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肉山西人民四十多年的“土皇帝”阎锡山，在国民党的军阀中，以老奸巨猾闻名。
一九四八年五月，临汾被我军解放后，阎锡山在震惊之余，一反常态，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急忙派他的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和副总司令原泉福率领三十三军、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等主力南出太原，妄图寻机晋中与我决战，阻止我军北上，削弱我军在山西的主力，以挽救其败局。阎锡山的这一赌注，为国民党的官僚军阀所注目，受到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赞赏。
我华北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为了歼灭阎匪的大部主力，为解放太原创造有利条件，华北第一兵团奉命组织晋中战役。
六月中旬，晋中战役的序幕揭开，华北野战军第十三纵队与八纵队、太岳与晋中地方部队，突破了敌防线、据点，进入了晋中平原，连战皆捷。八纵队和太岳部队于二十一日歼灭了阎锡山的“亲训师”，第十三纵队又歼灭了敌四十师。赵承绶正在踌躇之时，阎锡山故作镇静地给他传达了蒋介石的“谕示”说：共军主力已经开到东北、华东、中原和西北，晋中徐向前只几万人，应大胆同共军决战。阎锡山还打气说这是“好战机”，把赌注押到了赵承绶、原泉福身上。
七月初，十三纵队首长给我们传达了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徐向前同志的指示：晋中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第二阶段即将开始，现在，阎锡山的主力，集结于太谷和祁县的洪善地区及铁路沿线，我们一定要全歼赵承绶集团，不使逃跑，这就需要我们大胆出击，机智围堵，英勇作战。我们的作战手段是充分运用毛主席的打运动战的办法，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插入切断，迂回包围，逐个歼灭。
我向三十九旅的干部传达这些指示后，大家都因为即将消灭赵承绶、原泉福而格外振奋。赵承绶是在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后，在阎锡山手下当了第二师师长。在抗日战争中，他又代表阎锡山同日军签订了投降日军的《汾阳协定》，搞了很多降日的卖国活动，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原泉福其人呢?原是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为了继续“反共灭共”，继续勾结日本侵略军，将原泉福旧部的三千多人编成第十总队，原泉福被提升为中将野战军副总司令。指战员们对这两个家伙恨之入骨，特别是山西籍的一些战士。我们警卫连的一个战士听说围歼赵承绶、原泉福，满腔怒火憋不住了，大声说道：“抓到这两个家伙，我非剥他们的皮不可!”
牵住赵承绶的鼻子
赵承绶长期给阎锡山充当打手，是我军手下的老败将，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中遭我重创，心神不定，撤回太谷，靠着铁路，留了一条退路。
七月三日，我太岳部队按照徐向前司令员的命令，神速地控制了榆次和太谷间的主要铁路线。赵承绶眼见退路被我军切断，匆匆忙忙调动三十三军、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多次攻击我董村一带的阻击部队。赵承绶虽亲自督战，而我防线却岿然不动。当时，我旅指战员听说兄弟部队正在太谷的南北，与敌人激战，个个摩拳擦掌。正好，这时纵队通报徐向前同志表扬老大哥十五纵队坚守董村、顽强阻击敌人的英雄事迹。我旅领导干部立即组织部队学习兄弟部队的英雄气概。根据上级的意图和敌我态势，我告诉同志们：赵承绶的命运已被徐向前司令员和周士第副司令员攥在手心里，赵承绶沿铁路北撤不行，一定要向徐沟等方向夺路逃窜，我们的天罗地网已经布置好了。果然，赵承绶因对太谷北面的董村攻不下来，恢复铁路交通无望，难逃被歼厄运。
七月六日，纠集部队撤离铁路，由太谷分几路向徐沟及其以东地区撤退，猬集于象牙河南北地区的南庄和大常镇、小常村为中心的十三个大小村镇。狡猾的赵承绶却万万没想到，这就钻进了兵团首长预设的我八纵队、十三纵队和太岳、太行部队的包围圈。敌人被我牵着鼻子，在榆次、太谷、徐沟这个三角地区内乱转，为我在运动中全歼敌人创造了条件。
晋中战役结束后，我们才知道：阎锡山当时给赵发电报，要他赶快撤回太原，说六号以后就无法撤退了。看来，阎锡山毕竟比赵承绶更老奸巨猾。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
腰斩阎匪”有奇兵
赵承绶的退路被我军堵切，把阎锡山的主力与太原完全隔断。七月七日，兵团首长命令我十三纵队和兄弟部队在当日黄昏迅速进入徐沟、尧城镇以东、象牙河南北地区，切断敌北逃之路，形成层层包围。我十三纵队三十九旅按照总的部署，与兄弟部队一起封住敌逃跑的口子。我命令一一七团、一一五团疾进，抢占郭坊和温李青、杨李青、戴李青一线(简称三李青)占领阵地。指战员们一听说把封口子、扎住袋口的任务交给了我旅，顾不上喝水、吃饭，轻装跑步前进。
黄昏时，占领了指定的一线阵地。赵承绶集团三万多人就严严实实地被围在大常镇、小常村和南庄、戴李青等东西长约十公里、南北约五公里的狭小地区里。指战员们斗志昂扬，决心要在“腰斩阎锡山”，活捉赵承绶的战斗中立新功。
战斗越打越激烈。我一一七团和一一五团依托沟渠，常常同几倍于己的敌人血战。七日晚，我一一七团八连在顶住敌人的多次进攻后，连长、指导员光荣牺牲，班排长全部伤亡。在危急情况下，一班副班长王均祥主动指挥全连剩下的十个同志，顽强地抗击敌人，守住了郭坊村阵地。赵承绶、原泉福的顽固，我们是早就估计到的。兵团和纵队首长不断指示我们：对太原、榆次等方向的敌军可能来支持赵承绶，我们已作了部署，可无虑。一要全力歼灭赵承绶集团，不使漏网，但是，你们要作应付最艰苦最复杂情况的思想准备。
到七月十三日，我旅经过逐村逐点争夺，大量杀伤了敌人。兄弟部队攻占了西贾村、大常镇、戴李青等村庄，全歼了敌三十四军军部和伪七十三师、四十四师，以及敌第十总队大部，全歼赵承绶集团胜利在望。但是，困兽犹斗。狡猾的赵承绶不但加强村内防守，而且加强村外守备，抢修工事，并把其总指挥部、三十三军军部、四十六师、七十一师二一三团等都移到西范村，把兵力抱成一团，妄图顽抗。而我旅指战员经过连续作战，十分疲劳，伤亡很大。摆在眼前的攻坚战斗，的确十分艰巨。旅党团首长的指示，号召全旅“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战(即短期内接连打几仗)的优良作风。”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以极大的鼓舞。
七月十五日，我旅针对敌人调整部署的变化，采用单兵连续爆破、分击的战术，冲破了敌人的新的防线。这时，敌人竞向我突击部队。由于我们事先作了应付复杂情况的准备，在第一梯队中毒的情二梯队迅速绕过毒区继续攻击。
激战到十六日上午八时许，我旅队密切配合，全部占领了西范村。至此，赵承绶集团大部已被我但是，赵承绶并不甘心他的失败，他收拢了总指挥部和残敌，龟村负隅顽抗。赵承绶与阎锡山的黄粱美梦幻灭了十六日上午十点钟，我正在同前指的同志们研究怎么调整部队，告说：“旅长，纵队鲁(瑞林)副司令员要你接电话。”我接过副司令员说：“钟发生吗?不能让赵承绶跑了!你们要在十一点半向小常村发起总攻。”“好!能多给我一点儿时间吗?”我想，部队刚刚打下西范村，伤亡较大，有的连队，兵力还不足一个排，要整顿部队和调整部署，一个半小时的准备太困难了。
“阎锡山可能派兵增援，纵队正在组织力量支援你们，黄昏前一定要结束战斗。”我说：“敌人跑不掉了!”鲁副司令员命令道：“一定要在十二点半开始攻击，纵队用火力支援你们。”我表示了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后，立即令司号员用号音调团领导同志来前指，派侦察员去令一一七团的营首长来接受任务；同时用电话请在基本指挥所的王贵德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孔骏彪、副参谋长曾嘉立即赶到前指。接着，我又召集警卫连、侦察排和通信分队等进行动员，把能投入的力量都组织调动起来。时间，在这个时刻多么可贵啊!我想，我宁愿用我一生几十年的岁月，来换取现在的几分钟!
这时，王副政委、孔主任等同志都急匆匆地来到前指。我们简短地作了分析后，即向各团的领导同志交代了任务，并命曹营长带领一一七团的全部兵力组成一个突击营，把旅的勤务分队一齐交给他作预备队。
此刻，敌人的飞机轮番向我轰炸、扫射，小常村西北的战斗异常激烈。敌步兵在装甲车、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向我阻击部队连续反扑，妄图在阎锡山的所谓“南援兵团”的接应下突围。下午四点多钟，敌人的七架飞机凌空。指战员发现敌人在地上铺开了红色的“丁”字布。接着，敌机即向小常村西北方向的我军阵地轰炸扫射，妄图为敌地面残兵开辟突围道路。
在硝烟弥漫、尘土飞扬中，炮声、枪声响成一片，敌人向小常村西北方向逃跑了。这时，曹营长在我炮火掩护下带领突击队插向村内。我一一六团、一一五团和一一七团从小常村的几个方面，步步进逼堵击。轻重机枪和各种炮火，暴风骤雨般压向一群群疯狂乱窜的敌军。战士们高声喊着“缴枪不杀，解放军宽待俘虏”的口号，敌士兵有的投降，有的躲在敌尸体下装死。原泉福和敌四十四师师长先后被我击毙，戴着少将军衔的日本人布川等被活捉。
赵承绶呢?原来他接到阎锡山要他在飞机掩护下突围的命令后，即搜罗其三十三军和三十四军、第十总队的残余部队，亡命突围。结果，窜出小常村的敌人，除了死伤的以外，又缩回小常村。赵承绶一生跟着阎锡山，在“九一八事变”前夕，阎锡山去大连与日本人勾结返回时，在赵承绶家住了一夜，共同做了“土皇帝”的黄梁美梦。打这以后，他们勾结日本侵略者，血债累累。今天还要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的救援上，不过这是他最后一场梦幻了!
一向受到赵承绶器重的七十一师师长韩春生，狼狈地跑到赵承绶那里，绝望地说：“只能各自往外冲了!”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着。我一一七团三营营长曹烽琴、九连连长周谨莫带领部队前仆后继地冲入小常村，抢占了屋顶，架起了重机枪。他们审问俘虏时，从赵承绶特务营的两个士兵中，知道赵承绶还躲在村中间一个大院内的掩蔽部里。战士们像飞一样地冲将过去，几排手榴弹，把敌人打得四处乱窜。
在烟雾中，见院内的地堡口处，一个敌人摇动着一件白衬衣。战士们厉声呼叫他们投降，出来缴枪。那个摇白衬衣的敌人探头探脑地爬出洞口，颤抖着说：“我是赵总司令的副官，我们总司令请贵军长官讲话。”在战士们的催促声中，敌几个高级军官，举着双手，低着头，但眼睛不停地斜视着，钻出洞口，其中一个佩上将军衔的、怯生生地连声说：“请求见贵军旅以上的长官。”
赵承绶等被俘
小常村的枪声逐渐稀落下来，兄弟部队的捷报也不断传来。遍地都是敌人的枪械、装备，战士们押着俘虏向后转送。这时，一个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旅长，我们抓到了一个大家伙!”我问：“叫什么名字?”这个战士激动得一时把赵承绶的名字给忘了。
我料定是他一定是赵承绶。我立刻带着参谋和警卫员赶去。在一间约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内，靠西头是一个土炕。炕沿儿上，依次坐着五个家伙，哭丧着脸，低着头猛抽香烟’弄得满屋烟雾腾腾。我一进屋，一一七团陶政委告诉他们：“我们上级首长来了。”我定眼一看，一个上将，两个中将，一个少校，一个中尉。
顿时，我心中的怒火升腾。这些家伙欠下我们多少血债啊!我竭力按捺住愤激的情绪，问道：“谁是赵承绶?”赵承绶摇晃着站起来，耷拉着脑袋回答：“兄弟是我。”他们依次是：赵承绶的中将，谋处长杨诚，伪三十三军中将军长沈瑞、参谋长曹近谦和赵承绶的副官。对这些双手染满人民鲜血的敌军头子，我军的指战员无不恨之入骨。记得在晋中战役开始前后到攻西范村、打小常村，很多同志都多次义愤填膺地说：捉住赵承绶，非剥他的皮不可，非打他一百枪不能解恨。而此刻，敌人投降了人民，我们的人民战士却严格地遵守纪律和俘虏政策，才使他们安然地坐在炕沿儿上。
我回过头来，眼光投向陶政委，向他点头示意，表扬了他们的勇敢和正确地执行了俘虏政策。我对赵承绶他们说：“你们勾结日寇，追随蒋介石，出卖国家民族，挑起内战，危害人民，注定是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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