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形势紧迫，我们边打边退，在三天的冒雨急行军之后，我病倒了，还要继续行军，连部决定我和同班的邓毅发到赵川去住院。晚上，连长、指导员和我们谈了很久，安慰和鼓励我们，安心养病，早日归队。
第二天早晨七点钟左右，部队出发了。我俩呆呆地站在沟底的路边上，一动也不动地望着，直到看不见部队的影子了。不知站了多久，邓毅发同志才开口说：“克顺，我们走吧”。这时我才像从梦中惊醒。抬头望了望东方，太阳已升起老高。我突然感到很寂寞，就像一只离开雁群的孤雁。一路上，我俩谁也没有说话，都低着头走自己的路。
离开连队和战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加上我俩都有病，所以走得很慢。特别是我，每走一步都很吃力，两条腿好像加了几十斤重的东西，走十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口气，走了大约三个小时，才走了一里来路。这时我两腿发软，头昏恶心，每走一步都想往地上栽。邓毅发同志把我的步枪和背包都扛去了，他也累得满头大汗，汗珠直往下滴。
太阳渐渐被西山遮住，天黑下来了。我们在一个老乡家住了一夜，第二天傍晚终于到了医院的驻地一东赵川。一把盐我和邓毅发到医院报到后，院方就把我俩安排在镇西一个小山冈的背后。这里只有四五户群众，共住了二十多个伤病员。我们睡的是地铺，地上铺了很厚的干草，七八个病号睡在一个通铺上。这虽影响休息，但便于大家互相照顾，在一起有说有笑，也不感到孤单。
两天过去了，没见医生来给我们看病，更谈不上吃药了。老病号介绍说，分区在这里有个留守处，有一个连的战斗部队担负留守处的警卫。医院没有多少人，医生、卫生员不过十多个人，伤病员却有二百多。另一个病友介绍，赵川周围有八九个地方都住有伤病员，医生七八天才能来一次。王班长接过话头说：“确实如此，我们现在是十分困难，部队基本上是在山区活动，交通很不方便，敌人对我们的活动区域严加封锁，因此，药品十分困难。所以病友之间要互相照顾，团结战斗，共同克服眼前的困难，使我们的身体早日恢复健康，重返自己的连队。”
他这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服口服。我们吃的是杂粮，而且要到二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背。每次由留守处派干部带队，组织轻一点儿的病号去，还要有一部分人带着武器，因为周围常有国民党的地方反动武装扰乱。背回的玉米，用小磨子加工成玉米糟子，一天吃两顿玉米糊。没有油，没有盐，也没有什么菜。我实在吃不下去，每顿只吃上半小碗。
有个病友叫席孝林，是河南人，细高个儿，有三十四五岁年纪。他为人忠厚、老实，关心同志。一天开饭前，他把我叫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对我说：“小龙呀，你还很年轻(我当时只有十九岁)，不吃饭会把自己饿坏的。”我说：“这里一天两顿糊汤，又没有盐，实在是吃不下去呀。”这时，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不大的小纸包来，塞在我手里说：“这是一点儿咸盐，就这一点儿，太少了，不能给大家同吃。”接着又叮咛我：“实在吃不下饭时，就放在碗里一点儿。”我看着这个小纸包，眼圈发热，鼻子一酸，几乎掉下泪来。我抬头望着他的脸，好久才说了一句话：“再给你留一点儿吧。”他说：“不用了，我的病比你轻得多，我快好了。要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可以归队了，你留下吧。”我打开盐包，里面大概有二三两盐。虽不多，但在那样的生活条件下，把自己唯一的一点儿盐，让给战友和同志，这是何等的思想境界呀!后来，每当我吃不下饭的时候，就在碗里放上一点儿。顿时感到饭香合口，吃的也多了。就这样，我的身体日见好转。
一支针
一天，组织病号到二十里以外的地方去扛粮，我也报了名。大家不同意我去，说往返四十余里，怕不行，经我再三要求，才同意了。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扛粮队就出发了。有二十多个人，每人带了一条扛粮的口袋，还带了两个玉米窝头，准备路上吃。要在平常，我扛个五六十斤是不成问题的，可今天，只扛了二十多斤。在回来的路上，开始还能跟上，大概走了还不到一半路，就开始掉队了。背上的粮食越来越重，脚步也乱了，两条腿发软，浑身出汗，好像背的不是粮食，而是几百斤重的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和扛粮队的距离越落越大，前边的同志不放心，就拐回来接，帮我扛粮。就这样走走停停，等等接接，影响了大家的行军速度。我们回到驻地，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扛粮回来的第二天，我的病又重了，一睡倒就是十几天，昏迷不醒。据说医院的医生来过两次，我们团卫生队的罗队长也来了。他用听诊器听了半天，又把听诊器递给和他同来的医生，然后小声交换意见，我听见罗队长说：“还有一支针，给他打了吧……”那个医生说：“老罗，就这一针了，如果再有……”罗队长打断他的话说道：“现在是没有药品，可我们不能眼看着战士而不顾，还是先给他打了吧。”于是给我打了这唯一的一针。这一针，也确是救命的一针。打针后的第二天，我的病就有好转了，能稍微吃一点儿东西，也能起来走动走动了。
一捆柴
病虽见好，但人虚弱得厉害，深山里冷得早，初冬季节已是寒气袭人。我昼夜围着用树枝生的火堆，一离开火，就浑身打战。开始我坐在砖上，时间一长，就感到很不好受，砖头硌得屁股疼痛难忍，我又把砖头平放下，两脚跟踩在砖头上，两脚尖儿着地蹲下来。坐一会儿，蹲一会儿，就这样不停地变换着姿势，三天三夜就是这么熬过来的。山区初冬季节，雨本来就多，大一阵小一阵地下个不停。火堆里的柴烧完了，我又到队房去抱了一小捆，伙房里的柴也快完了。
我发起愁来：柴快烧完了，夜间气候更冷，无柴可烧，怎么熬呀!请别人帮助去打点柴吧，大家都是病号，身体都不太好；天又下着雨，路滑难走，要上山就更困难，怎好开口呢?这时，突然听到屋门响，我抬头望去，只见和我一个连队的病号樊炳娥背着一捆干树枝走了进来。我立刻明白了，不知是感激还是高兴，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他。他放下柴捆说：“你的病刚好些，顶不住寒冷。”在他坐下以后，我才发现他头上还冒着热气，裤子湿了大半截，沾了许多泥土，手上、脸上也沾了不少泥。我又看了一眼柴捆，都是胳膊粗的干树枝，却没见砍柴用的刀。我奇怪地问：“你的砍柴刀昵?”他笑了笑说：“天下雨，砍下来的树枝烧不着，所以我在山坡上全捡的是干柴，虽被雨打湿了，也比刚砍下来的湿柴好烧得多，你先把柴放在火边烘一烘，然后再烧就好着了。”他想得多周到呀!我抬头望着他，鼻子直发酸。他站起来，解开绳子说：“这一捆够今晚上烧了，我再去拾几捆来。”说完出门走了。
一连几天，他天天送柴来，使我得以在火边度过了难熬的几个昼夜。病，渐渐好了，为尽快恢复健康，实现早日归队的愿望，我们主动组织打柴来锻炼身体。经过四十余天的锻炼，我们的体质都增强了。于是向医院提出了归队的要求，经医院检查批准，我们营有十二名战士可以归队。留守处的同志把我们叫去，指定了带队的负责人，并告诉我们：部队现驻在西京公路边一个叫介牌的地方。我们依依不合地告别了朝夕相处的病友，走上归队的征途。怀着必胜的革命信念，带着战友的深情厚谊，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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