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西藏，这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长期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动势力的统治，西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全国解放前夕，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西藏的控制，指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大搞“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妄图使西藏脱离祖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他们一面增设和加强“应变”机构，一面策动“驱汉事件”，并组织非法的“代表团”，在国际上表演要求“独立”的丑剧。党中央、毛主席为了使西藏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巩固西南边陲，在川、康、滇、黔初获解放之后，及时作出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伟大战略决策。西南军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十八军。
早在一月十五日，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就在重庆召开了我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当时，我是五十二师副师长，也参加了会议。刘、邓首长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深刻阐述了进军西藏的伟大意义，并要求我们部队“做好一切准备，九月进军西藏”，并对进军西藏的准备工作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我们从重庆接受任务回来后，立即将会议精神向部队作了传达，进行了动员。所有进藏部队从一月底开始，就紧张地进行各种准备工作。西南局和西南军区发出了全力支援十八军进藏的指示，并建立了强有力的支援司令部，专门负责支援工作。由工兵、汽车运输部队和民工组成的筑路大军，迅即开往雅安至甘孜一线紧张地筑路。
三月下旬，成立了由军副政委王其梅、军参谋长李觉和天宝(藏族)等同志组成的“前指”，同时组成了南、北两路先遣支队。北路先遣支队系由我师一五四团、军工兵营组成，由我师师长吴忠率领，取道雅安、泸定、康定、乾宁、道孚、炉霍进入甘孜。南路先遣支队系五十三师一五七团，由该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取道雅安、泸定、康定、雅江、理塘进入巴塘。紧接着，部队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军、政训练高潮，一面进行组织整顿和民族、宗教政策教育，学习藏语藏文，抓好物资补充；一面开展军事训练，进行人、马健康活动。战士们为了适应高原生活，不管是数九严寒，还是盛夏酷暑，都坚持练习负重行军、长跑、野炊。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为了练出一双铁脚板，练出过硬的杀敌本领，同志们不知流了多少汗，磨破了多少双鞋!七月下旬，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为了使进藏部队能够顺利开进，筑路大军夜以继日地战斗在川康公路上。他们风餐露宿，废寝忘食，征服了激流险滩，战胜了悬崖绝壁，克服了连绵阴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进展很快，已经打通了川康公路上的最大障碍一二郎山，预计八月底就能把公路修到康北重镇一甘孜。这一消息对部队鼓舞很大，战士们练兵的热情更高，劲头更足。不久，党中央和军委批准了《西南局关于昌都战役的实施计划》。
八月二十八日，我们在川西盆地师部驻地召开了进军西藏的誓师大会。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在主席台上检阅了全师部队。战士们扛着机枪，拉着大炮，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主席台，受到军首长和周围群众的热烈赞扬。
九月一日，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代表人民群众给部队送了锦旗，群众夹道热烈欢送亲人解放军进军西藏，许多工人、农民和学生纷纷拥到部队前面，把鲜花戴在战士们的胸前，挂在枪口上、炮口上，传单和慰问信像雪片一样投入部队的行列。一个中学生捧着一株带泥土的鲜花来到战士的面前说：“解放军叔叔，请把这幸福的花带给西藏人民，让它在西藏生根、开花、结果。”战士们激动得不断挥手向乡亲们致意。我们带着党中央，毛主席对西藏人民的关怀，满载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川西人民的深情厚谊向西藏挺进。
部队沿着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翻二郎山，过大渡河，经康定、道孚，于九月十三日到达甘孜，与先遣支队胜利会师。我们刚到甘孜，先遣队的同志就告诉部队一个令人气愤的消息：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在昌都被英帝国主义特务福特杀害了。格达是甘孜白利寺的活佛，早在一九三六年红军长征路过甘孜时，在红军的宣传教育和实际行动的感召下，他就主动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被推选为博巴政府副主席。红军离开甘孜，将不能随队前进的伤病员托付给他。格达活佛替这些伤病员换上藏服，将他们扮装成喇嘛，在养好伤后，安全地转移了。全国解放后，他坚决拥护我党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主动要求到拉萨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做上层的工作。
七月上旬，西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指示，同意格达活佛前往拉萨的要求。
七月十日，格达活佛从甘孜县白利寺出发赴藏，二十四日到达昌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格达活佛恨得咬牙切齿，严密监视格达活佛的行动，不准他离开昌都，并于八月十三日、二十一日两次在格达活佛的食物中掺了毒药，将其毒死。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义愤填膺，纷纷要求立即飞渡金沙江，严惩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九月十五日，军前指召开了作战会议。会上，军首长告诉我们，英帝国主义特务及西藏地方政府中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仅毒死格达活佛，关闭了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而且积极扩充武装，将原有的十四个代本(代本相当于团，小则五百人，大则千余人)扩大为十七个代本，并从外国运进大批武器、弹药、电台，请来外国教官，组训地方民团。同时，他们还将三分之二的兵力(七个代本的全部及三个代本的一部)和一些地方民团共八千余人，布置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阔地区，妄图扼守昌都，卡断入藏的咽喉要道，阻止我军前进。其中八代本全部，七代本大部及二、四、六代本各一部和总警卫队集结于昌都，七代本一部驻类乌齐，三代本和真伯拉代本驻生达为中心的牙要松多、国德、卡松渡、衣曲卡一带，十代本驻岗施、同普、江达一线，九代本驻宁静地区，地方民团分属各代本，配置于上述地区。这些武装力量统归西藏政府驻昌都总督指挥。
根据这些情况，中央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强渡金沙江，消灭昌都守敌，打开进军拉萨的大门。会上，军首长对我们参加昌都之战的兵力作了部署，决定以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南北两线作战，钳形进击，将主力用于北线。我师的三个团和临时划归我师指挥的军炮兵营、侦察营、工兵营、五十四师炮兵连以及青海玉树骑兵支队担负北线的作战任务。分左、中、右三路向昌都进发。南线部队，由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师炮兵连、工兵连组成，从巴塘以西的竹巴笼渡江，断昌都守敌南逃之路。云南军区四十二师的一二五团、一二六团各一个营已进驻贡山、德钦一线，准备歼灭盐井、门工、杜梁之敌，而后向西北：方向佯动。西北部队也正在向西藏挺进。九月二十一日，北线部队开始向邓柯进发。战士们虽然负重六十余斤，但步伐坚定，像离弦之箭飞速前进。部队的后面，是藏族人民的支前大队，他们赶着由千百头牦牛组成的牦牛队，运送各种物资，支援解放军。十月上旬，我们这一支由部队和藏胞支前队组成的大军，经大金寺，翻海子山，浩浩荡荡地胜利抵达邓柯。在邓柯城内一个土司家里，我们召开了师作战会议。会议根据军作战会议关于“岗拖方向强渡，邓柯方向在强渡准备下荫蔽渡江”的指示，决定从一五四团抽一个排的兵力在渡口上游进行夜间偷渡，偷渡成功后，迅速解决渡口守敌，不准一人漏网，然后打三发信号弹，大部队立即渡江。在我方阵地上还布置了几门迫击炮、几挺重机枪，严密监视敌人的动静。
十月五日午夜，战士们抬着牛皮船和木船朝渡口走去。当时正是农历九月初，没有月亮，只有几颗稀疏的星星在不断地眨着眼睛，百十米以外就很难看清人的影子。羊肠小道蜿蜒在荆棘丛生、石壁嶙峋的崖岸上，十分难走。不用说抬着这样笨重的船，就是徒手行走也十分危险，稍不小心就会掉进急流滚滚的金沙江。同志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半拖半抬，簇拥着牛皮船和木船向金沙江移动。手擦伤了，脚碰破了，没有一个人吭声，终于把笨重的船只抬到江边。船在汹涌的波浪中颠簸前进，岸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渡船上。突然，一个巨浪朝一只牛皮船打去，牛皮船转着圈被掀到一米多高后往下滑出十几米，眼看就要撞在礁石上。正在这时，一个战士机灵地用木桨往礁石上一点，牛皮船就转着圈离开礁石朝对岸驶去，岸上的人才松了口气。
渡船驶过江心以后，很快消失在夜幕里。我们在岸上静静地等待着。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听到对岸的动静。当时，我倒希望能听到对岸的枪声，那就说明我们的战士已经上岸跟敌人接触了。可是，除了江涛的轰鸣外，什么也听不到。我们正焦急万分的时候，对岸上空接连升起了三颗信号弹，划破了天空，大家才如释重负。吴师长高兴地说：“好!天一亮部队就开始渡江。”渡船回来后，划船的战士告诉我们，对岸的敌人已于头天下午逃跑，我军未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西岸敌人的江防阵地。
这时，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十几只木船和牛皮船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迅速地朝对岸驶去，由于船只又少又小，前后花了五天时间才将三个团和师直的几千人陆续渡过金沙江。左路部队于十月七日在岗拖渡江，驻守在同普、岗拖一线的敌人，以严密的火网阻挡我渡江部队。我军战士英勇顽强，在我火力掩护下，划着牛皮船，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我第一批渡江战士终于突破敌人的防线，跃上西岸。敌人如惊弓之鸟，狼狈地向昌都逃窜。
我各路部队渡江后，按照预定的路线，向昌都挺进。当时，我们师指挥所率一五六团、军炮兵营取道国德、生达向昌都进在国德地区遭遇真伯拉代本三百多敌人的阻击，经过一场激战，敌仓皇溃退，我毙伤敌一部，继续向昌都前进。开始几天，部队行动比较顺利，后来，越走困难越大。气候恶劣，空气稀薄，大雪封山，道路艰险，不少地方甚至无路可走。部队带的给养不多，有的分队已经断粮。所带的代饭粉因工厂偷工减料，不符合质量要求，发霉变质，不能食用。牦牛队一时又跟不上来，饥饿严重地威胁着部队。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鼓励大家发扬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顽强精神，渡过难关，一方面号召部队节约用粮，互相支援，组织人力采集代食品。一五六团团长王立峰同志率领轻装营抢占小乌拉，进抵昌都时，部队两天两夜没有吃上饭，王团长也只吃了一个萝卜，仍坚持指挥作战。不少战士饿得昏倒了，醒来后，喝几口水，吃几把雪，又一步一喘地继续前进。
十月十四日，我们到达生达。驻守该地的敌人第三代本，已在我军到达之前闻风逃窜。为了追歼敌人，我们命令一五六团派出侦察排乘马疾进，抓住敌人不放，其他部队昼夜不停地前进。
一天下午，我们走到崎岖的山间小路上，突然前面的人停了下来。前卫部队的同志们告诉我们，侦察排在五千多米的小乌拉山腰上同一股敌人打上了。我立即命令消灭这股敌人。饥饿和疲劳的战士见到了敌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炮兵接到命令，迅速占领了山头，“嗵、嗵、嗵”，十几门炮同时发射，敌人连同他们据守的临时工事一起坐了个“土飞机”。我们的机枪、步枪子弹暴雨般地一齐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我一五六团的战士们像猛虎一样扑上山腰，占领了敌人的阵地。敌人溃逃了，小乌拉战斗胜利结束。
第二天，天灰蒙蒙的，很快又要下大雪了。战士们收拾好帐篷，每人喝了两碗野菜粥，开始翻越两天前就看到的这座大雪山。山上的积雪很厚，上面一层是刚落下来的雪花，底下是坚冰，加上山坡陡峭，行动更加困难，半山以上简直无路可走。我们就组织人用锹镐掘开冰冻，一边开路，一边前进。战士们扛着炮弹、炮身、驮子，前拉后推地往上爬。越往上走，山势越陡，空气越稀薄，人们的胸口好像压着大石头，走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喘气。人不好走，马就更困难了。几个人在前面拽住马缰，几个人在后面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前进了几十米。排长李良成和五班长前拉后推地刚把一匹马拉上百十米远，牲口失蹄，“哗啦”一声，连人带马都滚到了山沟里，五班长被压在马肚子的下面，排长滚进了深沟。幸好山上山下都是厚厚的积雪，才没有伤亡。同志们用绑带和绳子把东西拉上来，可是绑带承受不了马的重量，他俩只好牵着牲口，拨开荆棘，绕道两三里才赶上了部队。
部队快到山顶时，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狂风把雪片卷到半空中，飞舞了一阵，又猛烈地倾泻下来，人几乎睁不开眼。我们的身上全白了，外衣结了一层冰。我们穿的衣服本来就不多，刚才爬山时出了一身汗，现在雪越来越大，风越来越猛，冻得牙直打架，手脚也麻木了。但大家都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坚持就是胜利!各路大军在西藏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像一把把钢刀直插昌都。
左路侦察营、工兵营于十六日在足雍以西三十里处歼敌百余人后，迅速向昌都攻击前进。中路担任小迂回的一五五团于十六日以木排强渡扎曲渡，昼夜兼程向洞洞竹卡攻击前进，于十七日攻占洞洞竹卡，歼守敌一部后向昌都疾进。右路迂回的一五四团、师骑兵侦察连，从邓柯渡江后，经玉树西南与骑兵支队会合，出敌不意歼灭甲藏卡、类乌齐的守敌后，立即向恩达进击。南线兄弟部队一五七团于七、八两日分批渡江，从两翼迂回，钳击宁静之敌后，迫使敌第九代本主官格桑旺堆率官兵四百余人起义。随即向帮达、八宿方向疾进，堵截昌都之敌南逃。当时，云南部队已占领土门、监井，劝降地方民团五百余名。新疆部队已翻越昆仑山，正向改则地区推进。昌都守敌面对大军压境的局势如坐针毡，惊慌失措。被我人民解放军击溃的敌人，惶惶若惊弓之鸟，急急如漏网之鱼，狼狈地逃进昌都。
为了防止昌都守敌西逃，我们一方面命令右路迂回部队迅速抢占恩达，阻敌退路，一方面命令一五六团九连作为解放昌都的前卫连队。右路迂回部队接到命令后，在一五四团掉队三分之一，骑兵支队跑垮战马三百余匹，只剩骑兵百余人和弃马步行的百余人的情况下，以日行一百七十里的速度于十八日先敌四小时抢占了恩达。九连接到命令后，急行军一百二十里，于十九日上午到达昌都，迅速占领了昌都城东的山头，控制了整个市区。昌都守敌见大势已去，一部弃城西逃，一部只好放下武器投降。取繇全集弃城逃跑之敌刚到恩达，就遭到我军的阻击。他们一发现退路被切断，就调头向南，退到拉贡拉时，又受到我骑兵的阻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敌人躲进了拉贡拉以东的竹角寺山沟里。当我师参谋长李明带着部队搜山到竹角寺时，发现敌人正在森林中向天祈祷。经侦察发现昌都西逃的敌人都躲在这座寺庙和附近森林中。我军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把敌人包围起来后，立即组织一些同志向他们进行阵前喊话，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昌都逃敌两千七百余名官兵和英、印特务放下武器，向我人民解放军投诚。
昌都战役经过大小战斗二十余次，全歼昌都边使总署及三(包括喝穷及牟霞两代本)、七、八、十等六个代本全部和二、四、六代本大部，并争取第九代本起义，共计歼敌五千七百多人。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十八名，英、印特务福特等四名，缴获山炮三门、重机枪九挺、轻机枪四十八挺、冲锋枪和步枪三千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受到了西南军区通令嘉奖。
昌都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帝国主义和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的政治阴谋，对于统一祖国，和平解放西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我军的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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