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夕阳带着余晖，渐渐西沉了。大炮停止了吼叫，只有偶尔稀落的几声冷枪掠空而过。我躺在担架上。两个民工抬了我二十多里来到李家庄。这儿是伤员转运站，担架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妇女们东奔西走地忙碌着，民工把我放在庄边的草坪上，安慰了我几句立刻又奔回火线去了。这时，村子里有两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一前一后地向我跑来。前面那个个子高，穿着一身土蓝布衣服，一条大辫子拖在背后，摆呀摆的，手里提着一把茶壶。跟在后边的那个姑娘较矮小，但看起来都很健康、结实。他们到我跟前，呼呼地喘个不停，微黑的脸上，挂着黄豆大的汗珠。大辫子姑娘俯下身来，摸摸我的头，显得有些焦虑不安。“同志，喝开水吧？”她低声柔和地问。小个子姑娘随着也蹲下来天真地说：“喝一点吧，是糖开水呢！”
水，说实话，经过两天一夜的战斗，流血流汗，实在太需要了，我正要说：要喝！要喝！但喉咙却哽咽着，怎么也说不出来，干裂的嘴唇只是瑟瑟地颤动了一下，也许她们没有看见，两双眼睛睁得老大老大的，等待我回答，我微微地点了点头，她们看我点头要水喝，立刻转忧为喜。
“好！我给。”
“不，还是让我来！”
她俩争着要给我水喝，正在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飞机来了”！又有人喊：“快把伤员隐蔽起来！”但隐蔽已来不及了，敌机嚣张地作低空盘旋，那股凶狠的样子，像要摧毁大地上所有一切似的。我想，自己一人没关系，可千万不能牵累她们呀，想到这里，不知哪来的劲，连声喊起来：“快快！你们快避开，别管我！”可是，大辫子姑娘却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叫飞机打着咱同志啊！”说着，她敏捷地伏下身子，遮住我头部和肩膀，小个子姑娘也随即轻轻地伏在我身上。
敌机几次俯冲下来，“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疯狂地扫射起来，雨点般的枪弹，打得地面上的尘土扬起尺把高，树枝急促地上下摇动，叶子哗哗地往下落。几分钟后，敌机兜了几个圈子，往北窜去了。大辫子姑娘站起来，怒目瞪着敌机的去向，手指向空中狠狠地说：“不要脸，地上打不过咱们，飞机吓得倒谁？”她弯下身来，问我伤口弄疼了没有，接着又拉了把毯子，盖好我身体。
“真孬种，吃了败仗来欺负咱老百姓！”小个子姑娘边拍去身上的尘土，边咒骂起来。突然“当啷”一声，她发现茶壶被自己弄翻了，惋惜地叫起来：“啊呀，糖水倒了！”停了片刻又问大辫子姑娘：“咋办？”这时大辫子姑娘正在替我擦去脸上的泥灰，她不以为然地抬头向矮个子瞟了一眼，意思是叫她不要大惊小怪，惊动旁人，说完又小心翼翼地擦起来。小个子姑娘提着水壶走了，不一会儿，她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开水，递给大辫子姑娘，大辫子姑娘用嘴唇试了一试：“不行，太烫了！”于是她鼓起嘴，呼呼地吹起气来。
“同志，能坐起来吗！”开水凉后，大辫子姑娘问我。为了不错过喝水的机会，我不顾一切想撑起胳膊，可是刚一动弹，大辫子姑娘急得喊起来：“不行！不行！肘旁流血了，快躺下！”血渗过纱布，染红了军装，我感到又痛又渴；痛—可以咬牙克制，可是渴—不见水倒还可以忍耐，现在是见水喝不到，实在叫人难受。“水！水！”我终于叫起来，声音低得连自己也听不清楚。
大辫子姑娘看看手里的那碗开水，眼睛睁得大大的，突然她“咕咚”一声，把水含在嘴里，蹲下身子凑过来喂我。
啊！这使我为难了，喝不喝呢？不喝吧—实在太渴了。我知道：姑娘的每一口水，代表她一颗纯洁、赤诚的心，蕴藏着对祖国的爱，蕴藏着对千百万战士的爱，想到这里，我把姑娘一次又一次用嘴送来的水，一口又一口地吞下去。她那一上一下摆动的身子，一抛一抛的发辫，使我想起母亲当年喂我的情景。母亲三十来岁才生我，所以爱我如命，冷了怕我吃坏肚子，热了又怕烫我嘴，总是把饭菜含在嘴里，嚼烂了再喂我。就像老鸟喂小鸟一样，这个习惯一直到我四岁那年才改变。可是今天，我已不是小孩子，而是一个人民战士，面前喂我的也不是母亲，而是一个不相识的姑娘，这怎么不叫我激动呢！
喝过水后，精神慢慢好起来，民工抬起担架，要把我送到后方医院去。顷刻间，千言万语要向姑娘倾吐，但是喉咙给什么东西塞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那夺眶而出的泪珠，向她诉说一切……
担架走得老远老远了，后边还在喊话：“祝你早日健康，早日重返前线！”“不要忘记咱们，咱们是李家庄识字班的啊！……”
这声音划破了谧静的夜空，荡漾在战斗的旷野上，荡漾在伤员的心头，直到现在，还时时地回旋在我的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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