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驻守徐州的杜聿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立即朝永城方向突围。于是，被我军围困得走投无路的蒋军蜂拥向西逃窜。狭小的道路上，人马车辆挤成一团。退到萧县以西时，又传来蒋介石的命令，要杜聿明集团增援困守在双堆集的黄维兵团。这时，从徐州突围出来的杜聿明集团被追得到处乱撞。
当时，华东野战军三纵二十三团正在淮北与萧县之间待机歼敌。这天下午，师、团首长去看地形，团里要我带一个班负责警戒，我随即带二连的英雄班—“陈金合班”出发。一路上，我带着二连副连长黄丰歧、班长王德恒、副班长蔡克秀等十一位同志快速行进到指定位置，跟随陈士法师长、王六生政委和各团干部来到了瓦子口东北的山头上。首长和参谋人员把马匹拴在附近的小树林子里，然后举起望远镜观察四周的地形。
天灰蒙蒙的，冬日的太阳透过浓重的云块，投下一片淡淡的阳光。我们隐蔽在小树林旁的干河沟中，把机枪架在小坟包上，以防北面突围的敌人。当时我因卓圩子战斗负伤，左臂被打断，一直随队边战斗边治疗，还没有痊愈，三月份打洛阳，九月份打济南，又两次负伤，行军全靠骑马，绷带一直吊在脖子上。自己感到最大的困难是不能亲自率部队冲锋陷阵，但我相信我们营的干部和战士，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会前仆后继、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任务。眼前的副班长蔡克秀，是我军攻入开封的当晚被解放入伍的，至今已有半年了。当时，我带着二连在开封城外的东北角防敌突围，蔡克秀这个被国民党从解放区抓去的青年民兵感到时机已到，他从北城墙上跳到墙外边的沙堆上，当晚就补到“陈金合班”。第二天夜，我营奉命攻占了城内西北角敌核心阵地之一—教养院。次日，残敌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连续对我教养院攻击了一整天。楼房被轰平了，围墙被打坍了，突入之敌攻进来又被打出去。部队伤亡很大，但阵地却一寸未失。黄昏后集合部队准备继续向残敌发起攻击时，才发现坚守阵地的“陈金合班”，只剩下新兵蔡克秀一人。全班打光了，这个新兵又从烈士手里接过机枪继续向敌人射击。战后他立了一等功。眼下，他当了英雄“陈金合班”的副班长，看到这样英雄的战士，怎么能不使人自豪呢！
就在这时，我们的正前方模模糊糊地过来一大队人马。太阳已经偏西，北风卷起漫天沙土。我举起望远镜一看，前面是一个尖兵排，后面除大队人马外还有不少大铁轮的马车，足足有两个连的敌人。
机枪手已准备好射击。我立即命令副连长黄丰歧：“冲上去，坚决把敌人打垮！”他明白了我的意思，随即带着全班跃出河沟，在机枪掩护下冲上去了。
我当时想，如果就地阻击，一是首长的转移来不及，二是敌众我寡，火力压不倒敌人。为了首长的安全，只有一条路：拼！
冲在最前面的副连长黄丰歧，他参加过枣庄、峄县、泰安、济南等三十多次战斗，在解放洛阳时，他带的爆破队在三连炸开了十二道副防御工事后，以五包炸药连续爆破，炸开了第一道城门。后来被评为战斗英雄。有这样的干部带领部队冲锋，我也是一百个放心，但我们毕竟只有一个班啊！
战士们冲上去了，可敌人没有卧倒，他们站着举枪还击。“冲啊！杀！”一排手榴弹打向敌尖兵排，战士们迎着爆炸的烟雾，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冲进了敌队形中。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喊杀声惊吓得慌乱成一团。中间的一股敌人正准备把机枪架在马车上向我们扫射，这时，班长王德恒带领几个战士已经从左翼迂回到敌人机枪的翼侧，迅速将手榴弹投向敌群。顿时，机枪哑了，敌尖兵排被打垮了，王德恒他们乘胜追击，敌整个行军纵队也乱了营。战士们像小老虎一样端着步枪、冲锋枪对着混乱溃逃的敌人扫射。敌人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马车也互相倾轧，乱成一团。车上的面粉、木箱、军需包翻倒在地，坐在马车上的官太太们吓得抱着头大哭小叫，有的被压在翻倒的马车下，受惊吓的马匹也在田野中狂嘶乱奔。
冲锋中，黄丰歧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躺着一个国民党少校军官。走近一看，怎么没有血？黄丰歧转念之间，飞起一脚，朝那个军官踢去，谁知敌军官翻身就是一枪，“嗖”的一声子弹从黄丰歧的左肩擦过，打穿了棉袄。黄丰歧火了，对准敌军官的胸脯就是三枪，敌军官这下真的不能动弹了。黄丰歧摘下了他的左轮手枪后，继续带领战士们追击。激烈的枪声传到了我团三营阵地，副教导员侯建斌带着两个连飞速增援来了。这群惊弓之鸟，顽抗的被当场击毙，缴械投降的当了我们的俘虏，而我们英雄的“陈金合班”却无一伤亡。
太阳下山了，我们又接到新的战斗命令，便把六十名俘虏交给了三营。战士们坐着铁轮马车，胜利地回到了集结营地。当时，前线记者刘亮同志找我采访了这次战斗，他写了一条新闻被新华社广播了，题目就是《一个班打垮敌人两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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