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时分，我们到达设在烟台山上的胶东军区临时指挥所，贾若瑜司令员高兴地迎了过来。“你们来得正好。”他边说边拉我们到指挥所门外，兴奋地告诉我们，“国民党海军的‘重庆’号巡洋舰起义了，现在就停在那里。”顺着司令员手指的方向看去，在烟台山北黑黝黝的海面上，停泊着一艘巨大的舰船，灯光透过一排排舷窗，清楚地映出庞大的舰体轮廓，司令台、信号塔和舰桥两侧点缀着许多彩灯，真像一座繁华的海上城市。
司令员向我们介绍说，“重庆”号巡洋舰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战斗舰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是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的旗舰。一九四八年五月，英国赠送给蒋介石。“重庆”舰广大官兵不愿继续充当反革命内战的炮灰，在我党的影响下，在以爱国青年王颐桢、武定国等人为首的“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领导下，争取了舰长邓兆祥的同情和支持，联合了蒋树德、王继挺等同志，于二月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在上海吴淞口毅然宣布起义，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封锁，二十六日晨，顺利驶抵我胶东解放区的重要港口一烟台港。
回到指挥所里，司令员立即向我们传达了上级的指示。他郑重地说：“‘重庆’号巡洋舰的起义对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意义十分深远。解放军总部指示我们，要迅速组织军事联络组，派驻‘重庆’号巡洋舰，接受起义。军区党委决定，由你们六人组成军事联络组，张英震任组长，马守泮为副组长，具体任务是武装警护全舰官兵和舰船，总的要求是‘全人全舰’。”司令员接着说：“这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都很强的任务。
舰上聚集了一批以舰长邓兆祥为代表的旧中国海军人才的精华，这是一批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今后将成为新中国海军的一支重要技术力量。你们上舰后，要坚持‘爱国一家，同舟共济’的宗旨，紧紧依靠起义骨干，把全舰官兵团结在你们周围。”为了配合我们的工作，军区领导给我们配备了一部电台和一个全部由党员战斗骨干编成的警卫连，作战科长班福臻同志任连长，和联络组一同登舰。
二十八日上午，军事联络组上舰了。在甲板上，我们受到了“士兵解放委员会”和六百多官兵的热情欢迎。在“士兵解放委员会”的协助下，我们迅速开展了工作。警卫连接管了钥匙、武器和岗哨，我和警卫连长察看了舰上的“地形”，研究了警护方案，联络组向全舰官兵广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欢迎“重庆”号巡洋舰光荣起义告全体官兵书》，电台和警卫连的同志与起义官兵开展了广泛的谈心、交朋友等活动，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赞扬他们起义的革命举动，很快在感情上建立了信任。联络组一上舰，舰上就有人提出，要求空军、高炮掩护，补充油料、副食品。当时，除副食品外，其余都难以满足要求，舰上的一部分人因而产生了埋怨情绪。
三月三日上午十时许，舰上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在芝罘岛东方上空出现了四架国民党军B-24重型轰炸机，舰上立即组织对空射击，敌机慌慌忙忙地投下了十二枚重磅炸弹，调头飞走了。午后，敌机又飞临港口上空侦察，舰上人员思想开始动荡。有人提出把舰开到安全的地方去，还有人提出质问：“既然保障不了安全，为什么不开船?”联络组和“解委会”的同志反复向大家解释，要求大家等候上级决策。但议论的人越来越多，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制造混乱，气氛越来越紧张。形势刻不容缓，何去何从，需要当机立断。联络组、“解委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同志们一致感到：烟台港港小、水浅，“重庆”舰吃水深，靠不了码头，只能锚泊港外，一旦出现空袭，情况十分不利。如果能够将军舰靠上码头，就可以借助地面防空火力进行对空作战。因此，撤离烟台，向深水港转移是必要的。目前舰上虽然人心浮动，但秩序未乱，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稳住局面。
情况紧迫，我迅速将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上岸向贾司令员报告，建议将“重庆”舰向北方我解放区港口转移，具体位置请上级确定。同时，警卫连加强警戒；马守泮同志起草了一份公告，随时准备广播；“解委会”的同志深入到官兵中去统一思想，安定人心。
为争取主动，稳定局势，武定国同志下达了预先号令，命令全体官兵进入战位，作好起航准备。在烟台山西侧的军用码头上，贾司令员和新任命的驻“重庆”舰军代表任克加同志听取了我的汇报。司令员详细地询问舰上的情况、行动的把握和具体措施，又征求了任克加同志的意见，沉思良久才点头说：“目前只有去葫芦岛，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开船!我立即报告总部。”司令员当即指示机关的同志向总部发报，又转向任克加同志和我，交代说：“这样一来，形势更复杂，你们的任务也更艰巨了。青岛、上海、长山列岛还没有解放，旅顺口也不在我军手中，随时都可能发生预料不到的情况，一定要机智灵活地处理。任克加同志随船行动，联络组、警卫连统一由任克加同志领导，途中有情况及时向我报告。”
一个小时后，总部复电：同意“重庆”舰开往葫芦岛，到达后，由辽西军区司令员朱军同志领导。三月三日十八时，天还未暗，巨大的铁锚绞离了水面，随着低沉而洪亮的汽笛声，“重庆”号巡洋舰拖着巨大的浪谷，驶离烟台港，开往葫芦岛。
入夜，舰艇航行在茫茫的渤海湾，海风夹着舰艏撞起的水花不断扑向甲板。远处的长山列岛上，磷火般的灯光忽隐忽现。就要通过老铁山水道了。我检查过警护情况后，来到警卫连部临时住的俱乐部，坐在门旁的沙发上假寐。连队的冲锋枪、机枪分别放在舱内两边墙角，战士们分成两排，躺在暗绿色地毯上睡得正香。忽然，我觉得有一个人影闪进舱内，我忙睁开眼，只见他蹑着脚，一边俯视熟睡的战士，一边朝着墙角的冲锋枪轻轻地靠近。我悄悄地站起来，就在他伸手取枪的刹那间，一个箭步扑上去将他抱住：“不许动!”几个被惊醒的战士也一跃而起，将他捉住。“什么人?”“曾道明。”“干什么?”“找蒋总统。”曾道明是舰上的秘书，自称“精神失常”，联络组一上舰，他就提出抗议，反对我们上舰。我示意两个战士把他押送回房间。
天明后，我和武定国、刘懋忠同志推开他的房门一看，人不见了。舷窗已被打开，他投海了。这一夜，还有另一个反抗起义的坏分子也投了海。根据贾司令员的指示，我们一上舰就宣布了“爱国一家，同舟共济”的宗旨，对所有官兵一视同仁，不咎既往，一切以拥护起义为标准，对他们在国民党军中的反动组织和特殊关系概不追究。舰上有国民党高级官员的亲属二十余人，我们对他们也都严格奉行不歧视、不调离的原则，既没有进行调查登记，也未搞坦白揭发，赢得了广大起义官兵对党的政策的信任。曾道明虽然对抗起义，甚至妄图夺枪，我们还是想慢慢争取他，但他执迷不悟，畏罪投海，甘愿自绝于人民。曾道明事件发生后，联络组通过“解委会”向全体官兵及时作了解释，舰上未出现思想波动。
四日拂晓，晨曦初露，葫芦岛附近的山头逐渐呈现在眼前。军舰换由邓兆祥舰长亲自驾驶。邓舰长对海军的作战、训练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诚挚倔强、深明大义，有着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他以国家和民族的大业为重，毅然响应起义，带动了全舰官兵，对“重庆”舰起义的成功起了重要的作用。从烟台起锚不久，我就陪任克加同志去拜会了邓舰长，向他介绍了总部关于向葫芦岛开船的决定，并请他亲自驾驶军舰进港。邓舰长慨然应允。
巨大的巡洋舰在邓舰长的亲自操纵下，稳稳地靠上了葫芦岛三号码头。辽西军区司令员朱军、辽西省锦西县县长杨平等同志都迎候在码头上。“重庆”舰到达葫芦岛后，东北军区很重视军舰的安全保障，确定了“提高警惕，加强伪装，坚持就地对空作战”的原则，抽调了两个高炮团，分别配置在码头西侧及东北侧高地，还部署了一个陆军师，专门加强葫芦岛和附近沿海的警备。为加强协同作战，军区又将司令部海防科(主管海军事务)调驻葫芦岛，协助朱军司令员统一指挥陆、海军。
月十八日早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海面风平浪静，成群的海鸥绕着舰艇嬉戏追逐，上下翻飞，整个港口呈现出一片静谧和平的景象。一阵尖厉的防空警报声划破了码头宁静的空气，水兵们迅速地奔向战位。随即，空中出现了涂着美国军徽的超级空中堡垒——B一29重型轰炸机。我的心“格登”一下沉了下来：军舰的安全受到了最严重的威胁。因为“重庆”舰装备的防空武器对国民党军当时装备的任何飞机都可以作战，唯独对美军的B-29重型轰炸机束手无策，舰上人员把它视为“重庆”舰的“克星”。今天真是冤家路窄，来袭敌机偏偏就是B一29。敌机伴着沉重的发动机声，迅速向军舰接近。瞬间，陆、海军高炮一齐开火，炮弹像疾风一样呼啸而上，在空中构成一道道绵密的火网。甲板上硝烟弥漫，浓烈的火药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方火力虽强，但射高不够，对B一29构不成严重的威胁。敌机在炮弹炸点的烟团之上，疯狂地向下倾泻着炸弹，一组重磅炸弹在西侧的高炮阵地上爆炸，紧接着又一组炸弹落到三号码头上，码头库房被炸塌。逐渐，敌机把目标集中在军舰上，炸弹一组接着一组地在军舰四周爆炸，爆炸声震耳欲聋，激起的水柱像暴雨一样泼向甲板，直扑炮塔。舰上全体官兵奋不顾身，毫无惧色。枪炮指挥官镇定自若地操纵指挥仪，调度各种火器发射；枪炮手钉在炮位上，一丝不苟地操作着火炮；“解委会”的同志在甲板上、炮塔旁不停地奔忙，一边指挥副炮射击，一边组织人员清除弹壳，运送炮弹；炊事房一次又一次将食品、开水送上炮位，但水兵们打红了眼，完全忘记了饥渴。
经过整整八个小时的对空作战，大家都累得全身瘫软无力。我走到总报务房想休息片刻，突然一阵强烈的震动将我惊醒。军舰灯灭机停，舱内一片黑暗。一股浓烟烈火顺着通道喷将过来，警卫员小刘浑身是火，他拖起我就走，但通往外边的舱门均已封闭，正在走投无路之时，有人打开密闭门将我俩接了出去。二十分钟后，烈火被扑灭，电机恢复送电。原来，有一架掉队的敌机突然凌空投弹，炮兵部队和舰上人员没有任何准备，炸弹在紧贴右舷的海中爆炸，将右后侧官员舱及指挥仪计算室炸了两个洞，造成起火、进水和辅机故障。在官兵们的全力抢修下，舰艇很快被修复。但这次意外的袭击，却造成了二十余人的伤亡，有六位同志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军舰北撤葫芦岛，本来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方案。但是，美军直接参战使军舰的安全受到了新的威胁。
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战斗，人员出现了伤亡，弹药也已消耗过半，官兵的思想又出现了新的波动。军代表、联络组和“解委会”的同志都意识到：照此下去，难以保证“全人全舰”。晚上，朱司令员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对策。司令员提出三个方案，让大家讨论：沉船；游击；转移复州湾。大家苦苦思索着，对三个方案反复进行比较：在渤海湾游击，没有护航条件，难以对付潜艇的攻击，而且对飞机来说，仍属相对固定目标，长期下去，油料问题也解决不了。靠近旅顺的复州湾，时为苏军在控制，转移复州湾，把舰艇送到人家那里，心里不踏实。沉船，倒是一个暂时保全舰艇的办法，可是，这艘几千吨的大军舰是起义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交到人民手中的，它还没有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发挥作用，就要沉人海中，该怎么向起义官兵解释?为了保卫它，同志们又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沉掉它，又该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朱司令员紧锁双眉，一边踱步，一边苦思，等候着大家发表意见。可是，谁也不开口，只是一个劲地抽烟。小房间里闷得透不过气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远处的天际已泛出鱼肚白，天快要亮了。天明后，敌机还可能来轰炸，必须立即作出决断。朱司令员停住脚步，又一次征求大家的意见：“哪位还有好办法?”见大家都不说话，司令员重又走到窗口，凝视着码头上的军舰，心情沉重地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游击和转移都不符合总部关于‘全人全舰’的指示，搞不好，连人带船要一起赔上，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就地沉船，至少可以‘全人’。舰放在水里要受一些损失，但丢不了，早晚还是我们自己的。大家回去以后，首先撤人，拂晓前将全体人员撤到码头北侧高地分散隐蔽，船和码头由警卫连警戒。”大家对司令员的意见都没有提出异议。天亮了，全舰官兵都撤到指定地区，军舰停机熄火，静悄悄地靠在码头上。
八时，美机又凌空轰炸，有三枚炸弹穿透后甲板，引爆了右舷副炮弹药库。面对这滚滚的浓烟和震人肺腑的爆炸声，许多人伤心得捶胸顿足，痛哭流涕。敌机又整整炸了一天。
十八时，朱司令员下令：“立即组织沉船，凡能卸下的武器、装备、仪器、器材全部运下来。”望着同志们迟疑的目光，朱司令员斩钉截铁地说：“沉船的是非与责任，由我朱军一人承当。我立即上报总部。”沉船开始了，由于港湾水浅，不能平面下沉，便采取了侧沉的办法，使军舰倒向一侧。小山似的舰体徐徐地向码头东侧的海面倾斜，渐渐倒人海中。军舰被迫沉海后，大家心里很不是滋味。起义官兵成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联络组的同志们也窝着一股火，感到对不起起义的海军同志，对不起党和人民。正在这时，贺龙同志代表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到葫芦岛看望大家了。
二十六日早晨，天空飘洒着蒙蒙细雨，葫芦岛火车站的站台上，“重庆”舰仪仗队吹奏着欢迎的乐曲，陆、海军官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贺老总神采奕奕、满面春风地走下车来。他在朱司令员的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和陆、海军官兵。当晚，贺龙同志听取了朱司令员、任代表关于“重庆”舰情况的汇报，又接见了“解委会”负责同志。
二十七日，贺龙同志在葫芦岛海员俱乐部接见了“重庆”舰全体官兵。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向起义官兵表示热烈的欢迎，热情地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肯定了沉船的决定。他还就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新中国海军的建设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贺龙同志的接见和讲话，驱散了几天来笼罩在起义官兵和联络组同志脸上的愁云，坚定了大家的信心。
此后，根据总部首长的指示，起义官兵在沈阳整顿了一个多月，全部投入到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伟大洪流。他们中的多数人加入了新中国人民海军的行列，成为海军建设的坚强骨干，为我国的海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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