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期，我从妇女工作的一名“小兵”逐渐成长为带领妇女同志投身革命的“老将”。我和战友们在大后方组织妇女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配合前线的抗战。我们每到一处便召集当地妇女，带领他们演唱抗日歌曲，宣讲抗日道理，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要解放，号召他们和男子一样抗战打鬼子。我们组建了多个村妇救会，带领广大妇女积极行动起来，做鞋袜、搓麻绳、磨面粉，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抗战。
那个时代，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妇女可没有现在自由平等的地位。一个村子100多名妇女，近九成都没有名字。可想而知妇女工作有多么难。我们在组织妇女救国会的同时，还要帮这些妇女取名字。但这些都不是最难的，妇女工作的最大阻力反而是来自于妇女的家庭。那时候妇女连出个门，都得经过婆婆的批准，稍有违抗便是一阵毒打。要是妇女被婆家休了，娘家嫌丢人也不会收留的。我记得有个遭到婆家毒打无家可归的妇女找到我，我带着她来到婆家评理，婆婆理所应当的认为女人就得挨打，她自己年轻时也是这么过来的。我问她婆婆“要是你家闺女天天被打，你也愿意？！”一句话说到婆婆心坎里，从此这名妇女再没挨过打。这件事情很快就在十里八乡传开了，许多妇女开始信任我们，遇到烦心事也愿意找我聊聊。
有一天，我上厕所的时候，一个小姑娘跟了进来，一下子跪在我面前让我救她。我一细问，原来她是地主买来陪葬的，后来地主家改变主意，准备将她嫁给一个60多岁的老头作第五房小老婆。我当时一听就十分气愤，先安抚那个小姑娘之后，我马上联系了妇女会和农会，当天就把那个地主叫了过去。我们严厉批评了地主的这种做法，让他当场承诺放小姑娘走人。后来，地主不仅放了小姑娘，还给了她1000斤粮食和路费。除此之外，我们还坚持吃住在村里，和妇女们一起做家务、干农活，和她们打成一片。有了这几件事情，妇女同志对我们十分信任，我们在后方的妇女工作局面也完全打开。
我们的工作在后方，看似远离战火和硝烟，其实它的危险性却一点也不比前方小。记得有一次，我正在一位老百姓家中给八路军烙饼，一群日本兵突然就闯了进来，凶神恶煞的进行搜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多亏我旁边的一位大婶聪明，谎称我是她儿媳妇才躲过一劫，迄今我对这位救了我一命的大婶都心存感激。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当时不少革命者都要隐姓埋名，我也一样。其实我原名叫“李秀枝”，后来为了工作改名叫的“刘莹”。那时候我和家人联系，都是把信邮寄到村里的药店，再由药店转到家里。我们行事都是谨慎小心，一个不留意就可能暴露自己，丢了性命。尽管形势如此危及，“宁死不当亡国奴”的思想也从未动摇。我的姥爷就是在反抗日本侵略者时英勇牺牲的。当时日军找到做街长的姥爷，让他做杞县的维持会长，老人家宁死不从。日军就把他带到杞县城墙上，以死相逼。姥爷高呼着“宁死不做亡国奴”，被侵略者推到城下，英勇就义。这些都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我才知道的，我想这种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应该是每个中国人的本能吧。
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很艰苦，我们妇救会的女同志都跟男同志一样，背着干粮、辎重翻山越岭。饿了就吃几口糠煎饼充饥。可即便如此，我们心中都揣着一股劲，猫下身子去革命去工作。随着和乡亲们越发熟悉，我们的妇女工作进展的也越发顺利。尤其是在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抗日、支援全国抗战方面，湖西地区更是出现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场面。留守的妇女们也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保障革命力量的不断充实发展、后方的稳定和物资供给，有力地推动了革命的发展。
1977年，我因为身体原因，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不过心里还是闲不住，总想再做点什么。后来组织上信任我，先后让我担任了市干休所老干部党支部委员、副书记、书记等职务，让我有机会为老党员服务，发挥一点余热。2008年汶川地震，我和老干部党支部成员带头捐款捐物，并向全所老干部发起支援灾区的倡议，我们市干休所老干部党支部共募得捐款2万余元。
今年我94岁了，每天练练书法，学点新东西，我总觉得自己还年轻着呢，老干部就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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