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物质和技术条件的限制，早期的摄影工作局限在少数有照相机的同志中，而缺乏软片又使这些照相机也难以发挥作用。当时在胶东和清河地区的抗日政权和部队中都有摄影爱好者，他们在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点滴的工作。在山东军区和115师领导机关经常活动的鲁南、鲁中和滨海地区，有一位早在中国工农红军中从事业余摄影并做出重大贡献的摄影家—苏静同志。他于1939年随115师辗转进入山东。
苏静同志原名苏孝顺，青年时曾侨居缅甸，在仰光一家华侨小学执教，1930年学习摄影，1932年回国后在福建漳州参加红军，在红一军团担任参谋。他用缴获敌人的照相机拍摄过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照片。长征后到达陕北，他拍摄过红军领导人的集会，红军体育活动和东渡黄河等活动照片。抗战初期，他拍摄过平型关战斗、正太路作战、晋西午城等战斗，并在大后方的报纸上发表过医治被俘日军的照片。苏静同志因工作之便拍摄过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并善于利用摄影开展工作。1939年进入山东时，他任115师司令部秘书长，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而参加了由我军主持的“泰西军政会议”，并为参加该会的友军和地方政府代表准备了留作纪念的会议纪要和与会人员的合影。苏静同志还拍摄过山东的反“扫荡”和军民合作生产劳动的照片。苏静同志以后担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长，领导工作日益繁重而不便多参加摄影活动了。
1943年山东军区政治部出版了《山东画报》。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在太行山区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汇报工作时见到晋察冀军区出版的画报。受到摄影画报形象生动的图片的感染，肖华认为画报是政治工作中最容易达到教育部队、激励士气、形象感人的宣传媒介。他交待随行的同志，“回山东后一定要办摄影画报”。1943年8月《山东画报》曾要求所属各部队政治机关，设置专职（或兼职）的摄影人员，提供摄影器材，进行业务训练，并经常向《山东画报》投稿。
《山东画报》原定月刊，后因工厂常须备战停工，难以定期出版而改为不定期。刊物的形式也从32开的画册逐渐改为16开的双页或单页，篇幅减少但刊期缩短。《山东画报》在编辑上强调宣传革命英雄主义，鼓励军民的抗日热情，坚定必胜的信心。画报突出军事宣传，既表扬在战斗中出现的英雄模范人物和集体，又反映人民拥军、参军、生产、支前的爱国热情。像射击英雄魏来国和打死刘黑七的何荣贵的事迹图片都上了画报。康矛召被任命为首任主编，那第狄为副主编。
画报社的编辑多为美术工作者，他们在绘画、木刻上各有造诣，只是对摄影尚无接触或少实践。军区政治部的曹秉衡和朱异羽被特约担任摄影教员。朱异羽受过专门的航空测量训练，对摄影的知识既深且专，但他缺乏在地面上进行新闻摄影的经验。曹秉衡在这方面则略有所长。学习摄影的同志在教员的指导下都先后掌握了这门技术。如鲁岩、龙实、王建础等后来都有可观的造诣。画报社还帮助各地区培训摄影员，先后组织过三期训练班，使较多的同志得到了必要的理论知识和摄影采访的实践。
苏静同志的助手郝世保被调到画报社工作。郝世保1938年就在苏静主持的摄影训练班学习，以后又长期辅助苏静摄影，积累了较全面的摄影和暗室工作经验。他参加了筹建画报社的后方制版厂。画报社需要一、两位有经验的摄影记者以便随时投入重要时间的采访或参加某一军事行动。郝世保后来担任了画报社机动的摄影记者，他参加了解放莒县和临沂等战役，拍摄了很多照片。他在反映军民关系、劳动生产、拥军爱民、拥军优抗等活动上都有生动的作品。
军队是流动的，而画报社的制版、印刷必须有相当稳定的后方。画报社得到山东《大众日报》的大力支援，建立了在技术上可以相互协调而在战备和保卫上统一领导的后方。画报在照片制版上有特殊的设备和技术要求，至于印刷、发行都可以借助《大众日报》，而平时的保密、保卫和反扫荡时工厂的转移和“埋伏”更是利害与共的。画报社副主编那狄除了在前方选定照片和文稿外，多数时间在后方掌握画报的编排、制版和印刷。
反映生产、减租和土改的照片受到画报的重视，关于军民合作、保卫生产的内容也很受欢迎。画报更注意的是战役报道。解放滨北（莒县、日照公路以北）地区的战役、莒县战役、接受津浦线邹腾段日军投降和解放临沂的战斗得到了较及时而显著的报道。摄影报道注意到时间性，强调了新闻摄影的要素。摄影人员的素质有了提高，作品的质量也有很大的进步，摄影工作有了新的开展。
日本投降后，山东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都迁入临沂。华中的新四军军部也北撤到临沂。陈毅同志由延安来到山东，任新四军军长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并立即组织山东野战军阻击沿津浦线向山东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为了保卫战争胜利果实，各解放区对国民党的进攻进行了自卫反击，并赢得了一段短暂的“停战”和“和平”。国民党的“停战”是虚假的，“和平”的面具掩饰着发动内战的阴谋。我们既利用军调部三人小组在各地的活动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停战，也趁摄影记者进入济南、平、津的机会买到了一批摄影器材。名摄影家郑景康来到山东，主持了一期摄影训练班。另一位名摄影家吴印咸也来到临沂（顾棣在校稿中标注：吴印咸到山东是第一次听说）。他们对山东的摄影工作起到鼓舞、指导和推动的作用。
这时山东军区改为华东军区，《山东画报》也改为《华东画报》。摄影工作者又有了新的阵容，活动的范围也不限于山东了。原在新四军工作的一批摄影工作者加强了这一阵容，邹健东就是其中最有经验的摄影家。他少年时代在一家照相馆当学徒。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参加新四军，曾拍摄过一些照片。以后调任华东画报作摄影记者，采访临沂地区的土改，以后在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随军转战，拍摄了历次重大战役，从山东内线作战直到把红旗插到南京总统府。邹健东和郝世保是活跃在华东解放战场上的两位得力的摄影记者，他们为华东的军事摄影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的山东摄影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并随着战争的演变而扩展于鲁、苏、豫、皖。新华社山东前线分社于1946年7月，山东和华中两大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时，也被改称华东前线分社，统一领导各纵队的新华支社和野战军采访的所有文字和摄影记者。为加强摄影工作，前线分社设置了摄影组，各支社、野战军后勤和俘管处也设有摄影人员。前线分社提倡所有记者兼学摄影，成为又能写又能摄影的多面手。
战争局势的发展为摄影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兰陵道上，蒋军的快速纵队全军覆没，莱芜城北，突围的5万余众无路逃生；孟良固畔，十几万援兵救不了蒋家御林军的灭亡。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出击后，连取古都许昌、洛阳、开封，将平汉、陇海铁路“翻身”驰骋中原，饮马淮泗，挺进襄樊，在淮海战场上创造中外史上最大歼灭战，解放华东。这些惊天动地的伟业开拓了摄影家的眼界，振奋了摄影家的情怀。摄影家也用他们的作品，记录下这些光辉的史绩，讴歌革命的创举。
1985年在北京举办的“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展览”再现了华东军民的丰功伟绩，也反映了摄影家们的辛劳创作和伟大献身精神。这次展览受到了中央和华东各省市领导的重视，并在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济南、福州、合肥、南昌等城市巡回展出。1987年又从上述参展的285幅照片中选出最能表现战争特点、显示历史场景、反映人民战争并在摄影技巧上具有艺术特色者计164张，印制了“华东抗日解放战争摄影集”。军委主席邓小平题写了书名，国防部长张爱萍写了序言，徐向前元帅等领导同志为影集题了词。这部影集对那些经历过浴血奋战而今幸存的老战士，是一册可以引以为慰的光荣史卷；对那些为早日实现四化而献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广大志士和后起之秀，它提供了无畏无私和可歌可泣的典范。
参加华东抗日战争摄影展览的作品，不仅出自专业的摄影工作者，也出自一般干部、作家、记者、战士和将军。在285幅参展的照片中，知道作者姓名的有64人，有63幅作品未查出作者的姓名。在佚名的作品中，估计约有三分之一的作者已牺牲在战场或因病亡故。
描绘或报道一场险恶的战斗，只要作家或画家亲临战地就可以写出或画出令读者感到生动逼真的作品，借助望远镜的观察甚至事后向参战的各方人员进行深入采访，也能有助于作品的生动，使读者感到真切有如亲临。然而越靠近前沿，就越冒着敌火杀伤的危险，以致不能达到采访的目的。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唐亮研究过这一实际问题，他告诉主持新闻宣传的同志，既要欢迎和鼓励记者深入前线采访的积极性，又要注意他们的安全。在参加战斗时，所在部队的领导要使记者处在既有利于掌握和观察情况，又相对地比较安全的位置。当时摄影记者用的照相机都没有望远镜头，在通常适于直接观察的距离上摄影，仍嫌目标太小，专业摄影记者总希望再靠近以取得更好的效果。摄影采访中伤亡的情况因而增多。在战场牺牲的记者中，摄影记者占有较大的比重。请见以下不完整的资料。
1944年11月14日，《山东画报》特约记者曹秉衡在攻克莒县的战斗中牺牲；
1947年2月23日，华东前线分社四支社记者陈夏在莱芜战役中牺牲；
7月29日，四支社社长金革外出执行任务时牺牲；
8月12日，苏北前线支社记者胡捷在盐城战斗中负伤，转移途中牺牲；
9月12日，三支社记者（原《山东画报》记者）宋大可采访鲁西沙土集战斗时牺牲；
9月，摄影记者苏正平在高密前线采访牺牲；
10月10日，记者田耘在诸城采访时牺牲；
1948年4月26日，九支社通讯主任高岩在潍县东关战斗时负重伤，不久逝世；
5月8日，十支社记者（原《山东画报》记者）刘保璋在豫西邓县战斗时牺牲；
7月13日，十三支社摄影记者姜树堂在兖州战役采访中随突击队登城时牺牲；
1949年4月21日，二十四支社编辑陶迅及电台译电员吕平随军渡江在安徽无为紫沙洲登陆时触雷牺牲；
5月，二十三支社摄影记者陆明在上海战役中牺牲。
摄影记者只占在前方的新闻工作人员的极少数，约为15%左右，而在牺牲的新闻人员中竟达46%。这些烈士多为23或24岁，风华正茂，英勇献身，为解放战争立功，为新闻事业增光。第三纵队政治部追认宋大可烈士为一等人民功臣，新华总社通讯报表扬宋大可为模范记者。
前线分社的新闻、通讯都是以电台发往新华总社和山东总分社，而照片当时还不能电传。山东战邮为沟通前后方的邮件发挥了重大作用。新闻照片的底片由战邮妥交《华东画报》社，长篇通讯也寄给《大众日报》。战邮则将新出版的报刊带往前方。战邮是由《大众日报》的发行部发展而成，邮递员携带自卫武器，他们非常懂得哪类邮件重要，底片都是贴身携带的，邮递员验收了摄影组的底片和叮嘱后总是表示：“放心吧！人在底片在，保证送到画报社”。
照片发稿后大约要过两三周才能见报，画报的篇幅有限，容不下太多的照片。于是摄影人员发展了自制幻灯片。很多反映战斗或部队生活的底片都可以放给战士看了。特别是配合部队表扬先进、评选立功的活动，最受欢迎。立功的同志可享受荣誉照像，并可能在庆功会上见到幻灯映出本人光荣像。1983年杨玲收到曾在1948年豫东战役立过二等功的炮兵14团丁立润同志的信，讲述他还珍藏着当年的光荣像并回忆在庆功会上自己也“上了电影”的兴奋心情。来信说：“你可知道这起了多大的鼓舞作用啊！”
当野战军西兵团攻入开封，巷战尚未结束，蒋机仍在轰炸时，就将战斗照片张挂在城门洞里供人参观。文工团员们在河南大学和一些中学里，也展出照片进行宣传。前线分社在开封战役放大了1000张照片，发挥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三纵队（其前身是鲁南八师和滨海警备旅）新华支社在1948年10月份还出版了一种《飞影画报》。
南京、上海解放后，摄影工作的条件得到极大的改善，摄影工作者面临的任务也越发复杂多样而且很不熟悉了。战争虽然没有完全结束，但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而国家的建设不仅百废待兴，而且过去没有的东西现在都要创建。中国要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摄影工作将更加丰富多彩，摄影家的天地更加广阔无穷。（1987年9月11日）（本文原载中国老年摄影学会文史委员会、摄影史料征集小组编印的《摄影史料》第20期，1989年12月20日打字油印版。）□康矛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