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章历时除了搞敌人的枪支,镇压便衣特务,再就是摧毁敌人的国民党组织,因为翟伟的党员在那里很多,要是单个搞太多不易搞。研究了一下,决定开个训练班, 号召他们悔过自首,那些家伙也是怕死,怕制他。咱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用党的政策把他他轰动起来,纷纷向我们悔过自首。那时我在九郡办了个一 百多人的学习班,效果也不错。
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以后,形势就更好了,原来日伪一些特务纷纷向我们投诚,刁镇的一个叫小焦的,他从敌人那里跑过来。带着一支二十响匣枪家去了,接着特务 就追上了,意思就是怕他向我们投诚。结果小焦也怪机灵。看事不好,他和家里说了声就跑了。他上孟家林里去住了一宿,因他的枪已搞的很脏,就在坟堆里卸开擦 了擦。正擦着,发现他那一伙追上来了,他一边跑,一边安装,到九郡就安起来了,他跑到咱们队伍住的门口。韩玉祥同志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找 一位当官的。”韩说:“找当官的干什么?”“我有事。我是来投诚的。”那位韩同志马马虎虎地说:“你来投诚,那进去吧。”“别,我还带着枪哩。”说着他把 手一举,老韩就把枪掏出来了。这证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很重要,宣传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社会秩序稳定下来了。
通过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政策,对国民党反动派也进行了悔过自首的教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悔过自首者,政府给予自食之路。经常教育,拿悔过书的很多,这 样,摧垮发敌人的下层组织,伪政权,建立了我们的新政权。环境一好又出了新问题,就是有些同志觉得形势稳定了,没有问题了,便产生了“刀枪入库,放马南 山”的太平麻痹思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人骄傲起来了。我记得四六年秋冬,我们九郡区,区长是张文朋,区书记是亓子远,公安员是我。对敌斗争最尖锐的时 候,区里只有我们三个要职有短枪,其余像武装部长、农救会长等都不配备短枪。由于我们在当地声势很大,搞敌伪悔过自首大有成效。在悔过自首当中,有真悔过 的,也有假悔过的,假悔过的是为了侦察我们的实际情况,后来他们知道我们没有什么兵力,抵抗性也不大,区中队员只有十几人,十几支破枪,我把敌人搞我们的 情况给同志们说了以后,他们都满不在乎,主要是前些日子搞了敌人一下子,是搞的驻狮子口伪三十旅的旅长,叫杨尚生。我们募了他的捐,武装了自己一下,原来 同志们都背着破鞋破毯子就认为很好了。可搞了杨之后,我们有些同志什么毯子褥单都铺上了。要好的同志还搞了一些字画贴在自己屋里。我说移防,他们说还没吃 饭哩,我说没吃饭也不等,咱们得边移边吃,北边吕家庄那里有卖高状馍馍的,为什么不拿来吃?他们说还没喝完酒,总之他们不愿意走。但我考虑已住了一个多月 了,必须得移防,决不能麻痹,张文朋、亓子远也同意我的意见。可是区中队的同志们就像蜂子见了蜜一样光在那里吃,怎么也挪不开,没办法,我们也就迁就了他 们。到晚上我说,咱出去流动流动。后来我考虑到那次流动在军事上是错误的;那次我们出去了十来里路到一个庄头上听了听动静,什么也没听到,估计时间不短 了,于是我说回去,我们才往回走,临走时有的同志说,放两枪镇压镇压敌人,于是叭叭打了十几枪。我当时长了一身脓泡疥疮,走路很不方便,才投诚的一个同 志,姓纪,年纪三十岁左右,比我大五、六岁。那天晚上我用土方治疥疮,浑身难受,坐卧不安。待了会老纪同志起来解手。我说:“老纪,装壶水坐到炉子上,等 一会我洗洗手。”不一会水就烧开了,我起来到路北区公所拿脸盆,那时生活困难,区委和区公所用一个脸盆。路南是区委,路北是区公所。我在路南住,因为我兼 区里的组织委员,住在路南区委。这时是四点多钟,天快亮了,我正要去拿,忽听有响声,好像是从路北东边一个小庙里传出的,我还看到有人影,但我没在意,当 时我们住的这个庄东边就是田家庄,那里住着我们部队上的一个连,所以我没害怕,也没起疑心。因为头一天,他们还和我们联系,说部队想活跃一下文化生活,搞 个高跷队。这时我见有人影,禁不住喊了一声:“谁?”就听有人说还真有哩,我一听不好,是敌人来了。把我们包围了,于是我回头就退到院里把大门插上,接着 就朝大门方向开了两枪,于是敌人的机枪也叭叭地连发。我进屋就说:“赶快起!”亓子远他们还在睡大觉,那时候我们睡觉是不脱衣服的,可他们太麻痹了,都脱 了衣服,情况非常紧急,敌人已在砸大门,枪声响成一片。这时候敌人已在区公所北屋、西屋、东屋上各架起一挺机枪。区公所就住在北院南屋里,敌人集中力量朝 门和窗户开枪。我们的人在里头,冲出来了两个同志,可好喝酒的那个同志思想比较麻痹。他冲到东屋里抵抗了一阵子,最后还是牺牲在那里。我们南边宅子住的有 武装部长高发正、农救会长谢春胜,区委书记亓子远,还有我和一个队员,这几个人没打过大仗,他们都得听我指挥,我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来了不少 人,可能要超过我们好多,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必须赶快转移。”当时我们住的宅子外头是一条南北大街,宅子西边一条东北小胡同,宅子大门朝东。看看地 形对我们有利,我思想上也不害怕了,和他们抵抗一阵子后,我说:“赶快做好突围准备,区委书记老亓同志你在西屋里,高发正同志在东屋里,谢春胜同志你也上 屋里去,我在院子里,你们都听我指挥。如果敌人爬东屋,西屋里的同志打,敌人爬西屋,东屋里的同志打,敌人从北屋里进来,南屋里的同志打,只要我们多坚持 一个小时,增援部队来了,就好了。”说着说着,敌人砸开门一下子涌进来了。我们几个那能抵挡得了。于是我将几个手榴弹向敌人扔了过去,立时敌人乱成一个 蛋:机枪也不叫唤了,人也不嚷嚷了,个个都抱头鼠窜。这时我说敌人不会撤,我们等天一亮就冲出去。天亮了,我第一个跳上南屋一看,上东是一条胡同,上西不 行。如果跳出去,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只有东边胡同没敌人,因为他是死胡同,敌人不来。所以我选定向东边的一条胡同里跳。我不是想跳进死胡同,而是想 转移敌人的目标,看样子敌人已下了决心要消灭我们。我爬上屋,把鞋也丢了,我上去后拾了拾上边的小瓦,因为不结实,一踩就哗啦哗啦地响,他们几个没打过 仗,有点害怕,吓得连墙都爬不上去了。我喊公务员拿过他扛的马大盖枪,我提着枪的牛皮背带,他们拽着枪爬上去。我说:“高发正你猛一点往那跳,但你要等一 等,千万不要冲出去。”我在房子上看着,当时敌人松了,他们觉的人多势重,跑不了我们。第二个出去的是谢春胜,我说:“你也往那个方向跳。”他一跳没跳过 去,掉到街上去了,把脚脖子摔断了,他急得上南边推人家的大门。当时情况这么急,人家给他开门吗?我边打手势边说:“你别拥人家的门了,赶快爬墙!”于是 他就爬上了我站的宅子南边的墙,因为那墙好爬,我们四人已出去了两个,还剩我和区委书记亓子远。我说:“老亓,你也赶快走。”他说:“你走,我给你挡着 点。”我说:“不行,你赶快走!”最后我跳过去一看,亓书记还没走,他穿着单衣,冻的嘴发青,我就把夹袄脱下来让他穿。我说:“老亓,你怎么还在这里?” 他说:“你没出去,我能走吗?”我说:“咱赶快走,里边没人了。”他问区公所怎么样了,我说:“烧了。”我们冲出后,到了庄子边上的一栋宅子里,这宅子不 错,我说:“咱就住在这栋宅子里,不能往外出了。”我在那里进行战斗分工,还未研究,房东老大娘、老大爷跑上来,他认为我有别的意思,老两口诚心诚意地磕 头要我和他儿媳妇住在一个屋里,说鬼子来了,他就说是他儿子从外面刚回来。我说:“你们别怕,赶快把大门顶好。”于是我们就住在他北屋里,老两口住在南屋 里,其儿媳住在东屋里。这时就只剩我们三人了。我说:“你们一个人把住一个窗户,我把住门口,敌人不来便罢,要是来,咱们的子弹要放一个中一个,最后拉手 榴弹。”敌人在大门口曾经砸过几次,也没砸开。这时离我们不远的田家庄有我们一个连,是一个外号叫王结巴子的连长带着,他们和我们一块战斗,这时敌人要冲 过来了,王结巴子连里有个叫杨尚生的,他冲到林子里,等敌人冲上来一个他就打一个。敌人一看八路了不起,就不敢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组织群众,宣传群 众。田家庄有一个姓穆的同志跑到县里报信,找到县委书记苏克强(即亓宗文),他才开早饭,他听说九郡被敌人包围了,也没吃成早饭,骑上马,带上一个连急行 军,真是马跑多快,人跑多快,到了九郡,敌人已撤,我们也出来了。这场战斗说明,麻痹大意是要吃亏的,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做好工作。只有做好了群众工作, 群众才不会害怕我们,才敢和我们接近。群众爱我们,敌人怕我们,汉奸老实了,国民党纷纷来投诚,也有的国民党分子痛恨自己,决心悔过自新,他们送来悔过 书,可我们没想到他们中有的假自首,我们太麻痹大意了,吃了亏。虽然吃了点亏,但我们吸取了教训。我们就积极地向特务进行清剿,因为在思想上有了阶级仇。 同志们死的太惨了;那个区公安所被敌人烧了,把区公安所的同志们都烧焦了,最后打扫战场时,我和亓星晨局长一个个地抬出尸首。特别是区长张云朋同志都被烧 熟了。一抬他,把他的腿都提下来了。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同志们斗志昂扬,一个整夜不睡觉,从九郡出发一直到辛家寨子,了解到哪里有隐蔽的敌人、武装特务, 就想尽千方百计搞住他,我们采取长途奔袭,一下子把他们包围起来,用捉鳖的办法将其捉拿。另一办法,就是在集市上通过赶集来逮捕一些武装特务。利用赶集逮 捕特务,我们也有条经验,那就是要发动群众,尽管敌人乔装打扮赶集,但还是逃不出群众的眼睛,我们不认识哪个是敌人,因此我们只要看群众的眼色行事就行 了。例如章历特务头子张金龙的传令兵就是这么逮住的。一次,咱们工作队由于人手少,活动力不大,县委就抽调了一部分老同志。我记的是把部队上抽调了一个指 导员,参加咱们的工作队。这个指导员姓李,为执行任务去赶刁镇集,刁镇集是河东河西。我们从九郡出发正好赶在河西,在河西路北,我记得集上最热闹的地方叫 “穷汉市”,什么抽字、算卦、卖艺等小买卖小玩艺都在那个地方。在说书场子里,李指导员一搭眼见一个家伙很可疑,他就问那个人:“你是哪里的?干什么 的?”正问着那家伙伸手就抓住李的枪纲了,猛一下把李摔倒在地,但没把枪夺了去,后来咱把那个家伙逮住了。那时候同志们报仇心切,都想多抓个特务,好给牺 牲的同志报仇。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刘福海、王其仲等十几个人去枪毙一个特务。在临刑前我说:“咱赶个集看看过去你了解、知道的人,看他们是否还干着特务勾 当。你把他们认出来,这是你立功的机会,也是你帮他们别走上死亡道路的机会。”我们到了刁集镇“穷汉市”后,又上北过了李峪河沟。我说在这里执行了他吧, 那天巧了,打了好几枪没打死他,我过去一匣子枪把他点了,就在这时敌人在河东半截围墙下看着我们到底有什么行动。咱枪毙的这个人,当时披着大袄,就好像没 绑他一样,等我们打死了他,敌人开始打了起来,我们从刁家庄一溜西北下去,在一个小坟地休息了一会,才回到九郡。敌人当时也没敢追,我们十几支步枪也没和 他们硬撑。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等我们杀了他们人了,他们才没好气地打开了。以后我们又向敌人来了个反扑,到辛家寨等去清剿,包围敌人。有一次,我记 得是包围一个村子,我们了解到那里有个大烟馆,一些特务经常住下,我们包围了它,进去一看,两个特务在南屋睡觉还没起来,我们的同志进去就开枪,结果是个 臭弹,敌人听见动静,一下子抽出枪来,咱们的同志一看不好就退出来,贴到两扇门上,这时窗户底下屋门上都有我们的人。敌人也很狡猾,没往外追,把门一关就 抵抗起来了。这时咱们的同志就爬上了房子,刘福海同志最勇敢,他最先上了屋,身上背着一支大枪和四枚手榴弹,他上去想把个窝扔个手榴弹把特务解决了,结 果,他爬上去时,敌人也因为被我们包围,扒了扒房顶上的草要往上钻。第一个正钻到刘福海的跟前,他一下子就把敌人敲死了。另一个钻出来,刘福海走过去抓住 他的耳朵用手榴弹砸他的头,这一砸他不敢钻出来了,就想缩回去,结果被屋上的箔账子把他的脖子夹住了,费了好大劲才硬缩了回去,他冲到院子里,被我们打 伤,跑到栏里(即厕所)企图越墙而逃,这时我在大门前,这个特务正往上爬着,因为他挨了一枪,刚爬到墙顶就掉到下面粪坑里死了。这件事刘福海同志知道的最 清楚,因为他亲手打死的敌人,这样一活动把敌人气焰打下去了。当时罪大恶极的基本上被枪毙了,其余能了解些材料的,譬如,外县区的就送到有关县公安局解决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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