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历时除了搞敌人的枪支，镇压便衣特务，再就是摧毁敌人的国民党组织，因为翟伟的党员在那里很多，要是单个搞太多不易搞。研究了一下，决定开个训练班， 号召他们悔过自首，那些家伙也是怕死，怕制他。咱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用党的政策把他他轰动起来，纷纷向我们悔过自首。那时我在九郡办了个一 百多人的学习班，效果也不错。
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以后，形势就更好了，原来日伪一些特务纷纷向我们投诚，刁镇的一个叫小焦的，他从敌人那里跑过来。带着一支二十响匣枪家去了，接着特务 就追上了，意思就是怕他向我们投诚。结果小焦也怪机灵。看事不好，他和家里说了声就跑了。他上孟家林里去住了一宿，因他的枪已搞的很脏，就在坟堆里卸开擦 了擦。正擦着，发现他那一伙追上来了，他一边跑，一边安装，到九郡就安起来了，他跑到咱们队伍住的门口。韩玉祥同志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找 一位当官的。”韩说：“找当官的干什么？”“我有事。我是来投诚的。”那位韩同志马马虎虎地说：“你来投诚，那进去吧。”“别，我还带着枪哩。”说着他把 手一举，老韩就把枪掏出来了。这证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很重要，宣传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了。
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对国民党反动派也进行了悔过自首的教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悔过自首者，政府给予自食之路。经常教育，拿悔过书的很多，这 样，摧垮发敌人的下层组织，伪政权，建立了我们的新政权。环境一好又出了新问题，就是有些同志觉得形势稳定了，没有问题了，便产生了“刀枪入库，放马南 山”的太平麻痹思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人骄傲起来了。我记得四六年秋冬，我们九郡区，区长是张文朋，区书记是亓子远，公安员是我。对敌斗争最尖锐的时 候，区里只有我们三个要职有短枪，其余像武装部长、农救会长等都不配备短枪。由于我们在当地声势很大，搞敌伪悔过自首大有成效。在悔过自首当中，有真悔过 的，也有假悔过的，假悔过的是为了侦察我们的实际情况，后来他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兵力，抵抗性也不大，区中队员只有十几人，十几支破枪，我把敌人搞我们的 情况给同志们说了以后，他们都满不在乎，主要是前些日子搞了敌人一下子，是搞的驻狮子口伪三十旅的旅长，叫杨尚生。我们募了他的捐，武装了自己一下，原来 同志们都背着破鞋破毯子就认为很好了。可搞了杨之后，我们有些同志什么毯子褥单都铺上了。要好的同志还搞了一些字画贴在自己屋里。我说移防，他们说还没吃 饭哩，我说没吃饭也不等，咱们得边移边吃，北边吕家庄那里有卖高状馍馍的，为什么不拿来吃？他们说还没喝完酒，总之他们不愿意走。但我考虑已住了一个多月 了，必须得移防，决不能麻痹，张文朋、亓子远也同意我的意见。可是区中队的同志们就像蜂子见了蜜一样光在那里吃，怎么也挪不开，没办法，我们也就迁就了他 们。到晚上我说，咱出去流动流动。后来我考虑到那次流动在军事上是错误的；那次我们出去了十来里路到一个庄头上听了听动静，什么也没听到，估计时间不短 了，于是我说回去，我们才往回走，临走时有的同志说，放两枪镇压镇压敌人，于是叭叭打了十几枪。我当时长了一身脓泡疥疮，走路很不方便，才投诚的一个同 志，姓纪，年纪三十岁左右，比我大五、六岁。那天晚上我用土方治疥疮，浑身难受，坐卧不安。待了会老纪同志起来解手。我说：“老纪，装壶水坐到炉子上，等 一会我洗洗手。”不一会水就烧开了，我起来到路北区公所拿脸盆，那时生活困难，区委和区公所用一个脸盆。路南是区委，路北是区公所。我在路南住，因为我兼 区里的组织委员，住在路南区委。这时是四点多钟，天快亮了，我正要去拿，忽听有响声，好像是从路北东边一个小庙里传出的，我还看到有人影，但我没在意，当 时我们住的这个庄东边就是田家庄，那里住着我们部队上的一个连，所以我没害怕，也没起疑心。因为头一天，他们还和我们联系，说部队想活跃一下文化生活，搞 个高跷队。这时我见有人影，禁不住喊了一声：“谁？”就听有人说还真有哩，我一听不好，是敌人来了。把我们包围了，于是我回头就退到院里把大门插上，接着 就朝大门方向开了两枪，于是敌人的机枪也叭叭地连发。我进屋就说：“赶快起！”亓子远他们还在睡大觉，那时候我们睡觉是不脱衣服的，可他们太麻痹了，都脱 了衣服，情况非常紧急，敌人已在砸大门，枪声响成一片。这时候敌人已在区公所北屋、西屋、东屋上各架起一挺机枪。区公所就住在北院南屋里，敌人集中力量朝 门和窗户开枪。我们的人在里头，冲出来了两个同志，可好喝酒的那个同志思想比较麻痹。他冲到东屋里抵抗了一阵子，最后还是牺牲在那里。我们南边宅子住的有 武装部长高发正、农救会长谢春胜，区委书记亓子远，还有我和一个队员，这几个人没打过大仗，他们都得听我指挥，我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来了不少 人，可能要超过我们好多，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必须赶快转移。”当时我们住的宅子外头是一条南北大街，宅子西边一条东北小胡同，宅子大门朝东。看看地 形对我们有利，我思想上也不害怕了，和他们抵抗一阵子后，我说：“赶快做好突围准备，区委书记老亓同志你在西屋里，高发正同志在东屋里，谢春胜同志你也上 屋里去，我在院子里，你们都听我指挥。如果敌人爬东屋，西屋里的同志打，敌人爬西屋，东屋里的同志打，敌人从北屋里进来，南屋里的同志打，只要我们多坚持 一个小时，增援部队来了，就好了。”说着说着，敌人砸开门一下子涌进来了。我们几个那能抵挡得了。于是我将几个手榴弹向敌人扔了过去，立时敌人乱成一个 蛋：机枪也不叫唤了，人也不嚷嚷了，个个都抱头鼠窜。这时我说敌人不会撤，我们等天一亮就冲出去。天亮了，我第一个跳上南屋一看，上东是一条胡同，上西不 行。如果跳出去，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只有东边胡同没敌人，因为他是死胡同，敌人不来。所以我选定向东边的一条胡同里跳。我不是想跳进死胡同，而是想 转移敌人的目标，看样子敌人已下了决心要消灭我们。我爬上屋，把鞋也丢了，我上去后拾了拾上边的小瓦，因为不结实，一踩就哗啦哗啦地响，他们几个没打过 仗，有点害怕，吓得连墙都爬不上去了。我喊公务员拿过他扛的马大盖枪，我提着枪的牛皮背带，他们拽着枪爬上去。我说：“高发正你猛一点往那跳，但你要等一 等，千万不要冲出去。”我在房子上看着，当时敌人松了，他们觉的人多势重，跑不了我们。第二个出去的是谢春胜，我说：“你也往那个方向跳。”他一跳没跳过 去，掉到街上去了，把脚脖子摔断了，他急得上南边推人家的大门。当时情况这么急，人家给他开门吗？我边打手势边说：“你别拥人家的门了，赶快爬墙！”于是 他就爬上了我站的宅子南边的墙，因为那墙好爬，我们四人已出去了两个，还剩我和区委书记亓子远。我说：“老亓，你也赶快走。”他说：“你走，我给你挡着 点。”我说：“不行，你赶快走！”最后我跳过去一看，亓书记还没走，他穿着单衣，冻的嘴发青，我就把夹袄脱下来让他穿。我说：“老亓，你怎么还在这里？” 他说：“你没出去，我能走吗？”我说：“咱赶快走，里边没人了。”他问区公所怎么样了，我说：“烧了。”我们冲出后，到了庄子边上的一栋宅子里，这宅子不 错，我说：“咱就住在这栋宅子里，不能往外出了。”我在那里进行战斗分工，还未研究，房东老大娘、老大爷跑上来，他认为我有别的意思，老两口诚心诚意地磕 头要我和他儿媳妇住在一个屋里，说鬼子来了，他就说是他儿子从外面刚回来。我说：“你们别怕，赶快把大门顶好。”于是我们就住在他北屋里，老两口住在南屋 里，其儿媳住在东屋里。这时就只剩我们三人了。我说：“你们一个人把住一个窗户，我把住门口，敌人不来便罢，要是来，咱们的子弹要放一个中一个，最后拉手 榴弹。”敌人在大门口曾经砸过几次，也没砸开。这时离我们不远的田家庄有我们一个连，是一个外号叫王结巴子的连长带着，他们和我们一块战斗，这时敌人要冲 过来了，王结巴子连里有个叫杨尚生的，他冲到林子里，等敌人冲上来一个他就打一个。敌人一看八路了不起，就不敢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群众，宣传群 众。田家庄有一个姓穆的同志跑到县里报信，找到县委书记苏克强（即亓宗文），他才开早饭，他听说九郡被敌人包围了，也没吃成早饭，骑上马，带上一个连急行 军，真是马跑多快，人跑多快，到了九郡，敌人已撤，我们也出来了。这场战斗说明，麻痹大意是要吃亏的，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做好工作。只有做好了群众工作， 群众才不会害怕我们，才敢和我们接近。群众爱我们，敌人怕我们，汉奸老实了，国民党纷纷来投诚，也有的国民党分子痛恨自己，决心悔过自新，他们送来悔过 书，可我们没想到他们中有的假自首，我们太麻痹大意了，吃了亏。虽然吃了点亏，但我们吸取了教训。我们就积极地向特务进行清剿，因为在思想上有了阶级仇。 同志们死的太惨了；那个区公安所被敌人烧了，把区公安所的同志们都烧焦了，最后打扫战场时，我和亓星晨局长一个个地抬出尸首。特别是区长张云朋同志都被烧 熟了。一抬他，把他的腿都提下来了。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同志们斗志昂扬，一个整夜不睡觉，从九郡出发一直到辛家寨子，了解到哪里有隐蔽的敌人、武装特务， 就想尽千方百计搞住他，我们采取长途奔袭，一下子把他们包围起来，用捉鳖的办法将其捉拿。另一办法，就是在集市上通过赶集来逮捕一些武装特务。利用赶集逮 捕特务，我们也有条经验，那就是要发动群众，尽管敌人乔装打扮赶集，但还是逃不出群众的眼睛，我们不认识哪个是敌人，因此我们只要看群众的眼色行事就行 了。例如章历特务头子张金龙的传令兵就是这么逮住的。一次，咱们工作队由于人手少，活动力不大，县委就抽调了一部分老同志。我记的是把部队上抽调了一个指 导员，参加咱们的工作队。这个指导员姓李，为执行任务去赶刁镇集，刁镇集是河东河西。我们从九郡出发正好赶在河西，在河西路北，我记得集上最热闹的地方叫 “穷汉市”，什么抽字、算卦、卖艺等小买卖小玩艺都在那个地方。在说书场子里，李指导员一搭眼见一个家伙很可疑，他就问那个人：“你是哪里的？干什么 的？”正问着那家伙伸手就抓住李的枪纲了，猛一下把李摔倒在地，但没把枪夺了去，后来咱把那个家伙逮住了。那时候同志们报仇心切，都想多抓个特务，好给牺 牲的同志报仇。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刘福海、王其仲等十几个人去枪毙一个特务。在临刑前我说：“咱赶个集看看过去你了解、知道的人，看他们是否还干着特务勾 当。你把他们认出来，这是你立功的机会，也是你帮他们别走上死亡道路的机会。”我们到了刁集镇“穷汉市”后，又上北过了李峪河沟。我说在这里执行了他吧， 那天巧了，打了好几枪没打死他，我过去一匣子枪把他点了，就在这时敌人在河东半截围墙下看着我们到底有什么行动。咱枪毙的这个人，当时披着大袄，就好像没 绑他一样，等我们打死了他，敌人开始打了起来，我们从刁家庄一溜西北下去，在一个小坟地休息了一会，才回到九郡。敌人当时也没敢追，我们十几支步枪也没和 他们硬撑。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等我们杀了他们人了，他们才没好气地打开了。以后我们又向敌人来了个反扑，到辛家寨等去清剿，包围敌人。有一次，我记 得是包围一个村子，我们了解到那里有个大烟馆，一些特务经常住下，我们包围了它，进去一看，两个特务在南屋睡觉还没起来，我们的同志进去就开枪，结果是个 臭弹，敌人听见动静，一下子抽出枪来，咱们的同志一看不好就退出来，贴到两扇门上，这时窗户底下屋门上都有我们的人。敌人也很狡猾，没往外追，把门一关就 抵抗起来了。这时咱们的同志就爬上了房子，刘福海同志最勇敢，他最先上了屋，身上背着一支大枪和四枚手榴弹，他上去想把个窝扔个手榴弹把特务解决了，结 果，他爬上去时，敌人也因为被我们包围，扒了扒房顶上的草要往上钻。第一个正钻到刘福海的跟前，他一下子就把敌人敲死了。另一个钻出来，刘福海走过去抓住 他的耳朵用手榴弹砸他的头，这一砸他不敢钻出来了，就想缩回去，结果被屋上的箔账子把他的脖子夹住了，费了好大劲才硬缩了回去，他冲到院子里，被我们打 伤，跑到栏里（即厕所）企图越墙而逃，这时我在大门前，这个特务正往上爬着，因为他挨了一枪，刚爬到墙顶就掉到下面粪坑里死了。这件事刘福海同志知道的最 清楚，因为他亲手打死的敌人，这样一活动把敌人气焰打下去了。当时罪大恶极的基本上被枪毙了，其余能了解些材料的，譬如，外县区的就送到有关县公安局解决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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