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政海讲述人民是父母

Admin 发表于2015-10-13 14:25:32
  热炕头  
  一九四六年冬天,我在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三十一团八连当班长。在碱厂战斗中我右腿中弹负伤,组织上安排我在南大沟余长胜老大爷家养伤。  
  那天,天刚放亮,地下党组织派人把我送到了南大沟余长胜老人家。一进茅屋,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余大娘摸着我的伤腿,心疼得直落泪。余大爷二话没说,就要把我往热炕头上抬。  
  按照东北的习惯,热炕头是留给老年长辈睡的。老年人体弱,何况当时已是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寒冬,余大爷的茅屋四周都挂满了一尺多长的冰凌子。我望着大爷涨红了脸,“大爷,这热炕头我不能睡呀!”老人瞪了我一眼,“你这小同志咋见外?咱老倌子腿好腰好的,挺着点儿就过去了。”大爷见我不听“招呼”,便喊来儿子,硬是把我抬到热炕头上,还把一床破得蜘蛛网似的棉絮盖到我身上。那年头,老百姓叫“刮民党”坑苦了,余大爷一家五口就这么一床唯一的破棉絮。  
  天渐渐黑了。我趁他们不注意,拖着伤腿,慢慢地把热炕头腾了出来。不一会儿,大爷用手捧着桐油灯,慢腾腾地走过来。他一看,气得狠狠地骂了我一句:“你这个小同志,犟得咋像头牛!”我俩正僵持不下,余大娘来了。她把破被子给老倌子盖,说我是伤员,热炕头仍“分”给我睡,还给我“分”了三床草编的帘子。只见他老伴俩沉着险,用责备的眼光瞪着我。那眼色,就像自己亲爹娘,在恨自己儿子不听大人的话一样。  
  夜深了。呼呼的北风直往屋里灌,炕那头,不时传来余大爷低微的咳嗽声。那声音怪闷的,是老人怕吵醒我,才用手捂着嘴呀!我心里又感动又难受,两行热呼呼的泪水,顺着眼角滚落在枕头上!……  
  包谷面  
  南大沟是出了名的“穷窝子”,再加上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三天两头往山里窜,苗还没转青,就叫他们人踩马踏糟践得差不多了。到了秋上,豇豆还没谢花,包谷还来不及掰下来,他们的“征粮队”、“军粮队”,野狗一般,一群群地往老百姓家里闯。当地群众真叫他们坑苦了,一冬上,全是吃糠咽菜过日子。  
  尽管日子过得这样艰难,但余大娘每天都保证我有两顿包谷面吃,还加上一点炒蒿粉,吃起来软和爽口。但我心里老不踏实:老百姓这样苦,余大爷家里哪有许多包谷?我几次问余大娘,大娘总是乐呵呵地说:“你呀,又说见外话!这么多乡亲,还能短下你一个的粮食!要是让你有个好歹,那咱老婆子有啥脸面跟队伍上交代哪!”  
  大娘不满三岁的孙女儿兰子,跟我玩得挺亲的。可是每逢我吃饭,总不见兰子露面。一次我在炕上吃着包谷面,小兰骑在门槛上小眼睛一转不转地望着我,她是饿呀!我刚喊她进来,却被她娘从身后一把拉了出去。  
  一天晌午,大娘给我端来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包谷面,兰子也跟在奶奶后头悄悄溜进来了。我夹起几根面,逗她:“兰子,过来!”兰子怯怯地打量了奶奶一眼,我刚把几根面条塞到她嘴里,不料,余大娘气鼓鼓地打了小兰子一巴掌,“吃,吃!你就晓得吃!”小兰子用袖子擦着泪,“嗯嗯,……我饿……我要吃面条!”我心里头像被抓了一把,一把将兰子接到炕上,生气地把半碗包谷面搁在炕边凳子上:“大娘,您这样,我不吃了!”  
  大娘枣树皮似的手在襟前微抖,大滴大滴的老泪从干枯的眼眶里滚下来,嘴角抽搐着说:“你这孩子,咋也不明白大娘的心哪?”  
  原来,余大爷怕国民党来“征粮”,秋上,便把几十斤豇豆和三十斤包谷种子,藏到屋后的小洞里。每天余大娘把地瓜叶揉成粉,再拌些地瓜和豇豆粉,熬成黑糊糊,一家五口凑合着过,我吃的包谷面,是大叔准备明年下地的包谷种子!  
  听着听着,我鼻子一热,一串热泪落到兰子头上:“大娘,咱把包谷种吃了,您明年拿什么种地呀?”  
  “孩子,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人到山前总有路!”她揉了把老眼,把凳子上那半碗包谷面又塞到我手里,“听大娘的话,看你流了那么多血,身板子虚弱,好歹把这点儿东西吃下去,早些把身板子养好,上前线去杀那些‘刮民党’胡儿龟子!就算你孝敬俺老婆子了……”  
  “大娘,看小兰子这模样,我吃不下啊!”余大娘明白了我的意思,“大娘依你的!”从此,我和小兰子每天匀着吃包谷面。每当大娘看我们吃得那甜甜的样子,嘴角上就露出了笑意……  
  骨肉情  
  我到余大爷家里养伤后,大爷的儿子余大哥天天在山上拾柴火、挖树蔸,实际上是为我放暗哨。离南大沟十多里地的碱厂子就住着敌人的“清剿队”,老百姓叫他们“驴头帮子”。我军一过,他们就饿狼似的在老百姓家里搜捕我军伤病员。  
  一天晌午,余大哥突然从山上跑回来,喘着粗气说:“娘,不好了,‘驴头帮子’来啦!”我拖着伤腿,从炕上挣扎着爬起来,心想,和他们拼了!拼两个赚一个,捅他一个也够本!但一转念,不行!自个丢了性命事小,可牵连到余大爷一家老小五口!咋办?正在我犹豫不决时,只见余大爷从屋后搬出张爬犁,转身和余大哥把我抬到爬犁上,绑上条粗绳子,就往后山拖。前面瘦小的余大爷,身子弯得像张弓;后面的余大哥,也累得汗爬水滴,好不容易把我拖到十多里以外的一个山坳里藏起来。天下着大雪,气候寒冷,他爷儿俩怕冻着我,又从山上弄来些草,作了个厚厚的草窝,上面加盖些树枝,一切安排妥了,大爷才放心回去。余大哥便留在山上守着我。  
  第二天一早,余大哥回家探听情况回来,对我说:“‘清剿’队那些狗日的走了。”说完,把我背上爬犁往回拖。一路上,他脸色怪沉的,一句话不说。  
  一进屋,我心里像挨了一刺刀,余大娘血肉模糊地躺在炕上,满屋都是破坛破罐。坐在大娘身旁的余大爷,难过地跟我讲起了昨天发生的事情。  
  余大爷拖我走后不一会儿,“清剿队”就闯进了屋,一个头戴“锅盖”帽,肥得像只矮瓦罐的家伙,站在屋当中,一对贼眼滴溜溜地乱转,指手画脚,士兵们在满屋东翻西找,用刺刀往被窝里草堆上乱捅一阵,最后在门旮里发现了我那条沾满血污的裤子。  
  “矮瓦罐”一把揪住余大娘的脖子,“老太婆!共军叫你藏到哪里去了?快说!”余大娘瞪了“矮瓦罐”一眼,“我一个山里老婆子,哪晓得你们国军、共军的事!”  
  “你他妈的还嘴硬!”一巴掌打得余大娘满口流血,“你说,这血衣哪里来的?不说,老子一枪崩了你!”  
  余大娘抹了把嘴角的血,不慌不忙地说:“我儿子在路上捡的。”  
  “好啊!看是你的嘴皮硬,还是老子的鞭头硬!”“矮瓦罐”头一扬:“来人哪!给我往死里打!”几个匪兵一拥而上,一皮条接着一皮条,打得余大娘血肉模糊。大娘咬着牙关,骂道:“你们这帮遭炮子崩的,难道就不是爹娘生的?”这些匪兵大多数是从穷苦人里捆来的,叫大娘这么一骂,不觉手也软了。“矮瓦罐”一见,鼓起馒头脸:“你他妈的共匪婆,不交出共匪,还煽动军心,给老子拉出去崩了!”  
  “老总,慢着!”一直在那里暗着急的保长满老伯(他是地下党员),上前给“矮瓦罐”作了个揖,给他递上一根烟:“老总啊,余老婆子家里真有共匪的话,这大雪天量他也长不了翅膀!我派人给你盯个梢,一有风声,我就给您报信。”矮瓦罐”想了想,好吧,人跑了我可找你算账!”满老伯连连点头。就这样,大娘才免遭毒手。  
  ……  
  余大娘吃力地看了老伴一眼:“别提这些个啦!”慈爱的目光,又移到我脸上:“只要菩萨保佑你们这些好人平安,我这把老骨头就是豁出去了,也划得来!”  
  我再也不能控制了,一下扑在大娘跟前,喊了一声“娘!”大娘一把将我搂在怀里。“等我伤好了,一定多杀国民党,为您老报仇!”大娘脸上露出了笑容。  
  土偏方  
  为了给我治伤,大娘想尽了办法,可是伤仍不见好转,把大娘急得团团转。一天,大娘从一个亲戚那里得知二十多里外的八里店有个七十多岁的老郎中,医术很高明,一大早,大娘就急忙赶路去八里店。老郎中听说是替共产党的伤员治伤,吓得身上打战,因国民党规定:医生替共产党看病,是要满门抄斩的!余大娘苦苦哀求,感动了老中医,他悄悄把几味治枪伤的草药偏方和拔火罐儿的办法教给了大娘。  
  挖草药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山上山下一尺多深的雪,六十好几的余长胜大爷,在屋后山坳上刨了一天的雪窝子,虎口震裂了许多血口子,才好不容易挖回来几味草药。  
  这天吃过早饭,余大娘拉过把椅子坐到炕边,说:“小同志,今朝大娘麻起胆子为你治伤,你可要咬咬牙哟!”说着就把我的伤腿挪到炕沿,先是用咸盐水清洗伤口,使脓痂发胀。她轻轻地吹着,慢慢地揭掉那块烧饼般大小的血痂,现出了鸡蛋大个窟窿,里面全是脓水和污血。大娘用筷子裹上棉花蘸掉窟窿里的脓水,那真是钻心的痛,又没有麻药,我的牙齿都快咬掉了。大娘见我痛成那个样,愣了愣神后,变了个法子,找点艾草放在嘴里嚼了嚼,用嘴巴对着伤口吸掉里面的脓水,真是又腥又臭,大娘几乎连黄水都吐了出来,最后还吸出了一块指甲大小的弹片!我感动得快哭了:“娘,看您老人家,别……”大娘看了我一眼没答话,接着又为我拔火罐儿。一条棉芯沾上桐油,点上火,在伤口四周轻轻地打。一连拔了一个多钟头,伤口四周熏得微黑,大娘一身全湿透了。拔完火罐儿,她又把辣蓼草、艾草、黄牛屎烧成的灰和另外几种草药用米酒调和,敷在伤口上。土偏方见效蛮快,没几天,伤口周围长出了嫩肉,窟窿也收拢了。  
  不久,我的伤好了,又找到了老部队。虽说负了一次重伤,身体不如从前壮实,可我一听到枪炮响,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因为,我得到了第二次生命。余大爷大娘一家,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他们就像在身后看着我,鼓舞我英勇杀敌,为穷苦人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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