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八日，延安举行万人大会，西郊的农民、民兵自卫军从四五十里以外赶来参加，红缨枪、步枪和千万只肩膀，表现出延安不可欺的伟大力量。军民同仇敌忾：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接着疏散队员，坚壁清野，现在延安已成了一座空城。
三月十八日午夜，闪耀在延河两岸山坡上的灯光没有了，只有王家坪半山腰毛主席那孔窑洞里仍然灯火通明，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它显得格外明亮。我们随同主席行动的一部分人，天刚黑就集合在山坡下等待出发。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出发命令仍未下来。随着越来越近的枪炮声，我们的心情也越加紧张起来，大家都盼望主席能早点转移。
今日下午，听说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到主席那里领受任务，大家希望他能建议主席早一点离开延安。谁知王震和主席一直谈到了深夜。在人们焦急的盼望中，王震终于从山上走了下来，我们围上去问道：“什么时候出发?”王震指了指山上，窑洞的灯光熄灭了。好一阵儿，影影绰绰地看到毛主席从山上走了下来，人们那一颗颗由于担心而悬着的心，这时才安静下来。主席走到队伍前面神情自若，微笑着对我们说：“撤离延安大家都不甘心吧，没什么，其他解放区必要时也‘让’出一些地方，让敌人多背几个包袱。他们背不动了还得还给我们。那时他们不只丢掉延安，恐怕连北平、上海、南京也得给我们。看吧，蒋介石占了延安，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该倒霉了。”
部队立即出发。主席和周副主席乘坐一辆救护车，警卫排和我们电台人员分乘一辆中吉普和一辆大卡车。汽车沿着延河奔驰。车从中央党校门前通过，从大边沟口通过，又穿过城里整齐的街道……当我们依恋地望着渐渐模糊的宝塔山时，浮想联翩：这座千万人民向往的城市，革命的摇篮和熔炉，明天就会遭到浩劫，谁能抑制住内心的愤怒呢?我们几个人互相看了看，几乎同时说着：“延安，我们一定要回来!”
拂晓时，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已经在延安东北六十公里的永坪镇住了下来。刚架好电台，周副主席的秘书龙飞虎同志就来了。他说，主席有份特急电报要发给野战军司令部，让我们马上取得联络。报务主任顾兴德立即上机工作，这个技术熟练的老报务员打开机器后，突然喊道：“糟了!”原来经过一夜颠簸，发报机灯泡震坏了一只。当时器材很困难，根本没有备份。怎么办呢?尽管我们不知道电报的内容，但主席要发的电报一定关系重大。正急得一筹莫展，周副主席走了进来，这更说明那份电报的重要性了，我们焦急的心情又加重了几分。
周副主席见我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就走近机器旁问道：“出毛病了?”当他得知灯泡坏了，浓浓的双眉皱了好大一会儿才问：“什么地方有灯泡?”我们到三局领受任务时，王诤局长曾说徐家沟坚壁着一部分材料。至于徐家沟在什么地方，离我们现在驻地有多少路程，就不知道了。周副主席听了，双眉舒展，说道：“快骑马去取，徐家沟离这里只有三十里路。”我们马上到乡政府去借马。周副主席怕我们不识路，又让龙飞虎跟顾兴德一块去。临走时，周副主席又指示我们：“打开机子听听敌人讲些什么?记下来报告给我们。”我们马上打开收报机，蒋介石的广播电台正在大肆宣传所谓的“伟大胜利”。说俘虏了我们多少人，说延安老百姓如何放鞭炮夹道欢迎“国军”又说我军已成“流寇”……大家边听边议论，有的说：“活见鬼!用鞭炮秀迎?用地雷还差不多。”也有的说：“中央社得改改名字，叫个造谣社才名符其实哩!”
有趣的是，就在这时，我们又听到侵占延安的整编二十九军军名正和西安胡宗南的长官部通话。该军报务员焦急地喊道：“老百姓把窑洞宅封起来了，人也跑光了，只抓到了一个老头子，粮食一粒也没有找到，请长官部火速空运……”我们忙把抄到的材料送到周副主席那里，他看完含着笑递给了主席。习主席边看边说：“好得很!胡宗南想到延安发笔大财，结果两手空空什么没有捞到。”周副主席接着说道：“要不是有条延河，胡宗南连口水也休想喝上!”
心里越急，时间越跟你作对。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们都到村边望了几次，才把取灯泡的人盼回来。只见他们的马背上淌着汗水，棉衣也湿透了。我们急忙接过灯泡进屋，把主席的那份急电发了出去。
中央首长和我们乘坐的三辆汽车，不知怎么被敌机发现了。一上午，飞机一直在头顶上“嗡嗡”叫着，又是轰炸，又是扫射，整整折腾了两个小时。但国民党的空军和他的陆军一样不中用，只在救护车上打了两个小洞就报功去了。
黄昏时，我们上车正准备出发，龙飞虎走过来说，主席和周副主席让电台人员和警卫排换车，乘坐中吉普。经过一夜行军，我们早尝够了大卡车的苦头，爬个坡，过个岭，像条老牛一样干哼哼，就是爬不上去。让警卫排乘卡车，一定还会掉队，那谁来保卫主席呢?我们商量了一下，要求龙飞虎同志向首长转达，还是让警卫排坐中吉普。龙飞虎说：“这怎么行，这是从工作需要出发嘛，再把机器震坏了怎么办?”一句话把我们说服了，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汽车。
为了防止机器震坏，大家轮流着把它抱在怀里。沉重的机器撞得两腿火辣辣的痛，但谁还顾这些呢!公路两边时而遇到抬担架的民工向南开去，不用说，一个新的战役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一到宿营地，译电员就送来了很多份电报。这些电报大多是发给野司的；此外还有些是发给陈粟、刘邓和林罗首长的。
夜已经很深了，中央机关的政治协理员江青派人叫我们到她那里去。我们跨进窑门时，不由自主地向里窑看了一眼，只见主席和周副主席正俯在地图上研究着什么。地图放在文件箱上，主席低头沉思，周副主席站在一旁，左手里拿着蜡烛。，“三十一旅莫非不进我们的口袋?”这是周副主席的声音。主席说：“只要没暴露目标会进的。胡宗南不是说我们已经成了‘流寇’吗?那他还有不进的道理?”
当时我们对话里的深刻含义了解是不深的，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才慢慢懂得了。党中央放弃延安，是为了把胡宗南的二十几万大军拖在陕北，让其他解放区赢得组织群众、发动反攻的时间。放弃延安又是主席的奇兵计，引诱敌人分兵冒进，待机歼灭。志大才疏的胡宗南果然上了当，他占领延安之后，越发嚣张起来，误以我佯动的一纵队为主力，便以五旅之众直下安塞；又令三十一旅迂回瓦窑堡北犯。主席和周副主席车过青化砭时，发现了歼敌的理想战场，于是布置了一个口袋。周副主席限我们三个小时发出的那份急电，正是命令野司在青化砭设伏的命令。
江青协理员在外间屋接待了我们，她怕打扰主席和副主席的谈话，轻声说：“为了保密，机关编了代号叫一大队。主席的化名是李得胜，周副主席的化名是胡必成。警卫排是一小队，你们电台是4,队。要告诉每个同志，特别要注意保守秘密。”走出窑洞时，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回过头来望着这孔闪着灯光的窑洞。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就是这样通宵达旦地策划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胜利。
中午，龙飞虎又到电台来，从他那兴奋的神情让我们预感到一定有好消息。果然，他告诉我们说：“只经过不到两小时的战斗，就消灭了青化砭的敌三十一旅，把旅长、副旅长、参谋长都活捉了。”这是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大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中央为了便于在陕北坚持斗争，同时也为了便于领导全国的军事、政治斗争，成立了中央前委和中央工委。中央工委由刘少奇同志任书记，到河北阜平一带工作。留在前委的除了主席、周副主席以外，还有任弼时、陆定一等同志。我们通信部门为了适应中央指挥的需要，也由原来的一部电台增加到了六部电台，中央对各野战军都能进行直接的指挥。
青化砭一战，敌始发现我主力所在，忙令部队分两路猛扑延川、清涧，不料我们又隐蔽起来了，敌人大集团“游行”，处处扑空，正当疲惫不堪之际，我军突然出现在羊马河，又全歼敌人一个整旅。这天，中央转移到王家湾。主席办公室主任叶子龙打电话叫我们到他那里接受任务。我们走近主席住的院子，见门口槐树上拴着十几匹战马，身扎武装带、腰挎驳壳枪的警卫员精神抖擞地走来走去。原来毛主席他们正在开作战会议。我们走进院子里，警卫员让我们坐在碾盘上等一等。这真是一次幸运的机会，我们坐在碾盘上能清楚地看到窑洞内开会的情形，也能听清首长们的讲话。主席正在作指示，各旅的首长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记着。
主席说：“蒋介石把两个拳头伸出来打我们，一个拳头伸向山东，一个拳头伸向陕北。”说到这里，主席做了一个两拳分开的姿势。“两个拳头这么一伸，胸膛全部暴露了出来。只要我们狠狠往它胸膛上扎上这么一刀，蒋介石的两个拳头就得赶紧收回去。”主席这个通俗风趣的比喻，引得满窑人大笑起来。主席又继续讲下去，边讲边在窑内走动。“中央已经决定让刘邓挺进大别山，这是插向敌人胸膛的一把匕首。要把这把匕首深深插进去，必须把敌人伸出的这两个拳头拖住，不让他缩回去保护胸膛。胡宗南在青化砭吃了败仗，羊马河又吃了苦头，急欲迫我决战。我们正好利用这一点，以一部兵力牵着胡宗南的鼻子东上，然后集中兵力拿下蟠龙。”接着主席讲述了打蟠龙的重大意义。
他说：“敌人以九旅之众来了一次大‘游行’，已经相当疲劳，但还未十分疲劳，敌粮已相当困难，但也尚未极端困难。蟠龙是敌人的补给中心，拿下了蟠龙，把它的补给一断，那会使他的粮食更加困难……能不能拿下蟠龙，王震同志，就看你能不能牵牢刘戡的鼻子。”“没问题，保证把刘戡牵到绥德!”这是王震司令员的声音。会议结束了，各旅首长精神焕发地走出窑洞，然后策马疾驰而去。我们马上找叶子龙同志去请示任务，他打趣说：“你们都列席了会议，还布置什么任务!”
几天之后，蟠龙镇拿下来了。电台派了一些人去扛面粉、罐头，美美地改造了几天生活。可敌人呢?只能靠几架飞机空投粮食了。陕北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它来得那样突然。正是“一夜春风吹，桃花满山红”。山畔上开满了桃花、梨花和红艳艳的山丹丹花。这时候，敌整编二十九军被我三五九旅拖到绥德，后边又丢了蟠龙，敌人如梦方醒，立即回兵向西。毛主席用“蘑菇”战术将敌整编二十九军磨得精疲力竭。这天，天刚拂晓，就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出发。根据经验，中央机关都是天黑行动，拂晓宿营，今天白天转移，一定情况特殊。我们刚出村，就听到西南方向上响起了激烈的枪声。
翻过一座山坳，机要科王副科长气喘吁吁地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架电台给西北局发报。”当时也来不及细问，忙让报务员下驮子架天线。时间不长，王科长亲自送来了一份五十来字的短报，报头上写着四个“A”字(即万万火急)，旁边还加了粗粗的三个圆圈。稍后，叶子龙也亲自守在机器旁看着报务员发报。电报发出去了，他才舒了口气说：“敌人九个旅从安塞那边压过来了，正插向西北局侧后。西北局后方机关一万多人，主席很担心，这份电报是让他们马上过黄河。”其实，西北局也正在担心小火和主席的安危，我们发出急电之后，立即抄收了西北局的特急电报，他们也要求中央和主席过黄河哩!敌人一直在后边追着。
这天中午队伍在路旁小憩，炊事员老刘出现了，他是有名的乐天派，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打开话匣子，山南海北吹个没边儿没沿儿。摇机班的同志见他走过来想拉住他扯一会儿，但一看他神色不大对劲，嘴翘得老高，满脸不高兴。恰在这时，主席和周副主席也从后面过来。主席问道：“老刘，你的猪呢?”“赶丢了。”老刘沮丧地说。“听见机枪叫，有点慌是不是?不用慌嘛，刘戡还没有你的猪跑得快呢!”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老刘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了。笑过之后，我们领悟到主席这句话所含的信心和力量。中央机关有千把人，可警卫部队说起来是一个团，其实才四个半连，而我们身后的敌人是九个旅!
主席紧紧地牵着刘戡的鼻子使他一步不离。这除了镇定、沉着、信心和力量以外，该需要多么伟大的指挥天才。整整走了一夜，天色破晓时又困又累，电台上的人要牵骡驮，提电瓶，稍不注意电台就有摔坏的危险。因此，行军路上我们连打个盹都不敢。
一座黑黝黝的大山横在面前，浓雾吞没了山顶，使人简直无法猜测它的高度。对于已经十分疲劳的人们，哪怕一个小山包也会望而生畏，何况是这样连绵不断的山峦呢!我们一步一步向前挪动着，多么需要战胜困难的力量啊!就在这晨曦欲露的时刻，主席出现在山坡上，他那魁伟的身躯老远就被人们发现了，大家像长了翅膀一样向前飞奔。我们走近时，主席说道：“你们电台不是千里眼、顺风耳吗?该比别的大队走得更快些，是不是?”“是!”我们百十来个人几乎是同时回答。说也怪，这时山也显得低了，云也显得淡了，脚也显得轻了。登上山顶回头嘹望，主席仍站在那里鼓动大家前进。频繁的转移给通信联络增加了困难，为了便于行动，原来携带的那部功率较大的电台也轻装了。提起轻装还有一段值得追述的事情。边区这几年搞大生产，我们真正做到了丰衣足食，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小家当。
延安撤退之前，上级三番五次动员轻装，可是大家总是这也不肯丢，那也不肯合。东西都是一把泥一把汗换来的，哪能不珍惜呢!可我们没有想，每个人除了携带自己的东西外，电话员还要带电线、电话机，报务员和摇机员要背电台、马达。前天行军被任弼时首长发现了，他利用休息时间给我们讲了一次话。他说：“每个人都背着个大包包，是搬家，还是行军打仗?亲手劳动得来的东西嘛，合不得丢掉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不丢掉又怎么打仗昵?不要怕丢，延安、瓦窑堡我们还不是丢了吗?一点盆盆罐罐又算得了什么?长征时我们丢了个干干净净，但有了以后延安的大发展；今天丢个干干净净，会有全国的胜利。”
任弼时同志这番话真有说服力，大家痛痛快快地来了个彻底轻装。中央和各地的联络，现在只有靠十五瓦的电台，联络陈粟、陈谢、刘邓困难还小些，联络东北林罗就困难了。白天我们听不到东北电台的信号，东北更听不到中央电台的信号。从与每一部电台的呼应里，都可以看到各地对与中央的联络多么迫切，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一宿营，刚刚打开机器呼叫，对方马上回答你。
叶子龙有一次告诉我们，东北为了抄中央的电报，电台驻的那条街一到夜晚就禁止车辆通行。奇怪的是，我们和陈粟台也六天没有联络上了。汤恩伯以六个整编师的兵力正向山东沂蒙山区进攻，情况十分紧张，首长不止一次叮嘱我们注意和陈粟台的联络。作战处几乎每隔两小时就打来一次电话催问，我们采取了一切办法，但仍没有结果。
夜里十二点钟电话又响了起来，让我们马上去一个人到胡必成(周副主席的化名)那里去。崔伦同志去了，一路上他都在想：用什么向周副主席汇报昵?山东的形势是那么紧张，主席和中央多么迫切需要了解那里的情况，山东又多么需要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啊!
中央首长住的窑洞这时都还亮着灯火。靠东边一孔静悄悄的，主席正在考虑着新的宏大的战役部署。中问这孔有谈笑声，可以听得出是周副主席和任弼时、陆定一等首长。叶子龙把崔伦同志带到窑洞里。首长们立时停止了谈话，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让他坐下。周副主席关切地问道：“电台同志经过这些天行军还吃得消吧?”崔伦刚准备回答，任弼时把一杯水放在崔伦手上，对周副主席说：“电台有些同志生了病。”随后又转过身来问道，“生病的同志好些了吗?”话题转到了和山东台的联络上。无论从首长的神情里，还是从说话的语气里，都感觉不出有丝毫的责备。任弼时同志问道：“收到山东的电报了吗?”崔伦笞道：“还没有。”周副主席立即安慰说：“不用着急，把天线再架高一点试试，夜深人静的时候多听听。”陆定一同志也走过来说：“什么时候联络上，马上打电话给我们。”来首长这里的时候，真是步履维艰，而往回走时却是两腿生风了。
就在这天拂晓时，我们终于和陈粟台联络上了，日历牌记着的日子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原来这几天陈粟大军为了对张灵甫的整编七十四师突然发起攻击，所有的电台都静默停发，以迷惑敌人。十三日黄昏，我军出击，经过几昼夜的激战将七十四师全部歼灭了。和山东台暂时失掉联络，虽然是有原因的，但周副主席的指示启发了我们。和林罗联络的那部电台，架设了一条亘古未有的天线——天线架在两个山顶上。从此，东北和中央之间随呼随应了。
转眼进了六月。胡宗南接连：在陕北吃了几次败仗，恼羞成怒，令刘戡亲率四个旅四处搜寻中央机关。
一天天刚亮，王家湾方向发现敌情。上级让部队轻装，行李上驮，到山沟隐蔽待命出发。我们一方面让通信员通知各电台执行命令，一方面让电话班长彭润田到田次湾主席和周副主席那里拆机子。
我们一直为小河西面的那部电台担心。当时我们的设备比较落后，六七部电台架在一个村子．．会互相干扰，影响工作，只好把电台分散开。联络陈(赓)谢(富治)的三台因为这几天报特别多，所以把它单独放在了一个村子。为了保证电台的安全，特配备了一个班，还有两挺机关枪。到十点钟左右小河方向响起了枪声，但三台还没有拐过来，十点半钟三台的同志跑过来了，队领导劈头就问：“怎么搞的，现在才来?”队长刘昆成说：“正在发急报，要不是警卫团的同志顶一阵，报还发不出去哩!”
在强兵压顶的紧张情况下，我们揪着心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可毛主席和中央首长却妙算如神，泰然自若。就在敌人和警卫团接上火时，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仍在窑洞里谈笑风生，似乎敌人来的不是什么千军万马，而是一些散兵游勇；又似乎我们的警卫部队不是四个半连．而是雄师百万。
“刘戡顶多上面来飞机炸我们，下面派兵追我们，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吧。咱给他来一个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家搬。”这是任弼时的声音。他的话音刚落，一阵爽朗的笑声从窑洞内迸发出来。这笑声真会令敌人发抖。警卫团刘团长来电话报告情况，讲的什么听不到，只听周副主席对着话筒说：“继续观察，告诉大家要沉着，注意隐蔽，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打，有情况随时报告。”过了一会儿刘团长又来了电话，只见周副主席边听边含笑点头，然后说道：“小河方面可能是敌人的搜索部队，你们还要注意警戒，丝毫不能放松警惕。”周副主席放下电话走进屋里说道：“敌人大概听了我们的指挥，向西追去了。”“那好啊!那咱们就不走了，还继续住在这儿。”主席接着说道。是敌人太愚蠢吗?不全是，主要的还在于毛主席卓越的指挥天才!西北野战军的主力远走陇东，再聪明的敌人也料不到中央和毛主席有胆量远离主力就在他身旁。
中央又返回小河一带安然地住了下来。就在这里中央召开了有名的“小河会议”。会议上决定了我军由内线进攻转向外线进攻的伟大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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