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7年的阴历五月，“嘎”（威海方言，割——下同）麦子的时候去当的兵。海庄一共去了四个人，有和我一个辈的学忠，还有大奎，这两人都上过中学，算是有文化的，再有个家里是贫雇农的大瑶。那时威海西半部属于崑嵛县羊亭区，羊亭区去了12个人，一个当过老师的带队。先走了一天，走到牟平东面大窑附近一个村子，晚上在村头场上的麦垛里“鼔拥”（蜷缩）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又走，头半晌到了烟台东面的海军炮校。记得半坡上有个门，门里有个小洋房，进门后是个小漫坡（今烟台海军航空兵工程学院，前身为海军炮校）。门口两个兵站岗，问干什么的，说是崑嵛县来找八路当兵的，就让我们进去了。
当的是海军，海军教导队，就住在那个院里，每天在院外海边的沙滩上训练。王大头在那里当大队长，带着个高个子警卫员，领着我们海边训练，这可能是共产党早期的一批海军。（刘公岛起义人员编成的海军支队北上后，胶东军区又成立海军教导大队，王大头真名王克尧，为副大队长。）
训练了三个来月，烟台警备司令部侦通队来挑人，第一个挑到我，一共挑了十来个。这个队二百来人，住在毓璜顶那边大院的洋楼里，侦察一个排，通信一个排，警卫一个排。我分到通信排，我们班17个人，班长孙友芳是荣成人，副班长是莱阳人。抗美援朝回来后，这17个人就剩下8个。警备司令部要管烟台的治安，我们三人一帮，轮流背着枪上街巡逻。
那年秋天，国民党要进攻烟台，部队开始撤退。撤退前处理东西，桌子板凳都拿街上去卖。老百姓说，你们走了，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没人买。后来就送，白送。撤退前，好像是八月十五，我们有两台美国造的十轮卡车和十来桶汽油，怕给国民党拿去，就埋在夹河的沙滩上。转过年，国民党走了，侦通队队长带着我回去找，转悠了半天也没找到。我记得就是那个地方，可就是没挖出来。没办法，只好交待给地方政府，也不知道后来找到没有。
也就这时候，上级看海军教导队这些人没什么事，就充实到部队去了。王大头挑了些有文化的带走，海庄的学忠、大奎就是跟他走的。五二、三年的时候我回家探亲，看到学忠、大奎都复员在家了。大瑶调到东北去，在当地转业了。
撤退前的半个来月吧，队里派一个副班长领着我，去烟台西面一个什么村押运联合国救济物资。那是个大卡车，盖着篷布装得满满的，可村里的道下过雨，一走一陷，卡车误在泥里，根本开不出去。国民党部队已经很近了，副班长就先走了。我自己没法了，只好找村里老百姓帮着推，找木板草捆垫着。垫着开一“骨碌”（一段），挪到前面再开一“骨碌”，好歹把卡车开了出来。刚开上公路就听见枪声在后面直响，老百姓满公路乱跑。回来后，队里给了我一个嘉奖，给副班长个处分。大家伙儿不知道车上装的是什么，晚上哨兵用刺刀撬开木箱，拿出来一盒，打开一看，原来是油炸花生米罐头。
急撤退，拖着邓龙翔司令下南山
撤退时后勤和我们一起走，军医护士，老老少少，男的女的。在烟台南山的一个山沟里，被国民党围住了，从山上用机枪直打，死了人了，也有不少的被抓走了。后来打下青岛，打开监狱一看，里面不少男的女的都认识，直个劲地哭，都是那次抓的。
国民党打的时候，有个后勤部长钻到草垛里趴着。邓龙翔（时任北海军分区司令员兼烟台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建国后授少将衔，曾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知道了要枪毙他，叫人去找他。司令部作战科长，姓赛，文登人，悄悄告诉去找的人，就说找不到，叫他千万别回来。回来肯定就没命了，肯定枪毙。
部队在南山上防御，开始打得不错。谁知道炮兵火力支援的时候，那个迫击炮打到自己的阵地上，伤亡了不少。阵地守不住了，就撤，我们往山下跑，国民党的兵就在后面撵。邓龙翔的岁数比我们大多了，跑不过我们，我们几个人搀着，扶着，一起跑。实在跑不动了，就架着胳膊在地上拖着跑。下来后，脊梁盖上衣服都没了，拖得尽是血道道。他气得直骂，俺们就笑。不这么拖，还不被国民党抓去了？
这个时候，部队被国民党撵得到处转悠，晚上走路，白天宿营。人都疲劳到什么程度？有天晚上宿营，睡的铺草是老百姓秋天“嘎”下来的草捆，外面是草，里面尽是带刺的棘子。也不管，倒下就睡。第二天起来，满手满脚尽是棘子“攮”（扎）的眼。大家伙直嚷嚷，这是谁打的铺草。乏得只想睡，不管别的了。这时邓龙翔身边没留多少部队，跟着他的就是个侦通队。
后来到了招远、栖霞一带，我们就编到北海独立二团侦通队。部队在龙口西南面，黄山馆一带，监视龙口的国民党。龙口的国民党没有吃的，没有烧的，就出来抢。我们和北海独立一团就打，用机枪、小炮打，用火力控制。马克辛重机枪，九二式重机枪，那一片平泊地，就看着国民党兵一片片地倒。北海独立一团也牺牲了不少，听说伤亡八百多人。那时候有规定，不管糙好，牺牲的每人都得有口棺材。老百姓好啊，就送棺材，最远的一百多里地扛过来。到后来不行了，没棺材了，就用白布裹。
还是那次在龙口，仗正打着，部队弹药快打完了。徐官（时任副团长）说，你往南，最多一个小时的路，看看有没有个骡马队，是胶东军区后勤送弹药的，找到他们赶紧送过来。我往南走了十来里地，没遇上。问老百姓打听，说是有个骡马队，刚过去。我赶紧跑，追了两里地，追上了，二三十个驮子，子弹、手榴弹、迫击炮弹都有，告诉他们送到哪里哪里去。送到了，一团二团都有了弹药。
第一仗，差点让敌人背后捅刺刀
我第一次打仗，就是在龙口南面的黄山馆，心里真紧张。我们三个人拿着枪，“挨摆儿”（并排）顺街往前走，谁也没想到边上的小巷子藏着个国民党，在身后面端着刺刀悄悄跟上来。也是巧，我们副指导员从另一边的巷子里看到了，一枪打过去。这枪打得真准，正好打在那国民党的太阳穴上。那天要不是副指导员，我们三个还不知道谁倒霉呢，刺刀就在身后。那次还负了个小伤。打完仗，副指导员说你脸上怎么有血？一摸，眉毛上面有血，摸出个小米粒大小的铁粒，手榴弹炸的。副指导员说，没事，揉揉就好了。
我那时候的枪是支三八小马枪，从日本鬼子那里缴获的，比大枪短一截，用的六点五子弹。侦通队都是好枪，侦察排的除了班长排长是冲锋枪，英国的斯登式，其他的多是二十响的匣子。特务连有个排，全是转盘冲锋枪，听说是苏联给的。
那时候的老百姓，还有民兵，就是好。打海阳的时候，没打下来，部队往下撤，撤的路上就看到海阳的民兵往上送饭。告诉他们不用送了，他们说没完成任务不行，一定要送上去，送到指定地点。挑的十几个担子，有饭，有烀的鸡。我跟他们说，我们也没吃饭，你给个鸡？他们掀开桶，我就用枪捅条捅了一只鸡。团部的十几个人，就分巴分巴，一人一口分吃了。徐官在边上看着没好意思要，我把两个鸡大腿扽下来，他一个，我一个。没啃两口，政委在边上说给我留点，就给他了。在那一带吃饭，就是把高粱米碾碎，连皮带壳的烀饼子，都成不了个，两手捧着吃。人饿了，觉着还挺好吃的。
老百姓慰问部队，油啊，面啊，肉啊，什么都给送。快过年了，慰问侦通队的东西放在村里一个老百姓的房子里，让我去守着。我问司务长，我怎么吃饭啊？他说，这么多好吃的，你还能饿着了？自己想办法！我就把猪肉放锅里加水烀，半生不熟地用刺刀“嘎”着吃，也没盐，一样吃得真香。
还有一次在栖霞，伙房用慰问的油、面炸油条，炸好了装在柳条编的笸箩里。那里有温泉，部队抓紧时间洗个澡。先是各营轮着洗，还没等轮到团部机关，国民党就来了，赶紧跑。有的人衣服都没穿好，抱着跑。我用枪捅条捅了一串油条，十来根吧，就跑。剩下的都没能带走，扔在那个笸箩里了，好了那帮国民党兵了。
穿胶鞋，石子硌进脚肉里
当兵时我带了双青岛出的胶鞋，我姥爷家的亲戚在青岛做买卖，给了这么双胶鞋，就跟现在的解放鞋差不多，胶底，帮上也是胶的。天天走路，爬山过河，这可是双好鞋，比部队发的布鞋强多了，别人都羡慕。过河进水胶鞋干不了，又进了石子，都硌进肉里了。有天傍晚团部刚住下，就叫我往各营去送信，七里地。回来路上，离团部还有二三里地，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路边坐下。脱了鞋，控控水，“喀吧喀吧”（磕打）石子。脚都肿了，绿豆那么大小的石子沙粒豆，一个一个全硌进肉里。我就挨个地抠，一抠那个疼啊……。再往脚上穿，鞋穿不进去了，脚肿了，费好劲套上去。就脱了一只脚，另一只不敢脱了，怕穿不上。一站起来，就疼得不行了。本来脚都木了，不觉得疼。这一脱一穿，就觉着疼了，疼得不能走。得回去啊，就爬，爬了一二百米，硬撑着站起来，就这时候哭了一鼻子。哭完了，擦吧擦吧泪再回去，不敢让班长看到。
回来睡觉的时候不敢脱鞋，怕有情况穿不上。班长问，你怎么不脱鞋，我说不用脱。班长抓住脚脱下来一看，都出血了，就说你怎么不放声啊！我说没事。班长说你别动，我打水给你洗洗，我说不用。紧接着他就去找了盆热水，给我一只脚一只脚地搓揉着洗，慢慢地把沙粒石豆都抠出来。班长叫孙友芳，是荣成人，在朝鲜时我们团编到27军，他去了81师，五六十年代还相互通信，以后失去联系，我找了好多年也没找着。徐官的儿子徐进兴也在通信队，晚上让他去送信，他说道上黑，不敢去，非得让我陪着。他才17岁，还是小孩嘛。
刚当兵时，我掉过两次泪，这是一次，另一次是在烟台海军教导队的时候。海庄的人跑船到烟台，把我们三个家里成份高的，叫到边上说了说家里的事。学忠家是地主，大奎家是上中农，俺家是小土地经营，没叫大瑶。上辈老家分家时，俺家分了四十来亩地，俺爹常年有病下不了炕，我十几岁就成了主劳力，上山种地推车送粪什么的，都是我的活。我年纪小，自己干不了，家里雇了伙计帮着，土改复查时划成小土地经营。那人告诉我，有人想斗争你家，别的人说不行，说周学广在当八路，不能这样，这才没敢；你爹没挨斗，就被叫去说了说。四七年的土改复查搞得很“左”，家境稍好点的都感觉紧张。要是有人能去当八路，家里就好多了。那年我18岁，上面全是姐姐，二姐是村青妇队长，大姐和三姐是青妇队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妇女救国会，妇救会设立青年妇女队，简称“青妇队”）。她们都说我，你走吧，别管家里了，当了八路家里还能好看点。当了兵，听到村里人说家里情况，我暗地里掉了泪。（据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山东八十年简史》记载：山东解放区1947年进行的土改复查，发生“左”的严重偏差。饶漱石、康生等人提出一系列“左”的指导思想，全盘否定土改成绩，造成扩大打击面、严重侵犯中农利益和乱斗乱杀现象。1947年中央十二月会议后，山东解放区着手检查纠正土改复查的“左”倾错误，结束土地改革。）
壮着胆，腰别出弦的手榴弹送命令
当兵后最危险的一次，是青岛战役打即墨的时候。那次不知道怎么了，二营被敌人堵在山沟里，徐官和参谋长在山顶上，中间有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被国民党占着，火力封锁着，两头联系不上。派了两个通信员，都在半道被打倒了。我那时当警卫员了，首长边上就剩我和侦通队那个副指导员。让他去，他害怕说去不了，非得另找个人。徐官问我，你敢不敢去？我这时候得壮胆啊，哪能说不敢？就说敢去。徐官就组织一挺重机枪，三挺轻机枪，火力掩护。问我要什么？我要了一个冲锋枪和两个手榴弹，驳壳枪还背着。把手榴弹揭掉盖，扯出弦儿在外面啷荡着，别到腰里。徐官说这样太危险，我说你别管，就往山坡下猛跑。
跑下去几十米，有个“凹宕”（wā dàng，坑洼），跳进去趴下喘口气。就听着背后山顶上的人说，坏了，坏了！又打倒了！我没理会儿，趴着听敌人机枪打一阵儿，瞅个空档，又跑下去。就这样顶着机枪火力，一截一截地跑着趴着，跑到小村头上。敌人在村头巷口往外打，用火力封锁着外头七八米宽的地场，就等你从这过来打你，那俩通信员都是在这给打倒的。我趴着歇歇气，把两个手榴弹扔出去，第一个响了，没等第二个响，我就冒着炸烟跑过去了。还好，没炸着我。
跑到二营，把命令说了。说完后，二营长不让我回去。我说不行，还得回去，把情况带回去。这次冲锋枪也不要了，又要了三个手榴弹，揭掉盖，拉出弦，别腰里。二营长一看，说这样不行。他把弹弦塞进去，就留顶上末点儿，留出拉环。再把手榴弹插进我胸前驳壳枪的弹夹里，木把儿朝上，露着拉环，这比别腰里好用。他又派两个战士爬到村头上，扔了十来个手榴弹，掩护我。我又按来的法儿，扔着手榴弹跑过去。回来是上山，更难，敌人子弹从后面打过来。跑一截，趴下来喘口气，再跑。山上机枪压制敌人火力掩护着，总算跑回来了，把二营的情况说了。徐官说，到后面歇歇吧。打这以后，他一般就不让我上前了。这时候团部连个警卫员也没有，那个副指导员还在边上站着，后来处分了他。
副指导员怎么死的呢？那是在朝鲜，我们差点都完蛋。五次战役的时候，他又怕死被关了禁闭，关在一个地堡里。徐官和参谋长几个人在地堡边上，围成一堆儿看地图。美国飞机来了，一个炸弹正好扔在地堡顶上。巧了，没炸，美国飞机扔下的炸弹常有不炸的。要是炸了，徐官，参谋长，我们这些，全都完了。外面的人没伤着，地堡给打塌了，把他压死了。我说扒出来吧。参谋长说，算了，这也是他的命，临了还住个好房子（意有葬身之地）。指导员几天没见他，就问我哪去了，我说住好房子了。他还问什么好房子，咱也去看看。怕死，就这么死了。
打土匪，关住徐官不准出门
打完青岛后，我们就过江南下，到了福建，任务是剿匪。32军住在南屏，94师在泉州，我们282团在泉州南面的海澄县，县城离海边不远。听人说，南下前想调94师去北京当警卫师。这个部队成分好，兵都是咱胶东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党员。有人说这个部队打仗不多，缺少战斗经验，再打几仗锻炼锻炼，就南下了。
剿匪的时候，我和徐官住在县政府对面院子，门口放个岗。房子不大，木板的两层楼，隔着地板缝能看到楼下。我用铁皮档案柜子把窗户都堵上，防止敌人打枪进来。有天晚上外面枪响，我让徐官别动，我出去看看，就把门关上不让他出来。他在屋里转悠着，急着叫我进去他出来。我说你出来，你警卫我啊？正想问哨兵怎么回事，就见从门外街上过去一帮敌人，总共三十来个，去打县政府。那里面住着咱的一个连，还有地方干部，没准备好，乱成一团糟。从特务连调来了一个排，冲锋枪一阵猛扫，把土匪打跑了，当场打倒六七个。后来，门口就放双岗了。
福建那里山不少，都是大山。有次把土匪堵在山沟一个镇子里，小镇不大，就一条街，几百米长，南北两面是大山没法跑，东西两头被我们堵住，架上轻重机枪。他们往外冲时一齐射击，打死了二三百个。有些上当的老百姓，听他们话拿枪跟着冲，也打倒了，不听他们的都没事。这都是国民党的政治土匪，每人长短两件，长枪是美式装备，不是卡宾枪就是汤姆式冲锋枪，短枪不是驳壳枪就是左轮。这回部队得了一批好枪，美国枪。
剿匪时还出了个事。那里有不少华侨寄钱回来盖的小楼，周边绕着圈种的竹子。营里通讯员到团部送信，每天来来回回地从房边竹子经过。有个小楼里面没男人，一个四十多不到五十岁的老妈，领着两个二十来岁的闺女。有天营里通讯员经过，她们说大筐抬不动，让帮个忙。帮就帮吧，结果一进门就关上了，枪啊子弹袋啊都给收起来，说是让他给当女婿。关了一个来月，看他老实了，就放松了，枪和子弹袋放在门后不管了。他瞅空子拿枪跑出来，那母女仨在后面追，他说再追我就开枪了啊。回到营里，大家才知道怎么回事，还以为是被土匪抓走了呢。
学开船，准备渡海打台湾
剿完匪，在那里训练，准备打台湾，雇的老百姓开船。有次从东山岛回来，国民党小炮艇来了，把挂风蓬（船帆）的桅杆打坏了，风蓬落下来不能跑风了。船老大躲在下面，说什么也不肯出来。逼急了，伸出手指捻着要“白面”。这是团部的指挥船，团长政委说这样不行，打台湾的时候船老大不听话可怎么办？要派自己人去学，开会研究叫我去。徐官和我谈，说你是党小组长，工作也好，他们都说要你去，我也没法说不行。那时候首长和警卫员编一个党小组，我是组长。
那时候入党很简单。我入党的时候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指导员说今晚你去开会啊，让你入党，我给你当介绍人。指导员叫马术武，荣成人，侦通队的，后来也去了27军81师。还有个介绍人是排长，叫刘大文，也是荣成的。这就开会了，指导员介绍说我工作怎么怎么好。这还有个通不过的？就入党了，预备期半年。都有预备期，可长短不一样，家里是贫农的三个月，成分高的半年，俺家小土地经营，就半年预备期。
学开船是在海澄县的海边，每天弄个“汽湃子”（汽艇）拖出去，后面一溜船，都不大，还没现在海边的渔船大，有的就是个小舢板，坐六七个人，一个班坐两条，大点的也就能坐一个班。团部指挥船大一些，三个桅杆。拖出去再自己往回开，有风就跑风，没风就摇大橹，一点点摇回来。早上出去时带着干粮带着水，一直学了小半年。
过上个半月二十天的，我就回趟团部。有次，团长政委还有徐官问我学得怎么样了，我说一般情况问题不大，跑个风摇个橹没问题。他们都很高兴，中午就让我在首长小灶吃饭，我说不行，他们说你别管，就让炊事班加菜。
北上去朝鲜的时候很保密，谁也不知道去干什么。我说徐官，别保密了，我都知道了。徐官说，我都不知道你能知道？一直到了曲阜，团以上干部开会，回来上火车了，徐官才悄悄说去朝鲜打仗。说你可不能说出去啊，连（政治处）副主任都不知道，兵里面你是全团第一个。到了辑安，美国飞机来了，这才不保密了，告诉说去朝鲜打仗。
说起曲阜，想起一件事情。27军的侦察处长，原来是我们师的侦察科长，在朝鲜我缴了个美国人侦察用的小照相机，就是他拿走的。有天晚上，他带人去侦察，踩上地雷了。美国那个防步兵地雷不大，晚上看不到，一脚踩了上去。这雷踩上去不炸，抬脚才炸。边上人都急得不行，想靠上去帮着想办法。他不让，叫所有人都退后，退到50米以外，他自己弄。结果还是响了，炸死了。我从朝鲜回国去曲阜送牺牲干部名单，上面就有他的名字，就怕见他的家属，因为都熟悉。
苏联枪，老大哥援助的旧武器
五一年从朝鲜回国去教导团学习，先是在泰安，后来到浙江嘉兴，又到了上海南面的莘庄，学了差不多两年。毕业后分到27军79师235团三连，驻在苏州。本来鉴定里面说好的去当排长，到了后又说当副排长。指导员和我说，那排长是俘虏兵，正准备让他转业呢，你去了我们放心。过了三个来月，又调到79师教导营。这回连副排长也不给了，当班长。一共11个班长，九个是副排长，两个是老班长。来训练的全是排长、副排长、老班长，他们不服气，说你们也就是个副排长，还来训我？营里说不用怕，谁“乍刺”（闹事）你们就“周理”（教训）谁。教导营四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炮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我在重机枪连，后来当了排长、副连长、连长。
重机枪开始是马克辛、九二式。马克辛的水箱要灌水，很麻烦。日本造九二式的弹带是一板一板的，一次就25发，打完了还得再装。苏联援助武器来了，我们去接收。苏联重机枪的确不错，带钢板盾牌的那种，用的弹链，一个弹链250发，打完了可以接上去，不停顿连续射击。我没事敲打盾牌钢板，一下子敲出来小洞。原来是子弹打的眼，又抹上腻子刷了漆。每个枪配两个枪管，一个是新的，另一个是旧的，用子弹一试枪口膛线，松款款的，一看就是旧的。接收组长说别放声，就是破的你也别放声。苏联老大哥给的，谁敢放声？尽是用旧的顶新的。
枪打得准都是子弹喂出来的。重机枪子弹每箱800多发，我一天能打两箱。师里规定连长有六千发的标准，都打得够够的。500米碉堡靶最难打，10发子弹能打进射击孔两发就不错，很多一发都打不上。军里来检查，让我打，我一下子打进去六发。又让我带的兵打，那个班七个人，有打进去一发两发的，也有打进去六七发的，多多少少都打上了，军里的作训处长挺高兴的。在教导营，我得了个“军旗前照相”的奖励，那时候说这是比立功都高的奖励。
学文化，速成中学管“右派”
在家时，我只在村里学堂断断续续地念过两年书，识不了几个字。五七年，组织上让我去杭州的速成中学读书学文化。一去就按文化程度分班，我分到文化最低的那个班，还让我当区队长和支部书记。说是学三年文化，实际上也没念几天书。去了没几天，就开始反“右”，反了好几个月不上课。五八年“大炼钢铁”，一闹好几个月，也是管什么不干，不上课。
反完“右”了，又被军区调去管理还没定性的“右派分子”。一共180几个人，官大的是个中将，小的是排长，住在杭州的浙江军区招待所里，就在西湖边上。管理队的指导员是王六生（此时为第22军政治部主任，后来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政委），队长是浙江军区的司令员，副指导员是浙江军区的政委。副队长是谁呢？副队长是我（笑）。我说，王主任啊，这可不相符啊！王六生问怎么了？我说你们肩上都是“光板”，我才一道杠三个星，这哪行啊。（王六生是少将，军衔肩章是金底缀星无杠的“光板”，而尉官肩章有一道杠。）他们就笑，王六生说，要不咱俩换换，我的给你戴着？我说这哪行，你不下命令戴着也不算数啊。浙江的政委就说，不用急，好好干，慢慢地也有你一份，大家都笑。给我的任务，一是保证安全不能死人，二是搞好生活。因为我做过几年警卫工作，有保卫工作经验，他们就让我干这个事情。
这些人的伙食全部照那个中将的生活标准安排，180人的每餐都是四菜一汤，新鲜的大虾都这么大（用手比划）。可他们哪有心思吃呢，每顿桌上都剩的，连三分之一都没吃上，心里都在寻思我这个“右派”怎么办？
我们学校有两个排长也在这个队里，小组讨论时候还说些回家探亲时看到的事，什么妇女抱着孩子上山干活一气干到半夜，什么农民也没么么吃的……尽讲这些话。这都是“右派言论”，我一听这些就说休息。政治部听讨论做记录的干事就问，才半个小时，怎么又休息？我说我的表到点了。我背地里告诉他们别乱说话，他们还不信，结果这两个排长弄成了“右派”。定性的时候，我说他们是不懂事，不能算“右派”。王六生说，你别说了，我们有数。那时候打“右派”是有任务指标的，都没办法啊。后来这两个排长送回原部队了，走时我告诉他们，回去后赶紧打报告申请转业，免得再被处理。有个转业回家后，过了一年多，还给我写信捎东西，直说感谢的话。
王六生跟我说，一定不能死人，死了人你负责。早上我领到西湖边上去活动，他说怎么能去哪里，跳湖了怎么办？我说没事。到了湖边，我说大家相互监督啊，离边上两米都不能过去，他们也都听话，管么事也没出。这些人经过定性，有的是“右派”，还有的是“极右”，一个一个地打发走了，那个时候弄的真厉害啊。
回到学校不到半年就要考试了，教员每晚上把我叫到办公室上“小课”。学“波坡摸佛”（拼音字母发音）的时候，教了一个礼拜也没学会。我说不学它了，直接学识字课本吧。费了一个月劲，把识字课本的两千字背了下来。毕业考试的时候，教员把题先告诉我，结果都考了“良好”，算是中学毕业了（笑）。
大比武，罗瑞卿颁发“特等射手”证书
学完了，师里打算让下部队当营长，学校让去南京报到，到南京谈话叫去军区警卫营。我哪都没去，去了南京雨花台南边的第四步兵学校，在五大队当训练助理员。大队没参谋、干事，就是政治助理员、训练助理员。五大队培养的是部队的连、营长和县武装部的部长、科长，大队长是军区作训部长兼的，我管着大队的训练计划什么的。搞这些没问题，可要写总结汇报什么的，我就不行了。大队长说，让书记跟着你，你说他写。那时不叫文书叫书记，我说，书记写。可这不是个事啊，我就提出要下学员队。学员队是营级，训练部那些教员不干了，说他才来几天就当队长，我们都好几年了还没轮到。校长是刘昂（1930年的老红军，开国少将），他在大会上说，你们不愿意？人家自己就能把射击训练、战术训练，还有射击学理，都抓了，你们行吗？其实我哪懂什么射击学理啊，就是照着书本念呗。
六二年挨饿的时候，部队也没东西吃，队里研究让我管食堂，我就想办法养猪。步校南面岔路口有豆腐坊，和他们商量用部队粮票换豆腐渣，派学员拉回来，在旧仓库里养猪。人家没肉吃，我们队有。这时候鞠文仪当校长了，知道我们伙食搞得好，很高兴，就大会上表扬。许世友来步校，就领他到队里吃饭。后来我们那个炊事员给许世友要去了，听说调到军区的卫岗小学做饭，军区机关的孩子都在那里面上学。
六四年，全军组织大比武，步校组织尖子队，叫我也去了，在射击比赛中拿了前几名，罗瑞卿亲自颁发“特等射手”证书，校领导都很高兴，专门去慰问我们。比武那段时间，我们这些三十多岁的队长教员，天天和年轻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把身体搞坏了。回来后，一直在军区总医院和南京丁山疗养院治疗休养。六九年，林彪把军队院校全都解散了，就去了五七干校，再以后就离休回威海了。（ 周笑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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