们自筹资金于1941年筹办了“斯宜药厂”，这样既解决了革命活动经费，又帮助解决胶东我军部分急需的药品。·····为支援根据地，徐行健、崔岩、张佩甫在控制了青济胶厂的经营权后，又开办了“罗利贸易行”经销胶厂的产品。这两个企业成为交通点，为向胶东根据地输送物资和人员打下基础。·····“东兴隆”也是”胶东区统”的秘密交通联络站。徐行健等以该商号为掩护，从青岛向胶东根据地输送物资和人员，形成了“青济胶厂——罗利贸易行——东兴隆——胶东区统”这样一条秘密联络线，先后动员了30多名技术人才支援根据地；同时担负着情报传递、来往交通的接待任务。·····“胶东区统”于1943年在青岛正式成立“敌占区抗敌同盟动员委员会”，徐行健任主任委员，崔岩任组织委员，张佩甫任宣传委员，机关设在罗利贸易行内。·····他们结交了不少的厂主、资本家和工商界头面人物，·····使我党的政策得到青岛上层人士的理解。
在我的儿时记忆中，有几件难忘之事。其中之一是：我经常纳闷为什么父亲经常和一个名叫伊藤英雄的日本人来往密切？后来得知，原来这个日本人是日本宪兵队的一个成员。父亲正是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通过他在宪兵队办理占领区通行证，为我地下交通线提供安全保障，并能顺利地为解放区输送了大量的医疗器械、创伤药品和医务工作者和其他技术人才。据我所知，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我军的骨干军医梁见平（梁春茂)、徐晋（徐常善），以及电气专家赵树德等四、五人。
由于时局动荡，人各有志，我的两个本家堂兄弟，哥哥张伦之（张守经）是国民党青岛警察局的骨干，弟弟张守基（王文起）是我地下工作的骨干。一次，两兄弟在家因战线不同、政见分歧而互相拔枪相向。面对此景，吓得我哑口无言，浑身打颤。我母亲却镇定自若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并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化解了因政见矛盾激化而险些暴露身份的危机。
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奉上级命令继续留在青岛，先后在徐行健（解放后任青岛实业公司经理）、吴若岩(解放后在上海担任领导职务)、葛申（解放后任青岛市公安局长）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支援解放战争的地下工作。期间，为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和机要情报，并争取和瓦解了多名社会的上层人物。全国解放后，父亲被青岛军管会先后任命为青岛高工副校长、省工业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上世纪五十年代，因院校合并，父亲奉调到济南参加山东工学院的组建任务，从此成为高校教育管理工作者，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母亲在父亲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对父亲给予了工作和生活上的大力关顾与支持。在母亲的掩护下，多次摆脱敌特的监视，保障了父亲和其他同志的安全。同时，母亲还配合父亲动员数位亲属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据我所知，仅在1944年至1945年间，去解放区的就有我的两个舅舅梁春茂（梁见平）、梁春盛，堂兄张守平（张滨)，同乡吕先耘等数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军或我有关部门部门的领导干部或业务骨干。
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随父亲调迁济南后，曾连续十五年义务肩负着山工大家属委员会的主任职务，为学校领导和高校后勤工作作出了自己的应有地贡献。
父亲在职期间，先后兼任过青岛中苏友协候补理事、青岛文教研究会委员、济南机械工程学会付理事长等诸多社会职务，并当选过济南市的两届人大代表；母亲也因家属工作的成绩优异，先后荣获全国和省、市的荣誉奖章、纪念章多枚，荣任济南市历下区第二届人大代表和连续五届的济南市人大代表，多次参加过济南市妇联、济南市总工会和山东省总工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还光荣出席了全国职工家属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集体接见。对于这些荣誉，两位老人从未向我炫耀过。母亲的奖章、纪念章也从未佩戴或示人。
耳闻目睹家庭的影响和父母的教育、鼓励，在抗战后期，作为一名刚满16岁的青春少年，我也投奔胶东解放区，在胶东建校青训队接受政治教育，有缘参与了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并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奉命回到青岛从事学生运动的地下工作，并在1948年光荣入党，直至青岛解放。
虽然世事沧桑、日月潜行，儿时的记忆却依然清晰。我和家人所经历的抗日战争虽没有硝烟炮火、杀声震天，但那些人、那些事却成为我永生的记忆和财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历史时刻，我们除了牢记日寇的侵略史，更要通过对先烈英灵和已故亲人的缅怀，激励我们和后代，继承和发扬先辈的革命传统，牢记英烈的丰功伟绩，并祝愿先人在天之灵永远安息。（撰文：张守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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