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我在大峰山区参加抗日游击队，哪里党的组织比较活跃，游击队的斗争开展的也很好。我入党时有尹笠夫发展的，与我同时入党的还有王欣甫、潘占三，入党后，我就上了河东脱产工作，先在河东大峰山一带活动，也在二区活动，后来到肥城的八区、十区活动，不久又返回肥城活动。
肥城九区区委与政权的建立
一九三九年，我调回肥城九区，当时按党内的领导关系属长清十二分区，组织上决定由我担任区委书记，郑庆堂为组织委员（后来在战斗中牺牲了），付旭东为宣传委员，当时，九区的工作是比较落后的，区、乡还没有建立政权，我们的任务就是做开辟工作，因区政府尚未选举，区委也是秘密活动，所以当时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就看不起我们，对我们处处设置障碍，制造摩擦，气焰嚣张，韩庄的韩保治、马集的陈明芳、王楼的王志范、路庄的路秀全等都是国民党的镇、乡长一类的“地头蛇”，他们在其实力范围内控制的很严，影响和作用也是很坏的，为了打开局面，经区委研究决定，处决地头蛇中最坏的“南霸天”陈明芳、“北霸天”张亚繁，打掉了他们，这样工作局面很快打开了，我们在人们的心目中占了主导地位，那些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怕了我们了。
一九三九年秋天，群众开始选举自己的区长，潘占三当选为我们肥城九区的第一任抗日区长，列庄的李久刚为副区长，王欣甫当选为区活动委员会主任委员，选举以后，即正式成立了抗日区政府。
河西工委的建立
抗日区政府成立之后，为适应斗争的需要，紧接着建立了党的河西工委，我们肥城九区也归河西工委领导，工委第一任书记大概是孟可铭，我任工委组织部长兼十二区委书记，工委机关设在赵官镇孟跃南家。
政权建立了，党的组织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区以下就建立了支部，如现在在贵州工作的邱步武那个村，就建立了支部。比较大的村都有党支部，最低限度，每个都有党的支部。
那是东进支队从我们区路过，我们就借机从地主家动员出几支枪，建立了一个区武装队，并把区里的二十辆自行车配给他们。这样这支小小的队伍就可以到处机动公开活动了，在此期间，枪毙了两个罪大恶极的家伙局面就真正打开了。
工作中“左”的错误
由于当时没有解决好民族矛盾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关系，工作上出现了一些“左”的错误，当时我们直接同日本鬼子交手不多，多是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开始一些代表人物还比较听话，后来由于我们没有把阶级矛盾放在第二位对待，还是斗啊、批啊，又是拔烟苗，又是借粮斗争，有些过头，搞得我们都站不住脚了。一九四O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们那里的一些反共顽固势力也活跃起来，长清红枪会头子朱小辫搞起了暴动，闹得很凶。红枪会起来暴动，除了封建势力的反动本性与日寇引诱之外，也有我们工作上“左”的问题，没有及时做争取瓦解工作所造成的。
莲花峪受挫
一九四O年一、二月份，组织决定我去鲁西区党委党校学习，由尹耀华接任区委书记，学习近半年。学习结束后，我被鲁西区党委选去做社会部工作，一九四O年上半年，我被分配到泰西地社会部当干事；一九四O年下半年提升为组教科长。当时社会部无部长，只有一个副部长王少芬（肥城县人，后曾在济南任医学院党委书记，已去世），社会部内设有一个科（即组教科），有五、六个人，还有个武工队，公振任队长（曾任社会科学院环境保护研究所党委书记）。当时的地委书记袁振（原叫袁彰武，胶东人，建国后为安徽省委负责人），万里任组织部长。在这期间，一九四一年春天，发生了莲花峪战斗，当时泰西地位、专署机关正在泰西莲花峪开会，人们都集中了，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全被包围了，战斗中地位宣传部长黄伯荧牺牲，李祥受了伤，文件全部丢掉。以后敌人在安家庄开庆功会，我们在尚庄、夏庄开追悼会，损失时比较大的。
关于肃托
一九四O年下半年，我刚到地位机关工作，那时正在搞肃清托洛斯基派的运动，肥城石横尹家一带知识分子比较多，开始以那里为重点来肃，有个大地主被枪毙了，一共处决了五个，这些人的名字都忘记了。有件事至今都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肥城县的民运部长尹会卿，也被认为是托匪、是特嫌。以地委开会的名义，把他弄到地委，下了他的枪，捆起来，送到鲁西区党委社区部去了。以后证明是假的，搞错了，给他落实了政策。
泰西战斗生活片段
一九四一年二、三月份，根据中央指示，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进一步打击日寇和汉奸，撤销各地社会部，建立抗日公安局。这时，县里作为公安局，地区叫公安处，鲁西区（后为冀鲁豫区）叫公安局总局，同年三、四月份，我从泰西地委调到地委任泰西县抗日公安局局长，下边有秘书科、治安科、预审科、公安连，也有分管看守的，还有武工队。
我到泰西县时，县委书记是周靖国，县长关盛域，秘书孙兆环，开始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到一九四二年周靖国叛变后（后来此人被抓住枪毙），情况就恶化了，但就总的情况来讲，当时我们的敌伪工作搞的还是不错的。
（一）智除汉奸
那时汶口附近有个西界据点，在汶河岸北边，据点里的中队长是陆明一，此人非常坏，而且他的装备比较好。我们抓回了西界据点里的一分队长，可能叫张洪信，让他回去劝说陆明一回头少做坏事，尽量同我们合作抗战。
这个问题得有人进据点去做，谁去呢？经县委同意让我去，我化了妆，戴着礼帽，随着姓张的，还有陆明一的一个叔伯哥哥叫陆元一领着，我们都装成了他家的人，一人骑一匹马进去了，到了晚上开始谈判，我说：你这个据点，你这个陆明一做了很多的坏事，我们都记住的，人民都记住的。但是只要你今后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做对抗日不利的事情，我们还是欢迎的。陆明一答应了可以取得联系，第二天我们还一块上大汶口看地形，我看了个仔细，将来打游击便于活动。可是我们回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陆明一不听我们的。我们拿他也没办法，既治不服他，又大不了他，怎么办呢？想来想去，最后，我们决定来个以毒攻毒，以群众的名义给鬼子写信，信上说：西界据点的中队长陆明一，名里为皇军效劳，暗地里却勾结八路军泰安县抗日公安局长朱迪，并说了我去据点和看地形的事，鬼子看信以后果然中计，来人吧这个据点全部缴械，枪毙了陆明一，从此以后我们的工作就比较好办了。
（二）毒药杀鬼子
一九四一年，我在泰西县任公安局长时，夏张有个鬼子据点，有两个小队，三十多人，里面有一个姓叶的中国人给鬼子挑水做饭，我们想打这个据点，因为只有几支短枪，打不了，我们就通过那个姓叶的，在给鬼子做的大米饭里放上毒药，这种毒药不苦无味，鬼子的一个小队先吃的，另一个小队回来吃饭时，先吃的那个小队已经躺倒不能动了，这时候，做饭的已经装作出去挑水，巧妙的逃出了据点。这次药死了十多个鬼子。后来，地委知道了这事，说我们这个治法不行，鬼子里边也有好的和坏的。
（三）解救群众
泰西县当时的县委所在地紧靠着铁路，环境不好，就在靠近肥城的几个村活动。其余多半都是在敌占区，部分是游击区，我当时带领公安连在这村一带打了一个漂亮仗。我们隐蔽在肖河新这个村子里，这里群众基础比较好，村里还有党员。一天，正是赶集的时候，大概是从东向据点出来的一、二十个鬼子和一个分队的汉奸，到该村抢掠财物和抓夫，他们胁迫部分赶集的群众为他们赶车，把所抢的食品、百货往东向据点里运。这是群众知道我们在那里住着，就去找我们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把人和东西截回来。我和公安连的连长孟光欧，研究了一下，决定打埋伏，离东向一华里有一片树林，我们决定在这里放上一个排，以两个班的兵力从中间插过去，再用一个班从后边包抄。
开始我们准备速战速决，只要把群众救出来，我们马上就撤，但是，战斗打响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打了一个小时，群众都被救出来了，我们却撤不了，因为那一带敌人的据点比较多，夏张、东向、边院、安庄都有据点，光这几个据点就有二、三白人，而我们只有四五十人，越大敌人来的越多，大约有五、六百鬼子和汉奸，有马队骑兵把我们包围在那个地方。幸好我们这个连队大多数战士都有化装用的汉奸衣服和日本旗，在这个关键时刻就用上了。我们决定换上衣服，化整为零跳出包围圈，到规定地点集合。我们突围出来以后清点人数，没有牺牲的，只有四个挂花的，这时敌人还在打，但他们是没有目标的乱打，就这样，我们四五十个人硬是从二、三百鬼子，三、四百汉奸围攻的情况下把人解救回来，完成了任务，周围的群众都来送礼，慰劳我们，祝贺我们打了一个漂亮仗。
在平阴的战斗生活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鲁西区党委与冀南区党委（还有豫北部分地区）合并，成立冀鲁豫区党委，刘汉生任区党委公安局长，万晓塘任副局长，成立冀鲁豫区党委后，我由泰西县公安局去冀鲁豫区党委轮训队受训。一九四二年初，一地委（即泰西地委）与四地委（运东地委）合并为六地委，行政称六专署。孙寒光任公安处长，这时，我已在区党委受训四、五个月，就到六专署公安处任预审科长；一九四二年下半年，阿东办事处与平阴县合并为平阿县，当时有个公安局长叫吴山（原在费城县任社会部长，后在阿东办事处任公安局长），他干不了，地委又派我到平阿县任抗日公安局长。当时公安局的机构设置有武工队，队长是张杰，看守所长秦平东，侦查股和服务队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刘现庭既是侦查股长，又是服务队长；审讯股长石青，全局包括武工队在内共有四、五十人。一九四五年调李青山到公安局任副局长。在我任职期间，那里的敌伪工作开展的很好，武工队比较活跃，搞得敌人惶惶不安。
（一）夺 枪
我刚到平阿县任公安局长时，环境比较恶劣，特别是黄河以南，我去的时候，公安局只有一支手枪，加上我带去的一支，后来又搞了个底把盒子共三支枪。没有枪工作怎么开展呢？得想办法去夺，我和我的警卫员吴为清（那时候明文规定公安局长有警卫员），武工队员张立成一起琢磨，最后决定到牛角店据点夺枪。
说干就干，我们化装成赶集的进了牛角店，他们两个热的直流汗，进了东西大街，一直朝据点门口走，没有背短枪的汉奸，都是背步枪的，我说长枪不要，咱们到南大门去看看，刚到南门，平阴城里的汉奸副司令蒋子元的马队就来了，有十几匹马，另有一个车子队，没有步兵。敌人的马队一来，我们就停在南大门口，等着背短枪的过来。说来也巧，我们刚到那里，果然后边就有一个推单车的来了，他是蒋子元的警卫员，因为车胎没气了，只得推着车子跟在队伍的尾巴上，他背着一支三把盒子，车子上还挂着一支三八式大盖，我们一见都会心地笑了。我对同行的两个同志说：我先过去弄住他。你们搞枪就是了。那家伙过来以后，我就堵住了他的去路，用两眼逼视着他，厉声说：不许动！声音虽然不高，但十分严厉，正在这时，小吴、小张也过去了，他们把枪从木壳里抽出来了，那家伙吓得浑身筛糠，脸黄的像从棺材礼拉出来的一样，随后把车子上的大盖枪也缴了，我见他快瘫的样子，就说：你的枪我们收下了，你走吧，你背着你那个空盒子皮走吧，他半信半疑的挪动了几步，见我们没管他，就撒腿向里跑去，说来可笑，就在不远的城南门上就有两个哨兵，我们的行动他们看见了，但他们只是东张西望，既不敢喊，也不敢打枪，还提心吊胆地怕下他们的枪，那家伙背着空盒子往城里跑，街上还有人开玩笑：“喂！枪人家拿走了，给你打收条了吗？”他边跑边喊：“不好，有八路！”那两个哨兵听了也跟着往城里跑，我们也不敢久留，带上枪冲出城门往南跑，跑出去大概有半华里路，上了黄河堤，这时口渴的没办法，我对警卫员说：你上老百姓那里要点水喝，反正敌人一下还追不上来，我们喝了水休息了六、七分钟，准备继续赶路，这时我想到那支三八大盖能不能用，于是就让两个小鬼试打一下看看，真是无巧不成书，我们一打枪，敌人也追上来了。敌人一听枪响，也摸不清底细，掉头就往回跑，我们也没追。打了他几枪，就上了对岸。恰好河西县七区区长李久刚（李振三）在哪里等我们！他见我们就说，辛苦了，准备吃饭吧。我们在对岸吃饭以后，分析了一下敌情，我们估计，第二天敌人一定出来扫荡。于是，我们决定赶回牛角店去，以便监视敌人据点的动向，当晚赶到牛角店，住在新民会隔壁一个关系户尹大成家。第二天敌人果然出来扫荡了，敌人一走，我们就捣他的窝子，钻进据点，把他们留下的枪弹全部缴获了，这下可把敌人气坏了，人民群众却很高兴，群众编神话说：有一个白胡子老头，左手挎着个竹篮子，右手拿着一把蒲扇，他用蒲扇一扇就把敌人的枪给扇跑了，这名抗日公安人员神出鬼没，威力无穷。
（二）虎口拔牙
一九四二年冬天，我就开始做牛角店工作。当时伪区公所、新民会还有个特务队，都先后接上了敌伪工作关系。一九四三年秋的一天，在距牛角店一华里的孟庄，我被敌人抓进了据点，地委书记袁振及县里积极营救，由于敌伪工作做的比较好，在里边待了一天就放出来了。牛角店有一所高小学校，实际上是我们管理的，一九四三年秋天，当地一个伪军小队长，姓胡，表现非常坏，他经常到小学去捣乱，公开调戏女老师和女学生，搞的人心惶惶，学校都有点办不下去了，群众要求我们解决，我以公安局长的身份直接给那个姓胡的小队长写了封信，实际上他就是个通牒，我在信中写道：据群众反映，你调戏侮辱妇女，欺压人民群众，表现很坏，你经常到学校去捣乱，在大街上胡作非为，我们对你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你要是改正的话，就在三天内用行动来悔过自新，你要是不改，三天以后我就采取行动，活捉不了你，也一定把你打死。通过我们的关系，把信送到了那家伙手里，那家伙一看信，就大发雷霆，他狂叫：我看你有多大本事，我不出去，你公安局长又能把我怎么样！通牒信没能使他收敛，反而表现更坏了。这时我们就派武工队长张杰等七人进去，化装成粮食贩子，六个人用小拼车，一推一拉，还有一个化装成粮食商人。在据点的对过就是一个茶馆，我们七个同志进去以后，就蹲在茶馆里等着，一直等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这个胡队长，带着两个警卫员，终于出了据点的门，这时我们的人马上靠了过去，他抬头看了看，见是推小车的，他没理会。可就在这时，我们的人动手了，扣动扳机，把他枪毙了，接着把他的枪缴了过来，他的警卫员见势不妙，扭头就跑，也被一枪打翻了，这时候据点里头炸开了锅，敌人一面嚎叫：不好了，八路军进了据点了，一面毫无目标的的朝外乱甩手榴弹，据点隔壁是个酱油店，手榴弹扔到酱油缸里，炸的酱油顺着水沟向外流。我们七名同志完成任务后，都顺利的撤了出来，从那以后，这个据点就比较听我们的话了，我们需要手榴弹、掷弹筒，只要给他们送个信去，他们就会很快送来。至此，黄河以北牛角店、旦镇的工作可以说作到家了。
牛角店一带的工作打开局面以后，我们又做到平阴城里的工作。平阴城里人日本特务队长孔庆华比较坏，我们想除掉他。一九四三年的一天，正是栾湾集，我们去了两个同志，在摸清了孔庆华的活动特点以后，就在栾湾桥上等着他。当特务队长孔庆华骑着自行车过桥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一脚把他的车子蹬到，接着把他击毙，缴获了一支三八匣枪，孔庆华临死还打了踉跄。
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地下，接连除掉了两个罪大恶极的“铁杆”汉奸。
（三）卓有成效的敌工工作
一九四四年，旦镇的伪区长司云刚被我们抓住了一次，那次打了他十几枪，由于晚上看不清楚，把他头上打的一道一道的，但没打死，他手下的人把他送到平阴县城里住院。大概治疗了半个月，他得伤好了，这次他可怕我们了，想尽办法要与我们接头，表示不再干坏事，并愿意为我们工作，我就对他说：“这就好，我们表示欢迎你，其实上次没打死你，不是不能打死你，是不想打死你，只是警告你一下，要想打死你还不容易啊！你既然想悔改，那就先把枪交出来。”他就把枪交给了我们旦镇的伪副区长刁玉庚，也主动同我们联系，通过教育，把他的盒子枪也交出来了。为了便于工作，更进一步搞敌人的情报，经过地委和分区批准，县委敌工部长和旦镇据点的伪警备队长刘传印结为“兰谱”兄弟，从此，日本鬼子出来扫荡，他就及时给我们送信。我们家属还可以送到他的据点里去，防止敌人的摧残。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县长邢凯风的爱人刘启民正赶上生孩子，怎么办呢？就送到旦镇附近那里隐蔽，以后送到据点里边去，等到敌人扫荡过去以后在解出来，总起来说，这个据点是有敌人的无敌区，当时旦镇北街的支部书记曹培山给我们联系做敌工工作，他建国后在遵义地委纪检委员会。
一九四四年，我们平阿县公安局已有了十几支短枪。有一次，河西县七区的区队长宋健、指导员王景华、还有王汝波来找我们。让我们帮他们打峰山县的袁道口据点，我带着三个人去了，我们堵住据点门口，一个班，一个班地收敌人的枪，有一个班长是坏的，我和我的那个小警卫员两个人抓他，进去后，他还在唱着黄色歌曲，其他门有打牌的，也有睡觉的。我对那个班长吼道：“不许动！快缴枪！”他还以为谁跟他开玩笑呢。顺手拿起个枕头就向我砸过来：“你怎么这样开玩笑呢？你还是....”，他一看对准他的真是盒子枪，才举起手来，我们一枪未放，就俘虏了三十多人，缴获了三十几支枪，后来知道这次打据点，王景华他们没经过上级批准，河西县大队政委窦严秀还被追查过，王景华后来因此受到处分。
当然还有些事也因我们工作不扎实，不彻底而出现过失误，一九四四年春，有一天，我们从黄河以北跳过敌占区，到东阿一区，即平阿七区，又跳到洪范池。听说村里有个伪乡长很坏，我们商量要教训他一下，但伪乡长院墙很搞，进不去，我们只好埋伏在他家周围观察，等了很久，听到里边佣人人同伪乡长说话：“大叔，我要走了，请你开一下门”。这时候，我们都向门边靠拢，他刚开门，我们就冲进去说：“不准动！”这个伪乡长摸不清我们是干什么的，要置酒菜招待我们。我说：“你别搞这个，我们是抗日公安局的，我们每次路过这里，你都要鸣枪通知挺山头据点，给他们报信，今天把你的枪交出来。"他无可奈何，交出来一支马枪，手榴弹一箱，但是由于他是属于东阿管辖，我们对他的罪行材料了解不多，所以临走时，即没有打死他，也没有把他带走，留下了后患，我们走后，这个伪乡长认为是那个串门的把我们勾去的，就叫挺山头据点的伪军把他抓进据点内打死了，串门的人被打死后的第三天，东阿大队活动过去在敌占区隐蔽着，这个死者的姐姐还是妹妹在黄河以北听说他哥哥死了，上伪乡长家里去哭闹，这时那个汉奸队出来又碰上我县大队，被打的屁滚尿流，她们又认为是死者的姐姐或妹妹勾结来的八路军，就把她也杀害了，这个事几十年来我都悔恨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泰西和平阴这一段的对敌斗争，体会到开展敌伪工作，就要坚持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也是各个击破的办法，当时，经过争取工作，有一些汉奸、地主，也帮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当然，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但我们必须争取他们为我们做工作。在敌占区，在据点建立关系，主要关系都是从敌人内部拉出来的，而且比较重要的都是局长亲自掌握，亲自谈话，平阴城南胡庄有个高云正，当时是牛角店新民会特务，第一次接触是一九四三年在廉子玉的药铺里，那次他还拿去了一把小手枪，我说缴了你的枪，对你不利，回去不好交待，我们也不需要，以后他给我们坐了大量的工作。
（四）大汉奸刘绪安逃跑事件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平阴的汉奸都跑到泰安去了，一九四六年夏天，打泰安时，我和县委书记去泰安辨认汉奸头子。那次我们认出了平阴的汉奸司令刘绪安，警备大队长刘国栋等十几个人，往平阴押解时，我布置了公安队指导员（姓张，望口山人，不记得名字了）和一个副队长（也姓张，名字记不清了）等六、七个人用一支匣子枪，一支马枪单独押解刘绪安，其他的汉奸刘国栋等人，被另一部分人集体押解。走到肥城，我叫押解刘国栋的这批人住到肥城城里；让押解刘绪安的那批人继续往平阴押解。我和警卫员就骑着自行车先回平阴。准备让平阴再来人接。当押解刘绪安的这批人走到肥城山羊铺时，就累的住下了，刘绪安就在这天晚上逃跑了。第二天，县委召开会议研究召开宣判刘绪安大会时，来信说：”刘绪安逃跑了、开始我们还不相信，后来知道确实跑了，就立即布置人员追查。第二天，就在长清与肥城交界的房庄，刘绪安被老百姓抓住了。后来在平阴城南何家林召开了对刘绪安的宣判处决大会，我主持大会，并讲了话。因刘绪安逃跑的事，跟随押解的公安队指导员被抓了起来做了处理（后来回家，被国民党杀害了。）地委下了通知，给了我撤职和党内警告处分，我思想不通，地委书记谢鑫鹤又把我和县委书记找去谈话。
后来我要求到了冀鲁豫公安总局工作。这年秋天开始在冀鲁豫党校学习，学习一年后，与一九四七年到冀鲁豫公安局预审科工作；一九四八年整党，我参加了区党委组织的工作团（张承先任团长）；一九四九年春天南下，先到达江西上饶，我在赣北行署公安处任预审科副科长；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贵州解放，我即来贵州省公安接管部任侦查科长；一九五O年下半年任侦查处副处长；一九五二年任侦查处长；一九五四年调任铜仁专署公安处长，后任副专员，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六年调大三线盘县特区（地级区）任副书记兼区长，后任第一书记；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三日调任贵州省公安局（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