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牢记历史 ，不忘过去。怀念先烈，想念同志，何时相聚。
我1938年参加革命，1949年随军南下，先在萧山工作。
1951年，我调任绍兴市公安局局长。当时台湾特务在沿海地区活动频繁，我们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反间谍。
1953年10月30日凌晨，我正和来绍的杭州市侦查员研究情报，忽然老王闯入我的办公室，他说吴冠军回来又来找他了，他怕有危险。老王是我们公安侦查员，平时受了不少委屈。老王所说的吴冠军是我们一直怀疑追踪的台湾特务。吴很狡猾，我们一直没有他具体的行踪。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和杭州侦查员当即决定乘着这个机会，抓住这条大鱼。我拿出10万元（旧币，下同）交给老王，嘱咐他说：“这些钱作为招待费，吴冠军找你是来拉拢你，要取得吴冠军的信任，然后了解情况。”
中午，老王备了一桌菜招待吴冠军。几杯酒下肚，吴冠军就出钱请老王帮他去办一张行商证，并从雨伞伞柄里取出两包药粉，告诉老王如何写密信。当晚，老王向我汇报了这个情况。
对于吴冠军这个特务，中央公安部罗瑞卿部长非常重视，浙江省公安厅王芳厅长亲自过问。经过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吴冠军这次潜入的主要目的是联络旧关系，筹建潜伏电台。考虑到联络人员已被我们掌握，尤其是老王更受到吴冠军的信任，吴潜入后不可能获得重要情报，为了能抓到更大的鱼，我们决定放长线，静观其变。
11月6日吴冠军返回杭州，11月9日又从杭州来到绍兴。这次吴冠军给了老王10万元，告诉王自己是沪杭绍联络组长，并允诺只要跟着他干，台湾方面一定给予丰厚待遇。25日，吴冠军又送来60万元和一只瑞士手表，同时带来台湾“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的亲笔委任状给老王，要求王去舟山进行间谍活动。
听完老王的报告后，我觉得让老王去舟山不利于我们跟踪，需要设法使吴冠军改变主意。11月28日，我们交给老王几张早已准备好的车船票，让老王告诉吴已经去过沈家门、岱山等几个地方。当晚，老王胡编了一些情况给吴冠军，吴见间谍效果不明显也就作罢。
12月2日，吴冠军跳上一辆从绍兴到杭州的长途汽车，在国货街站下车后，吴冠军鬼鬼祟祟地把一封信投入路边邮筒，然后急忙走开。我们随即检获这份寄往香港九龙旺角的密信，里面写着：在定海找到一只船，但已被扣。信中还假编了一些情报用来邀功。
当晚，吴冠军似乎觉察到我们公安局有人盯上了他。12月4日，吴冠军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我们决定一跟到底，于是两位侦查员也跟上了车。车刚到上海，吴冠军和另一位刚发展的情报员陆彬范急忙转进一辆黄包车，我们坐上上海公安局预备的吉普车，紧随其后。吴冠军发现事迹败露，就叫车夫加快速度，溜进一条小巷，躲进一个亲戚家。
在亲戚家，吴冠军如丧家之犬：“想不到共产党这么厉害，我们跑不掉了，就丢帅保车，你拉着我去公安局，这样你就可以保下来，以后还可以继续发展。”外滩的钟声刚敲过11下，陆彬范拉着吴冠军到上海市公安局值班室里嚷道：“他是国民党特务，我拉他来投案自首。”第二天，上海公安局对吴进行了预审。此时我们局的侦查员也赶来上海联系，我们和上海方一碰头，吴冠军和陆彬范“丢帅保车”的双簧戏揭穿了，历时两年的“吴冠军”案也成功告破。□马可
