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城不怕坚
一九四八年的临汾战役，对兵团所属的各个工兵连队，是一个很大的锻炼和考验。晋南最大的城市运城解放后，临汾就成为晋南解放区中唯一的敌占城市。临汾城墙以高坚而闻名，除有本城墙外，东关也有坚固的城墙。临汾守敌已做了长期固守、顽抗的准备，他们曾用近两年的时间，在原日伪所筑工事的基础上，加修了外壕、电网，敷设了地雷，把临汾城构筑成了以高坚的城墙为核心的设防城市。守城之敌是与我军多次作战的反共老手、阎军第六集团军中将副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梁培璜所属的六十六师和胡宗南所属的三十师及一部分地方团队。敌人吹嘘说：“临汾城固若金汤，解放军想要打进来是不可能的。”面对着顽敌与坚城，要想轻易地攻克是不可能的。战士们形象地说：“打临汾就像是啃核桃，要吃到‘桃仁’，必须先敲掉‘桃壳’。”这就是说，要想解放临汾城，必须先摧毁城墙及内外的防御工事。
当时，我军虽已装备了一些重型火炮如野炮、榴弹炮等，但数量不多，炮弹补充也很困难。在第一次强攻东关时，曾采用集中炮火轰击城墙、开辟登城突破口的办法，但未能奏效。针对实际情况，徐总最后确定采用以坑道爆破城墙为主要的登城手段。当时，我作为工兵技术方面的负责人，被派往各个主要坑道进行帮助工作，并将情况直接向兵团司令部汇报。徐总多次听取了坑道作业进展情况的汇报。
这次爆破发生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就是由于测距不准确，有一条坑道未挖到敌城墙下，我就同意装药爆破了，结果城墙未炸倒，却放了冲天炮，对作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兵团首长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事隔多年之后我始终记忆犹新，也成为我指挥工兵作业、时时警惕自己的例证，它说明，一个工兵指挥员，必须熟悉和精通本专业的知识和技术，任何疏忽大意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临汾战役中，我军挖掘的大小坑道、暗道、支坑道等，总数近百条，作业时间之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但因有的指挥经验不足，工兵部队也缺乏大规模坑道作业的经验，故虽然作业多数成功，失败的教训亦不少。如有的在掘进过程中，被敌侦察发觉而遭破坏，有的由于测距不准，坑道未挖到位置就装药爆破，结果放了冲天炮。这些教训，后来都成了我们工兵作业的宝贵经验。临汾战役始于一九四八年三月七日，至五月十七Et胜利结束，历时七十二天。经东关和本城两次大的坑道作业，终于开辟了通路，全歼了守敌。临汾战役的坑道作业，在我军战史上，可以说是最大的一次。两城墙主要爆破的规模和效果如下：东关城墙：墙高十米，上宽六至九米，下宽十二至十五米。一号坑道装黑色炸药三千公斤，二号坑道装黑色炸药三千六百公斤，相距二十六点五米，药室至城墙基础五米，填塞二十米，两爆破口连接，城墙全部坍倒，爆破口宽五十七点五米。四号坑道装黑色炸药二千零五十公斤，填塞二十七米，爆破口下宽三十四米，上宽三十七米。本城城墙：墙高十二米，上宽十五米，下宽二十八米。一号坑道装黑色炸药六千二百公斤，药室至城墙基础十米，填塞二十七米，爆破口下宽三十四米，上宽三十七米。二号坑道装的是：油甜炸药二千五百公斤、硝酸炸药五百公斤，药室至城墙基础十米，填塞九米，爆破口下宽三十四点五米，上宽三十九点五米。战斗部队携带武器可以自行上下。临汾战役结束后，兵团司令部专门召开了坑道作业总结大会。根据坑道作业实际经验，汇集编写了《临汾战役坑道作业经验总结》的小册子，作为以后坑道作业的重要参考资料。
一九四九年解放太原的战役中，有些工兵连队参加组成强行爆破队，为登城部队开辟该嵫糠全集在攻击太原东山要塞淖马之前，我军官兵发扬军事民主，研究攻克敌据点的战法。通路。六十军几个工兵连队，在临汾战役坑道作业成功经验的鼓舞下，由军统一组织，对太原敌一坚固设防据点，实施了远距离的坑道作业爆破，主体坑道长达二百多米。由于时间较充裕，技术和装备得到了相应的加强，掘进速度大大提高。攻击开始，随着爆破的成功，部队迅速地攻占了敌阵地。
开路不怕难
太原解放后，十八兵团奉命开赴西北，配属一野参加全歼西北地区胡(宗南)马(步芳)等国民党军的作战。这时，徐总已调离我兵团，由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经过几个月的作战，西北敌人全部被歼。我兵团部队移驻陕西省宝鸡一带，待命人川。在一次会议上，周司令员讲述了向西南进军作战的意图和应当抓紧进行的准备工作。他明确指出：我兵团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就是由陕入川，协同二野全歼畏缩于西南一隅的国民党军队，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进军，具体地说，就是部队走路将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在我兵团进川途中，当面有敌之秦岭防线，后有大巴山、剑阁等处天险，川陕公路中很长的一段，就是傍嘉陵江畔凿山而成的，一旦被破坏，短期内很难修复。为此，从现在起，要把兵团所属的工兵集中起来，进行训练，以便担任进军四川“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任务，这就是工兵当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各工兵连按时集中在渭河之滨，编为工兵集训大队，进行有关进军方面的技术训练。我兼任大队的负责人。因时间紧促，只能进行重点训练，主要的课目是侦察和排除地雷、抢修公路，桥梁等。这使我联想到，形势变了，战争的规模和样式也随之改变了。我清楚地记得，前一两年工兵集训的主要课目是强行爆破、坑道作业、架设便桥等，现在则是重点训练使我军重型装备能通过的桥梁的架设，而且由一个工兵连单独作业的形式，成为几个工兵连一起进行大规模作业的形式。当时，参加集训的工兵连队，都对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我们在工兵集训大队，热烈地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欢欣鼓舞的情绪下，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集训。
十一月中旬，兵团另抽调几个工兵连队，加上支援进军作战的陕西省公路局工程队和其他一些分队，在宝鸡市组成了兵团工兵大队，我是大队负责人。大队配有电台，直接归兵团司令部指挥，担负着抢修川陕公路、清除地雷爆破障碍物等任务。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底前，我兵团所有连队都做好了入川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兵团司令部得到确切的情报：防守秦岭一线的国民党胡宗南部迫于形势，已放弃固守秦岭防线的打算，开始做向四川逃跑的准备工作。敌情通报还说，原属胡宗南总部之国民党工兵第三团和工兵第十九团，已分别配属各军，两个工兵团都携带着大量地雷、炸药，集结在川陕公路沿线上，准备对川陕公路进行大规模的破坏。
我工兵大队在向川陕公路开进的前两天，从战俘口供和被抓逃回的民工处得知，秦岭山区百家店至褒城的一百七十余公里的公路线上，仅有几座小．桥尚能通过步兵，其余桥梁皆被敌彻底炸毁；能绕行的险路上也多数埋设了地雷。这种情况比我军预计的来得早，也严重得多。这就更增加了我们打通道路的困难，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加强了准备工作，特别是尽量多地携带修复器材。在我大队出发前的几小时，兵团周司令员又一次把我召至他的办公室，当面指示我说：“我军开始向敌展开进攻以来，进展很顺利，以我军现有的力量，歼灭当面之敌是有绝对把握的。问题是敌人提前对公路进行了破坏，严重地阻碍着我军前进。为此，你们工兵大队要用最大的力量，并和地方支援的工程队搞好团结，发挥技术特长，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修，保证炮兵和汽车部队能迅速前进。你们工兵在这次进军大西南战役中，所担负的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他接着说，“再告诉你一件事，党中央任命贺龙老总为西南军区司令员，为此他也将和我兵团一起行动。你们必须保证贺老总他们汽车的安全……你们有地雷探测器吗?老总要通过和住宿之地，都要进行探测。”我当即回答说：“我们没有地雷探测器，仅能用探雷针探测。”周司令员说：“那不行。我让司令部派专人到友军工兵营去借一部，连同人员一起归你们指挥使用。”我向首长表示：“我们工兵大队全体同志，保证完成任务!”司令员说：“很好!祝你们胜利!”我立即率大队踏上了川陕公路。所借调的地雷探测器在我们出发后的第二天也送到了。
我工兵大队执行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在秦岭山区进行扫雷和清除障碍。秦岭自古以来就以山高路险闻名于世，川陕公路由宝鸡过渭河后，便开始沿山麓盘旋而上，多是从悬崖陡壁上开凿而成的，一边紧靠山，另一边则紧临深渊。胡宗南在撤退前，将险要路段的路基用炸药炸成两段，有的坑深达五米以上，宽达二十多米，飞落到路基上的大石块，有的竟达数千斤，由此可见敌装药量之大。有些地方还埋有地雷，这就更增加了修复的困难。经我工兵大队两个连队紧张作业，被炸毁的路基，填平到能通行汽车的程度。有些地雷被取出，有的则作了明显的标记。被炸毁的桥梁，能修复的则及时修复了；严重的一时不易修复的，则采用临时开辟便道的办法维持通车。夜幕降临后，照明器材不足，战士们就把松木劈成细条，做成火把，照明作业，抢修的速度比通常快一倍，每经过一昼夜的紧张劳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他们又向新的作业地段开进了。担负排雷任务的另一个工兵连，干得也很出色。他们在三天三夜边搜索边前进的过程中，共排除各种地雷五百多颗。另外，还有二十多包炸药，敌人已埋在地下，因我军追击迅速，敌人来不及点燃就匆忙逃跑了。这些炸药包也都被我挖出，这就保证了我炮兵和汽车运输部队的安全通行。在执行扫雷任务时，我工兵大队有一辆汽车被敌雷炸毁；工兵连副连长贾振水同志和另一名工兵战士，在清除秦岭山区雷群时，光荣牺牲。
架桥不畏险
当我们抢修公路，进展到天心桥时，已是十二月九日下午了。也就是说，我们已在川陕公路上昼夜奋战一个星期了。在我当工程兵几十年的时间里，我参加和直接指挥架设的军用桥梁，确切数目已无法记忆，有的已在脑海里消失了印象，但对在川陕公路上指挥架设的其中一座普通木桥，却留有永不磨灭的记忆，多年后的今天，回忆当时架桥的动人情景，犹如昨天，这座便桥，就是所称的“天心桥”。它位于秦岭山区褒城以北，是川陕公路闻名的险桥之一，从它的名字上就可知其险要的程度了：两岸都是陡山，一座长达六十多米的钢桥就放置在人工开凿的平台上，距水面有十米左右。胡宗南匪部溃逃时，将钢桥彻底炸坏，残骸支离破碎地浸在河里。为了保障我军迅速前进，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架通天心桥。经实地勘察，修复原有桥梁，短期内是无法实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在原桥附近再架设一座军用便桥。
十二月十日晨，我来到桥头，指挥架桥的准备工作。首要的任务是把钢桥残骸弄走，清理现场是完成架设便桥的第一步。随同我一起的，有地方来支援的一位工程师。他自从随军以来，已经和战士们一起艰苦工作了一个星期了，双目红肿，显然是熬夜所致，他任劳任怨，对我们完成任务帮助很大，从交谈中，知道他是大学土木专科毕业的，已经当了五年多的工程师了。我和工程师一起对现场进行了详尽的勘察。在研究方案时，工程师认为，要架通天心桥，必须由宝鸡调来架桥机械，一切准备好，也得五天才能通车。工程师的估算，按正常情况作业，是有其根据的。在水深一点二米至一点八米、流速两米以上的河上架桥，且时值隆冬，地冻天寒，机具器材都很困难，所需木料还得由部队到附近山上砍伐，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很快架桥通车确非易事。我对工程师的意见未表可否。但战争的紧急需要，使我无法同意五天架通的意见。我召集了干部会议，大家各抒己见。各连都表示要把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架通天心桥。大家认为：我们不仅对客观条件要有科学的计算，而且对人民解放军工兵战士在困难面前的顽强精神，也要加以科学的分析，只要把困难和重要性如实地向战士们讲清楚，相信革命战士就会想出各种克服困难的办法。所以，我们最后确定，动员所有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力争一昼夜把天心桥架好通车。
作业开始后，战士们争分夺秒地战斗在已结薄冰的水中。经过十多个小时的艰苦作业，较浅处的几个桥脚已牢固地竖立在河中，铺设桥桁、桥板也紧紧跟上了。地方公路局工程队的职工，在战士们不怕困难，英勇顽强奋战的精神感召下，也积极地工作。他们担负的木料加工任务，比预计的加快了好几倍，因而使天心桥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延伸。然而，预料中的困难出现了：就是在竖立激流处的桥脚时，下水几次都被激流冲倒，一时无法在预定的位置上将桥脚竖立起来。同志们深知，中流桥脚能否按原计划牢固竖立起来，这是架桥能否成功的关键。再大的困难也吓不倒作业的指战员，只见工兵参谋邢太珠同志，迅速地脱光衣服，猛喝了一口白酒，迎着刺骨的寒风，跳入激流，紧接着工兵排长周玉贵和另几个战士也跳进了激流的浪花里。他们齐心协力用力紧抱桥脚，一齐沉到河底，但稍一松动，桥脚就立即浮起。一次，两次，都没有成功，其中有些人，已经在水中作业半小时以上了，冻得连说话都感到困难了。这时，我立即叫水中同志全部上岸休息。
我们重新研究了办法，将人员和器具都重新调整和加强，第三次水中作业，终于把激流中的桥脚固定在水里，岸上的同志迅速地把大石块送至水中镇压。经过约一个小时的紧张作业，终于闯过了这一难关。十二月的秦岭山中，白天特短，下午四时就见不到太阳了。我们的战士，从清晨至太阳落山，一直战斗在水中，只能轮流吃上一顿饭，但同志们仍然干劲十足，作业一直在不中断地紧张进行着。这时，通信员突然跑到桥头，向我报告：“有十多台吉普车和卧车来到桥北岸。”当时，我感到有些惊奇：“怎么?我们还未发电报告知此桥通车，怎么首长们就来了呢?”根据这个情况判断，肯定由于情况紧急，需要首长们迅速前进，所以，未得到通车报告就来到了这里。可是，天，t7桥还未能通车，首长们都被阻隔在北岸。战争的责任感，使我作为一个工兵指挥员深感不安。我立即跑到北岸，见到了首长们，其中除我熟悉的兵团首长外，其他多数是第一次见面，而留胡子的那位首长，我认定他就是贺老总，他的威武形象，多年前我就在照片上看过，所以印象特深。贺老总见面第一句就问：“是你在指挥架桥吗?”未等我回答，兵团首长就说：“他是我们兵团工兵大队的负责人，一路上架桥、修路，都由他负责。”
我想简单地汇报一下当前情况，未等我开口，贺老总又说：“你们工兵战士表现不错嘛!刚才在水中架桥的情况，我们都看到了。这么冷的天气，战士们却脱光衣服在水里架桥，真是了不起!”接着他又问，“还有什么困难要我们帮助解决吗?”我立即回答：“没有什么大困难。有些困难，我们自己能够克服。我们未能及时把桥修通，这是我们的责任。”我本想检讨说明未能迅速架通的原因，贺老总却立即说：“这不怪你们。原先我们是打算等接到你们的报告再出发，但情况需要我们尽快前进，以便多了解一些情况。你们架桥的力量如不够用，我带来的警卫人员、司机都可以组织起来参加劳动!”他命令警卫员，把他带来的白酒拿出几瓶给下水的战士们取暖。这真是“雪中送炭”!贺老总的关怀，对我们架桥的工兵是个很大的鼓舞。
下午六时，我又被召到贺老总临时住的一家农合内。他详尽地询问了架设天心桥和工兵大队执行任务的情况，我一一给予了回答。“前面褒城大桥能通车吗?”贺老总问。我根据侦察所得的情况，回答说：“褒城大桥已全部被敌炸坍，正桥短期内难以修复，但河面虽宽而水较浅，河底是石质，又比较平坦，部队是可涉水通过的，汽车也可涉水通过。褒城大桥不会成为进军的障碍。”接着张经武参谋长问：“面前的天心桥，何时能通车?”我立即回答说：“明天十二时前保证能通车。”兵团周司令员插话说：“你们可能不了解，贺老总和我们在这里停留，是多么的着急呀!”我听到这话，深感内疚。张经武参谋长紧接着又说：“你们今晚再加一把劲，争取明早七时前把桥架通，明天早饭后就过桥前进。能做到吗?”在座的其他几位首长也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考虑了片刻，回答说：“虽说多数战士今天只吃了一顿饭，在冰冷的水中作业一天了，够辛苦的了，但情绪是很高涨的。当前较大的困难，是缺乏夜间作业的照明器材。
我准备开一部汽车到桥头，用汽车灯照明，再增加一些其他照明设备，争取明天早晨把首长们送过河去。”“这很好，就这么决定吧!”首长们一致同意我的意见。接着，张经武参谋长又向我介绍了最新的胜利消息：云南的卢汉、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邓锡侯、潘文华等国民党地方系统部队，都已宣布起义，都在等待我军前去接管，为此，沿川陕公路前进的我军部队，必须昼夜兼程，迅速前进，配合二野部队全歼溃逃到成都地区继续顽抗的国民党部队。张参谋长最后说：“早通车一小时，我们的部队就能早前进一小时，就能提早一小时夺得胜利。”我反复考虑最后这句话的含义，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说：“早通车一小时，就能提早一小时胜利。”这就是首长们为什么那么急欲通过天心桥的原因啊!工兵大队召开了紧急干部会议，传达了首长们的指示，晚七时，部队又开始了架桥作业。
经过整整一夜的突击，第二天早晨，我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向首长们报告：“天心桥已全部架通!”这时，也只有这时，我才稍微松了一口气，也才感到作业一宿所带来的疲倦。二十分钟后，贺老总等首长们的指挥车，先后驶来。首长们在桥头下了车，步行在桥上，边走边检查各部位的结构情况，并频频地向两岸列队的工兵战士们挥手致意。这时我深刻地感到：工兵在现代战争中，永远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先锋!贺老总等首长亲临天心桥，视察工兵战士水下架桥的情景，就这样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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