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中午，我前方办事处敌工科长李竞同志从穷岗子联络站(距长春城十里)骑马来到兵团政治部，向我报告说：六十军要起义了，曾泽生、陇耀、白肇学联名写了一封信，派张秉昌、李峥先于昨晚(十四日晚)找我联络起义，并讲了酝酿起义的情况，他和杨滨副处长认为事关重大，就安排张秉昌、李峥先在穷岗子住下等回信，而由李竞把信送来，请示领导。我看了曾、陇、白三人联名写的信，内容是表示愿意起义，并在信中提出十一条要求回答的事。
当即把信拿去给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同志，向兵团首长报告、请示。唐主任看完信问我：“你对这事有什么看法?”我说：“我认为起义是可信的，从整个战局和长春敌军的处境看，六十军已别无出路。加之我党我军又对六十军做了长期的工作，去年东北局派我去做曾泽生、陇耀的策反工作时，陇耀曾说待时机成熟，愿与我联络起义。
现在曾泽生派出来的张秉昌、李峥先，又是今年五月由我们前方办事处以放俘方式，派遣进长春做曾泽生、陇耀等人工作的原六十军团长，他们反映的情况是实在的。我们应马上洽谈，必要的话，我可以进长春去与曾泽生直接商谈。”唐天际同志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情况是很可能的，但需同司令部电话联系后再定。
唐主任与司令部电话联系后告诉我：“司令部得到的情报，长春敌人要突围，认为六十军派人出来联络起义可能是麻痹我们，不可信；这事不好办了，我不能决定。”我对唐主任说：“是不是请你再打个电话把我们的看法再讲一下。”唐天际同志回答说：“我不好再讲了。现在只有你亲自到司令部去，把你们对六十军工作的情况，你的看法，你的意见，当面给司令部讲。”我说：“那可不可以让潘朔端同志(起义将领，当时潘朔端任兵团副参谋长，也住在兵团政治部)和我一道去，因为潘朔端同志熟悉这联名信上的签名是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的亲笔，信的笔迹是白肇学的。”唐天际同志说可以。我心想，这是一个关键时刻，万一我同潘朔端同志去到司令部，还是不同意又怎么办呢?
于是，我立即向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政治部写了请示报告，如实反映了曾泽生派张秉昌、李峥先出来联络的情况，以及向兵团司令部报告请示中碰到有判断不同的意见，同时也说明了六十军来联络起义是可信的理由。我表示，即使牺牲我的生命，也要求进长春去和曾泽生商谈，为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而尽到职责。同时，还把曾泽生、陇耀、白肇学的联名信抄了一份附在报告中。
送出了给东北局的报告，我同潘朔端同志于当天(十五日)下午五时，去兵团司令部。当时，司令部正召集师长开会，布置把围长春的部队大部撤到烟筒山一带，准备歼灭长春突围的敌人。会议开完，我向兵团首长报告，并将曾、陇、白联络起义的信交萧劲光、萧华、陈伯钧等兵团首长阅。当时一位兵团副司令看了这封信就说：“连章都不盖，简直是骗人，他们是想突围嘛!”我又向兵团首长汇报了我对六十军派人来联络起义的看法，认为一方面作防范长春敌人突围的准备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同曾泽生派出的人商谈，争取六十军起义。
萧劲光司令员听得很仔细，他又问了潘朔端的看法。潘说：“我看六十军起义的可能性是大的，我们已经交换过意见。”萧劲光同志想了一下，断然地说：“我同意你们两个的意见。就由刘浩同志去同他们谈，不过也要作两手准备，六十军真的愿意起义，我们欢迎，如果企图突围，我们就坚决消灭它。如果谈好了决心起义，就要他们配合消灭新七军。你们看还有什么意见?”
兵团其他首长都没有再发表什么意见。由于有过不同的看法。我提出最好有一位兵团首长和潘朔端同志同我一起去穷岗子与张秉昌、李峥先洽谈。萧劲光同志认为可以，就指定兵团参谋长解方同志，副参谋长潘朔端同志和我一起去。
十六日上午到穷岗子后，我们对张秉昌、李峥先讲了五点意见：一是表示欢迎六十军反蒋起义。但指出，如果不是真心，而想突围，我军即采取行动坚决消灭之；二是要六十军掉转枪口，沿长春中山路对国民党中央军新七军和郑洞国总部布防；三是要六十军准备配合我军消灭新七军和郑洞国总部；四是要使用召开紧急会议的办法，把蒋介石派到六十军的军统特务李嵩(暂五十二师师长)等人扣押，强制暂五十二师服从指挥；五是要曾泽生、陇耀派李佐、任孝宗为正式代表出城商谈(因为李佐是曾泽生的亲信，而且同我党在六十军中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任孝宗是暂二十一师副师长，陇耀的亲信)。
谈完后随即于当天下午，派了一辆中吉普送他们到六十军暂二十一师阵地前沿，叫他们回去转告曾泽生、陇耀。
十六日夜，李佐、任孝宗来到兵团政治部，见到我和唐天际同志说：曾军长接受我们提出的意见，已下令由暂二十一师对新七军布防，准备如法扣押李嵩等人。并说，曾军长原不想把暂五十二师带出来，怕事机不密被破坏，现在决定把它挟持出来。此外，还有些事情要具体商量。我们随即发电报请示东北局。东北局电示：“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决定派刘浩同志为代表，进长春去同曾泽生商量起义事宜。”
唐天际同志把电报给我看后，就同我谈了进长春去可能碰到的问题和处理的原则。叫我先给六十军中地下党组织派出的赵雄同志交代，要他们停止执行原拟朱光云、赵国璋团单独起义的计划，改为支持六十军全军起义，做好防止敌特破坏和发生意外的布置。隔了约两个钟头，才把李佐和任孝宗找来，由唐天际主任正式通知他们：“派刘浩同志为代表同你们一起进长春去，商谈尚待解决的问题。”
十月十七日上午，我同李佐、任孝宗到了曾泽生设在朱光云、赵国璋团团部的临时指挥所，对曾泽生说：“我们热烈欢迎六十军起义。”同时又问他还有什么困难。曾泽生讲了他执行我们提出的五点意见的情况，并再次提出部队起义后的待遇和有些官兵要求回云南怎么办等问题。我明确告诉他说，我们党的政策，对起义部队是一视同仁，同老解放军一样待遇；对部队起义后的过冬服装等问题，一定尽快解决；愿意回云南的，发给路费欢送。我们欢迎六十军宣布起义带出城去，把防地交给我军。曾泽生听后很高兴，当时就把他心爱的自卫手枪递给我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们还当面商定，六十军当日通电正式宣布起义。并布置将通电及时发出。然后，曾泽生马上对起义军官做好工作，防止意外。
我则直接给陇耀打电话布置，要他利用各种途径，乘势对新七军开展政治攻势，以瓦解其军心，迫使其在我军的威力下缴械投诚。为了具体确定交接防地的时间、口令、办法，我约同曾泽生于当日下午三时，乘车出城去见唐天际同志。商定了我军与六十军如何交接阵地的办法，限于翌日凌晨四时以前交接完毕，由我军去解决长春残敌。之后，我和曾泽生即赶回长春城内布置，按计划完成交防任务后，沿中山路巡视一遍，即把起义部队带出城，向九台进发。
唐天际同志当面告知曾泽生，经东北局批准，决定派我为代表同曾军长一起做好起义部队的各项工作。并要我们遇事多商量，共同处理好全军的事。还安排潘朔端、马逸飞、郑祖志陪同曾泽生同赴九台。
十月十九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联名电贺曾泽生将军及六十军全体官兵：“闻贵部在吾兄领导下举行反蒋起义，不胜欣慰，贵部此一光荣义举，对东北蒋匪实为一沉重打击，对东北人民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特电驰贺。”
六十军长春起义，加速了新七军的投降，直接导致了十月十九日长春的和平解放。十月下旬，萧劲光司令员从前方到九台看望曾泽生军长。萧司令说：“因为忙于作战，在六十军起义这段时间，总不能抽身见面，现在就要入关作战，特地在动身之前来见一面，谈一谈。”在谈话中，萧司令问了部队起义后的情况，又问了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曾军长先是对解放军各首长的关怀一再表示感谢之意，然后提出：希望早些把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尽快对部队进行思想改造，争取早日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战斗，给予立功补过的机会，为革命做些贡献。萧司令员说：“这些事都会逐步解决”，并对曾泽生一再慰勉鼓励。在继续交谈中，萧司令员讲了他从参加北伐到当红军的一些经历，主要是讲对旧军队改造过程中的亲身感受，启发曾泽生的革命信心。
他们谈完后，曾泽生显得格外兴奋。自部队到九台后，原东政前方办事处的全体干部，都忙于做好起义部队的思想稳定工作，一面深入了解掌握思想情况，一面组织各种报告会，针对思想反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从哈尔滨总部派来的王央公(东政联络部长)，张冲(松江省政府副主席)和陈方(吉林军区联络部长)同志等，也在这里协助工作。陇耀、白肇学各自认真掌握教育部队，所以这两个师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唯有暂五十二师思想比较混乱，发生了一个排拖枪逃跑的事，对这件事我们也坚持按照党的政策，着重做思想教育工作，妥善解决了。从争取六十军起义，到做六十军起义后的团结教育工作，每遇重大问题，我军领导同志总是从党的方针政策出发，身体力行，深思熟虑，果断决策，这些情景，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将这支起义部队完整地纳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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